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母亲怕吃剩的饭菜第二天馊掉，用碗盛好置于装满冰凉井水的脸盆里“保鲜”。夏夜，月色融融。墙旮旯有小虫唱歌；黑蝙蝠发出“吱吱”的叫声，在空中划过；萤火虫闪闪发光，漫天飞舞，给夜增添了几分神秘和浪漫。母亲为了节省煤油，搬张竹床到屋前的空坪歇凉，和一同来歇凉的大婶、大妈们聊天、讲古，我们在井沿洗过澡，也陆续汇聚到空坪玩捉迷藏、老鹰抓鸡、踢毽子、跳绳等游戏。疯累了，便躺在冰凉的竹床上听大人们讲狐仙鬼怪故事，母亲用大蒲扇为我摇风、驱蚊，我在故事中渐渐进入甜甜的梦乡。
那时，我们虽然生活在物资匮乏的计划经济年代，食盐、白糖、豆制品、大米、猪肉、肥皂、煤油、布料等日用、副食品都要凭票供应，穿的是白洋布染的衣服，喝的是上照得见天、下看得见地（碗底）的稀粥，没有玩具，用煤油灯照明。但是，我们非常快乐、自由，因为我们生活在“素质”教育年代，没有沉甸甸的书包，不用担心完不成作业……
军装梦
杜维民
上个世纪60年代，人们对解放军特别怀有深厚感情，广播里在唱“解放军是亲人，解放军为人民……”，戏台上在演“军民鱼水情，军民一家亲……”；村头，小妹妹送情郎去当兵；社会上，小姑娘爱嫁解放军，男女老少都喜欢穿军装。但是，大部分人穿的都不是正规的军装，也就是用白洋布染成黄色，请裁缝师傅仿照军服样子做的冒牌军装。
那时，我在读小学四年级，最喜欢看战争电影和《林海雪原》、《南征北战》等小人书；玩木头手枪、弹弓。特别是儿童节、国庆节，学生上街集会游行，我看到同学们穿上军装，前面由两个高年级同学扛着写有“××学校”的横幅，大家按班级排着整齐的队伍跟在横幅后面，手臂上套个“红小兵”红袖章，手里挥舞用彩纸糊的三角旗，一边走一边跟着带队的老师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穿行在围满看热闹的人群中间，就像当年解放军进城，很是神气，我好羡慕。
我家里穷，只靠父亲每月三十四块钱工资生活，吃饭都紧巴巴，根本没有闲钱做军装。我和哥哥、姐姐都穿补丁贴补丁的破衣服，或穿父母亲旧衣服改的衣服。那时买布凭布票，母亲常把布票拿去送人或跟老乡换鸡蛋吃。我眼馋小伙伴们的军装，有时用木头手枪跟小伙伴换军装穿一会，并学解放军叔叔的样子玩捉坏人的游戏，感觉自己非常威武、了不起。母亲发现我穿别人的衣服，便斥责我赶紧换回来，别把人家的衣服弄破了。我母亲虽然是个文盲、家庭妇女，但她心灵手巧，会做鞋、手工缝衣服、做各种小菜，她在我心目中是天底下最聪明的母亲。母亲看出了我们的心事，便从箱底翻出我父亲原来当兵穿过的破军装，改了一件军装给我和哥哥轮流穿，我们两兄弟约定，每人穿一天，我穿上肥大的军装感觉非常幸福，扯着胸前有“八一”字样的纽扣自豪地跟小伙伴们说。
“你看，我这是真正的军装。”
有一次，我哥哥穿着军装不肯脱，硬要多穿一天，气的我扑在他腿上狠狠地咬了一口。顿时，鲜血染红了他的裤子，吓得我哇哇大哭，连说：“哥哥，我不要军装了，我让你穿。”
为此，母亲给了我一顿“泥鳅烫面”，一身被小竹枝抽得伤痕累累，并饿了我一餐饭。一连几天，我嘴上都挂得住油瓶，一言不发。此后好长一段时间，学校再组织集会，我便借故头痛请假，再也不敢提衣服的事。我恨母亲。
转眼，春天来了。母亲托在郊区茶场的亲戚，弄个摘茶叶的本子，去摘茶叶赚钱。茶场离县城约5公里远，天蒙蒙亮，母亲拎两只大竹篮，用搪瓷茶缸带上饭和咸菜，步行到茶场摘茶叶，中午在地里吃一餐冷饭。摘一斤茶叶三分钱，她每天能摘四五十斤茶叶，常常累得腰酸背痛，天漆黑才回家。一天，她在山冈上采茶，不小心扯到一个黄蜂窝。顿时，一群黄蜂就像战斗机似的围住她的头“嗡嗡”俯冲。母亲丢下竹篮抱头鼠窜，由于心大急，脚被树枝绊倒摔了一跤，脸也划破了。傍晚，我放学看到母亲脸上裹着纱布，手又肿得像馒头，便问母亲怎么回事？她拉住我的手说：“孩子，娘本想摘茶叶赚点钱，给你做套军装，可是，娘真没用……”
我痛心地哭泣着说：“娘，你不要去摘茶叶，我不穿军装啦。”
这次，母亲没有赚到钱，反而用去十多元医药费，致使家里生活更加拮据，一连吃了半个月的萝卜、白菜加腌菜汤。母亲病好后，又是帮人纳鞋底、又是帮人带小孩赚钱，一双手由于冬天下多了冷水，干裂出一道道血口子，十个指头都弯曲伸不直，稍一用力，裂口就渗血。看到母亲的一双手，我心也在滴血，想偷偷给母亲买双毛线手套。于是，我向老师撒谎肚子痛，请了一天假。我像一只出笼的小鸟，跑到郊外山上把书包藏在树丛中，满山坳跑，捡茶籽卖，中午饭也没有回家吃。下午，正当我在山上跑来跑去，把衣袋裤袋塞得满满时，突然冒出一位老伯，拎住我衣领说我偷生产队的茶籽，把我捉到学校通知家长来处理，气得我母亲眼泪汪汪，回家把我痛打一顿，问我为什么要逃学？我咬紧牙关一声不吭。过后，我把这件事写在作文里，老师说这篇作文写得很好，有血有肉，在班上作范文宣读，并奖给我两本作业本。母亲获悉后，高兴地把我揽在怀里抹着泪水，为此，过年还奖给我一套新衣服。
但是，军装却在我心中变成了一个挥之不去的梦。18岁，我报名去参军，才穿上了真正的草绿色军装……
彭老叫我“金三两”
王斌
“彭”、“荆”、“风”三个字，40年前我就认识了，那时的我还是小学一年级的学生。把这三个字串联起来，构成“彭荆风”——知道这是一个人的名字，离现在也有35年了，我已从懵懂少年成长为初中生。
大概在1978年的时候，看了一部电影叫《边寨烽火》，据老师说，这部电影的编剧叫彭荆风，《芦笙恋歌》的编剧也是他，还是铅山人呢。就像看过的其他电影一样（“样板戏”另当别论），除了点滴印象，并没有留下特别之处，只记得故事说的是关于民族团结的事情，好像还有剿匪的内容，再加上当时的我对文学作品（包括电影）的阅读量极为有限，在那个无书可读的年代，从来就没有想过深入地了解作者，更不会幻想会和某个作者发生些什么故事。
三十多年过去，借用毛主席的话说，叫“弹指一挥间”，我们各自生活在属于自己的轨道上，犹如两条平行线。
生活中有一些美丽的缘定必将会相逢。我与彭老——这两个在各自平行线上游弋的点，被某种神奇的力量聚合，发生了几次奇妙的碰撞，留下几段优美的弧线——我居然认识了这位大名鼎鼎的军旅作家。
那是一段令人刻骨铭心的记忆。
2010年6月20日中午，中考已经结束，暂时不用去上班，百无聊赖的我在网上游荡，正不知如何应对辘辘饥肠提出的抗议，手机里传来增华先生清晰的声音：“赶快到宾馆稼轩厅，我们等你吃饭。”哈，抗议有效，问题解决了！“陪谁吃饭呢？”带着疑问，我跳上了三轮车。
那天，雨下得正紧。
走进稼轩厅，一个老人的身影映入我的眼帘——这不是彭老么？我大吃一斤（惊），顿时，饥肠也不再抗议了，我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立刻冲上前去，可马上又退回了两步，颤颤巍巍，哆哆嗦嗦地伸出双手，不知所措，彭老看出了我的窘态，主动伸出手来，我脑子中突然眩晕起来，不知道是该用力握住还是该轻轻一碰，甚至连正眼看他的勇气都没有了。朋友，你可不要笑话我的怯懦，设身处地为我想一想，我这只生活在小县城，工作在农村的孤陋寡闻的井底之蛙，连局长都难以见着，何况是如此大的“冒号”了——那可是正军级哟。“开席吧，人到齐了。”彭老一句话，我从迷糊中清醒过来，同时心中一震：十多个人没吃饭，只等我？“彭老听说你要来，执意在等，”增华先生说，“你应该早点到嘛。”我顿时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于是，迅速占领有利地形，坐在了彭老对面，这样就可以正面观察了，我为自己这一举动而窃喜，也不管礼貌还是草帽了，哪怕是斗笠也行哟。
彭老喝的是核桃汁，其他人也都喝的核桃汁，只有我的席前摆了一瓶金三两。接下来自然是轮番敬酒，不，应该说敬核桃汁。到我的时候，我连忙站了起来，双手挚杯，举过头顶，“祝彭老健康长寿！”话音刚落，杯中的金三两变成了一两半，彭老看了看我，说：“我记得你，去年冬天……”，我越加震惊了，以我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中学化学老师，又不是“做鞋的”（作协的），连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爱好者都算不上，怎么会给彭老留下印象？随着金三两醇香的弥漫，我的思绪也发酵起来，回到了去年12月的某一天。
那天刚下晚自习，增华先生的一通电话，我便来到了鑫隆大酒店的某个包厢，敲门进去，只见有认识的和不认识的十几位朋友，正陪一位老人吃饭。其时已经酒过三巡，我大大咧咧地坐了下来，一大杯酒随之摆在了我面前，这位老人是谁呀？没等我发问，“这位是彭老。”增华先生的一句话，我听了如坠五里云雾，“哪……哪一位彭……老？”本就不善言谈的我竟有些结巴起来。“就是《驿路梨花》的……”没等增华先生介绍完，我顿时明白过来，不就是我们铅山的那位大作家么（我当时也不知道彭老其实是萍乡人）？我赶忙站了起来。“迟到了，该罚酒三杯。”我知道这是增华先生想满足我对酒的热情，又不失铅山的待客风俗而说的。“应该的，应该的。”我忙不迭地说。“三口吧，酒喝多了伤身。”彭老制止了我的冲动，我向彭老投去了感激的目光，顺便也偷偷打量了一下这位我从小就特别敬重的长者，心里一乐，这是彭老？我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就是邻居老大爷么？怎么也不能跟大“冒号”画等号吧。一大口酒入肚，一股暖流随之浸润全身，我不知道这暖流来自于这口酒，还是来自于这位长者。我知道我好酒，但酒量并不大，真的三杯下去，那是笃定要抬着出去的，这杯酒（大概是三两吧）喝着喝着，我就开始胡思乱想起来：该和彭老握个手吧，能合个影吗，可容不得想完，墙上的时钟提醒我们：已经九点了。为了不影响彭老休息，他第二天还要上葛仙山，去亲近那3029级台阶呢。大家纷纷告退，我有些不舍，却又不敢造次，只得留下些许遗憾，还阿Q式地安慰自己：能与这么大的“冒号”同席喝了一杯酒，已经三生有幸了，还敢奢求什么？
“祝彭老……”不知是谁的一声祝福，把沉醉在回忆中的我拉了回来。就这样前后不到半个小时，姑且称之为半餐缘吧，我还来不及看看彭老到底长什么样呢，彭老居然还记得我。我彻底震撼了，视线竟有些模糊起来，赶紧用纸擦一擦，这才怀着敬意、感动，可能还有好奇，开始细细打量起来：对面的这位老人，像大多数南方人一样，个子不是太高，但很健壮，满头银丝闪现着智慧的光泽，目光深邃，炯炯有神，似乎要把这个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人和事都尽收眼底，脸色红润，并不太多的皱纹，刻下了生活的阅历和沧桑。上着一件大红T恤，下穿一条草绿色的“旧版”军裤（该是军人情结的体现吧？），腰上系根窄窄的红皮带，特别醒目的是手腕上那只小小的红手表——这是位慈祥的老人，这是位爱美的老人，这是位年轻的老人。
席间，大家谈文学，谈创作，什么小说啦，散文啦，诗歌啦……我又不属于那个圈子，没完全听懂，也谈工作，谈生活，吃着喝着，自然就谈到了美酒。对酒，对美酒，对酒文化，我简直就是七窍通了六窍——一窍不通，光知道喝，没学会品。听彭老细数着他的家珍：那满满一柜子美酒。因谁买了茅台，因哪件事又买了五粮液，还有洋酒。一瓶瓶美酒，就是一段段美好的回忆：一次短暂的老友间的邂逅，一次漫长的新朋间的长谈，都能促使他买一瓶好酒来珍藏，更何况生活中还有许许多多值得纪念的日子和事情，几年后，那酒柜就被温馨给占满了。每当写作累了的时候，彭老就会来到酒柜旁小憩，品味关于美酒的故事，然后又回到书桌前继续写作。我默然了：我算什么？只是一个十足的好酒之徒罢了。而当彭老知道我有几次因酗酒而失去理性的时候，又语重心长地告诉我，酗酒是很伤身体的，没有好的身体，哪能好好工作？一个不爱惜自己的人，他用什么去爱他的家人，用什么去爱这火热的生活？字字句句，充满了一个可敬的长者对并不年轻的晚辈的我深切的关怀和爱护。“这餐只喝完这瓶金三两，晚上再来，可以吗？”我重重地点了点头，细细品味着金三两的醇香，也品味着这份比金三两更为醇香的关爱。
三两喝完，壁钟的时针已指向一点，我们也该送彭老休息了。在电梯门口，彭老说：“晚上见，金三两。”我一愣，随即被这风趣的称呼逗笑了，大家也都跟着笑了起来。
走在回家的路上，一种微醉的感觉袭上我的心头。
因那金三两。更为这“金三两”。
洗礼
王斌
无法拒绝来自灵魂深处的召唤。
2010年10月23日凌晨1时15分，我们“铅山县鹅湖文学写作班”的10名学员，踏上了从上海南站出发的371次列车，一路向西前行。
列车亲吻着铁轨，发出有节奏的隆隆声。发出隆隆声的不仅是车轮，还有我无法抑制的心跳：七个小时后，我们就会到达本次采风活动的目的地——井冈山。
我心中神圣的山。
全中国人民心中神圣的山。
23日早晨8时许，一辆来自国家检察官学院井冈山分院的中巴早已等候在井冈山火车站门口，司机小罗热情地把我们迎进车厢，绕车站广场半圈，划下一段优美的弧线，向着茨坪疾驰。疾驰的不仅是汽车，还有我肆意张扬的思绪：五百里井冈，每一寸土地都浸染了红军将士的鲜血么？每一块卵石都留下了红军将士磨刀的痕迹么？
“井冈山”，三个遒劲有力的镏金大字，在清晨的阳光里熠熠闪亮，凸显在一面高高飘扬的如炬的红旗上。透过车窗，我还来不及按下手中相机的快门，这座巨大的标志性雕塑已目送着我们飞进山的怀抱。
我真真切切地感到：井冈山，我终于来啦。
我将聆听您嘹亮的号角；
我将感受您雄健的心跳；
我将品尝红米饭的清香；
我将接受你庄严的洗礼。
在蜿蜒曲折却又宽阔平整的沥青公路上，汽车平稳地行驶着，一路欢歌，向着茨坪。经过鳞次栉比的“红米饭农庄”、“映山红饭店”，经过天街，经过红歌广场，在一个大大的停车坪停下。下得车来，我抬头一看，一幢高大庄重的建筑矗立在眼前，建筑顶部镶嵌三个颜体楷书—
和谐苑
看了落款，才知道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前任检察长刘复之先生所书。这幢建筑，正是国家检察官学院井冈山分院的所在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