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便一句话，总有重要字与次要字的分别，你说到重要的字时声音就提高些，不重要的便放低些。例如：“我今天做了一件好事儿。”这句话中，“我”和“好”两字是关键词，读时自然就要将声音提高。下面是居里夫人说过的一段话，读时请把引号内的字声调特别提高，看看效果如何？
我们的生活“都”不容易，但是那有什么关系？我们必须“有恒心”，“尤其”要有自信心！我们必须相信我们的天赋是用来“做某种事情”的，无论代价多大，这种事情“必须做到”。
这段话当然不是非如此读不可，诸位读者也许有别的读法。重音落于何处，并无定论，完全依个人的体会。
2声调要有高低起伏变化
你平常可以自己练习，随意规定读任何单词或短句，读的时候声调突然特别提高或放低，那样可以吸引人注意。每个成功的演说家都是这么做的。
下边所引的几段话，引号里的字特别把声调放低了读，结果如何？
所有坚忍不拔的努力迟早“会取得报酬的”。
一个人就好像是一个“分数”，他的实际才能好比“分子”，而他对自己的估价好比“分母”，分母越大则分数的值就“越小”。
才能一旦被懒惰支配，它就“一无可为”。
3演讲速度要有变化
我们平常与人谈话时，总会常常改变讲话的速度，这是自然而不自觉的。而且这种讲述法能造成一种声势，你的意见的某一点会特别地突出。
林肯总统当年就常用这种讲述法，他常一口气很快地讲出许多字，到了他打算要强调的字句时，便把声音特别拉长并提高，然后如闪电般快速地把那句话讲完。他常使重要的一两个字占的时间较六七个次要的字还久。
让我们来试试这个方法，先漫不经心地，像对一个小数目似的说：“3 000万元。”然后放慢，并像是很惊心于一个可观的巨数似的说：“3——万——元”。那么，你听了是不是觉得3万元的数目比3 000万元还大？
4在重要的词句前后略停顿
林肯常在演说时利用停顿来加强效果。每逢要讲一个重要的意思。并使它能深深印在听众的心上时，他就将身子向前略倾，两眼直视听众，很久不发一言。这种突然的沉静，与突然的一声巨响有同样的效果，都能引人注意。它使每个人都立刻惊醒、留心，期待后面究竟是什么。
我们演讲时也应利用这种有效方法，在一个重要字句的前后稍作停顿，甚至一句话的中间也可停顿，但要十分自然而不做作，这将大大提高你的演说效果。
5使用新鲜的语言
使用新鲜的语言就是要跟上时代的发展，善于择取随着时代发展而出现的崭新词汇，使语言富有时代气息。
6使用幽默、风趣的语言
幽默、风趣的语言能增强演讲的表现力：既能深入主题，又能使演讲的气氛轻松和谐；既可调整演讲的节奏，又可使听众消除疲劳。作家对厨师说：“你没从事过写作，因此你无权对我的作品提出批评。”厨师回答说：“我这辈子没有下过一个蛋，可能尝出炒鸡蛋的味道如何，母鸡能吗？”这话令人开怀大笑，又给人以启迪。
形式多变的语言能调动听众的情绪，调控现场的气氛，对成功的演讲也是至关重要的。
演讲要使用形象具体的语言
要做好演讲，光有语言的通俗、明晰的表达还不够，讲出的话为听众所理解，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但与成功的演讲还相距甚远。好的演讲还要能吸引人，让听众爱听，这就要求语言的生动形象，要求语言表达“言之有物”，使人获得真切实在的感受。如果演讲中使用过多空泛的概念，过多虚幻的描绘，听众往往不得要领，难于理解和消化。要用形象化的语言把抽象化为具体，把深奥讲得浅显，使枯燥变成有趣。
运用形象化的语言可以从多方入手，或选用形象化的词语，或用形象化的修辞方法。形象化的词语就是形象色彩比较浓厚的词语。我们谨以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的开头部分为例：
“3月14日下午两点三刻，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让他一个人留在房里总共不过才两分钟，等我们再进去的时候，便发现他在安乐椅上安静地睡着了——但已经是永远地睡着了。”
这段质朴无华的语言给人的印象是极为深刻的，全世界爱戴马克思、尊敬马克思、信仰他创立的科学共产主义的人们，都在恩格斯形象的描述中重温了伟大导师去世时的情形，人们屏住呼吸，默默地送别他的灵魂，在绵绵哀思中整理着对这位伟人的片段回忆。形象生动的语言能够有效地渲染出事件发生时的气氛，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有的读者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你不是说语言要朴素就得少用形容词吗，怎么这里又主张选用形象化的词语呢？其实，这两者并不矛盾而是辩证的统一。朴素未必失去形象，形象也未必就一定不朴素，语言的选用要依据演讲者所要讲述对象的特点，要具体描述的就不该吝笔墨，只须简要说明的就不必冗言赘语，最根本的是要服务于演讲的主题，既能准确地表情达意，又让听众觉得生动感人。形象化的语言绝不是堆砌形容词，这样只会适得其反，影响表达的效果。
要使语言形象化，各种修辞手法的合理运用也十分有效。比拟、比喻、夸张等都可以增强语言的形象色彩。
当演讲者向听众讲大家不熟悉或不很熟悉的话题时，就可以引用一个生动而容易理解的比拟，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957年4月8日，邓小平在西安干部会上作了题为《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建设》的报告演讲，他将西安的城建问题比拟为“骨头”和“肉”的关系。他认为西安市的城市规划摆得满满的，实际上里边空的地方很多，注意了“骨头”，对“肉”重视不够，应该办的商店、理发店等服务性行业，没有注意办。他表示，我们国家那么大，搞点富丽堂皇的东西，以表示新气象，是应该的，但同时，应多搞些商店、戏院、电影院、学校等，“肉”的问题就解决了。邓小平在这里的生动而又有说服力的比拟，道出了经济工作中的辩证关系。“骨头”指工业、交通、高楼等大的建设项目，“肉”是指配合生产和生活需要的多种设施建设，如科研、文教、卫生、商业服务网点、职工住宅和城市公用事业等。
周总理的领导艺术、大将风范历来为人们所称道。他在不同场合下所作的演讲中善譬巧喻，富理深刻，具有很强的教育启发性。比如在谈到对敌的战斗檄文中要抓住要害，而不要四面出击时，他以这样的比喻来启发听众：“一个猎手的好坏不在于他一下子打出多少发子弹，而在于他是否能一枪命中靶心。”而在长征胜利后缅怀死难的烈士，鼓舞士气时又用了这样的比喻：“我们红军像经过一场暴风雨的大树一样，虽然失去了一些树叶，但保存了树身和树根。”失叶存根形象贴切地反映了革命所付出的代价，表示了对烈士们怀念的心情，又体现了长征取得胜利后的喜悦乐观的情绪。
郭沫若演说也喜欢用比喻。1937年他从日本只身潜回祖国参加抗日，上海地下党组织各界人士集会，欢迎他与获释的“七君子”返沪。会上，有人喜欢鼓吹“一党专政”和抗日必须依于“政府”之下。郭沫若作了一个精彩的发言，说：“政府好像是个火车司机，人民好比火车上的乘客，司机、乘客是向着同一目的地的，乘客应该一致服从司机开车，才能达到共同的目的地。但是如若说我们开车的司机，是个喝了酒的醉汉，或者他已经睡着了，这个时候全车乘客都将有生命之危，怎能安全到达目的地？这样我们就不能再服从他了。我们不但不服从他，而且应该叫醒他了。”会场上掌声雷动，他接着说：“即使他没喝醉，没有咋着，则这个司机不是个好司机，那他也是不会注意安全行车的。像前面轨道上，堆放着许多石块、障碍物，他还是硬向前开，全车乘客的生命安全危在旦夕，这时我们全体客人，为着自己的生命，为着胜利到达目的地，也就不能盲目地服从他，大家应该命令他停车，应该赶快下车，一齐动手把石块、障碍物搬掉。”郭沫若的这个比喻，取自日常生活，明白易懂，又说理透彻，无可辩驳。他有力地回击了“一党专政”的鼓吹者，大快人心，赢得全场长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