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又使毛泽东感到中国特别是中国农村很快可以迈入共产主义，于是又发动了人民公社化运动。早在1952年，斯大林就宣布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已完成，现在处在从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时期。1957年11月，赫鲁晓夫提出从1959年算起，12年内达到共产主义。苏联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调子不能不给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极大的影响。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道：“中国实现共产主义不要一万年，可以五十年。个别行业可以试办，取得一些办法和经验。可不可以由一个省先进入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我国领导人论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94页。]于是，1958年，各社会主义国家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力图尽快向共产主义过渡。在毛泽东“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的谈话鼓动下，全国又开始了一乡一社的并社和乡社合一的运动，又称人民公社化运动。仅仅9月这一个月时间，全国就成立了23000多个人民公社，基本上实现了公社化。就这样，从1955年底在农业合作化高潮中成立的190多万个初级合作社，经过1956年上半年高级化热潮并成了70多万个高级社，到1958年底公社化运动并成了近27000个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3年迈了三大步。
然而，由于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过速发展与生产关系的匆匆变革，结果造成经济各部门比例严重失调，综合平衡被打破。1958年，中国粮食生产还有所增长（4000亿斤），但从1959年起，粮食产量第一次大幅下降，只有3400亿斤，1960年又降到2870亿斤，粮棉产量都倒退到1951年的水平，油料产量比1949年还低24%，生猪存栏数从1958年起连续3年大幅下降，棉纱、棉布、食糖、卷烟等不少主要轻工业品的产量也都大幅减产，甚至倒退到解放初期的水平。全国出现了饿死人和人体浮肿的现象。只有重工业和基本建设投资在大跃进期间猛烈增长，致使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原材料和生活用品的市场供应极其紧张，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值得一提的是，与中国大跃进的结局差不多，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在大跃进后大多明显下降。1961~1965年的五年计划与1956~1960年的五年计划相比，物质产品净值年均增长率保加利亚从9.6%降到6.6%，波兰从6.5%降至6.2%，阿尔巴尼亚从7%降至5.8%，匈牙利从6%降至4.1%，民主德国从7.1%降至3.4%，捷克斯洛伐克从7%降至1.9%，只有罗马尼亚从6.6%升至9.1%。[有关东欧各国的数据均引自本·福凯斯：《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大跃进失败的教训非常深刻。毛泽东片面追求钢产量的增长，不考虑综合平衡，打乱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又急于促进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把农民的家庭财产和小集体的财产平调至人民公社，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致使农业生产急剧滑坡。这种行为，与斯大林时期苏联的农业集体化、高速工业化行动有着很多相似之处。只是，当时苏联发起农业集体化和高速工业化运动后，虽然也出现了农业生产总量下降和工业经济结构畸形的弊病，但苏联还是取得了伟大的物质成就。在十多年的短短时期内，苏联在工业化进程上锻造了举世瞩目的奇迹，迅速从农业国一跃而为工业强国，工业总产值超过英、德、法三国的总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号工业强国。中国发起的大跃进运动，尽管也以发起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和高速度发展重工业尤其是钢工业为指导思想，却在贯彻这种指导思想时放大了苏联模式的弊端，中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牺牲了农业，却未能换来苏联那般的工业化奇迹。
如果说，在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前八年“照搬照抄”苏联模式的实践后，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地提出了以苏为鉴的认识，并且身体力行地领导中国政府积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那么，在经过了富有创造性的理论探索和短暂的实践尝试后，毛泽东却又不自觉地领导中国重新走上了步斯大林时期苏联后尘的道路。而且，中国还在人民公社化运动和“以钢为纲”的行为中，戏剧性地放大了斯大林时期苏联急速进行农业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和片面发展重工业的行为，最终不但牺牲了农业，而且也未能切实有效地创造出工业化的伟大成就，甚至可以说，斯大林时期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这些片面做法，在中国被极端化了。“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的哲言，再次向我们彰显出了智慧的力量，让我们更深刻地体会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这一深刻教训。令人扼腕的是，中国不但重复苏联的做法“踏进同一条河流”，而且踏进了前者涉河时留下的陷阱。
三、中苏论战时期苏联模式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影响中苏论战爆发后，中国与苏联的关系开始恶化。苏联撤回了援华的专家，停止了对中国的技术支援。中国则公开痛责苏联的修正主义行径，在报刊上公开苏联的反华报告和文件。两国关系跌到历史上的最低点。但是，中国对苏联的批判，基本上是局限于对赫鲁晓夫领导的苏共和苏联当时的政策路线的批判，而不是对斯大林领导缔造的苏联模式的批判。因此，中苏论战虽然阻断了两国的友好往来，却没有阻断中国继续实行苏联模式的道路。相反，由于赫鲁晓夫对苏联模式作了局部调整，中国对赫鲁晓夫的批判，反而还助长了中国对苏联模式的继承和坚持。
1．中苏论战的过程和原因
1963年3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3月9日致苏共中央的信和苏共中央2月21日致中共中央的信，通栏标题为中苏两党为举行双边会谈交换的信件。这些信件反映了中苏两党的分歧。
1961年11月～1963年1月，保加利亚共产党八大、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八大、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十二大、意大利共产党四大、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六大先后召开。这5个党秉承苏共的旨意，对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展开批评。1962年12月～1963年2月，《人民日报》先后大篇幅地刊登了这5个党和法国共产党、美国共产党的反华言论。与此同时，我党也先后发表了8篇长文进行反击。这些文章是1962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社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驳斥了保、匈、捷3党代表大会的反华论调；12月31日《人民日报》社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和1963年3月1日《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从政治上理论上对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的反华言论和修正主义观点进行了系统批判；1963年1月5日《红旗》杂志社论《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从理论上批驳了现代修正主义；1月27日《人民日报》社论《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这篇在东德党代会结束后发表的文章明确指出公开论战是从苏共二十二大攻击阿尔巴尼亚党开始的，呼吁各党在《宣言》和《声明》的基础上消除分歧，加强团结；2月27日、3月8日和9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3篇社论《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评美国共产党声明》、《修正主义者的一面镜子》，批判了法共总书记多列士、美共1月9日声明和印共总书记丹吉的反华言论和错误观点。
正是上述文章刺痛了苏共领导，不得不来信要求会谈。3月30日，苏共中央又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问题致中共中央一封长信，并建议以此信为两党会谈基础。4月4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这封来信。6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6月14日的复信《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建议》共达25条，基本上是以《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为理论准则，主要阐释了如何看待和处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苏共根本不能接受我党的建议，于6月18日发表声明并于6月21日召开中央全会通过决议表示拒绝中共的建议。7月1日，中共中央也发表声明阐明我们的立场。3天后苏共中央又发表声明再次指责中共。次日，我党中央也再发表声明反驳。7月9日，苏共又发表声明，10日中共也发表声明。就在声明笔仗的硝烟中，中苏两党会谈于7月6～20日举行。其间，《人民日报》又发表了2篇社论《我们要团结，不要分裂》、《揭穿美国的核骗局》和3篇观察家文章《不许美帝国主义插手中苏分歧》、《必须同叛徒铁托集团划清界限》、《反华大合唱中的印度反动派》，表示了会谈的诚意。然而，两党代表团的9次会晤因苏方毫无诚意而没有取得任何结果，不仅如此，苏方还在7月14日发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赫鲁晓夫19日在苏匈友协会上发表讲话，大肆攻击中共。7月19日，中共发言人发表声明说，中共中央决定在20日《人民日报》上再次发表中共6月14日复信（25条建议）和苏共《公开信》，要求苏共公开发表中共有关文件。
会议刚结束，苏美英三国就于25日签订了部分停止核试验的条约。此事大大激怒了中方。7月31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认为赫氏背叛了世界各国人民，向美帝国主义投降。8月3日，苏政府发表声明，15日，中国政府发言人发表声明，双方又打起了政府声明仗。
从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两编辑部联名发表了9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分别是9月6日《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13日《关于斯大林问题》、26日《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10月22日《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11月19日《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12月12日《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1964年2月4日《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3月31日《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7月31日《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此外，1963年11月2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文章《苏共领导联印反华真相》，1964年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一批揭露苏共领导所谓“停止公开论战”的材料，4月27日《人民日报》用6个版面刊登了苏共中央反华报告和文件，5月7日中共中央致信苏共中央表示有必要公布1963年11月以来两党交换的7封信并于次日公布，7月31日和8月31日，《人民日报》分别发表苏共6月15日、7月30日来信和中共中央7月28日、8月30日的复信。11月12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从此，中苏公开论战基本结束。
从1965年起，中苏两党虽然还有接触，《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虽然还在发表批评文章，但是双方的论战已不存在（中方已不发表苏方的论战文章），中方的批判文章已把苏共领导斥责为背叛者、社会帝国主义。两国关系开始恶化，直至发生边界冲突。
中苏论战是有其深刻原因的。
早在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就批判了苏共支持的王明路线，抵制了斯大林不许我党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要求。正如毛泽东后来在成都会议上所言：“中国的革命是违背斯大林的意志而取得胜利的。”[《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71页。
革命胜利后，毛泽东在访苏时，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斯大林的盛气凌人与不信任也极其不满。中国共产党的这一独立自主的传统，决定了中共不可能也不应该对苏共百依百顺。
中苏两党真正出现分歧是从1956年2月的苏共二十大开始的。在这次会议上，赫鲁晓夫做了两个报告：一个是代表中央委员做的工作报告，一个是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对于前一报告，我《人民日报》发了两篇社论，只表示支持它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战略和“六五计划”，对和平过渡只字不提，初露两党分歧；对于后一报告，中共领导的心情是十分矛盾复杂的，毛泽东说：“斯大林受到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但一棍子打死，我们就不赞成。”[同上书，第370页。]同时我党也十分担心，“斯大林的四条错误，中国人民并不知道，就我们整个的党来说也是不知道的……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我们人民不满意。”[同上书，第12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