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上各种地理现象，能够称得上“谜”的并不多。巍巍的珠穆朗玛峰，莽莽的青藏高原，波涛汹涌的大洋以及雪盖冰封的南极大陆，它们的真面目只是在最近几十年的时间里才被初步揭开，所以，历来人们认为这些地方是个“谜”。
然而，位于我国新疆境内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东端的罗布泊，也可以和上述大的地理单元相提并论，驰名中外。
成书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我国最早的一部地理著作《山海经》，曾经多次提到罗布泊。可见，在2000多年前，罗布泊在我国人民心目中已颇有名气。
我们的祖先确有非凡的能力，在生产力极度低下的奴隶制社会里，已经知道距他们一两千千米之外的沙漠内的地理情况。与此同时，他们也犯了一个错误，这个错误使得其后几百年内，人们对罗布泊发生误解。这也许就是最早的有关罗布泊之谜罢。
《山海经·西山经》载：“……东望泽，河水所潜也。”
问题就出在“河水所潜”四个字上。意思是说，黄河的源头是罗布泊。不过，那不是明流，而是暗流，湖水潜入地下，成了河源。
这个错误影响很大，直到两汉，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都沿袭了《山海经》的错误说法，而且越说越玄。《汉书·西域传》：“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其水居亭，冬夏不增减，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
蒲昌海、盐泽都是汉时对罗布泊的称呼。中国河即黄河。史书大家轻信了前人书本上的材料，又加上“南出于积石”，竟然把罗布泊与其东几百千米的毫不相干的积石山扯到一起，犯了盲从主观的错误。
罗布泊为近代科学家所熟知，并作为一大疑谜，广为流传中外，还是近100多年的事。19世纪70年代初，俄国人普尔热瓦尔斯基，深入我新疆境内考察，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东部发现一个湖泊，标在地图上，并认定，他所看到的湖泊就是罗布泊。
可是，这一意见遭到德国人李希霍芬的反对，他认为，普氏所见的湖泊并不是罗布泊，而是另一个湖泊。因为，李希霍芬把普氏地图与清朝实测地图相对照，发现普氏所标示的湖泊与清图罗布泊向南相差1个纬度。
是清政府的地图画错了，还是这个神秘的湖泊长了腿，自己向南走了100多千米呢？各种意见，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接着，瑞典人斯文赫定、英国人汉丁顿、德国人赫纳尔，还有当时来过罗布泊的一些中国学者，都参加了这场争论。
说来真有趣，确实有人认定罗布泊是一个游荡不定的湖泊，即所谓“游移湖”。
这一论争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曾经到新疆参加考察活动的苏联学者西尼村与穆扎也夫之间意见也不一致。前者把湖泊移位归之于地壳运动的不均衡性，而后者认为与流进罗布泊的河流变动有关。
当时到罗布泊探险、考察的都是国际上很有名气的大人物，他们回国以后写了不少文章论著，阐明自己的观点。于是，罗布泊也就渐渐扬名中外了。
引起对罗布泊的种种猜测和争论是有其原因的。
罗布泊本身就是一个富有神秘色彩的湖泊。它的面积曾经达3000平方千米，是我国仅次于青海湖的第二大咸水湖。罗布泊深居亚洲大陆的腹心地带，它的西部是举世闻名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发源于塔里木盆地四周山地的大小河流如塔里木河、孔雀河、车尔臣河都把罗布泊作为自己的最后归宿。从地质构造上看，第四纪以来，罗布泊是一个地壳坳陷中心，百万年来，地壳缓慢下沉，河流带来的千万吨的泥沙仍然没有把它填平。
围绕湖盆四周的千姿百态，迷宫般的风蚀地形，有如蜿蜒起伏的游龙，即我国古书称之为“白龙堆”或“龙城”者，维吾尔族人民称这种地形为雅丹地形。
罗布泊湖面变化与湖盆地形有关。它是一个沙质的低平的浅洼地。打个比方，就好像一个浅底的碟子，面积虽然很大，却浅得很，平均深度还不足半米。正因为湖底浅平，湖水水量的变动，可以使湖水面积造成极大的波动。有时，烟波浩瀚，有时却变得很小，甚至成为一片沼泽，这也是引起关于罗布泊变迁的种种猜测的重要原因。
现在，这个问题基本上解决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曾组织大规模的综合科学考察队，深入罗布泊地区，进行空前规模的考察活动。经过实测证明，罗布泊是塔里木盆地最低的地方，根本不会出现罗布泊的湖水流到别的地方去的情况。一些人看到的罗布泊南部的湖泊，那是当时塔里木河改道，形成的新湖，与罗布泊无涉。至于湖泊大小变化，自然会有，但从未越出湖盆之外。
1973年，美国大地卫星对罗布泊地区拍了照。照片表明，目前罗布泊已经完全干涸，在湖盆东、北、南三面留下一条条半圆形的自然堤，那是由于湖水在风的吹动下搬运湖中泥沙堆积而成。这是一个非常可靠的湖泊变迁的记录，科学家们可以据此判断湖泊变迁的历史。我国著名地理学家周廷儒教授在他的一篇论文中作出一幅从秦汉到今天2000多年的漫长时期内罗布泊变迁图。
罗布泊还给人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据最近对罗布泊湖盆调查，证实罗布泊堆积着各种盐类、石膏，可能还有稀有元素和重水。
引起科学界普遍兴趣的还因为在罗布泊附近发现了大量人类活动的遗址，即所谓楼兰遗址。
1901年，斯文赫定第一次在罗布泊西北方不远的风蚀地区找到了古城遗址，收集到许多精美的雕饰、丝绸织品和大量用汉文书写的木简和文书。之后，许多国内外考古工作者陆续来此，收获也很大。
这些出土文物，虽然经历了一两千年的漫长岁月，依然完好如新。丝绸织物不但有各种纹理的织法，而且色泽鲜艳，图案清晰。木简和文书上的字迹也清楚可辨。在断墙残垣的废墟中，房舍井然。盖房用的木梁、檩条、橼子，比比皆是。为研究当时楼兰的社会经济状况提供了极其珍贵的第一手材料。干旱少雨的气候条件保存了它们。就是死人尸体，有的也不腐烂，人们在这里找到过几具保存得相当完好的干尸。
从这些出土文物中，我们可以断定，这座城池规模很大，延续时间也很久。木简记载的皇帝的年号，从西汉宣帝开始一直到东晋初年，相间400多年。木简中还记载了与屯田有关的仓库的名称，当时从内地迁此的军垦人员携带家眷的情形；并且，当时已经使用了耕牛耕地，广泛地引水灌田。所有这些材料都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当时楼兰是—个重要的农垦中心，有很多的人口，有发达的文化。
另外，从出土的铜币以及当时我国内地尚不会制造的玻璃与玻璃制品来看，楼兰应当是我国西部重要的贸易中心，丝绸之路就是从它的身边经过的。来自中亚、西亚的商人带着货币和特产在这里与我国传统商品交换。其时，印度的佛教也已传到这里，那到今仍耸然危立在荒原之上的佛塔遗迹说明了这点。
我们不禁要问，在这样一个涉无人烟、极度干旱、寸草不生的地方，怎么会出现如此规模的城市呢？
原来，2000年前，这里的环境并不是今天这个样子。
塔里木河
源远流长的塔里木河正好从它的身边通过，带来丰沛的淡水，当时罗布泊面积很大，距楼兰不远。在沙漠地区，水就是生命。有了水就有农业，有居民。正是这取之不尽的水哺育了在这里居住的人民。人民兴修水利工程，种植作物，收获甚丰，古书有所谓“大田三年，积粟百万”的记载。
沿着河流和湖泊两岸生长着茂密的芦苇和高大的胡杨林。其间栖息着许多动物：老虎、野猪、马鹿、野兔、水獭等，河湖中盛产鱼虾。这种生态情况，在20世纪初为一些探险家来此地考察所证实。
科学家们推测，造成城市废弃，居民迁徙的根本原因是河流改道和湖面缩小。在干旱地区，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因为干旱地区河水暴涨暴落，泥沙淤积甚盛，大片的流沙常被大风吹入河床，这样就势必造成河流改道，而靠河流补给的湖泊也就因此而荒废了。造成罗布泊干涸的另一个原因是河流上游的农垦。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塔里木河、孔雀河两岸开垦了大片农田，拦截河水，引水浇地，致使最后流进罗布泊的河水就不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