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今天,一提起“文革”,我就想到玻璃。“文革”给我的最初印象,就是随便砸玻璃。后来才演成这样那样的风云。
那时我小,刚上学,是小别人两岁提前上学的,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四处看砸玻璃。盟公署家属院的小孩儿常研究哪个机关或学校的玻璃还没有砸。他们研究毕,一声令下,浩浩荡荡去玻璃激战。
公家的许多地方都没人了,院里奇怪地寂静。这帮家伙开始也犹豫,互相推辞,“你先砸”,“还是你先砸……”不知是谁,一砖头飞掷过去,“当啷”的粉碎声震响。他们像兔子一样掉头跑,跑到没气力,远远观望是否有人怒骂追赶。没人,慢慢回去,一通乱砸,把所有的玻璃砸得粉碎。
这情景与电影里**的做法很相像。
砸过的窗户如同呲着一口口獠牙。更弱小的孩子用小石子飞击“獠牙”的碴儿,“叮叮”,并不碍什么。
看他们砸玻璃,我心里“咚咚”跳,即害怕又兴奋。每次想砸都不敢。我想到砖头从手里飞出去,落在玻璃上,“当啷”粉碎,心就缩紧。而且,当第一声爆响我们掉头跑的时候,我都认为有一只铁钳般的大手会从背后捏住我们的细脖梗,罪恶感遍布全身。但每次都没有这样的大手。而在“没有”的欣慰当中,似有更深的焦虑。
有一阵儿,看到一处单位的玻璃完好,竟有视觉上的不适应。定睛看,这是一家军人站岗的院子,才释然。
碎玻璃的事件,随我上小学开始就开始了,到中学毕业还没有结束。我现在回想毕业时的赤峰二中的校园,虽然并非所有玻璃都是碎的,也并非所有的玻璃都没碎。那是在1975年。
还有一件事跟玻璃有关。1969年冬季,风传苏联人就要打过来了,经赤峰进攻北京。那时,赤峰街家家户户的玻璃都用纸条糊成“米”字型,放眼看去,另有一番景象。有人说盟医院的玻璃不糊纸条,代以胶带。我们结队参观,是胶带,看人家多文明。家属院有一户姓蔡的人家不糊“米”字,是“十字”。我们看了不顺眼。后来听说他家地主成分,是天主教徒。民兵来了,训斥:“你想用十字作暗号吗?苏修来了不炸你家。”老蔡家吓得赶紧糊成“米”字。为什么糊“米”字?街道说苏联人的炸弹遇着“米”字就不响了。我们听了兴奋。
过了几年我才明白,“米”字并不避弹,而是在爆炸气浪的冲击下,玻璃碴儿不至横飞。关于赤峰的备战,还有一种说法,说是赤峰若被攻占,北京就要失守。我们深为赤峰的战略地位而光荣,如果有北京人见了我们客气,也不为过谦,我们会大度地拍他们肩膀:放心吧,一定死守我们赤峰,没看家家的玻璃?米米米,多么肃正。而又说,赤峰之咽喉在以北40里处的木头沟。此处不保,赤峰则不保。此话让人生气,木头沟算什么玩意儿?籍籍无名却把握赤峰甚至祖国心脏之安危,我儿时为此深感不安。所幸苏联人未敢擅入,否则木头沟一带必有激战,此地也如珍宝岛一样荣入史册。现今则可开发“木头沟一日游”与“木头沟啤酒”,不致凡庸。
许多年过去了,生活处于玻璃完好与不必糊“米”字的时代。然而无论何时何地,我一听到玻璃的爆碎声,心里都会缩成一团,半天才呼出一口气。我不明白为什么恐惧这种声音。
虽然我早已是一个成年人,虽然现时是一个和平年代,虽然我不断提醒自己文革已经过去了30年,但发现自己的内心深处仍在惧怕“文革”,非常的惧怕。当年,在砸玻璃之后不久,我家就陷入了灭顶之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