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尔扈特西迁后，沙俄政府在征服喀山阿斯特拉罕之后，进一步向伏尔加河和顿河流域扩张势力，刚到伏尔加河下游的土尔扈特部落，便成为其征服的对象。16世纪中叶，沙俄用武力相继占领喀山汗国、阿斯特拉汗国和诺盖汗国之后，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了土尔扈特蒙古。但土尔扈特人一直奋起抗争，从未屈服。
1645年，和鄂尔勒克为争得土尔扈特部自由通商的贸易权，带兵进逼到阿斯特拉罕城下。不料，遭遇到沙俄的伏兵，和鄂尔勒克的自卫军中了埋伏，仅有少数部落子弟突围出来。和鄂尔勒克和他的几个儿子都在这次战斗中壮烈牺牲。
面对沙俄的威胁，和鄂尔勒克的后继者——儿子书库尔岱青、孙子朋楚克、曾孙阿玉奇等都没有被沙俄的淫威吓倒，他们采取了灵活的手段，与沙俄进行了坚决的抗争，明确地对侵略者表示：他们不会屈服于沙俄，不会做沙俄的奴隶。
17—18世纪，彼得一世统治沙俄期间，实行积极的对外扩张政策，一方面，在南方夺取黑海出海口，和瑞典进行长期战争；为支撑战争的需要，沙俄在国内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加紧征兵征税，同时，对邻近的土尔扈特蒙古等部，通过各种手段进行政治控制和经济掠夺，并强迫土尔扈特部众当兵开赴前线为其作战，伤亡颇多，严重削弱了土尔扈特蒙古的力量。1673年（康熙十二年）后，沙俄又强迫土尔扈特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土尔扈特蒙古地区多种商贸经济特权，并进一步在政治上实行控制，公然宣称土尔扈特已属己有，因而遭到土尔扈特人的强烈反对和顽强抗击。17世纪60年代，土尔扈特部积极响应了拉辛领导的顿河流域的农民起义；17世纪末，土尔扈特又积极支持了巴什基尔人起义。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在阿玉奇的领导下，土尔扈特袭击了沙俄统治下的许多城市和地区，狠狠打击了沙俄的嚣张气焰。雍正二年（1724年），沙俄当局利用阿玉奇病逝的机会，趁机对土尔扈特加强控制，并强行对土尔扈特汗进行任命。自此后，沙俄对土尔扈特的控制从政治、经济、宗教各个方面步步紧逼。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渥巴锡继位，时年仅19岁。渥巴锡继承汗位时，正是俄国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这时的俄国政治、经济都处在极端混乱的状态下，社会矛盾非常尖锐。叶卡捷琳娜为了维持统治，除了对全国各族人民加强盘剥外，也加强了对土尔扈特的控制和掠夺。
渥巴锡汗年少继位，沙俄趁机要通过改组扎尔固（部落会议）来限制汗王的权力。扎尔固是土尔扈特汗王之下设立的权力机构，由汗王信任的八名王公组成，实际上是汗王手下的辅助大臣和助手，根据《1640年蒙古厄鲁特法典》，扎尔固的一切决定只有经过汗的批准，才能在法律上生效。但沙俄政府在1762年8月20日颁布的新的扎尔固条例规定，扎尔固成员不得由汗任命，它的组成必须经过俄国政府的批准，汗不能随意改变扎尔固的决定，并对扎尔固成员实行年俸制，与汗享有平等的地位，更有甚者，俄国政府还指派了一名军官参加扎尔固，使渥巴锡汗权旁落，俄国政府在政治上主宰了土尔扈特蒙古诸部。沙俄通过改革扎尔固，达到了架空汗权，削弱渥巴锡汗权力的目的。
不仅如此，沙俄还在改革的幌子下，妄图扶植完全东正教化了的土尔扈特贵族敦杜克夫家族，以取代渥巴锡的统治，重建土尔扈特部政权，从而使土尔扈特部完全东正教化，成为俄国的一个新的行政区。沙俄政府的做法，引起了整个土尔扈特部从王公贵族到广大牧民的极大忧虑和不安，面对民族权利即将丧失的危险，全体人民不能不认真考虑该如何摆脱困境。
土尔扈特西迁伏尔加河流域后，俄国政府向伏尔加河流域移民，迁来了大量的哥萨克和俄国农民在伏尔加河、雅伊克和杰列克河沿岸开垦土地，建造居民点和教堂。巴什基尔人和哥萨克人不断地侵袭和骚扰土尔扈特人的生活，他们抢走土尔扈特人的牲畜，霸占土尔扈特人的牧场。随着移民增多，垦区扩大，土尔扈特人的牧场不断缩小，牧业经济受到威胁。俄国的移民政策不仅严重威胁了土尔扈特民族的生存，而且也加深了汗国的经济危机。
沙俄统治者把土尔扈特人看作是丑陋、愚笨和肮脏的野蛮人，为了满足沙皇对外侵略扩张的需要，俄国政府对土尔扈特人民无休止地征兵，给土尔扈特人带来了巨大灾难。
沙俄政府在与其邻国瑞典、土耳其的争夺战中，向土尔扈特部无休止地征兵，在战争中，专挑土尔扈特人当先锋，死于战争的土尔扈特人成千上万，给土尔扈特人造成了惨重损失。1768年至1769年，沙皇俄国又发动了对土耳其的大规模战争。战争之初，沙俄政府强征土尔扈特人参战，死伤已有七八万人，俄国也遭到巨大损失。为了扭转战局，沙俄政府又向土尔扈特部征兵，命令16岁以上的人尽行出征，沙俄想趁这次机会借刀杀人，把土尔扈特人的有生力量一举消灭。可怕的灭顶之灾，使土尔扈特部人人忧惧，整个部落处于动荡不安之中。为了挽救土尔扈特部危亡的命运，渥巴锡决定带领全族返回祖国。
据记载，早在1767年，渥巴锡已经积极酝酿返回祖国。一个完全东正教化的和硕特部的叫扎木杨的人，由于和渥巴锡有矛盾，在1767年3月到1769年5月间，五次写信密告渥巴锡和策伯尔多尔济，计划背叛俄国到中国去。然而傲慢的俄国政府认为，这是扎木杨玩弄的权术，根本不予相信。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渥巴锡从土耳其战场上归来后，和他的近支侄儿策伯尔多尔济积极准备重返祖国。渥巴锡建立了回归的领导核心，主要成员有五人：策伯尔多尔济、舍楞、巴木巴尔、书库尔洛桑丹增大喇嘛、达什敦多克。
策伯尔多尔济是渥巴锡的堂侄，但比渥巴锡年龄大，足智多谋，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强烈的民族意识，他是汗国扎尔固首席，始终积极支持并宣传武装起义东返祖国的计划。他是仅次于渥巴锡的重要领导人。
舍楞，是策划武装起义、东返祖国的另一位重要领导成员，他比较熟悉祖国的情况。
巴木巴尔，是渥巴锡的堂弟，是朋楚克次支曾孙，他的兀鲁思仅次于渥巴锡和策伯尔多尔济，为人从容稳重、诚实守信，善于交友，消息灵通，他是扎尔固主管外交和联络方面的扎尔固齐，并主管收集情报，还主管汗国的保密和保卫工作。
书库尔洛桑丹增大喇嘛，为阿嘉库伦寺的首席喇嘛，也是渥巴锡的堂兄，是专门负责祭祀和法纪的扎尔固齐。他曾被派往西藏达赖喇嘛处学习，表现优异，学成回来后，深得土尔扈特僧众的尊重。洛桑六世圆寂后，继任洛桑七世喇嘛。最初渥巴锡召集决策人物讨论归国的时候，洛桑丹增认为时机不成熟，但决策层都同意汗的意见，他也不得不赞同。他向渥巴锡传达了七世达赖喇嘛的“断言”：1770年、1771年是土尔扈特人走向光荣的两年，也是离开俄国最为有利的两年。因为根据佛历，1770年是虎年，1771年是兔年。就是说，假如土尔扈特人在1770年出发，全族一行将会借助虎的力量和兔的速度实现预定计划。
达什敦多克，是渥巴锡的表兄。他是负责土尔扈特汗国财政和后勤方面的扎尔固齐。他为人练达，善于筹划，处事深谋远虑，精细周到。他为了保证东归的物资供应，提前一年就制造了许多精良的战车、幌车、武器和器具，储备了大量的粮食、奶酪、肉干和军需品。他在极其隐蔽的环境下，领导他所在的“空格斯”兀鲁思，制造了大量的长矛、大刀、鸟铳和猎枪，为东归祖国做了物资上的充分准备。
1770年秋，在伏尔加河西岸的维特梁卡，汗国召开了以上六人参加的绝密会议，经过庄严宣誓，通过明确决议：离开俄国，东归祖国。并强调事情的成功在于保密，失败在于泄密，时机成熟才向汗国人民宣布具体的时间。
1769年3月间，曾在汗国任职的别克托夫截获了一封信，信是写给土尔扈特籍法官的，是法官的姐姐、原准噶尔贵族的妻子写的，信中说：渥巴锡和舍楞打算迁移准噶尔。这引起了别克托夫的不安，但他于1667年6月间已到阿斯特拉罕任职。当时主管汗国事务的是基申斯科夫上校，基申斯科夫是个自负傲慢的人，他对土尔扈特人不屑一顾，也不相信在俄国强大的压力和严密的监视下会有此事，他向俄国政府担保绝无此事，认为是别克托夫制造混乱，排挤自己。
为了消除俄国的怀疑，蒙蔽俄国政府，渥巴锡努力以极大的热情去改变女王对自己的不良印象。在 1669年1月间至1770年底，应俄国政府之命，渥巴锡亲率土尔扈特骑兵两万人去参加俄国对土耳其的战争，并在战斗中击败土耳其军队取得胜利。巧妙的计谋，灵活的战术，为渥巴锡等人顺利回归赢得了时间。
1770年11月，渥巴锡下令集合所有部队，并写信给在外地过冬的基申斯科夫，声称他之所以集合部队，是由于听说哈萨克人将要进攻而作应战的准备。直到这时，一向刚愎自用的基申斯科夫才开始有所怀疑，派数十名哥萨克士兵到渥巴锡驻地去探听虚实。
形势的急剧变化使渥巴锡不得不决定将行动提前。他们本来计划要等到伏尔加河结冰以后，携同西岸的一万余户土尔扈特人一道返回故土。不幸的是，当年竟是暖冬，水流奔腾，总不结冰，西岸的人过河无望，渥巴锡不能再等待了。
1771年1月15日，渥巴锡在雷恩沙漠附近别尔图地区集结了汗国的军民，他满怀激情地对大家说，俄国女皇已命令，把他的儿子和各部落头领的儿子们送到彼得堡，而且要从土尔扈特部落选出一万名子弟，派往俄国军队中去，仅仅一年，土尔扈特已派出了八万名子弟为俄国做炮灰。渥巴锡号召大家，为了摆脱俄国的压迫，别无他法，只有回归祖国。策伯尔多尔济也在大会上慷慨陈词，他指出，俄国人无视土尔扈特人的生命，不断地派他们为俄国卖命，并且蔑视他们的宗教，如果土尔扈特人不进行反抗，早晚会变成俄国人的奴隶，成为他们奴役的对象，永无出头之日。土尔扈特人民对俄国政府的压迫早已忍无可忍，经过渥巴锡的动员和号召，坚定了他们一举东归的决心，汗国首领的决策成了他们的行动。他们高呼：“决不能让我们的子孙永远做奴隶，走啊，到太阳升起的故乡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