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一个星期，我收到你的来信，你说，你已经与那个胖胖的男人订婚。你说你是一块拒绝融化的冰，你说你的心里很温暖，但又寒冷无比。信只有两页，字迹是娟秀的行楷。纸张有稀疏的水渍的痕迹，一滴一滴，洇开。我读了开头，就不再读了，紧紧地把信合在手掌心里。
之后，我再也没见过你。你婚后一直住在南岸，和我一个朋友住一栋楼，与我办公室隔河相望。我打开办公室的窗户，一棵槐树的枯枝伸了进来，它去年还是茂密的。信江逶迤而过，春天的冷雨在河面上铺了一层绵密的水泡。雨一滴追赶另一滴，激烈、闪眼，像时间的奔赴者。南岸的风景被一片樟树遮蔽着，露出白墙，屋顶的广告牌，黝黑的桥拱，慢慢移动的人影。信江桥，宽二十五米，长三百五十米，从我楼下，直通对岸，正常的车轮时间是一分二十秒，但它每天堵车的时间约有两个多小时。然而，南岸是一个我可以天天看见的远方。
是的，也许你会以为我是一个善感的人。其实不是，对生活而言，有许多人是注定杳无音讯的—他（她）们是不可抵达的远方。
后山：颜色与记忆的试验场
后山是馒头的形状，有一个山包两个山坞四户人家，从我家看后山，倒觉得它像一只螃蟹。山上有葱郁的松树和烟灰色的桉树，东边的山坞有拥挤的坟冈，西边的山坞有茂密的板栗树，空落的地方是一块块长条的菜地。在板栗树下，有一户白墙红瓦的房子，一个瘦小操沙溪口音的妇人，到中午时，站在门槛上对着田野喊：“金星，吃饭呢，吃了再干活吧。”我听到声音，“咚咚咚”地跑到她家去，端把小椅子，爬到碗柜上，摸一个竹兜碗，盛饭吃。她是我的奶妈。到了秋天，板栗树的叶子慢慢泛黄，后山的黄昏，有青白色的雾气渐渐低垂。雾气成了我们偷板栗的伪装衣。世华（我奶妈的二儿子，大我两岁）猴子一样，一溜烟儿间就爬上了板栗树，用脚跺树枝，板栗“沙嘚沙嘚”掉下来。我用小锤，垫一个石块，敲板栗壳，壳像缩紧身子的刺猬。奶妈听到敲石头的“当当当”声，打开窗户，说：“要吃板栗，到自己的树上摘，明天叫你爸去。”奶妈把板栗子用刀切一个口，宰杀一只八月鸡，和上两升糯米，放在文火上焖。油而不腻，香而不火。奶妈说，这是补身子的上好料。
奶妈的板栗树在东坞，我们从来不敢去。我们最胆大的举动，就是到山包的松树林里采蘑菇。那是雨季后的阳春，泥土酥软，青绿色的地衣植物毛毛虫一样爬动，小竹笋辫子一样在风中摇摆，蘑菇隐隐地生长。从山包上看坟冈，并没有想象的那样阴邪。坟茔一般在油茶树底下，长满杂草和虎皮树，弥眼的油绿显得春天有着特别旺盛的生育。我对死亡的恐惧，是从一块头盖骨开始的。我提着一个毛竹罐，跟在祖父后面，到东坞捡拾蚯蚓。蚯蚓喂养的鸭子会生蛋，一天一个。祖父在东坞垦荒，翻挖的土块用锄头敲碎，筷子长的绿蚯蚓滚出来，我用火钳捡进罐里。地还没挖半畦，祖父蹲了下来，说，“这里怎么会有头盖骨呢？”我不知道头盖骨是什么，以为是可以吃的，一看，我就紧紧抱住祖父的腰，上下牙齿哆嗦地磕碰。那是一块葫芦形的骨头，往内收缩，额下有两个内凹的洞，下端有两排粘满黄泥的白牙。
通往东坞的路口有一户人家，是我的远亲，我叫五爷。他是一个强壮的人，高高大大，在我七岁那年，暴病而死。他的死使我不可回避地去了坟冈。他埋在了那里。我第一次看到了大片大片的指甲花，它开遍了东坞。村里人都说，五爷的房子没选好风水，东坞的阴气沿山脉全进了他家。
五爷的老婆在屋后种了许多黄瓜，黄瓜一长到筷子长，就被人偷吃了。她站在院子里骂：“谁穷得像药渣，连黄瓜也偷，总有一天要烂肠子。”骂了几次，黄瓜还是被偷了。隔了半个月，一天中午，她女儿英英突然口吐白沫，嘴唇发黑，眼睛翻白，送到诊所急救。医生说，这是中毒。五奶奶拍着大腿，坐在板凳上哭。原来，五奶奶在黄瓜里放了农药。英英小我两岁，在她十四岁那年，嫁到了外县。五奶奶说，早点嫁出去，可以节约一点粮食。
我去过一次五爷的房子。我跟母亲去他家磨豆腐。潮湿的地气和霉味让我有短暂的晕眩，滋生恐惧。五爷有三个儿子，大叔叫丁丁，是一个钻缝隙挣钱的人。他的小气是村里出了名的，但对我父亲特别的慷慨。我家办一些事，如盖房，娶媳妇，他会主动对我父亲说：“哥郎，要钱给我说一声，我早做准备。”他矮矮小小，浑身瓦釉色，白天种田，晚上用电瓶打鱼。他的自行车龙头有一个灯，是他自己安的。他骑上去，灯就发亮。他老婆提个竹篓，跟在后面。他老婆是个很开朗的人，笑起来“咯咯咯”，像下蛋的母鸡。大概是1998年，我回家过年，看见大叔老了，虽然只是四十多岁的人，一点生机也没有。我问母亲，母亲说，他老婆吃老鼠药死了。他们为两斤没卖出去的鱼争吵，他老婆一转身，到柴房吃了老鼠药。大叔也不再打鱼，买了辆三轮小货车，在周边镇里跑货。儿女都在外面打工，大叔隔三岔五就到我家吃饭，多多少少有些凄凉。隔了两年，也是临近年关，他到望仙跑货，回来的路上，山上打石的人放炮，巨大的石块滚下来，把整个车子都砸烂了，翻进了水库里。大叔的尸体只留了个身躯，手脚和头都没捞上来。
有一年多的时间，我奶妈叫我住到她家里去。她说，后山的鬼像兔子，到了晚上，又拱又闹。她的说法是有根据的。五奶奶的小儿子那时还没成家，母子住在一栋偏房里。一天深夜，小叔点起马灯，开了后门上茅厕。五奶奶有失眠症，隔了一盏茶的光阴，小叔还没回房。她一声比一声响地叫：“儿啊，是不是吃坏了东西。”没人应答。她慌神起来，跑到茅厕一看，只有马灯在晃。邻里的十几个男人，打起火把，四处找人。我父亲在东坞的一个坟茔，找到了小叔。小叔斜躺在黄泥上，用泥巴塞耳朵。他的鼻子流了许多血，眼睛糊了泥巴。他看不见人，“啊啊啊”地叫，手奋力地抠泥，指甲都抠烂了。我父亲啪啪两巴掌搧小叔，又打开裤裆，一把尿射在他的头上。小叔“哇哇”地哭出来，口腔里的泥浆喷射而出。
大家多说小叔是个阴气很重的人，会短寿。事实上，他比谁都强壮，像窑里的泥坯。他一餐能吃一斤饭一斤肉一斤酒，得了个“三斤头”的外号。但阴气的说法一直影响着他的婚姻，说了很多门亲事，也没成。后来上村的一个女子，见小叔勤快，主动上门说亲。她是一个秕谷样子的女子，虾背，一生气就哮喘，“哈呼哈呼”，什么事也干不了，但特别能生育。小叔转轴一样，再也没停歇过。他早上砍了一担柴回家，我们刚起床，就连夏天的中午，他也一个人去田里干活。他老婆每天要吃药。枫林是梓树遍布的村子，梓子不值钱，没人要，小叔把柴刀捆在竹竿上，剃梓子。晚上，他一个人坐在厅堂，把梓子搓到箩筐里，黑灯瞎火，边搓边瞌睡。他说，吃药要钱，搓梓子已经三天没上过床了。他老婆没熬几年，死了。她患的是心脏病。我们都为她的死而暗自高兴，她是锁在小叔脖子上的链条。但小叔并没有因此而轻松地活。他搬到庙里住，房子空着养老鼠。
奶妈有什么好吃的东西，会用盘子端给小叔家。奶妈说，世上的苦何止万种，没娘的孩子最苦。奶妈是个信佛的人，初一十五，她会叫我拜香。她站在我身边，微笑着，看我弓腰，跪地，把香插在炉上。
到了我有胆量上后山的年龄，我已经可以砍柴了。我们是结伴上山的，腰里捆一把刀，手里拿两根麻绳。我们把一半的时间放在烤红薯上—在地里掏一个洞，生一堆旺火，烧出红炭，红薯放在炭面上，再烧一把茅草，捂得严严实实。柴砍好了，红薯也熟透了。薯皮会起泡泡，撕开，吃起来粘喉咙。但我没有去坟场的勇气。瘌痢老六就敢，一个人坐在坟头上唱歌，躺在碑前睡觉，手伸进坟窟窿里捉蛇，还把经幡上的白纸戴在头上，扮日本鬼子。
坟茔，在我的幼小的心里，是堆积的块垒。整个后山，弥散着一种阴森的邪气。它是由墨绿的色彩带来的—茂盛的狗尾巴草，苍天高耸的松树，墨绿是一团一团的，胶状，起风的时候，湍急的水浪一样汹涌，“嗡嗡嗡”的声音储藏在山坞里，像把大海挤压进水缸。它还是高高在上的—从后山，可以俯瞰整个村庄，屋舍平摊在饶北河边，像一堆堆干燥的牛屎。西坞没有坟堆，但比东坞更令人毛骨悚然—夭折的或短寿的人，用粪箕或楼板抬到西坞，找一棵油茶树，连夜埋了，做了培土的肥料。说不清是哪年，小学建在西坞，学校却没人守，课桌椅子，隔三岔五地丢失。雇了几拨人，没守两天就走人，连工钱都不要。说，到了半夜，鬼到教室里把桌椅翻掉。村里胆子最大的两个人，令林和老八，都五十多岁了，说要见识见识，鬼到底是怎样的。睡到半夜，听到隔壁教室的课桌哗啦啦地翻倒，一个翻身爬起来，一看，课桌好好的，整整齐齐，吓得魂飞魄散。
庙里的老僧听了这些事，说，鬼是脏东西，一泡尿就能让鬼现原形。他把草席铺在操场上，生了一堆小火，抱着破棉絮睡。到了半夜，课桌哗啦啦地翻倒，他爬起来，一只猴子被吊了起来。原来他在教室里安了套子。后来，这只猴子一直跟着他。老僧年轻时有一个妖精一样漂亮媳妇，生孩子时难产而死。他到庙里出了家。老僧说，这只猴子是他的妖精变的，再也不会离开他。他给它穿了一件红色的花肚兜，在村里摇来晃去。
我十三岁，奶妈一家搬到了市郊区生活。奶妈是个文瘦的人，我的成长启蒙得益于她，她没读过书，但她会讲许多的童话和打谜语。乡村所见的植物，如棉花、茄子、辣椒，她都能用谜语说出来。我记得棉花的谜语是：矮矮树，青青桃，红花去，白花来。我第一次到她新家，是我十三岁那年正月，雨一直没停过。每天下午，她拉着我的手，提一个菜篮，去榨粉厂买米粉给我吃。奶妈在几年前摔过一跤，落下脚疾。现在，我已完全疏离了枫林，一直在外。我只有过年或过节，才回老家。
后山只是一个简单的山头，但在我看来，它像一张床，最终，村里的人都在那儿安睡。有墓地的乡村是有福的，能够让人从小就听见死亡的呼吸，死亡让人获得安详。
我已经到了不再害怕坟场的年龄，对死亡也保持深深的敬畏。我懂得，一个亡灵的名字，不要轻易说出，也不要惊动他们在深夜的交谈，让守灵人安静地打瞌睡，让唢呐蛆虫一样的叫声埋在土里。村庄也只是我们出发或停留的一个长亭。我们在村里生病，繁衍，劳作，有那么一天，我们突然觉得该做的事都做完了，会扔下手中的锄头，撇下繁杂的人群，一个人到后山去，然而他并不孤单。后山是沉眠中的怀抱，我们被它一一接纳。无论我们的一生是多么幸福，或不幸，我们都将彼此忘记。我们一直以为自己认知了生，也认知了死，其实不是，是生和死经过了我们身边，带来了母亲、血液、时间和真理，也带来了昏暗、尘埃、痛和消失。书写就这样开始，也这样结束。即使是结束，也是温暖的。
后山是那样的低矮，油桐树的白花在春天压满了山冈，咆哮的田野在它眼里一片寂静。时光在沉沦，言辞在沉沦。被无数人翻越的山冈，散发出墨绿的光芒，照耀着我们。假如后山是我们的额头，那么皱纹是一幅完整的路线图。
午睡后的表情
【油菜花】：一群吹唢呐的人，他们手中的黄铜，开花骨朵。你是否是其中的一个？四月的黄铜朝天，枫林的大道朝天。花朵中的重金属，拍打大地，也拍打天空。大地为什么如此沉重，故乡为什么是故乡？吹唢呐的人，为什么一会儿是浑身抽绿的孩子，一会儿是枯骨嶙峋的老头。
唢呐声是那样的沉闷、宽阔、凝滞，像河流压过。“天气一天比一天热。”一个女子从田野抬起身，说。她边说边脱衣服，留下最后一件紧裹的绿裙子，仰起脸，跳起了舞。一群女子在跳舞。她们头戴金色的冠冕，腰姿细小柔软。
大地是流金溢彩的……让我分辨不出枫林是异乡还是故乡。
【一个哑巴】：他的脸浑浊，一如眼神。他的额头像一块石料。他说，啊，啊，啊。他说，咩，咩，咩。他的嘴唇快速地弹动—“吱吱”作响的齿轮一样，撕裂空气，有粉尘，灼热。他有五十多岁，他是个老单身。他早上砍柴，上午挖地，下午砍柴。他砍柴像个老师傅剃头。他晚上沿着村街游荡，他像一件在气流中飘移的旧衣服。他睡在他哥哥的柴房里，蜷缩着身子，紧紧地抱住自己。
啊，啊，啊；咩，咩，咩。声音是从地下爆发出来的（他的身躯和泥土没什么区别），在村庄上空炸开。我母亲说：“他要说什么呢？他每天要叫到半夜才停歇。”他不是说，他在叫。他的声音把他从夜里凸现出来，把他从村庄里凸现出来。他是因为害怕被遮蔽，还是因为声音埋在他胸腔里致使他疯狂？
他不知道他的声音是噪音。他不知道他的声音使村庄四处布满恐惧。一个哑巴的声音是我们的谜语。他在他的时间里下沉，他被他内心的阴影所吞没。
【一截绳子】：棕绳挂在油茶树的丫上。它发黑，灰白色的黑，那是雨水的痕迹。它是一根长绳子的一部分。它是记忆的一部分—有人多年之后这样说：“石灰窑里做事的杨九，看到老婆和一个男人在家里相好，一时想不开，拿一根箩筐绳，到油茶山吊死了。”它成了死亡的物证。
【六月书】：夜晚是坚硬的薄片，银亮、锋利，仿佛是一把飞旋而来的刀。它把饶北河切开，像饶北河切开大地。天空是一块蓝印花布，把夜晚包扎起来。“你不要告诉我，你为什么离家出走。你也不要对我说你终究要去哪儿。”一个老头借着烛火，读手中的信。他已经读了很多年—另一种自言自语。信是他自己写的，迟迟没有寄出。
“六月，后院的芝麻花开的特别旺，碎碎的、细白的，我守着它，就像我守着一个少年的成长。”老头继续写信。他一边写信，头发一边脱落。
村野的喧哗，是萤火虫在叫，是露水在叫，是烛火在叫。漫长的六月在叫。
【景象】：从枫林到小镇，要经过一片田野，一个叫塘底的小村，一块甘蔗地。左边是古城山，和连绵低矮的荒丘。右边是饶北河和袒露的田野。一个人走下荒丘，不见了，一扇篱笆门在“哑哑”作响。一个人从河那边走过来，面容越来越清晰，也越苍老。他每天来回地淌河。
走在去小镇的路上，一会儿看左边，一会儿看右边。我经常去小镇，用晒干的白玉豆换半匹布，用木柴换盐。我会带上我的妻子和女儿，在路边的摊铺吃一碗清汤，用长长的白手巾擦汗。假如太阳还没有下山，我会坐进茶棚里，烫一碗茶喝。假如我还有剩余的银两，我买一罐绍兴酒回家，待待客人。
【吞咽】：一个叫大碗的人，喜欢端一个钵头吃饭。钵头是暗紫红的釉色，比蓝花碗大。大碗吃饭不要什么菜，嘴巴张得像山洞，把饭吞进去。堆得高高的米饭，遮住了吃饭的脸。饭从碗里浅下去，像从漏斗里浅下去。
大碗咀嚼的时候，有两条青竹蛇在脖子两边爬动—青筋暴出来，嘴角的肌肉（其实是一层皮，松塌塌的）一直往下盖，而脸上的肌肉（还是一层皮，烧焦了的面片一样）在收缩。他吞最后一口，突然睁大眼睛，铜铃一般，整个胸部在动。他靠在椅子上，一句话也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