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1928年以来殷墟宫殿宗庙区内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的著名的妇好墓，也是殷墟科学发掘以来发现的唯一保存完整的商代王室成员墓葬。妇好墓南北长506米，东西宽4米，深7.5米。墓上建有享堂，甲骨辞将其称为“母辛宗”。该墓还有很多随葬品如青铜器、玉器、骨器等，以及海贝6800枚出土。这些随葬品不仅种类丰富，而且造型新颖，工艺精湛，堪称国宝，这也充分反映了商代高度发达的制造水平。考古学者根据该墓的地层关系及大部分青铜器上的“妇好”铭文，认定该墓的主人是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妇好墓也是目前唯一能与甲骨文联系并断定年代、墓主人及其身份的商王室成员墓葬。
另一处著名的遗址是王陵遗址，位于安阳市洹河北岸的武官村北地。殷墟王陵遗址是殷商王朝的陵地与祭祀场所，被誉为世界“第二个古埃及”，是我国目前已知最早、最完整的王陵墓葬群，被学术界公认为殷商时期的王陵所在。殷墟王陵遗址是殷墟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殷墟宫殿宗庙遗址、洹北商城遗址等共同组成了殷墟遗址。
殷墟“青铜之王”
殷墟发掘中出土了大量青铜器，这些精美的青铜器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仅在1978年的考古发掘中，就有4000余件青铜容器出土，司母戊鼎是殷墟出土的最大青铜器。
立耳、方腹、四足中空的司母戊鼎，只有身体四面中央是无纹饰的长方形素面，除此之外，其余各处均有纹饰。在细密的云雷纹之上，各部分主纹饰形态各异。鼎身四面以饕餮作为纹饰见于方形素面周围，四面交接处则以扉棱饰之，扉棱之上为牛首，下为饕餮。鼎耳外廓有猛虎两只，虎口相对，中含人头。以鱼纹饰其耳侧。4只鼎足在纹饰上各施以兽面在3道弦纹之上，可谓独具匠心。据考证，司母戊鼎应是商王室重器，无论造型、纹饰还是工艺均达到极高水平，堪称商代青铜文化顶峰时期的杰出代表。
事实上，安阳的其他一些证据证明，司母戊鼎并不是殷墟中最大的青铜器物。2003年，考古人员在安钢进行考古发掘时，曾发现过一个铸造青铜器的工厂，再其现场有一个铸造青铜器的内范，表明它是一件圆形青铜器，其口径达到1.6米，比司母戊要大得多。如果真这件青铜器真的存在，那么它一定比司母戊鼎更加壮观。
要铸造这种规模、体型的青铜器，就必须有一批熔化青铜器的炉同时工作，而且还要有大量的铸造工人。这个浇铸不能间断，需要有机地协调各个工种，可见当时已有非常严密的社会组织。
然而令人疑惑的是，殷商的青铜工业虽然如此发达，但安阳周围并没有铜矿及冶炼青铜所必需的锡铅矿石。对此有学者推测，当时的工匠们可能已学会了在矿石产地进行冶炼粗加工，然后再把加工过的粗铜、粗锡、粗铅等运到这里，进行配比熔炼。而当时的铜矿很可能采自江西、安徽等长江流域一带，锡、铅的矿藏则主要在江西一带。还有学者推测，商代频繁的战争也可能与争夺矿产资源有关。
一个世纪以来，随着考古的不断推进，在殷墟内仍有惊世发现，殷墟的范围也逐渐扩大。特别是近年来，殷墟考古仍不断有新的发现。辉煌而独具东方色彩的殷墟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占有的地位极其重要，是人类青铜文化的杰出代表，是中华民族对世界的重要贡献。因此，殷墟的发现和发掘也被列为20世纪中国“100项重大考古发现”之首。
相关链接——甲骨文
甲骨文主要指的是殷墟甲骨文，又称为“殷墟文字”、“王八担”、“殷契”，是殷商时代刻于龟甲兽骨上的一种文字。甲骨文发现于19世纪末的殷代都城遗址，被认为是现代汉字的早期形式，有时也被认为是汉字的书体之一，也是现存中国最古老的一种成熟文字。
绝大部分的甲骨文都发现于殷墟，这些甲骨大都是商王朝统治者的占卜纪录。商代统治者非常迷信，比如经常会占卜10天之内会不会有灾祸，天会不会下雨，农作物会不会有好收成，打仗能不能胜利，应该对哪些鬼神进行哪些祭祀，以至于生育、疾病、做梦等诸多事情，都要进行占卜，以了解鬼神的意志和事情的吉凶。占卜时主要以乌龟的腹甲、背甲和牛的肩胛骨为材料，在准备用来占卜的甲骨背面，通常先挖出或钻出一些被甲骨学教称之为“钻凿”的小坑，占卜时，就在这些小坑上加热，使甲骨表面产生叫做“兆”的裂痕。然后从事占卜的人根据卜兆的各种形状来对吉凶作出判断。
在已发现的殷墟甲骨文中，出现的单字数量已达4000个左右。其中既有大量象形字、会意字、指事字，也有很多形声字。这些甲骨文记载了涉及商代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的非常丰富的内容，既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习俗等内容，还涉及天文、历法、医药等科学技术。这些文字在外形上虽与我们今天使用的文字区别巨大，但二者从构字方法来看是基本一致的。
地下乐宫曾侯乙墓
曾侯乙墓位于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城西2千米的擂鼓墩东团坡上，是一座呈“卜”字形的大型岩坑竖穴木椁墓。1977年秋，当地驻军在扩建营房时发现该墓。1978年3月，文物考古部门组织联合勘探，5月上旬开始挖掘，6月底野外清理首战告捷。通过出土博钟上的铭文鉴定，墓的主人是战国早期诸侯国曾国君主名乙，故亦称曾侯乙地宫。曾侯乙，姓姬名乙，生卒年不详（据考古发掘推定，生于公元前约475年，卒于公元前约433年），是战国时期南方小国曾的国君。
令人惊叹的地下宝库
通过发掘，曾侯乙墓中共出土随葬品1.5万多件，其中曾侯乙编钟一套65件，是迄今发现最完整、最大的一套青铜编钟。青铜礼器主要有镬鼎2件、升鼎9件、饲鼎9件、簋8件、簠4件、大尊缶1对、联座壶1对、冰鉴1对、尊盘1套2件及盥缶4件等。其中，尊盘系用先进的失蜡法铸造，表现出战国时期青铜冶铸业所达到的高超水平。
钟在我国商朝时期就已经出现，最初只有3～5枚。到了周朝，增加到了9～13枚，战国时发展成为61枚。人们按钟的大小、音律、音高等把钟编成组，制成编钟，演奏悠扬悦耳的乐曲。曾侯乙编钟共65枚，其中1枚属于战国时楚惠王赠送的镈。编钟分8组，共分3层悬挂在铜、木做成的钟架上。钟架全长10.79米，高2.73米，由6个佩剑的青铜武士和几根圆柱承托着。65枚编钟的总重量达3.5吨，重量、体积在编钟中都是罕见的。钟上大多刻有铭文，上层19枚钟的铭文较少，只标示着音名；中下层45枚钟上不仅标有音名，还有较长的乐律铭文，详细地记载了该钟的律名、阶名和变化音名等。
墓中还出土了编磬、鼓、瑟、笙、排箫等大量乐器，为考古人员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提供了珍贵的材料。出土的一件漆木衣箱盖上，还绘有包括青龙、白虎、北斗图形及28宿名称的天文图像。这说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创立28宿体系的国家之一。
此外，墓中还出土了金盏、金杯、金带钩及长达48厘米的16节龙凤玉挂饰，是曾侯乙生前奢侈生活的具体写照。许多青铜器上还标有“曾侯乙乍（作持）”之类的铭文，这也为判定墓主提供了证据。
曾侯乙墓还出土了漆器220多件，是楚墓中年代最早、也是最为精彩的，而且品类全，器型大，风格古朴，体现了楚文化的神韵。
无独有偶，1981年在擂鼓墩2号墓，考古学家又发掘出了一套36件编钟。经鉴定，2号墓编钟与曾侯编钟为同一体系，音色、音律与曾侯乙编钟都相同，其中8件大钟与曾侯乙编钟的音律完全一致。在1号墓出土的钟体大小衔接处，有一处明显的空缺，这一空缺正好由2号墓出土的8件大钟填补。从编钟的音高分析，2号墓出土的28件小甬钟与8件大甬钟有别而自成一体，恰好填补了曾侯乙编钟的高音区，并使曾侯乙编钟的音域从5个8度扩展到6个多8度。因此，2号墓编钟也被称为是曾侯乙编钟的“姊妹钟”。2套乐钟（鎛钟除外）合计100件，百件编钟可分可合，是一个完整而宏伟的编钟系列。
曾侯乙编钟
据《列子·汤问》记载，秦国有一位名叫薛谭的人，慕名技师在秦青门下学习唱歌。学了几年后，他自以为学得差不多了，就要离师归家。秦青不便挽留，亲自到郊外为薛谭饯行，并动情地为学生击拍而歌，歌声幽雅动人，林间繁茂的树木仿佛飘荡起来，流云也为之却步。薛谭顿时听呆了，并决定不再下山，此后悉心与师傅学习唱歌。这就是“声振林木，响遏行云”典故的来历。
此前，还有一位名叫韩娥的歌手。一次韩娥游历到齐国，在城下唱歌求食。她那美妙绝伦的歌声深深地打动了听众，大家都纷纷解囊，帮助她度过难关。韩娥离去3天了，当地群众还好像听到她的歌声在房梁上萦绕回荡。民间从此便流传开了“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成语。
春秋战国时代，王室衰败，祭祀礼仪逐渐遭到冷落。作为祭祀之用的乐舞，也逐渐转作享乐之用。也正是这种对娱乐性乐舞的追求，导致了这一时期音乐及乐器的空前繁荣。
从曾侯乙墓出土的文物来看，曾侯乙墓出土的众多乐器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曾侯乙墓共出土编磬4组32件，鼓4件，瑟12件，五弦琴和十弦琴各1件，笙1件，篌及排箫各2件，而最著名的应该算编钟了。如此庞大的乐器阵容，简直就是一个地下宫廷乐队。
作为振动物体的编钟，具有许多固有的频率，受击时会产生复合音。每个固有频率都有各自的振动单元，频率越高，振动单元就越小。音脊和隧的存在，是使编钟基音得以校准的又一重要因素。音脊和隧位于钟腔的内部，从钟口延伸到钲部下缘，呈突起状者为音脊，凹状者就是隧。所有的编钟铸成后，都要对音脊和隧处进行锉磨。
出土的编钟中，最大的一件通高1.534米，重203.6千克，整套总重量2567千克，全由范铸法铸成。除了铜外，含锡12.49％～14.46%，含铅小于2%，其他杂质更是很少。这种青铜合金的配比，也使钟的编钟的音色丰满悦耳。整套编钟的音阶结构与现今国际通用的C大调7声音阶为同一音列，总音域包括5个8度，中心音域12个半音齐备，已趋向12平均律的律制，可以旋宫转调。至今，这套编钟仍能演奏出各种曲调。1979年，这套编钟首次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并为各国驻华使节演奏了《楚商》等中外名曲，赢得广泛赞誉。
延伸阅读——南越王宫的谜团
西汉南越王墓位于广州市解放北路的象岗山上，是西汉初年南越王国第二代王赵眜的陵墓。赵眜是南越王赵佗的孙子，号称文帝，公元前137年至公元前122年在位。该墓于1983年6月被发现，挖掘完毕即在原地建立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3年发掘时，出土文物中有“文帝行玺”金印一方以及“赵眜”玉印，证明陵墓主人的身份。
南越王墓的出土，可谓中国考古史上的重大奇迹，也备受海内外瞩目。然而，随着南越王宫“露脸”的部分逐渐增多，留给人们的谜团疑云也渐次多了起来。
首先，南越王宫殿目前只挖掘出1号殿的一部分和2号殿的一角，而整个宫殿最精华的部分还埋在地下。据史料记载，秦末汉初时期全国有10多个商都，而岭南就只有“番禺”这一个重要商都，来这里经商的人不少都财运亨通。考古专家推测，南越王宫署之外应该还有贸易区（市）、老百姓生活区（坊、里），以及城墙等，然而这些东西目前却一点出土的迹象都没有。南越王宫署只是番禺城的一部分，当时的城在哪里？城墙修建在什么地方？目前古番禺城的存在仍然是一个谜。
其次，在宫殿发掘现场，人们发现了多个朝代的珍贵遗迹，而在堆积成山的出土物件中，最令考古学家感兴趣的是一枚大约5厘米高、质地坚硬、未完成的象牙印章。这枚象牙印章刚好出土在唐代漫道上，在它的周围还有一些象牙材料、水晶、外国玻璃珠等文物。据推测，这里曾是唐代的一个特种手工艺作坊。然而，该印章虽没有打磨完成，也没有挑字署名，上面的头像无论从脸形还是发式来看，却都是一个明显的外国人头像。从形状上看，这枚印章不是中国传统的长方形或正方形，而是椭圆形，而西方印章的形状正是以椭圆形为主。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枚为外国人刻的印章。但这枚印章上面的“老外”到底是哪国人？当时的广州外国人的数量有多少？这些谜底仍待揭开。
在考古学界有一个共识，中国古代的建筑是以木结构为主的，而西方古代建筑则是以石结构为主。过去认为，中国建筑在唐宋以后才大量使用石质材料，但在出土的南越王宫殿和以前出土的南越王御花园，都发现了大量的石质材料，如石柱、石梁、石墙、石门、石砖、石池、石渠等。有人认为，整个南越王宫署的石建筑普及程度可用“石头城”来形容，甚至有的结构与西方古罗马式建筑有相通之处，这在全国考古界是非常罕见的。因而有人提出，南越王宫署独树一帜的石建筑，是否意味着当时的广州（番禺）已引进了西方的建筑技术和人才？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中外建筑文化交流史就得重新谱写了。
当然，这些谜团的答案目前还都是处于猜测阶段，结果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