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没有人注定渺小，只要你敢于拒绝平庸；没有人注定失败，只要你敢于攀登。是的，莎翁拒绝平庸，他最终成为人类史上最伟大的剧作家；杜甫敢于攀登，他最终成为一代诗圣。是否有一颗强者之心，一颗超脱平庸的心，是平庸与出众者的分水岭。每一个拥有梦想敢为梦想奋斗的人，就是最伟大的人。但眼下，我面对的是要蹚过这漫长的峥嵘岁月，要在荒漠的原野上狂奔，要在汹涌的波涛中搏击，要在熊熊的烈火中锤炼，经历一个艰难的蜕变……
——袁勤生语
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经济经受了天灾与人祸的双重考验，遭受到“左”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运动的频繁干扰。这是一个风雨交加的苦难年代，这是一个激情磅礴的峥嵘岁月，每一位中国人都经历了严峻的考验。然而，风雨洗刷尘污，坎坷锤炼意志，磨难催化成熟，腐朽孕育新生。中华民族虽然是多灾多难的，却能在磨难中复兴。
这一时期的青年袁勤生，从一个回乡知青的茫然若失，当临时助征员的战战兢兢，到白泥工场、农机厂主办会计的业务钻研，再到参加“文革”的激情涌动，后又走上公社工业办公室副主任岗位，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蜕变成长过程。他的路走得并不轻松，摸爬打滚，跌宕起伏。但一路走来，有他可圈可点之处，有他智慧光芒的时时闪烁。
临时助征开票
1962年年初，袁勤生从元丰纱厂回到王庄，这是他父亲袁文炳万万没有想到的事。
他知道，自己的儿子不可能像街道对面的王殊那样，年少时到上海复旦大学读书，后来当新华社记者，往后官越做越大，当联邦德国大使，任外交部副部长，听说还见过毛主席呢！他也知道王殊的家境和自家的不一般，而且他有那份机遇。自家儿子是不能和王殊相比的。但是他想不通，勤生刚有份工作，而且干得也不错的时候，就被下放了！这“下放”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要“下放”？“下放”和古代把犯人驱逐到边远地区去的“流放”有什么区别呀？袁文炳始终弄不明白。
此时的袁家已经入社，原有的那条木船也归集体所有了，袁勤生回到家，等待他的是扛着锄头、挑起粪桶，从事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田间耕作。可他仅一米五多一点的个头，体重不足45公斤，那单薄的身子如何长期承受笨重的体力活呢？
爱子心切的袁文炳左思右想，觉得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儿子下地。于是四处活动，求有权者开恩，让他们的勤生在乡政府下属机构谋个差事，哪怕是做临时工也行。
袁文炳在当地本来人缘极好，他当初做“航船”生意，后来临时跑运输时，谁家要捎一点小东西，他都不收钱。谁家想搭个顺风船，他也是尽量满足要求。如今他有这个请求，又知道他的大儿子勤生聪明伶俐，人瘦小确实不是做体力活的料，都着力帮忙，有人甚至帮他去找了公社的一位副职领导求情。后来，经他当时在王庄供销社工作的大姐夫陈尧卿的努力，总算让袁勤生去了王庄粮管所做临时助征员。
为什么叫临时助征员？因为粮管所的工作季节性很强，到了秋收秋种时这里的工作分外忙碌，需要有人临时“助征”。袁勤生的工作是帮助看秤，或者是协助缴粮的农民将过秤后的粮食倒到库中。虽然这是一份不太轻松的杂活，可袁勤生十分看重，知道这工作来之不易。他每天提前到岗上班，将收粮的准备工作做妥。工作中，处处认真细心，热情对待前来缴粮的农民。下班后，做好打扫工作。
袁勤生的表现，得到了站领导的肯定。
征粮工作结束，其他助征员回去了，他却被留下来当开票员。
这开票员的责任不轻。其时正是国家经济困难阶段，县政府对困难农户要发放为数不少的救济粮，袁勤生的工作，是将县政府下达的救济粮指标及时地通知到生产大队，并给各个困难户下发《粮食救济证》。困难户拿到这本《粮食救济证》后，分多次前来粮管所领取粮食。袁勤生一方面进行核对，在那本《粮食救济证》上做好领粮记录，另一方面开具票据，发粮员凭票据给困难户发放粮食。这工作十分琐碎，不能有半点马虎，必须认真、细心、负责。
每个人都会经历一些磨难，这些磨难既是坏事又是好事，它可以锻炼人，激励人，增强人的意志力。那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让袁勤生终生难忘。
事情是这样的：那天晚上突然下起一场暴雨。粮管所的屋子本来就破败，现在里面淋成了小河。袁勤生上班后打开柜子，完全惊呆了，锁在柜子里的救济粮发放账本完全湿透。由于账册纸张质地差劣，一遇到水便面目全非，不要说具体的救济粮数据，而且连困难户的户主姓名也难以辨认。接下去，全乡的救济粮如何发放呢？不能发放救济粮，不知会引起多大的反映，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
袁勤生马上向站长汇报此事。站长忙赶过来看个究竟，一看也傻眼了。
全公社500多家困难户，救济的数量不一，有的已领过多次，也有的一次都没领过，谁能回忆得起呢？这如何办呢？
站长说：“这事太严重了，没有人能承担责任，只能向公社领导汇报了。”
袁勤生想了想说：“向公社领导汇报我觉得不妥，一是只能让公社领导担心，他们也拿不出什么弥补的办法；二是要是此事传了出去，让社会上的人知道后会引起恐慌，一些思想不好的人会乘机浑水摸鱼，领过粮的谎说没领，这怎么办呀？再说，我们连基本的数据都没有了……”
站长觉得小袁的话有道理，但总得有个办法呀！他说：“我们总不能瞒着，如瞒得过去的话倒也好呀！”
“对，我们就是瞒着。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只有你知我知。这事由我负责，我装作没事一样，让困难户照常前来领粮，我在他们前来领粮时，按照我们发下去的那张《粮食救济证》的记载，将每户困难户的救济粮总数、每次领粮的情况和救济粮余额一一补记。”袁勤生小脑筋一动，说。
“这样你的工作量太大了……”
“工作量大不要紧，重要的是此路能否走通？”
“那也只能这样了。”站长说。
就这样，在每家困难户首次或再次前来领取救济粮时，袁勤生神不知鬼不觉地做了上述的动作，一场危机就此化险为夷，显示了年仅20岁的袁勤生的机警和智慧，表现了处理突发事件中的应变能力。
粮管站站长在袁勤生面前翘起大拇指，兴奋地说：“小袁，你真了不起，好样的！”
入编社办企业干部名册
在王庄粮管所做开票员，其实也是临时性的职业。发放救济粮是个阶段性工作，救济粮发放完毕后，袁勤生就得回家待业。
两年后，面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了，王庄公社党委在公社礼堂举办歌颂共产党、歌颂社会主义的大型图片展览会，袁勤生被抽调到文化站当讲解员。他的讲解口才得到公社领导和参观群众的高度评价。他不仅能熟练地背出讲解词，而且能任意地发挥，既讲理论，又举实例，讲得流畅潇洒，绘声绘色，生动精彩。
在担任展览会讲解的同时，袁勤生还兼任公社业余教育辅导员。这是一场普及文化的运动，在公社党委文教委员和各生产大队的支持下，袁勤生串村走巷，在全公社组织起一支有60多人参加的业余辅导老师队伍，办起了30多所夜校。每天晚上，他奔走于各个夜校，检查各所夜校的上课情况，并编写辅导材料，督促业余老师提高教学质量。
初时，王庄的业余文化教育远远落后于常熟全县其他公社，农民入学率偏低，主要原因是王庄地处偏僻，不少农民思想观念落后，认为不识字不要紧，不识人难在社会上立足。常熟是花边之乡，绝大多数妇女在晚上忙着做花边赚零钱，尤其是女孩子，重要的是会做针线活，今后嫁到婆家拿得起针线活才会被婆家人看重，因此认为晚上去夜校读书是浪费时间。为此，袁勤生和有关人员一起，深入农民家庭宣传科技事业飞速发展的形势，和大家讲解从事农业离不开科技，离不开文化，有了文化才能发展生产，不识字今后才真正难于在社会上立足的道理。经过艰苦工作，王庄公社的农民入学率大幅提高。
1964年年初，王庄公社按照县政府有关政策，对王庄的市镇知识青年安排工作。其时社办单位为数不多，全公社32名市镇知青全部来到离王庄5里路的顾山脚下的白泥加工场上班。从此，袁勤生就有了一份正式工作，当上了白泥加工场的工人。
加工场的工作是开采白泥，把白泥块碾成粉末，再把白泥粉装运到苏州、上海、无锡等地，卖给炼钢厂做耐火材料。这工作的劳动强度不轻。工场中本来有200多名工人，大多来自本地的农民。他们脸色黝黑，身强力壮。可这32名市镇知青，细皮嫩肉，一副娇滴滴的样子，生活做不好，却巧舌如簧，时任场长的戴仲云见了他们直摇头。
劳动了三个月，该对这批知青的工资定级了。如何定呢？定得低吧，这些娃娃不知会说什么；定得偏高吧，农民出身的工人不服气，会挫伤大多数人的积极性。戴厂长苦思冥索，眉头不是一“皱”，而是“皱”了一会儿，才“计上心头”。
次日，白泥工场召开全场职工大会，戴场长在会上宣布一个重要决定：从明天开始，全场所有工人参加考级。如何考呢？以铲泥、运泥、卸泥为考试内容，以吹叫子为号，每天早上7点开始，到下午5点结束，中午连吃饭在内休息1小时。连续3天累计考核，看谁运的车数多，以车数多少评定1至8级工资。
这个决定与其是给职工考级，还不如说是组织全厂职工开展一场拼实力的马拉松竞赛。时在7月，高温酷暑，炎炎烈日把大地烤得发烫，工人们手舞铁锹铲泥，飞跑在矿区到船码头的500来米不太宽敞的运道上，人人喘着大气拼搏，个个汗流浃背。第一天下班时，32名知青中，有12名向戴场长求饶：“场长，我吃不消了，随你给我评多少级，我没有意见，我退出考级了。”
到了第二天中午，又有10名知青“趴”下，宣告退阵。一个姓周的知青说：“这不是人干的活，就是让我去拣金子，我也不参加了！”
到第三天上午，32名知青只剩5人参加了。袁勤生虽然个矮瘦小，却还留在参评队伍之中。事后他说，我是如何坚持下来的呢？因为我想到哲人有句话：“最后胜利往往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我是抱着坚持再坚持的信念，才使自己没有倒下的。”
在第三天的考级中，袁勤生又想，两军相遇，以勇为胜；两勇相遇，以智为胜。自己如果和农民出身的这些壮汉比拼实力，肯定会败下阵来，我要智胜他们。他加快“铲”和“卸”的速度，把“工夫”花在“运”字上。由于运道较窄，他拖黄鱼车不走直线，而走不规则的S线，以此阻挡旁人超越，自己也可借此得到喘息。有人说，小袁的车子在写英文字呀！他就是装着累得不行了“写”英文字，最后获得全场第35名的不错成绩，在知青中夺冠。在评定工资级别时，袁勤生被评上7级（最高8级），其余的知青一般是5至6级，最少的被评为3级。
袁勤生平时认真工作，重活脏活干在前，而且每干一样活，都是细心负责，因而在职工群众中逐步树立起威信。他对人说，要对得起这7级工资。虽然每级工资之间只相差3至4元，但也是一种荣誉，一种信任。他在工余时间参加了公社文娱宣传队，专演相声节目，曾到王庄各个乡村表演。记得他自编自演了一个题为《七年八子》的宣传计划生育的相声，受得观众的热烈欢迎。
袁勤生在白泥工场工做了一年时，原任主办会计外出读书，公社一位姓易的副社长极力推荐他担任白泥厂的主办会计。后经公社党委研究同意，22岁的袁勤生正式成为在编的社办企业干部（相当于企业副职领导）。
袁勤生从未接触过财会业务，连那些账册也从未见过。而离任会计为了应付升学考试，急着补习，只是简单交代几句就走了。袁勤生看着这些科目繁多的账册傻眼了。但他有个习性，越是遇上困难，越是想办法把它攻克，真所谓是“越是困难越向前”。没多久，他学着前任会计留下的“范本”，凭着自己的“小聪明”，无师自通地通过了技术关。
1968年，王庄公社的领导针对王庄地区机械基础薄弱，钻个铁眼须到无锡、江阴的周边乡镇寻求帮助，脱粒机坏了要装运到常熟才能修理的情况，决定让白泥厂出资建办王庄农机厂。王庄农机厂建成后，袁勤生又兼任了农机厂的主办会计。
新建的农机厂当初职工不满20名，初时做一些敲敲打打的活，修理喷雾器、脱粒机等农具，后来能制造5吨、16吨冲床和C512立式车床了。1982年经常熟县乡镇工业局批准更名为王庄机械厂，后来又更名为常熟市齿轮厂、常熟市冶金机械厂，成为王庄地区的骨干企业。
“文革”中“三坚持”
20世纪60年代中期，神州大地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大悲剧，它使中国的历史大倒退。现有专家学者对这段历史进行总结，说“文革”起码有三大危害：一是致使政治上长期动乱，民主和法制被肆意践踏，大批干部和群众遭受残酷迫害；二是经济上社会生产力大幅度下降，国民经济遭到巨大损失，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三是科学文化教育事业被严重摧残，历史文化遗产遭到巨大破坏。国民素质下降，经济、科技水平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更大了。同样经历了二战的创伤，在亚洲经济四小龙腾飞之时，中国却在搞“文化大革命”。这场“革命”使中国经济发展最起码落后了西方国家十几年。
在“文革”这个大舞台上，各色人等粉墨登场，人性中的正义与邪恶、温情与冷酷、善良与残忍、公与私、美与丑、真与假都彻底暴露。地处四县交界的“边区小镇”王庄不是真空地带，虽然“文革”的来势远没有大中城市凶猛，却也是狂风大作，雷电交加。一夜之间，数十个群众组织“揭竿而起”，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客观上分析，当初参加群众组织（后统统贬称为“造反组织”）的人，大部分出自朴素的感情，出自对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热爱，如袁勤生，就是出于“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保护公社党委一位领导的单纯愿望才卷入这场政治风暴的。当然，也有如上所述的别有用心的人，企图乘机浑水摸鱼，以此满足私欲。
说“文革”“史无前例”，也许是说本身的范围规模和深度广度。运动发动面之广，参与人数之多，影响之深远，破坏力之强，是可以用“史无前例”来形容的。“四清”运动还来不及收场，“文革”就风起云涌。担任常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团王庄分团团长的张其林，随即被中共常熟市委任命为王庄公社党委书记。可他刚坐上公社党委书记的位子没几天，“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就在他耳边响起了。他完全没有回过神来，一个“革命”的组织者、“革命”的动力，一下子被转为“革命”的对象。有些群众组织要张其林交代“罪行”，更有甚者拉着知识分子出身的他戴高帽游街，他多狼狈，多难堪呀！
时在白泥工场当会计的袁勤生认为，张其林在“四清”中的表现还是不错的，他在“四清”中的一些做法，完全是在贯彻上级的指示，要错也是错在上级，不应该对他有极端行动，觉得这是一些群众组织专门和张书记过不去。为此，他也在本单位拉起一支队伍，连续贴出了不容污辱张其林书记的大字报，他甚至走到公社广场和礼堂，和打倒张其林书记的一派辩论。
我们在前文中介绍过，袁勤生的口才极好，辩论的对方根本不是他的对手。起初，王庄公社其他单位的人还不认识袁勤生，通过辩论，大家一睹了他雄辩的风采，又看他写的大字报，都说袁勤生口才文才了得。于是，有人策划组织市镇联合兵团，将公社所属的工、农、商企事业单位的群众联合起来，以加强抗衡力量，并拥戴袁勤生为“兵团司令”。
其时的袁勤生已身不由己，你不肯担任吧，人家会给你戴上“不革命”的大帽子。于是，在王庄街上崭露头角的袁勤生，就这样当上赫赫有名的“兵团司令”，被推到了“大革命”的风口浪尖上。
“文革”初期，“市镇联合兵团”在王庄占绝对优势，有32个单位的群众组织联手，有三千人马。但“袁司令”不敢滥用职权，给自己定下“三不原则”：一、不放弃生产，组织活动一律安排在业余时间；二、不允许外来群众组织来王庄“点火”，干扰当地的工作和生产；三、不搞过激行为，更不组织武斗和参与武斗。所以，整个“文革”期间，王庄未发生过一起治安事件，也没发生过一起盗窃和火警，更没发生过一起武斗和血案。“市镇联合兵团”为维护王庄的社会治安，确保各企业事业单位的正常经营和工农业生产的正常开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当时社会秩序普遍混乱的情况下，维护了一方净土。
值得一提的是，“市镇联合兵团”的骨干大多是市镇知青。袁勤生把他们组织成“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利用夜间排练文娱节目，表演形式有合唱、表演唱、歌舞、折子戏等，一出《白毛女》、《红灯记》和《沙家浜?智斗》，受到了澄、锡、虞三县周边乡镇人民的热烈欢迎。文艺宣传队两小时自编自演的节目，演出水平在农村可称一流，高伟江在《远去的故乡》中说：“这个宣传队的水平超过了某些专业文艺剧团。王庄周边乡村的农民和基层干部，经常搭了戏台邀请他们下乡演出。”
到了“文革”后期，在这一历史舞台上表现的人，都受到了打击。谁去分析你当时的动机，又如何分得清当时的动机呢？这样，以袁勤生为首的“市镇联合兵团”的骨干成员，随着党委书记张其林被冲击和打倒，受到了包括身心在内的摧残。
王庄的“文革”结束了，小镇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袁勤生每当回忆起这段历史，觉得好似做了一场梦，做梦的时候很清醒很激动，梦醒时其情境却都模糊了。要说是年轻气盛，上当受骗吧？但又说不清是上了谁的当，受了谁的骗？袁勤生也不承认自己是上当受骗。张其林是好人，现在可以盖棺论定了，好人受辱受欺，应有人保护，我就是保护好人的人。后来张其林在吴江复职，1995年在吴江因病去世。当地党委为他举行了追悼会，袁勤生特地赶往吴江吊唁。
“文革”这段历史，只能作为教训来记取，愿这样的历史永远不要重演。如果要进行总结的话，袁勤生觉得，自己当初坚持的“三不原则”，还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走进公社工业办公室
20世纪70年代，地处中国经济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的常熟，改革开放风起云涌，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常熟人，一改过去“温吞水”的习性，纵横开拓，尽情展示自己的“商才”。他们采取借鸡生蛋、借梯登天、借脑袋发财的策略，依托大上海发展横向联合，将大城市和发展领先城市的技术优势、人才优势、资金优势和市场优势拿来为我所用，迅速发展壮大自己。由此，一大批纺织、服装、电子、皮件、鞋帽、机械、化工、建材等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不久便出现乡镇企业遍地开花的热火朝天景象。
到了1984年2月初，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江苏视察，对苏南地区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感慨万千，他说：“一个无锡，一个常熟，一个江阴，叫‘无长江’，长江都不在眼下。他们一个县的工农业总产值就是20亿呀！”
有专家评论，苏南地区创办乡镇企业，不自觉地运用市场机制去调节区域经济的发展。正是这不自觉的第一步，跨出了一个时代，使农村经济从产品经济、计划经济的旧体制中脱颖而出，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社会主义农村经济的“苏南模式”。
1984年2月27日，《新华日报》发表长篇通讯《碧溪之路》，对常熟发展乡镇企业做了充分肯定。碧溪是常熟的一个乡镇，是常熟发展乡镇企业的典范。这篇通讯在全国很有影响，新华社特地加发“编者按”—
发展社队企业是农村多种经营的组成部分，走向共同富裕的途径之一；社队企业是国民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国有企业的重要补充。社队企业的崛起，有利于“以工补农”，也有利于发展农村小集镇，加快农村经济文化中心的建设。全国逐步建设成千上万像碧溪这样的小集镇，亿万农民离土不离乡，到镇上做工、经商、从事服务业，这对我国安排剩余劳动力，繁荣商品经济，具有战略意义，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内容……
此后，“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成了乡镇企业（1985年人民公社退出历史舞台，重新恢复乡人民政府建制。1985年前农村集体企业称社队企业，1985年起称乡镇企业）的代名词，成了中国新型农民在新时期一种时尚的生活方式。从此，常熟发展乡镇企业，走共同富裕道路便成为全国典型。它的成功犹如东方一束明亮的曙光，让人们看到了建设现代化新农村的希望。
王庄的工业基础原来比较薄弱，70年代初除了白泥加工场、农机厂外，仅有粮饲加工场、豆腐坊等几家工场作坊。到了70年代中后期，社办企业王庄砖瓦厂、王庄农具厂、王庄无线电器件厂、王庄橡胶制品厂、常熟县毛纺厂、王庄第二砖瓦厂和村办的福寿村光明蓄电池厂、时家坝造型材料厂、尤巷村蓄电池厂、车路坝村手套厂等企业陆续兴办。据《王庄镇志》记载：到1980年年末，全镇有乡村两级企业73家，企业职工3488人。
为了加强管理和引导，1975年王庄公社党委、政府将原来的“王庄公社工业、手工业办公室”更名为“王庄公社工业办公室”，下设生产、人事、财务、安全等组，负责对社队企业的建办审批、人事安排、财务统计等管理工作，并负责对社队企业实行定人员、定产值、定利润、定上交、定奖金及年终统一考核等工作。
谁来当工业办公室的主办会计呢？时任公社副社长邓顺兴在一次班子会议上将袁勤生提了出来，说小袁聪明，有当7年企业主办会计的实践经验，工作认真负责，有开拓创新精神。工业办公室的主办会计，只能从社办企业的主办会计中物色，用其他行业的会计是不合适的。邓顺兴分管全公社的工业生产，对社办企业的主办会计最有发言权。他提名后，无人有异议。第二天，公社管委会立即发文，将袁勤生调入工业办公室。
袁勤生当然感激邓副社长，决心以优秀的工作成绩来报答这位领导。他除了做好面上的财务统计等工作外，经常去社队办企业，指导基层财会人员的工作。在和企业厂长的接触中，他了解社队办企业外出采购原辅材料，常常引起一些国营企业和政府部门的质疑，说你们社队办企业信用度低，和你们做生意心里不踏实。
袁勤生想，这个问题如不及时解决，会阻碍企业的发展。他想起了国营企业的“实物收据”，何不借用下这种方式呢？由此，他设计了一张《常熟县王庄公社工业企业统一发票》，让王庄地区范围内的所有工业企业，在出售产品时，都统一到公社工业办室开具这一发票。对方一看到公社工业办公室出具发票，顿时觉得信用的等级提高了，心中就会有安全感，就会乐意成交。而出售方收到采购方的材料货物后，给采购方盖有结算公章、有开户银行账号的“实物收据”，出售方拿了“实物收据”和发货凭证，便可去银行向采购方托收货款了。手续简便并有信誉，极大地方便了企业，促进了企业的蓬勃发展。
这是袁勤生在乡镇企业发展初期在财务管理上的首创。三年后，这一做法在常熟全县推广。
袁勤生不仅做好本职工作，还兼带全公社的经济建设宣传。根据乡党委、政府要求，乡机关工作人员时常到村里参加劳动，并帮助村里兴办工业。不甘寂寞的袁勤生，每天晚上从乡村基层回到家里后，便把白天听到、看到的信息，写成新闻稿寄往县广播站（其时常熟还没有报纸），久而久之，县广播站的编辑对王庄的小袁注目起来了，不久袁勤生成为县广播站的特约通讯员。在袁勤生写作的众多播出稿件中，其中有两篇稿子引起了公社党委书记芮福明的重视，一篇是《秋收秋种在王庄》，另一篇是《王庄乡镇工业如火如荼》。这两篇稿子，及时地反映了王庄公社党委不凡的工作业绩。
那天一上班，芮福明就问：“那稿是谁写的呀？”
已提升为公社党委副书记的邓顺兴回答：“工办会计小袁。”
“噢，写得不错呀！” 芮书记笑着说。
1978年5月，袁勤生升任公社工业办公室副主任，分管财务经济，并兼任工业企业财务辅导员。这年，他36岁。
在袁勤生当公社工业办公室副主任期间，王庄的工业经济增幅在常熟县各公社中名列第一，到20世纪80年代末，工业总产值和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绝对额名列全县各公社前茅。其时，当然有公社党委书记芮福明这样的开明领导，大胆起用能人，采取“点火”策略，南、中、北3个片分别点火，振兴一方经济；有堪称“实干家”的分管副书记邓顺兴，联系基层，体察民情，配合一把手开展工作。其中也离不开公社工业办公室主任马关根和副主任袁勤生这样的得力助手。我们只要看一下其时袁勤生为公社领导起草的在1976年年初常熟县三级干部会议上的发言稿部分内容，就知道这位助手的“得力”程度了——
同志们：
全国农业学大寨，社队工业新花开，产值跃过五百万，王庄一年变大寨。我们王庄公社到会全体同志，通过几天来的会议，个个心潮澎湃，人人斗志昂扬。在讨论中，大家都谈到，县委召开这次会议，规模是空前的，感触是前所未有的，促进作用是巨大的，他们都说，县委报告对我们鼓舞大，听了交流触动大，看了展览开眼界，逼着我们朝前跨。我们有决心有信心奋战一年，为普及大寨县作出重要贡献。
……
在新的一年中，我们决心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高速度地发展社队工业，为王庄一年变大寨作出应有的贡献。我们的战斗口号是：学好理论抓纲线，王庄工业冲在前，穷办苦干是关键，普及大寨多贡献。1976年产值、产量、利润等指标都要翻一番，全年产值超过五百万，利润完成一百万。支持农业四六开，水利建设搞起来；帮助穷队献十万，支持他们面貌改；企业提留四十万，明年扩大再生产；拨出部分资金来，集体福利办一办。粮超双纲，五业兴旺，多种经营，各行各业，围绕农业，全部翻一番，实现王庄一年变大寨，誓叫乡村旧貌改……
农村干部“顺口溜”式的大会报告（发言），袁勤生竟然掌握得如此谙熟，而且问题看得透，措施提得准，又有鼓动性。所以，做报告的领导对袁勤生倍加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