晋孝惠皇帝永兴二年（公元305年）
刘弘遣乔及司空越书，欲使之解怨释兵，同奖王室，皆不听。弘又上表曰：“自顷兵戈纷乱，猜祸锋生，疑隙构于群王，灾难延于宗子。今夕为忠，明旦为逆，翩其反而，互为戎首。载籍以来，骨肉之祸未有如今者也，臣窃悲之！今边陲无备豫之储，中华有杼轴之困，而股肱之臣，不惟国体，职竞寻常，自相楚剥。万一四夷乘虚为变，此亦猛虎交斗自效于卞庄者矣。臣以为宜速发明诏诏越等，令两释猜嫌，各保分局。自今以后，其有不被诏书，擅兴兵马者，天下共伐之。”时太宰颙方拒关东，倚乔为助，不纳其言。
司马颙手下悍将张方把惠帝劫持到长安，司马颖被边缘化。矛盾就在司马颙和司马越之间展开，两王同时在宗室和地方官中拉帮结伙，全面内战的格局形成。
司马颙方面，落魄的前太弟司马颖算一个，还有老部下张方，另外就是豫州刺史刘乔（被司马越调任冀州不服，故从颙）。而司马越方面则势力较大，他的兄弟司马模、司马腾都是“并据方任”，担任地方军区司令，东阳王司马虓（xiāo）（督河北诸军事、骠骑将军、持节，领豫州刺史）。另外东平王司马楙（mào）（任兖州刺史，有点被挟裹）、还有后来做了皇帝的琅玡王司马睿，以及和鲜卑人打得火热的王浚，都推司马越为盟主，他们的旗号当然是：把河间王司马颙夺去的皇上夺回来。
当时的地方大员中，镇南将军刘弘（都督荆州诸军事）实力最强，所处的位置也非常重要，尤其是北方胡族兴起以后，刘弘所辖的荆州地区其政治、军事价值皆十分巨大，他讲话也应该是举足轻重的。
和东汉末期相比，西晋忠臣缺位更为明显，因为肇乱的是宗室诸王，这无形中会让大臣们心里凉凉的，都不想说话，当然就更不愿意牺牲了。
自私的人是不相信教化的力量的，所以司马炎连五讲四美八荣八耻都懒得弄，他打心眼里也不想搞什么精神文明建设，也没进行忠是硬道理的宣传。他相信什么呢？天下的老百姓不可靠，朝廷上下的臣工官吏也不可靠，要可靠我爷我爹就不会篡位了。谁可靠？俺们司马家的兄弟们才最可靠。
既得利益集团的规模越大，天下越稳定，如果能包括到全体国民，那就是真正的长治久安。司马氏唯姓司马的是尊，所以我们遇到的大臣，要么撺掇王爷上位打架，要么灰心丧气奔着莼羹鲈鱼去了，有意识“解怨释兵同奖王室”的大臣真是稀缺如大熊猫。
刘弘算是一个熊猫。
刘弘（公元？—306年），字和季，其祖刘馥为魏国的扬州刺史，其父刘靖为镇北将军。刘弘少时居洛阳，和司马炎既是邻居又是同年，所以后来官运亨通是必然的，一直做到了宁朔将军、假节、监幽州诸军事，领乌丸校尉。惠帝时天下乱，刘弘调到南方，都督荆州诸军事。刘弘提拔重用平民出身的陶侃（大诗人陶渊明的祖父），平息了张昌等造反势力，刘弘在荆州“劝课农桑，宽刑省赋，岁用有年，百姓爱悦”，按照王夫之的说法，“晋保江东以存中国之统，刘弘之力也”。
当时的地方官和军事将领，大多不以皇上朝廷为念，都主动或被动地傍上八王，能够以国家利益决定行止的官员越来越少。刘弘可以做到不以某王划派，秉持一个“正”字，在司马颙、司马越对峙的情况下，他出面“解怨释兵”。他的劝和信（见引文）可以说极其准确地讲述了内乱的危害、可怕的后果，但是妥协是比大熊猫更稀缺的东西，司马氏子孙断然拒绝了。
刘弘和羊琇一样，是晋武帝司马炎做皇帝以前的街坊和朋友，现在又是方镇大员，不论从资历还是权位来说，他是最有可能成为社稷大臣的人。有亡国体验的王夫之遗憾道：“千载而下，如见其岳立海涵之气象焉。使晋能举国而任之，虽乱而可以不亡；惜乎其不能独任，而弘亦早世以终也！”
刘弘就算再多活几年，能不能力挽狂澜？恐怕够戗。西晋尊崇宗室，大臣如何能号令这些骄纵的王爷们？不过，如果当时各州多一些刘弘这样的封疆大吏，哪怕割据自保，五胡也不会有后来的机会和气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