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自己一边写着谴责痛苦制造者的诗，一边又违背“文如其人”的准则去制造建筑在别人身上痛苦的幸福。父母的影响，文学的熏陶，中国情人的功利色彩，妻子的心灵痛苦，就像合力版筑成的一道土城墙，坚固地竖挡在爱情与情爱、理智与感情、纯洁与欲念之间，也由此使我成为“高处不胜寒”的一个抱肩缩膀的卫士：防御与守护。我的防御使用两种不同材质的盾牌：一面闪烁着铁的冷光，迎向美目的杀手；另一面则为藤条编织，我的抵挡虽然显得很柔软，但心灵的守护还是难以被击穿的，即便受伤那也仅为肉体的痛苦。我守护爱情免遭伤害，谈不上忠贞，也归结不到情操守一。我发自内心地说：我不配享受这些桂冠。我的凡胎生命，一直在受着灵与肉的煎熬，潜滋着丑陋的欲望，身心里蠕动着贪婪的虫子，它时刻都想爬出来，去啮噬美的存在，去蚕食善的叶片，去毁残爱的花朵、情的玫瑰。完全彻底地消灭它，除非彼日何丧，绝望得毁掉自己的肉体生命，这就愚蠢得如同把脏水和澡盆里的孩子都泼出去一样。其实，应对欲念的贪虫，我们大可不必恐慌，抑制它的手段十分简单：促其冬眠，不给它提供适宜的繁殖土壤。但问题是，这个世界只生活着亚当和夏娃，上帝对人类摊开的手掌，一只写着爱情与幸福，另一只写着情欲与痛苦，尔后他把两只手合起来，不再管世间尘事了，而毒蛇与禁果是他留在伊甸园里的最后语言。我们尽管读懂了，但人类偷吃禁果的行为却无法得到应有的禁止，这是一个神话之外的美丽错误。我们无从更改，只能修正自己。
我经历过夏娃的诱惑（到现在依然如是），美丽的禁果就摆在饥饿的眼前，伸手取舍完全在一念之间。贪欲的虫子从冬眠里苏醒，蠢蠢欲动。这时，你很难揿下它渴望爬出来的头角，你只好一边软弱地退缩向理性的角落，背靠着理智竖起的墙壁，操拿守护爱情的盾牌，来抵回情欲的利刃。我的几次故伎重演，得益于诱惑者的知难而退，像植物的触须遇到障碍便由此改变了试探的方向。另一个得益于我的生性敏感，如同湖边饮水的惊醒之鹿，在危险逼近的时刻首先顾及着逃离，至于与清美的水失之交唇以及是否展现逃跃之美已无暇顾及了，重要的是你必须抉择逃离。虽然你很狼狈或者气急败坏，但你要知道任何的逃离都不可能是以美的形式来体现的。犹豫或者眷顾，都会成为情欲的俘虏或者美食。而另一方面，你便会伤害另一头鹿的温柔情爱。我经历过诱惑，知道猎手放在铁夹子上的一块烤肉是怎么回事，我走近它，又警觉地逃离开了，虽然留在雪地上的脚步有些迟疑，但没有一只走向它的相反方向。
活着—无论对男人还是女人—各种各样的诱惑总是难以避免的，每个人都会有我一样相似的经历。猎者和猎物以及我们的灵与肉也总是在森林、在草地、在生存的空间搏杀着，因而，流血场面：看见的与看不见的景象时刻都在发生。猎与被猎，愉悦的心理满足和精神的痛苦并存。而诱惑与被诱惑，同样如此。禁果的奥秘就在于它的被偷吃，否则像原始人一样，性与情人也就无魅力可言，灵与肉无须在煎熬中、在搏斗里得以分离出崇高与卑琐，圣洁与肮脏。如此也就消失了原罪的忏悔和清洗，人类彻底地归复到动物生存的本性上，交配只是为了种族的不被灭绝。
上帝把禁果堂而皇之地摆放在伊甸园里，显然并不完全反对亚当与夏娃的偷吃，否则，他动用权利拿走罢了。上帝宽恕偷吃禁果而向他忏悔的人，责罚道貌岸然的伪君子。这些人钻进裤裆里偷吃禁果，扬起伪善的面孔却布道起禁歌，装扮成上流社会的文明人。卢梭的《忏悔录》是现今世界文学史上无与伦比的心灵史。这部书写在他的反对者群而攻击他的最艰难时期，唾液几乎要淹没了他的生存。卢梭并没有选择沉默和逃离，而是用自己的忏悔来回击攻讦他的人。这一大胆的勇者行为，令诋毁者汗颜地败下阵来。可见真诚的忏悔是绞杀虚伪的生物，它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不是所有“糟践自己”的文字—如一些赤裸裸的性描写，再如一些美女作家的所谓性爱之作，都会成为卢梭之后的文学经典。将自己丑化成“乌鸦”或者美化成“凤凰”，都很难飞翔起来，不是因为它的翅膀沉重，而是它太轻飘了，缺乏灵魂解剖刀的流血。她有着女人被侮辱、被损害的历史，却没有反抗的自尊和呐喊，也没有原罪的忏悔与清洗。这样的暴丑揭示，与人体模特虽然形似，却迥异两端：自然之美与灵魂之丑。
如卢梭一样手持思想的利刃，披面沥血，剖割灵魂的阴暗面，在我国文学界，似乎只有巴金一人，他的《随想录》说了真话，有着震聋发聩的艺术力量。他的自省精神可嘉，忏悔心灵可贵，对十年文革扼杀人性的历史、对自己害人也深受别人损害的经历，予以血泪控诉和灵魂鞭笞。我读完《随想录》后，也曾陷入这样的随想：巴金老人并没有完全把他心里的真话说完。他保留了什么？当然，我们任何人都有自己感情的一角隐秘角落，我们握有自己神圣的天赋人权：遮盖帷幕或打开它，别人无权横加指责，粗暴干涉，显然，巴金老人是把这心灵私密的一角掩饰起来了，留给中国文学一个真实的遗憾。
我读过两篇当代“揭秘”的散文：郭风的《年轻时候》与张守仁的《角落》，似乎后者写得淋漓真实。一位年轻的女诗人和他坐在他家的门厅里平静地交谈，横在彼此中间的是白桌布上的一束红玫瑰，“俩人谈得融洽而快乐”，不觉时光飞逝。傍晚，女诗人告别，穿上外衣，到了门后和他握手。“我正欲开门，她凑到我耳边轻声低语：‘我可以吻你一下吗’？我突然闻到一股年轻女性的体香”，既尴尬又迟疑地接受了她在他右额一吻，次日，这位女诗人便走了，远涉重洋。张感到她提前离开这座城市是缘于这样的交流：“您的感情生活有没有纠葛？”“如果我重新结婚，仍将选择现在的妻子。”“真的没有其他的感情波澜吗？”“我好比一条河流，向前流淌会有新的际遇，穿越峡谷或者拐弯时不可避免地激溅起这样那样的浪花，但因有河岸约束，从未泛滥。”“难道您不需要妻子以外的女人的抚爱？”“我只有一个……哪能再分出另一个我来承受呢……”他最终意识到：一扇心扉的委婉关闭，引发另一个心灵的永远痛楚。“相思，命定是一种伤害。”—这样的一篇短文，使我完全读呆了，如雷击一般震悚，因为我就有着这样的一段真实经历。需要说明的是：当时我33岁。
我的这段经历，应当说比《角落》讲述的还要复杂，而且感情是立体的，交织着祖国之爱、爱情之恋、情欲之苦。即便时过境迁，回头书写这段个人的情感史，我还是感到一片茫然，仿佛一苇之舟颠簸大海上，而岸还在遥远的地方。对我来说，那时的情感好比一条急湍的河流，在爱情与情欲之间汹涌，这使我想起一篇小说的名字来：《灵魂的搏斗》。当然，我还没有丑陋到出卖灵魂的地步，而她也是如此。我们并没有更多的亲密接触，也不像俗常人捕风捉影的想象。很可能彼此的内心都曾搅动起情感的漩涡，但没有溃堤决岸，没有愚不可及地超越理性的界线。对此，我们要感谢对方。爱慕并没有造成任何的伤害。
我们是陪着领导到俄罗斯去的。在美丽叶尼塞河岸边的阿巴干，我们建有一座合资企业。八月的一天，我们度过中俄界河。黑龙江水面宽阔，平静流淌，与我想象中的历史不太一样，好像缺乏着悲壮的色彩。首次出国远行，我有着激动和依恋，有着向往与难以割舍。我以一篇《想念祖国》，来陈述我当时复杂的矛盾心情。我这样写道：
轮船刚一驶过黑龙江的主航道，我的心就猛地往下一沉，我晓得我已经离开我的祖国了。
那天，天空飘洒着微微细雨，江风吹动着丝丝凉意。我透过雨珠儿滚动的舷窗，向刚刚离去的海关望去，迷濛中那威严的白色主楼，那岸边的绿柳垂杨都在我无限眷恋的瞩望里留下深情的一瞥。无意间我看到我美丽的同伴心也在闪亮着一江春水的激情，哦，恋故土，爱祖国，心心相连，情情相同，只有祖国母亲的深爱才能永远维系我们民族感情的血脉啊！
我觉得江风与凉意都不复存在了，滚滚的热血在瞬间注入江那半儿祖国大地的血管里，她燃烧着深沉的火焰向远方的大海奔涌而去。在这一刻儿，母亲、妻子、女儿送别时的含泪微笑都浮雕般凸现在我的心里，成为我想念故乡思念祖国的真实载体。人未远离，只在一条江的这一半儿，为什么思念就这般浓郁，为什么爱就这样富有深沉的重量？！
—我在文中虽然写及了她，但绝非卿卿我我的个人情感，而是我们的黄皮肤、黑眼睛的故国之恋。当夜，我们一行住在布拉戈维申斯克，从宾馆的十一层高楼上，可以望见远岸城市的灯火。我伸出思想之手，颤抖着伸向历史的深处，想闭合海兰泡那百年前的绝望眼神儿。江风翻卷上来，涛声浪语透穿窗帘，好像被鲜血涌流的回想打湿。这一夜，我睡得很不平静，辗转反侧，早上醒来，坐在窗前的沙发上，沉思默想。这时，睡在一墙之隔的她敲门走进来，坐在另一张沙发上。我们属于同代人，因而在交流上没有过多的障碍，像《角落》所使用的文字：我们平静地交谈，隔开着一张狭窄的沙发桌。我记不得桌上是否摆放着红玫瑰之类的鲜花或塑料花，但至今还清晰地映像出床铺一侧的墙壁上悬挂着精致的油画：雪地里的一座尖顶教堂，色彩灰蓝而宁静。在晨光里，我们蜻蜓点水似的谈到了俄罗斯的文学，她所读的书有限，因而交流并不十分顺畅。这个早晨仅此而已。太阳升起来，另一侧隔壁的房间有了响动，我们打住了话茬儿，等待早餐和去机场。
在穿云破雾、飞行外兴安岭的上空中，我们挨排坐着很少交谈。我的情感更多地停留在首次乘飞机，思想故国的爱恋上—俯视舷窗下的茫茫云海，我不禁想起一位海外游子所写的一首忆念祖国的诗句：总想横抓江河的激情，一拍翼千山飞过……现在，我正是怀着这种超越时空，飞向千山万水总想看个够的美好心境。只是那银色机翼下还未融尽的点点雪山，那暗蓝色的蜿蜒河流，那草地森林、都市村庄已都不再是我亲切而熟悉的了。在一种陌生而新鲜感里我竟然自怨自艾起来，为什么我第一次乘坐的飞机不是在国土上大写意的抒情呢？为什么我横抓江河的初次激情不是故乡的松花江，不是祖国的长江长城？如果有一天，我真的飞临祖国的辽阔蓝天，那我拍翼的欣喜与深情一定会是大海般的充沛啊！
此际坐在身旁的女同伴正在读书，而心绪难平的我还在尽展联想的翅膀，心中回响起那首港台情歌：我悄悄地闭上眼睛，让我想想你是谁？
—你是我美丽纯洁的女儿，温柔善良的妻子，你是我慈祥和蔼的母亲，你更是我可亲可爱的祖国啊！离开你我就像这浮云一样漂泊无定，想着你我便会神奇地充满自豪的力量……
今天坐在台灯下，抄录这些15年前写下的文字，我还是感受到了它的真情实感性。我当时就是这样思想的，但我也不否认在我心灵情感的主旋律上夹杂着不和谐的杂音，譬如我乘车中曾经无意间触摸到她短裙下的质感丝袜，欲念的游丝产生了失重的浮动，虽然是瞬间的意识流，但我的丑陋心理是真实存在过的，我并不为此狡辩。与此类似的意识流，在以后还曾多次闪电过。我这般断语指的是我天马行空的欲望，而非墨守成规的行为。因此，我的忏悔与批判的鞭子，只抽打在我自己的灵魂深处，流血的也只能是我自己。
此行，我们还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住了一夜。宾馆建于叶尼塞河的右岸，名字叫旅行者。我们费了很大劲儿住进去。临窗眺望晚照中的大河，波光闪闪，像一条披着金甲的游龙。在等待转乘火车去阿巴干的白天里，我们游览了这座美丽的城市。我心仪的俄罗斯著名文学家阿斯塔菲耶夫住在这里，我是从他写的一篇散文里—1980年我从沃格格达迁回家乡，居住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市郊格列麦契山上的科学城。离住处一百公尺远的地方就是悬崖峭壁，叶尼塞河流到后不得不在崖下蜿蜒—我很想去那里看看，但我得服从领导的意志，打消了这个愚蠢的念头。经年后，我读到了这位人文作家的代表作品《鱼王》，也为这次以及后来几次与科学城的失之交臂而遗憾。在叶尼塞河两岸，随风漫步中，我们拍了许多值得纪念与回忆的珍贵照片。其中，有一张喂鸽子的，是她给我们三个男士拍摄的，我们蹲着，伸出手掌中的葵花籽，与鸽子和谐嬉戏。
关于这块土地上的这些和平的使者，我曾经寓有美目，留下遐思—在候车室等待着开往叶卡捷琳堡的火车，蓦然间有一把情感的钥匙拨动了我的心锁：在俄罗斯什么是最幸福的？我转过头去“考”朋友。朋友笑而不答，只是用她那纤巧手指很随便地往靠窗的一排棕榈树那边一指，“喏，就是它们！”绿意盎然的棕榈树间正有三五只鸽子在盘旋嬉戏，好像这宽敞明亮的大厅不是人类在候车，而是为它们自由飞翔所营建的又一片美丽的天空。我也不禁会心地微笑起来，看来在幸福的理解上我们拥有着同一个美丽的心境—为此，我还写下这幸福背后的痛苦思考：自从毕加索的笔下诞生了这和平的鸽子，人类就更加珍爱它们了，而这些美丽的生灵又确确实实在为今天幸福生活着的人们创造着一种和平安详的氛围，这个不太艰深的道理也只有在流过血之后，才会被体验得更为深刻。
我们因了工作的关系，在俄罗斯还有过两次长途旅行，而且都和这鸽子有了些藕断丝连，或拍成照片或拷贝于记忆里。其实，我们都很羡慕这些鸽子的自由，它们不似人类活得这般沉重，要思考流血的历史，要虑及承付的道德与责任，要经受灵与肉的痛苦煎熬。我们被冒名为高级动物，我们就必须迥别于低级动物的所作所为。人类的生理本能与心理要求，最终都要交叉在人生的坐标上：思想。这是动植物所不具备的。我们感受幸福或理解痛苦，都是因了思想的存在，抽掉这个人类向善的天堂阶梯，高级动物只能沦为爬行的种群。
我们谈论鸽子的幸福话题，怀着一种宁静的心情去欣赏它们在蔚蓝的天空或者雕花的穹顶，自由自在地飞翔盘旋，仿佛灵魂也在张开俊美的翅膀，期待着飞往幸福的天堂。当然，我们不是鸽子，我与她是大脑沟回里布满复杂思想与情感的男人和女人。我们行走在土地上，既在寻找着幸福也在制造出新的痛苦，我们没有自由飞翔盘旋的翅膀，而是用思想替代了它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