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隐逸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传奇性、超越性和浪漫气质的一种文化现象。在传统士大夫的心灵世界中，隐逸，有着远比出仕为官更高的精神品性。所以，像管宁这样的有志之士，愿意终身实践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和生命存在方式。那么，到底是什么力量促使管宁这样的贤才放弃世俗的功名，去过那样一种清贫寂寞的隐居生活呢？管宁这样的做的时候，有哪些古代的前辈隐士为他提供信念支撑和精神援助呢？我们来讲几个古代隐士的故事大家就知道了。
在中国古代的隐士谱系中，排在第一位的应该是上古的隐士许由。许由是尧舜时代的贤人，相传尧帝和舜帝都曾拜他为师。后来尧做了天子，觉得自己德行比不上许由，不足以君临天下，就想把天下让给许由。这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啊。但许由是个非常正直高尚的人，听到这个消息，竟然逃走了，隐居在颍水之阳的箕山脚下。后来尧又召许由做九州的长官，许由更不愿听，于是就做了一件很决绝的事，他竟然跑到颍水之滨去洗自己的耳朵，以此来表明自己不为名位所动的节操和志向。留下了一个“临池洗耳”的典故。
许由和另一位隐士巢父是好朋友。这个巢父更有意思，他也是尧帝时的隐士，隐居山林，不慕世俗的富贵利达，年老的时候，大概觉得自己隐藏得还不够彻底，竟然“以树为巢而寝其上”，就是爬到树上，搭了个窝棚住在上面，就像鸟儿在树上筑巢一样，所以当时人管他叫“巢父”。传说许由在颍水之滨洗耳时，巢父正好牵着一头小牛犊到这里饮水，问明缘由后，巢父的反应更激烈，为了不让许由洗耳所用之水玷污牛犊的嘴巴，巢父竟牵着牛到上游去饮水了！还有一种说法是，许由把尧帝让天下给他的事告诉巢父时，巢父第一个反应就是跑到水池边去洗耳，也就是说“临池洗耳”是巢父“发明”的。没想到池塘的主人看见了，大喝一声：“干嘛要污染我池子里的水啊？”你看，远古时候，似乎到处都是这种视名利如粪土的高人异士，读他们的故事，我们后人常常会觉得有点不自在，有点脸红。
许由和巢父可以说是中国隐士的鼻祖，两人合称“巢许”、“巢由”，后来竟成了隐士的代名词，连他们隐居的箕山，也大大的有名，每当人们表达隐居的志向的时候，总是会用“箕山之志”来说明。
殷商后期，还有两个着名的隐士，是一对兄弟，名叫伯夷和叔齐。伯夷、叔齐，相传是商朝小诸侯国国君孤竹君的两个儿子，排行分别是老大和老三。孤竹君生前欲立三儿子叔齐为继承人，可他死后，叔齐却要让位给长兄伯夷。伯夷不干，于是就逃走了。没想到叔齐也没把君位放在眼里，照样来个一走了之。国人没办法，只好拥立孤竹君的第二个儿子为国君。伯夷叔齐兄弟两个听说西伯昌——也就是周文王——那里政通人和，老有所养，就前去投奔。不想刚到那里，西伯就死了，他的儿子武王正要兴兵讨伐商纣王。哥俩儿不顾性命，“叩马而谏”，就是勒住马头进行规劝。他说：“父亲死了不埋葬，却要大动干戈，这能叫孝吗？作为人臣却要杀害君主，这能叫做仁吗？”武王身边的卫兵拔刀要杀掉他们，幸有太公吕尚出来打圆场，这才免于一劫。可等到武王灭了商纣，天下都归顺了周朝，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时，伯夷、叔齐却义不受辱，于是隐居在首阳山（在今甘肃渭源县东南）上，坚决“不食周粟”，就是坚决不吃周王朝的粮食，仅靠采摘野菜充饥，后来竟饿死在首阳山上。
伯夷和叔齐两兄弟的故事历来都有很多争议。我们今天看来，“不食周粟”好像有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迂腐气，但是，仔细想想，这两兄弟坚持自己认定的价值信念，不惜牺牲生命的精神，的确算得上是“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令人肃然起敬。所以孔子对伯夷、叔齐非常敬仰，说他们是“求仁得仁”，死而无憾。
到了东汉，隐逸之风大兴，隐士辈出，甚至有人专门为隐士立传，把隐士称作高士，隐士传记很多都以《高士传》命名，高士也就是“高让之士”，让什么呢？让的是芸芸众生趋之若鹜的荣华富贵、高官厚禄。东汉的隐士大都很有个性，动不动就来个“不知所终”，“查无此人”，大玩“人间蒸发”。其中最着名的就是严子陵。严子陵年轻时已有高名，曾与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一起游学，为同窗好友。后来刘秀即位，严子陵就隐姓埋名，隐身不见，和皇帝捉起了迷藏。刘秀十分思念这位贤良有德的老同学，就下令“物色访之”，就是展开“人肉搜索”。最后终于找到了在山泽间垂钓的严子陵。于是三请四请，总算把严子陵请到京城。一天，刘秀亲自来到招待所看望这位老同学。皇帝礼贤下士，大驾光临，多大的面子啊！可严子陵不仅没有三拜九叩，还躺卧不起，呼呼大睡。刘秀也不介意，走到他跟前抚摸着他的肚子说：“子陵啊，难道你不能出山当我的助理，一同治理天下吗？”严子陵假装睡着了，默然不应。过了好一会，才睁开眼睛盯着刘秀，说：“你知道巢父洗耳的故事吧，士故有志，何必要苦苦相逼呢？”刘秀拿他没办法，坐上车子叹息而去。
但刘秀并不死心，又把严子陵请进皇宫，朝夕相对，回首当年。觉得近乎套得差不多了，刘秀就问他：“我和当年相比怎么样？”严子陵说：“你比以前稍有长进了。”两人这回一直谈到深夜，干脆就同榻而眠。大概因为上次被皇帝摸了肚子，这回严子陵竟大大咧咧地把脚搁在光武帝的肚子上——两人扯平了！这事后来也传为佳话。尽管如此，当刘秀提出要任严子陵为谏议大夫时，还是被严子陵拒绝了。不久，严子陵归隐富春江畔，耕读垂钓，终老于山水之间，享年八十岁。
严子陵垂钓的地方成为富春江上最着名的名胜，有“天下第一钓台”之称。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十分仰慕严子陵，写过一篇《严先生祠堂记》，结句说：“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这里的“先生之风”，也就可以理解为“隐逸之风”。
隐士的精神可以用三句着名的话来表达。一句是《周易》所谓：“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周易·蛊卦·系辞》）意思是不从事王侯争夺权位之事，或者说是不奉事王侯，乃是一种高尚之事。一句是荀子说的：“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荀子·修身》）就是志向修正之后，可以傲视富贵利禄，道义崇重之后，可以轻慢王公。还有一句是西汉刘向说的：“天子不得臣也，诸侯不得友也。”（刘向《新序·节士》）意为真正有高尚节操的仁人志士，天子不得以之为臣下，诸侯也不得和他做朋友，独来独往，我行我素，才是天地之间一个大写的“人”。
隐居求志
孔子说过一句话：“隐居以求其志。”（《论语·季氏》）这句话对于理解隐士的精神很关键。也就是说，隐士所追求的不是功业，不是事业，更不是职业，而是“志业”。有时候，“志业”的坚持远比功业的建立更伟大，当“城头变幻大王旗”、“是非成败转头空”的时候，那些无功业、无作为、无表现的隐士，却锻造出了一座座人格的丰碑，屹立在历史的高处，不仅丰富了我们的文化品味，提升了我们的精神境界，还安慰着我们日渐枯萎的心灵。
回到管宁割席的故事。我以为，管宁的志向不是别的，就是隐逸避世，洁身自好，安贫乐道地度过一生。当时正是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大汉王朝正是一个风雨飘摇的“危邦”和“乱邦”，那些英雄、枭雄和奸雄们选择的是改天换地的功业，而那些志士、高士和隐士选择的是“天不变，道亦不变”、“以不变应万变”的志业。你们都去打打杀杀，追逐功名利禄吧，让我躲进小楼成一统，修养身心，与山水为友，与田园为伴，安贫乐道，追求自我的完善和生命的圆满。管宁就是这样的一位志士、高士和隐士。他原以为华歆也有此志，没想到，华歆并未真正摆脱名利之心，那两件小事就是试金石，一下子就暴露了华歆躁动不安的内心世界。孔子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如果大家追求的道不一样，那就不必在一起谋划共事了。所以，志不同，道不合，才是管宁和华歆“割席绝交”的真正原因。
后来的事实证明，管宁对华歆还真没有看错。历史上的华歆，先仕汉，又事孙权，后来又投靠曹魏，历经曹操、曹丕、曹叡祖孙三代，是个看风使舵、首鼠两端的人物。《三国演义》第六十六回《关云长单刀赴会，伏皇后为国捐生》写到：汉献帝与大臣谋划诛杀曹操，事情泄露，曹操就派华歆去捉拿献帝和伏皇后。当时伏皇后躲在墙壁里，华歆气势汹汹地带兵赶来，命人打破墙壁，居然身先士卒，上去一把揪住伏皇后的发髻，愣把这个“第一夫人”生生揪了出来！这个大逆不道的行为给后人留下恶劣的印象。有诗云：
华歆当日逞凶谋，破壁生将母后收。助虐一朝添虎翼，骂名千载笑龙头！
说来也很奇怪，管宁虽然早就与华歆割席绝交了，可华歆却一直把他当朋友对待，《三国志·华歆传》说，魏文帝曹丕黄初年间（220-226），政府下达诏令，让公卿举荐独行君子，华歆就举荐了管宁。到明帝曹叡即位时，华歆官拜太尉，后来年事渐高，称病请求退休时，又要把自己的位置让给管宁。但是管宁却毫不领情，一概不受，愣是要“将隐居进行到底”。
从这个角度看，华歆真的不配做管宁的朋友。两人对人生或者成功的理解，真的不在一个层面和档次上。当华歆“将富贵进行到底”的时候，哪里知道，“将隐居进行到底”的管宁，笑到了最后。《三国演义》写道：“后来管宁避居辽东，常戴白帽，坐卧一楼，足不履地，终身不肯仕魏。”这“足不履地”，多像是巢父的筑巢而居啊！所以又有诗赞美管宁说：
辽东传有管宁楼，人去楼空名独留。笑杀子鱼贪富贵，岂如白帽自风流。
历史固然是由当权者书写的，但当权者无法左右口碑和后人的判断。今天的人之所以不能理解管宁，是因为我们今天的价值判断标准太过单一和功利，好像只有那些有权有势、腰缠万贯的人才叫“成功人士”，而唯独忘了，除了功业、事业和职业，还有一种“不成功便成仁”的“志业”同样值得追求，值得敬仰。因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整个社会反而会陷入精神的焦虑，这就是为什么在GDP不断增长的同时，人们的“幸福指数”却不升反降的原因。
那么，除了像管宁这样“隐居以求其志”，魏晋隐逸之风还有哪些表现形式呢？为什么在偏安江南的东晋一朝，隐逸之风会成为上流社会追逐的时尚呢？
与道逍遥
何为隐士
上一讲我们讲了“管宁割席”的故事，并分析了割席断交的原因，顺便也说到了隐逸文化的精神实质。突出了隐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机，那就是“隐居以求其志”。这个“志”非常重要。“志”者，士之心也。士而无志，等于人而无心。像许由、巢父、伯夷、叔齐、严子陵，还有管宁这些人，都是“有志之士”，他们不求富贵利达，甚至也不求美名，却在青史上流芳千古，成了着名的隐士。
大家要问了，隐士而能着名，不是和当初的追求自相矛盾了吗？既然是“隐士”，就应该远离尘嚣，洁身自好，甚至隐姓埋名，怎么还搞得天下皆知呢？鲁迅先生有篇杂文，就专门讽刺自古以来的“着名隐士”，他说：
隐士，历来算是一个美名，但有时也当作一个笑柄。……真的“隐君子”，是没法看到的。古今着作，足以汗牛而充栋，但我们可能找出樵夫渔父的着作来？他们的着作是砍柴和打鱼。
也就是说，鲁迅先生认为，真正的隐士应该是那些砍柴打渔的劳动人民，而这些劳动人民哪里会有闲情逸致写诗作文、沽名钓誉呢？所以，那些着名的隐士原则上根本不是真隐士。
不知道鲁迅先生的观点大家同意不同意？反正我是不同意。鲁迅先生固然伟大，但他有时候为了批评或讽刺一件事，而不顾逻辑的周延的情况，也是存在的。如果说真正的隐士就是那些砍柴打渔、插秧种田的劳动人民，那古往今来，世界上的隐士岂不是太多了？那现在的“三农问题”（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农业问题的总称），差不多就成了“隐士问题”了！所以，鲁迅的说法虽然极易引起共鸣，但从逻辑上和情理上却是说不通的。
我以为，要解释清楚“隐士”一词，首先就要把“士”这个词的内涵和外延搞清楚。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是等级社会，自上而下有一套十分明晰甚至森严的等级序列。这个序列类似于“金字塔”的结构。就统治阶级而言，最高一等是“天子”，高居金字塔的塔尖；次一等是诸侯，就是各诸侯国的国君；再次一等是公卿，所谓三公、九卿；再次一等是大夫，如御史大夫、光禄大夫等；最后一等就是士。通常所说的“士”，在古代统治阶级中次于卿大夫的一个阶层，后来就和大夫放在一起被称作“士大夫”，成了读书人和行政官员的代名词。再往后，“士”几乎就成了贵族阶层的代称，与平民相对，比如“士庶”这个词，指的就是贵族和平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