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的人都要吃饭，不吃的话，就会饿死。但是，不同的人吃饭的方式也就不同，方式不同，在历史的长河中就显现出了一种格调，一种为人的品性。所以，吃饭的问题不再普通，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吃之前，一定要想好了为什么吃，为什么不吃。历史的声音通过吃饭的格调传递到了今天，对此，你又有怎样的观感呢？
两位绝食的贤人
伯夷、叔齐是商朝小诸侯国孤竹国（今河北省滦县一带）国君的长子和三子，父亲喜爱叔齐，遗命叔齐继位。按照当时的规矩，应该由长子继位，但伯夷说：“应该尊重父亲的遗愿，由叔齐来当国君。”于是他逃走了。叔齐说：“我如果当了国君，于兄弟不义，于礼制不合。”他也逃走了，和伯夷一块儿过起了流亡生活。国人就立了二子当君主。
他们这种让位的举动，受到当时人的赞扬。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学派更是大为赞赏，评价说：“能以国让，仁孰大焉，伯夷顺乎亲，叔齐恭乎兄。”（今译：能够辞让一国至尊的地位，没有比这更大的仁了。伯夷服从父亲，叔齐顺从哥哥。）
伯夷、叔齐听说西伯侯姬昌善养老，办了敬老院，准备投奔他。但刚刚走到半路，遇见了周武王的大军。原来，西伯侯姬昌刚刚死去，周武王把父亲的木制灵位载在战车上，会合了各路诸侯，率领着大军讨伐商纣王。
伯夷、叔齐不顾个人安危，拉住武王的马缰劝谏：“父死不埋葬，却来发动战争，这能算孝吗？以臣子身份反叛讨伐君主，这能算仁吗？”卫士要杀伯夷、叔齐，军师姜尚（即姜太公）过来劝解：“这是讲义气的人呀，不要杀害他们！”于是叫人把他俩架走了。
伯夷、叔齐指责武王伐纣是不孝不仁。然而，以凤鸣岐山、天命所归的征兆，高举吊民伐罪的旗帜，牧野之战被公认为正义战争，周武王灭掉了商朝，登天子位，尊西伯侯姬昌为周文王，中国历史上又一个正统的谱系建立了，周朝开始了新的轮回。
伯夷、叔齐以为周朝太可耻，发誓再也不吃周朝的粮食，隐居首阳山（河南省偃师境内），吃薇菜为生。这两人在采薇时，唱道：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
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
神农、虞、夏，忽焉没兮，吾安适归矣？
吁嗟徂兮，命之衰矣！
译文：
爬那个西山哪，采那里的薇菜。
用强暴的手段来改变强暴的局面呀，我不知道这种做法对不对。
神农、虞、夏啊！你们那样的盛世，一下子就过去了。我们能上哪儿去呢？
唉唉死矣！我们的命运太可悲了。
忽一日，一农妇上山，多了一句嘴：“你们两人倒是讲大道理呀，不吃周朝的粮食，但这山上的野菜，也是周朝的呀！”
伯夷、叔齐一想这话有理，于是连野菜也不吃了，开始绝食，双双饿死在首阳山上。
伯夷、叔齐两人，在历史上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伟绩，但被认为是以身殉道的典范，得到了儒家的大力推崇。
孔子的学生子贡曾问：“伯夷、叔齐何人也？”孔子立即回答：“古之贤人也。”张口就说是贤人，可见孔子对伯夷、叔齐的所作所为是非常肯定的。
伯夷、叔齐以生命为代价来维护仁、孝大义，符合儒家以生命践行仁义的价值观。儒家认为人生价值并不在于获得什么功名利禄，而在于对社会作出了什么贡献，对后世有什么影响。所以孔子评价他们“求仁得仁，又何怨”，意思就是说伯夷、叔齐认为仁是最重要的，即使牺牲生命也不可惜，死得称心如意，没有怨恨。
但是伯夷、叔齐真无怨恨吗？“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实在是怨天下不知“以暴易暴”之非，哀天下人之心死。换句话说，他们有怨，只是他们的怨不为一己之私。“神农、虞、夏，忽焉没兮，吾安适归矣？”明明是在哀叹自己生在一个道德败坏的时代。
司马迁注意到了伯夷、叔齐的怨恨。发出“好人早夭，坏人长寿”的感叹，并质疑天道。因天道的不确定性，进而寻求人道的准则，即不依靠全善的天，人的行为依循什么准则？
又虑及如果不像伯夷、叔齐那样得到孔子的赞扬，一般人的德行志节，常常湮没不彰，如此一来，不只这些人的事迹被埋没，一般人也失去取法的机会。所以司马迁立列传彰显清士之德，伯夷、叔齐正是《史记》列传的第一篇。
主要是因为对儒家的尊崇，伯夷、叔齐才得到后人如此之多的怀念。据了解，全国起码有6座首阳山，山西、甘肃等省都有，其中一座位于甘肃省渭源县东南34公里的莲峰乡享堂沟，海拔在2000米以上，主峰如同一盘腿端坐的巨佛。伯夷、叔齐的墓冢在山湾里，清代陕甘总督左宗棠题有“百世之师”和“有商逸民伯夷叔齐之墓”的碑文，两边还有联语，上联是“满山白薇，味压珍馐鱼肉”，下联是“两堆黄土，光高日月星辰”，横额是四个字“高山仰止”。
实际上，伯夷、叔齐决不是为了流芳千古才那样做的，他们只是敢于坚持自己的立场罢了。他们给我们留下的，是一种独立的人格、独立的精神、以生命为代价的执著，这恰恰是许多人一辈子都做不到的事情。
有人不喜欢伯夷、叔齐，说他俩太固执、太死板、太迂腐，理由是他俩不继承王位，不吃周朝的粮食，跑到首阳山上吃野菜，最后连野菜也不吃，结果饿死了。
毛泽东就反对伯夷、叔齐的行为：“唐代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见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
无论怎样，历史上有这样两位人物，就为后世提供了一个参照，比压根儿就没有这两个人要好得多。他们对后世的影响和启发，是多层面的。他们的采薇和绝食，虽说不上富有激情，但却像花木掩映的深井，充满哲学意味和诗意，深刻而执著，能够让人慢慢品味。
软硬不吃的清官
中国古代的清官，很少有人能做到既重原则也讲灵活。相反，他们的处世原则或方式往往是“软硬不吃”。自然，他们这样做往往没有什么好果子吃——轻则丢乌纱帽，重则赔上性命。不过，要做一个清官，似乎“软硬不吃”是无法避免的。或许，这便是清官的格调吧！
董宣，字少平，陈留郡国（今河南省杞县南）人。他为官正直廉洁，秉公执法，不畏权势，赢得了汉光武帝刘秀的信任，大胆任用他。他的事迹被写进了《后汉书·酷吏列传》，流传至今。
董宣学识渊博，精明能干，做官以后，政绩显著，升迁为北海（汉代诸侯国，今山东昌乐县西）相，相当于一个郡的太守。郡中武官公孙丹仗着是当地的大姓豪族，为所欲为，横行不法。公孙丹准备建造一座新的住宅院，请来阴阳先生占卜。阴阳先生说房子建成后会招来家人横死。公孙丹按照指点，指使儿子在光天化日之下拦截杀死一个过路人，将尸体埋在房基底下做替死鬼。人们纷纷向董宣告发。董宣查明犯罪事实后，把公孙丹父子斩首示众。公孙丹的宗族朋党，聚集了30多号人，手持兵器，到衙门前找董宣算账。董宣怕他们勾结海盗闹事，于是把这30多人全部抓捕，关进监狱。北海郡的老百姓又向董宣告发了公孙丹一伙的种种罪行。董宣命令把这30多个犯人全部斩首。青州（今山东省临淄县）太守得知董宣处死了公孙丹等30多人，大为恼火，向光武帝刘秀上奏章弹劾他。董宣后来被押解到京城，听候廷尉发落。在狱中他泰然自若，丝毫没有愁眉苦脸的悲怨之气。董宣被判处了死刑。临刑那天，天空乌云密布，京城的人们也充满哀怨，董宣却如往常一样，没有惧色。很多官员钦佩董宣的气节，预备了酒菜佳肴，准备为他送行告别。董宣严厉地说：“我一辈子不曾吃过别人的酒席，何况是死已在即的时候！”说完，登上刑车就走了。快到处斩的时辰，一匹快马飞奔而来，马背上的使者高喊：“刀下留人！”并当众宣读了圣旨，命令把董宣送回监狱。汉光武帝派特使询问他，董宣便将公孙丹等人的罪恶作了详细陈述。光武帝下诏书赦免了董宣。
当时，京都洛阳是全国最难治理的地方。聚居在城内的皇亲国戚、功臣显贵常常纵容自家的子弟和奴仆横行街市，无恶不作。朝廷接连换了几任洛阳令，还是控制不住局面。光武帝刘秀百般无奈，决定任命年已六十九岁的董宣做洛阳令。
董宣到任后，遇到的第一个棘手的问题，是处理湖阳公主家奴的杀人案。湖阳公主是光武帝刘秀的姐姐。这位公主仗着自己是皇帝的姐姐，豢养着一帮如狼似虎的家奴，作威作福，为非作歹。一天，公主的家奴在街上杀了人，董宣立即下令逮捕他。可是，这个恶奴躲进湖阳公主的府第，地方官不能进入这个禁地。没有别的办法，董宣暗中派“便衣”监视湖阳公主的住宅，只等那个杀人犯出来就抓他。过了一段时间，大家以为风头过去了，湖阳公主带着杀人恶奴出行，在大街上被“便衣”发现。“便衣”立即回来报告，那个杀人犯跟着公主的车马队伍走，无法下手。董宣一听，立即带人赶去拦住了公主的车马。
湖阳公主坐在车上，看到这个拦路的老头如此无礼，便傲慢地问道：“你是什么人？敢带人拦住我的车马？”
董宣上前施礼，说：“我是洛阳令董宣，请公主交出杀人犯！”
恶奴在马队里看到形势不妙，赶紧爬进公主的车子里，躲在公主身后。湖阳公主仰起脸，满不在乎地说：“你有几个脑袋，敢拦住我的车马抓人？你的胆子也太大了吧？”
董宣义正词严地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何况是你的一个家奴呢？”董宣一声喝令，洛阳府的吏卒一拥而上，把那个凶犯从公主车上拖了下来，就地砍头。
湖阳公主气得脸色发紫，浑身打战。丢个奴仆，她倒并不十分痛心，可是在大街上丢尽了面子，怎么能咽下这口气！她不和董宣争执，掉转车头，直奔皇宫而去。湖阳公主见到刘秀，又哭又闹，非让刘秀杀了董宣替她出这口恶气不可。
光武帝听了姐姐的一番哭诉，不禁大怒。董宣如此蔑视公主，不也没把他这个皇帝放在眼里吗！想到这里，便喝道：“快把那个董宣捉来，我要当着公主的面把他乱棍打死！”
董宣被带上殿来，声泪俱下地说：“陛下口口声声说要用文教和法律来治理国家，现在陛下的亲族在京城纵奴杀人，陛下不加管教，反而将按律执法的臣下置于死地，这国家的法律还有何用？陛下的江山还有什么办法治理？要我死容易，用不着棍棒捶打，我自寻一死就是了。”说着，便一头向旁边的殿柱上撞去，碰得满头满脸都是血。
光武帝又惊又悔，赶紧令卫士把董宣扶住，给他包扎好伤口，然后说：“念你为国家着想，朕就不再治你的罪了。不过，你总得给公主一点面子，给她磕个头，赔个不是呀！”
董宣理直气壮地说：“我没有错，也无礼可赔！”
光武帝向两个太监使了个眼色，他们把董宣拖到公主面前。但年近七十的董宣两只胳膊支撑着地，硬着脖子，怎么也不肯磕头。两个太监使劲地按他的脖子，却怎么也按不动。
湖阳公主不出这口气心里憋得慌，冷笑着说：“嘿嘿！文叔（光武帝的字）当老百姓的时候，常常在家里窝藏逃亡的罪犯，根本不把官府放在眼里。现在当了皇帝，怎么反而连个小小的洛阳令也奈何不了呢？我真替你脸红！”
光武帝笑着说：“正因为我现在当了一国之君，才应该律己从严，而不能像过去做平民时那样办事了。你说对不对呀！”光武帝转过脸又对董宣说：“你这个强项令，脖子可真够硬的，还不快点退下去！”董宣总算捡回一条命。
从此，“强项令”的威名传遍了全国，洛阳城的豪强皇亲，没有不怕他的。洛阳的社会秩序得到好转。据史书记载，当时洛阳有一句民谣说：“桴鼓不鸣董少平。”意思是说，董宣做洛阳令，没有人敢违法胡来，就没有人去官府门前击鼓鸣冤了。
董宣做了五年洛阳令，七十四岁那年死在任上。光武帝派人前去吊唁治丧，董宣的遗体上仅仅盖着一块破布被头，妻子儿女相对恸哭，家中除了一辆破车和几石大麦，什么都没有。使者回来禀告了光武帝，光武帝甚为叹息地说：“董宣这样廉洁奉公，直到他死后我才知道，惭愧啊，惭愧！”特赐按照大夫礼安葬。
做清官需要冒着杀头的危险，付出家人跟着受苦的代价，这个清官还怎么当得下去？这个问题在历朝历代仿佛普遍存在。
躲起来吃饭的诗人
辛弃疾有词说道：“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生动地说明了年少之愁和中年之忧的差别。在21世纪，社会变化快，人们挣扎求存，童年结束得早，年纪轻轻的大学生也是满腹郁闷，但对青年来说，外面的世界还没有见识过，在想象中非常精彩，刚刚经历感觉也不坏。只有经历过红尘劫浪，遍尝酸甜苦辣，才发现愁绪满腹，但又无从说起，悲喜全化为一片平淡，心也不再浮躁，不再患得患失，可以比较淡泊地对待生活。直到这时，我们才可能接近陶渊明。
晋安帝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在彭泽通往浔阳的路上，走着一位身体健硕、面带笑容的中年人，他就是已经步入不惑之年的陶渊明。在回家后不久，他写出了《归去来兮辞》。这一年他四十一岁。
陶渊明，字元亮，别号五柳先生（因为屋子的前面有五棵柳树），晚年更名潜，东晋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市）人。出生在一个没落的仕宦家庭里，祖父、父亲都做过太守。年幼时，家道衰微，八岁丧父，十二岁母病逝。
按照他这个阶层一般的人生规划，应该好好读书，增加知识和才干，长大靠亲戚朋友的推荐提携做官。一开始他也确实走的这条路。
陶渊明少年时候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见陶渊明《杂诗》）的大志，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公元393年），他二十八岁，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祭酒。当时门阀制度森严，由于他出身庶族（不算正式士族），几起几落，始终升不上去。官场中的精彩和无奈都经历了，一直到义熙元年（公元405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陶渊明到任八十一天后，碰到浔阳郡派遣督邮至，属吏说：“老爷应当束好腰带，前去欢迎他。”陶渊明叹息说：“我怎么能够为了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当时县令的工资就是每月五斗米，陶渊明不愿如此贱卖自己，就授印去职。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
他淡淡地写诗谈到自己的入仕和向往中的生活：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如此的生活当然是自然宁静的，它确实让陶渊明找到了脱离樊笼的自由生活。但是，他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那就是贫穷。
有的人一生从没有问过自己，应该怎么活；有的人问过，但是活不出自己想要的那个样子。所以很多人都有“长恨此身非我有”（遗憾自己并不拥有自身，没有自由）的叹息。一些人在别人眼中还算风光，在自己心里却会时时冒出一种无聊的感觉。而陶渊明恰恰相反，在别人眼中他很失败，赶不上他的父亲祖父，过着贫穷的农民生活，然而，他从内心里感到愉悦，新的生活难说尽善尽美，但比较前面的那种“公务员”生活，陶渊明不止一次表示庆幸自己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