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场考试是我擅长的语文，试卷发下来我发了半天愣，脑子里一帧帧画面不断闪现，我知道，当我将这一张张试卷填满，就是对这12年所做的最郑重的道别。
而当我的手指触摸到最后一科考卷，我清楚地意识到，这个燥热的夏天，这个叫我拥有了人生中最艰难时期的高三，也一并走到了尽头。
当我在试卷上落笔的时候，手竟然克制不住地发抖。答题时我不断想象画下最后一个句号的场景。工工整整地写完最后一个句号，我就要离开。我幻想起那个场景。而那场景其实离我并不远。
在离开前，我决定见班主任最后一次。我想告诉他：“真好，我坚持到了最后一秒。”
遥想当年青衫薄
L刘春
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安徽的一所中专任教，那是我一生中比较艰难的时候。
小时候在家里，再苦再难，都有父母撑起一片天，小孩子不会有太多忧患。上大学后，学校是天，有班级有宿舍有补助金有老师有同学，有听不完的讲座看不完的书燃烧不尽的青春激情，还有八十年代大学的启蒙氛围。现在，离开村庄，离开家人，离开大学，离开青春岁月的朋友，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独自面对生活的全部，一切都变了。那一年，我刚刚二十岁。
我工作的学校很小，只有一幢楼，二十几个老师，两个班的学生。学校有个小食堂，一年四季，翻来覆去就那么几个菜，炒土豆，炒白菜，炒茄子，荤菜与素菜的区别就看里面有没有肉。开饭时间很短，中午过了十二点，下午过了五点半，就什么都没有了，只好回去泡方便面。一到了寒暑假，食堂就彻底关门了，吃饭就成了我最大的问题。那时候工资很低，一分一毫都得仔细着花。
比起吃饭，最难熬的还是寂寞。一到寒暑假，整个学校就没人了，只有我一个人住在教学楼顶层西北角的一间小屋里，没有电视，没有电脑，当然也没有手机，一个人一间小屋而已。夏季，顶层酷暑难耐，热浪滚滚，几乎所有的家具都滚烫。到了冬季，又寒冷得出奇，只好坐在被窝里看书，《金庸全集》就是我一九八八年寒假看完的，武侠的恩怨情仇刀光剑影，给了我那个冬季些许的温暖。
其实，在这个城市我不认识什么人，认识最多的就是自己的学生了。由于是中专干部学校，有些学生比我的年龄还大，当然，他们也几乎都比我有钱。尤其我教过一届厂长班，其中不少来自酒厂，是他们教会我喝酒，让我在清贫寂寞的青春岁月中感受酒的光芒。很多夜晚，他们中的某一位，会提着一瓶酒两个卤菜，敲开我的宿舍，那必是一个人越来越多、话越来越密、夜越来越短的夜晚。他们中的另一位，会笑眯眯地给我提上一壶散装白酒，自家工厂的，随便喝，那一壶白酒，就着榨菜萝卜干，陪我度过最寂寥的长夜。
除了学生，前来敲门的，可能就是诗人们了。那是一个诗歌的时代，诗人们一贫如洗却行走于江湖，靠的就是各地的诗友了。有的在杂志上相识，有书信往来；有的就靠朋友间的书信相托，一个诗人远行，朋友们就搜肠刮肚，理出一份联络图，写上一堆推荐信。我地处偏僻，却也有诗友上门，免不了寻上一个小酒馆大喝一顿，那一顿，常常就是小半个月的生活费。穷，让诗人的生活毫无诗意。印象中，有一年冬天，晚上八点多，来了远方的诗人，只好央求食堂大师傅，递烟，喊哥，大师傅开恩，把食堂剩下的牛肉丝加干辣椒，美美炒了一大碗。有了硬菜，还有学生提来的散装白酒，那个夜晚就开始温暖，诗意和友情就一点点荡漾起来。那一夜，醉得一塌糊涂。醒来后，诗人已走，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他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一九八九年后，我终于告别了那所学校。临行的那个下午，还没开学，学校空无一人。我走到楼前空旷处，把几年写的诗稿、论文、书信全部付之一炬。烧完后，我走到胡同口的小酒馆，把往事全丢在酒杯中。
从那以后，再没有回去了。
天黑黑，欲落雨
D帝释天
一首歌，一段回忆。当熟悉的前奏响起，随音乐一起蔓延在心里的，还有许许多多在时光的晕染里逐渐模糊的影像吧。那些如水的年华里，总有一个声音，教会我们独立，教会我们坚强，教会我们用心微笑着穿越怅惘迷惑的青春期，在未来无限不可预知的现实面前，认真而倔强地长大——那一年，我高一。对《天黑黑》这首歌，喜欢到痴迷的程度。一下子从王菲妖靡的声音里出来，发现了一种清新而自然的美。
孙燕姿的身子看上去弱不禁风，却能让人感觉到她骨子里的倔强。以至于很久以后，我脑子里都有一幅关于她的意象：站在山崖边，山风很大，吹乱她的头发；她白衣胜雪，形销骨立的样子，似乎要被风吹下去。这副画面孤兀又倔强。
有一种女孩，如果觉得自己不能再把握她手中的风筝了，就把她手中的线剪断，干脆利落。
她说：“你自由也好。”
不需要死缠烂打、拖泥带水，也不要撕心裂肺地呼天抢地。没有人会同情你的，别人只会看你的笑话，把你作为谈资。
孙燕姿会说：“我不难过，这不算什么。只是为什么，眼泪会流，我也不懂。”
我终于知道这样外表坚强的女孩内心深处的痛竟是难以言喻的，所谓外表的自由洒脱从容淡定，很多时候不过是保护自己的武器。
因此，很多俗套的爱情故事，运气好到极点的男主角面对两个女孩子，一个温柔动人楚楚可怜而另一个清新洒脱坚强独立的时候，他总对后者说：
“对不起，我觉得她会比你更难受。”
然后那个女孩浅笑，转身就走。她鼻子会有点发酸，她也不会回头，她说风太大了，只是沙子迷了眼。
这个独立的女孩，高唱着《我是我》，一心要《逃亡》的《直来直往》
的女孩，有时候还要《反过来走走》，个性鲜明。她告诉我们要用月光取暖，给自己力量。她说过对爱很欣赏直来直往，有一种勇敢叫作原谅，爱如果变难堪就要放。
其实很多时候，她也展现了她安静柔软的一面。这个时候，她的声音清脆而内敛，有着特有的清晰吐字和爆破音。
谁不想追求幸福，再坚强的女孩子都渴望单纯美好的小幸福。嗯，她也希望用多一点点的辛苦，来交换多一点点的幸福。
任性的孩子，真的是永远得不到原谅吗？听见她唱“付出也可能看不到结果”的时候，心里有一种莫名的空洞。很多付出，原来是看不到结果的。
爱一个人，从来都是一个人的事情。自己付出的过程，本来就是心甘情愿而甜美的。在一起聊天是幸福，通电话是幸福，远远看上一眼也是幸福，甚至连等待和分离都是幸福，因为，我们在企盼。
既然我们都一直在体验着幸福，那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这世界上最苦的，不是求不得，而是求得，却发现不过如此。
让我们用心体验追求和等待的过程吧，那比结果更重要。
让我们回到《天黑黑》吧，高一那年听的时候，依稀有一点感觉，时光倏忽逝去，里面的歌词却愈加清晰。
“我爱上让我奋不顾身的一个人，我以为这就是我所追求的世界。然而横冲直撞，被误解被骗，是否成人的世界背后，总有残缺。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爱总是让人哭，让人觉得不满足，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好孤独。”
如今已经失去奋不顾身的能力，横冲直撞亦是没有出路。
我们站在不再纯洁的象牙塔里，隔岸观火。成人的世界那么真实而残酷。
大学已经很难再交到当年那样彼此贴心无话不说的朋友了，而就是那些人，现在也留不下几个了。我们在一个又一个的分岔路面前迷失，最后丢失掉所有的同路人。
天黑的时候，那些如歌的年华，悄然而至，如影随形。
在那首歌里遇见当年的自己
S三秋树
那年的北京，有我最深的迷茫。
我辞去了教师的工作，带着当导演的梦想孤身来到首都，那一年我27岁，理应娶妻生子，拥有一份岁月静好的生活，我却一转身，告别了安稳。
因为我害怕那样一种被复印一般的日子。
与所有北漂一样，我住地下室，只能靠打零工来维持生计。但每日我都会去电影学院做旁听生，然后和一群同我一样攥着导演梦的哥们儿一起喝着劣质的白酒，把未来吹得天花乱坠，一醉醒来，再面对骨感得硌人的现实。
落魄人与失意人在一起有一种功能，那就是彼此抱团安慰，以理想的名义相互鼓励。同时，也有另外一种功能，就是让人清醒地绝望。曾经以为自己满怀天赋，到了北京才知道自己着实普通。
母亲病危的电报发至北京的老乡那里时，我没有还乡。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的口袋里只有两块钱，如此回去，只能让母亲更加闭不上眼睛。那天，我手拿着电报一个人从南走到北，又从北走到黑。我在地下通道里饥肠辘辘地听到了那首歌：“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我被这首歌击中了。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实在走不动了。我一屁股坐在那里，听长发的流浪歌手弹着破吉他投入地唱着。神奇的是，只听了一遍我便可以唱下来，似乎我走了一天就为和这首歌相遇一般。我将仅有的两块钱放在吉他袋子里，对他说：“哥们儿，我能跟你一起唱一下刚才那首歌吗？”他说：“没问题。它叫《水手》。”于是，我俩在夜间九点的地下通道将这首歌唱了一遍又一遍，仿佛我们是它的原创一般。
离家后的所有滋味在那一刻都从我的胸腔里迸了出来，我泪流满面，嗓音沙哑。很多人围观，很多人解囊，还有很多人跟着我们一起唱……
那天之后，我寻得了一份距离导演很近的工作：做群众演员。一次，导演让我帮着去取一套演出服，时间紧迫，他问我是否会骑摩托车，我说会，然后飞一般地去了，也飞一般地回来了，这让导演非常吃惊。于是，在一次拍飞车的戏时，导演给了我一个做替身的机会，他说：“一旦这次成功，你就可以成为替身演员了，这比做群众演员要有前途得多。”但是，我在那次替身生涯中失去了前途——摔得头破血流。医生说：“若不是年轻，肯定会丧命。”影视公司只付了医疗费便不再管我了，而年轻骄傲的我认为，跟人谈钱谈赔偿是一件很可耻的事情，更何况是我自己选择的呢？！
出院后，我在北京又待了两个月，很潦倒，也很绝望。自己也知道，留下来只是无谓的坚持，其实已经没有了方向。没有人倾诉，大家都饱经风霜。我打了半个月的工，然后买了一把二手吉他，在地下通道里唱了一个半月，只唱一首歌——《水手》。最后，我用卖艺得来的钱换了一张回乡的火车票。
来时，一个人，走时，也一样。
我又回到了原来的学校，继续做一名美术教师，恋爱，生子。对学生五花八门的理想有时会在心里失笑一下，赞赏一下，以及小小地凄凉一下……
我的那段历史被当作“浪子回头”之前的荒唐，渐渐被人遗忘。就连我自己也时时恍惚，我是否真的曾经豪情万丈地出发，然后再行囊空空地归来？
直到我的一个学生离家出走去了北京。走之前，他给我发了一条短信：
“老师，等着我一夜成名吧。”
看着那条短信，那逝去的岁月与记忆又回来了。我仿佛看到二十七岁的自己，出发时和他一样的表情——青春，不羁，理想犹存。那天，我一个人在KTV唱了那首已经人老珠黄的《水手》，唱给我远行的学生，也唱给我终于逝去的青春。
在这首熟悉的歌里，我与当年的自己相遇并和解——我怀念那激情烈烈的岁月，经过了它，我才有了现在的沉稳与安宁，我才可以在更老的未来对自己说：这一生，无悔。
再见，二丁目
W王奔
目光深邃且长发飘逸的李泉在歌中梦呓般地唱着：“时间飞了，时间飞了。”时间是飞了，但梦想还在，我对自己说。
我马不停蹄的忧伤，马不停蹄向远方奔去——黄舒骏《马不停蹄的忧伤》
我始终觉得那年的生活仿佛一个梦魇。那年“非典”横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冷漠而又微妙。洁白的口罩，厚密的衣服，身体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仓皇的眼睛。那一年，我穿着故意弄破的牛仔裤，耳朵里叫嚣着摇滚乐，每天疯玩，不断地写一些凌乱的文字，很不当回事地读书。
高一那年，我开始抽烟，开始和一个脸上长雀斑但笑起来很温暖的女孩谈恋爱。每天在外面跋扈得不可理喻，在父母面前故作乖巧，像双面人般谨小慎微地生活。
我很快乐，内心却隐约地感觉到藏匿在心底的不平静，如同潮水般暗流涌动。我故作平静地生活，时光薄如蝉翼般穿越我的青春时光。有人说过，青春是马不停蹄的忧伤。
龙是那时我唯一值得信任的朋友。每天上学，我们总是很默契地穿同样款式的衣服，喜欢一起在路边小店里买红豆冰淇淋。
一次模拟考，我的数学分数很难看，龙的英语也很惨。我们放学后去校门口的小饭馆要一碟花生米，一盘红烧茄子，喝很便宜的二锅头，呛得眼泪都出来了，但还是一直喝，直到饭馆打烊。出来后，龙说，真想离开这里。
我笑着说，那就加油吧，高考完就可以离开了。他说，我已经等不及了。我没说话，隐约觉得有事情要发生。
第二天，他没来；第三天，还是没来。后来一直没来过。他就这样从我的生活里消失了。那些日子，我只是呆呆看着身边的空位，无所适从。昨天还说好今天中午一起去买孙燕姿的CD的。自己仿佛一个迷路的孩子，孤独而无助。每天只能机械地擦着龙的桌子，期待有天他会坏笑着出现，像那些蹩脚的电视剧剧情一般。我们说过，会一起读完高中，上同一所大学的。
那年，我高二。心情不好时，就一个人去那条巷子，坐在龙曾经坐过的地方，在斑驳的墙壁上写晦涩的文字。日子不紧不慢。
带着笑容的睡意化成了彩虹
在他梦中一口气走上了星空
喧嚣地亮起整个夏天渴望的挥霍
清淡与浓烈，好与坏他都尝过
他从不介意自己被命运作弄
按下了闹钟开启另一个梦
——苏打绿《他夏了夏天》
直到有一天发现，时光如丝帛般断裂，高三来了。
高三，高山，我只有独自一人寂寞攀援。记得开学那天望着高三楼，忽然有种想哭的冲动。我还没有准备好战斗的姿态，战役却已经如火如荼。
老师在讲台上不厌其烦地重复着，高三了，该收收心了。外面明明骄阳似火，身体却一阵阵发冷，心里仿佛下着一场大雪。只有一遍一遍告诉自己，这场战斗不能输，输不起。
忽然之间就明白了原来上高一时一直想不明白的问题——为什么每个读高三的孩子都行色匆匆，一切都看得很淡然。
原来有些事情局外人是永远都不会明白的，比如高考。
于是像一个好孩子般开始循规蹈矩地生活，包里放着永远也做不完的试卷。早上五点起床，去拐角的店铺吃固定的早餐。在学校上七节课，晚自习到九点，回到家，困了就喝一口泡好的绿茶，然后头也不抬地做令我头疼的数学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