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理论物理学家周光召、何祚庥在讨论中尤为活跃，大家围绕与介子工厂相关的物理问题展开辩论。一是TT介子的衰变及相关的弱相互作用问题，一是关于用TT+介子作为探针，开展T介子与质子作用的散射、共振等问题。周光召、何祚庥的才思宛若挥洒于阳光下的金豆，闪闪烁烁，与会学者的辩诘往往像P且遏溪流的礁石，使人的才华打了几个漩涡，找到了出路便又一泻千里，撞峡跳滩，形成壮观的瀑流，展现其天才的虹影。长辈与后辈的学术交流，在王淦昌的客厅里犹如火星遇到了清风，种子吸到了甘霖，使得寓所四周的秋林，显得五彩斑斓，更加迷人了。而他们建造介子工厂的设想，更是科技前沿上令人叹为观止的好景点。国内领导部门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并组织队伍着手建造。不幸，三年饥荒，使国家无余力投资。
早在他选择目标的同时，他就选择了这种便于制造、见效快的探测器研制方案；还选择了最佳的反应系统和实验方法来研究新奇粒子及其特征。而且，在大批实验资料积累之初，他已根据各种超子的特性，预先提出在扫描气泡室照片时选择“有意义”事例的标准。
他在“时间走廊”上沉思。
他把青年学者赶进时间的沟垅。
他教他们抓紧发展时机，勿放过发展面。
丁大钊、王祝翔等忙得难以收敛心的翅膀。他们像鸟儿一样，不落窝，往往在一个难点上盘旋。
导师，贵在指出科研航向。
他选择的研究方向正确、远大；他画出的进取途径，艰难、短促。
这就是天才的向导！
人们敬重天才，不仅仅因为他勤奋过人，不仅仅因为他识辨能力超凡，更是因为他天才的预见能揭示时间掩盖的秘密。
因此，维克斯勒院士在“时间走廊”上，向他脱帽致敬。
因此，这位院士经常提醒“小联合国”的科学家们：“要听王淦昌的声音！”
他的声音是科学的晨钟，是知更鸟的鸣啭，是启明星的瑞光。
所以，维克斯勒院士一再强调：“会议上一定要有中国的声音。”
中国的声音，发自王淦昌领导的中国高能物理种子队。
维克斯勒院士作为高能实验室主任，当代最大功能的加速器的设计、建造负责人，十分关心这台加速器能否得到领先成果的问题。他寄厚望于中国的天才。
一天，当王淦昌小组大量的数据亟待处理时，乌拉尔I计算机却发生故障，维克斯勒院士得知，忙对王淦昌说：“放心，我去求援。”便亲自出马，利用他的声望与影响力，与苏联科学院下属的其他研究所联系，及时借到计算机。在那个秋季里，凡是王淦昌研究组之所需，维克斯勒院士一路开绿灯，“时间走廊，畅通无阻。
王淦昌研究组以飞快的时速，去撞击负超子神秘之门。
当然，在王淦昌教授爱国的心境上，也还有一片国际主义的园林。这片友爱之林能使各国学者的智慧在他的关照下，像百鸟那样欢翔。他曾以副所长身份支持一位苏联学者建造巨型丙烷气泡室的建议，在那位青年学者实施过程中又给予热情的指导。这一大型设备的建成，不仅帮助那位学者直接取得博士学位，也使这一设备成为联合所与苏联谢尔布霍布高能加速器中心科技合作的主要设备。这位博士在几十年后向人说起淦昌师时，深情地说：“我的恩师。”
一位民主德国的大学生，也常受到王淦昌教授友爱的烛照。教授发现他在实习之初常常误记假象，就耐心教导他如何运用已知的物理知识辨识真相和假象。
有个波兰同志就是在王淦昌研究组实习期间得到同样的关照，才能根据教授规定的“有意义”事例的标准进行扫描，而首先在1959年3月9日，从4万张照片中发现第一张与反西格马负超子“图像”吻合的照片。
这一发现，使教授欣喜若狂。他立即领导全组反复扫描、测量、计算、分析研究，迭声道，“很好很好，太好了！”
5月的杜布纳已是百花馥郁、万木蓊郁的好时节，邓锡铭教授跟随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教授去杜布纳参观，适逢王淦昌教授在向张闻天大使介绍情况，他回头对他们说：“从气泡室拍下了一批基本粒子径迹照片，初步看来，可能有新东西。正在进行整理和分析。”
分析结果，还发现几个高能介子产生反质子及低能反质子在气泡室内湮没的图像。丁大钊院士说：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发现的反质子从“产生”到“死亡”的完整记录，而以前的发现似乎有些推断的成分。此外，还发现几例反超子事例，比美国的阿尔瓦雷茨的“发现”更具实际意义。因为，阿尔瓦雷茨小组的“发现”是依据推论，而王淦昌小组的发现是实况目睹。
王淦昌沿着他的“时间走廊”拾级而上，终于能在科学前沿高地上浏览一片高原风光。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发现，丰富了人们对基本粒子族的认识，并为粒子一反粒子、物质一反物质这一普遍规律提供了新的论据。这不仅有物理学上的意义，也有唯物辩证法上的意义。
又是9月，这是王淦昌教授在苏联迎来的第三个秋天。1959年秋季的杜布纳，景色更加五彩斑斓。尽管中苏两党的关系已在这一年的夏天出现裂痕（苏共1959年6月20日致信中共中央称，不给中国原子弹研制技术，但自然美景一如爬墙的红叶藤遮盖着社会主义大家庭政治高墙上的裂纹。9月的朝晖，红地毯般地铺向基辅会议大厅，王淦昌走上神圣的讲坛。
他，在那个国际会议上宣布辉煌的科研成果。
尽管这一重大科学事件轰动当年的物理学界，但凡知其重大意义者寥若晨星。文学浪漫的触角，在以往都怕攀缘科学严谨的圣墙，作家们因此不甚了解科技攻关中也有进击腊子口、飞夺泸定桥那样惊心动魄的情节，不知在20世纪科技大较量中，也有滑铁卢战役或淮海战役。
那一天，应叫“反西格马负超子日”。因为，一个奇异粒子的发现，等于一个微观世界的诞生，其意义并不亚于天主的华诞。
作家总是很浪漫的。王淦昌教授及其合作者不会同意把那一天的光荣花环冠以某一个人。但他的每一个合作者心里都明白，此一科学成果与教授天才的主导作用，以及他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分不开。他领导两个科学的小联合国攻占了一个科学的制高点；他为中国高能物理学领域带出一支天才的种子队，那个种子队的青年学者周光召、何祚庥、唐孝威、吕敏、方守贤、丁大钊、冼鼎昌、王乃彦等，他们先后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淦昌在日后致二机部的汇报信中，详述他们在联合所的卓越贡献，还特别表扬周光召等同志。
这一成果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英国《自然》杂志于1%0年春指出：“实验上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是在微观世界的图像上消灭了一个空白点。”
两年以后的1%2年3月，当时世界上最大加速器上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该中心领导人韦斯科夫说：“这一发现证明欧洲的物理学家在这一领域内已经与美国、苏联并驾齐驱了。”韦斯科夫应当注明，他的话是对反质子和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发现而言。显然，西方的这个产儿，晚生于那位东方秋姑娘。
不过，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的讲话，要比韦斯科夫的评价全面、准确。杨教授1972年访华时对周恩来总理说，联合原子核所这台加速器上所做的唯一值得称道的工作，就是王淦昌先生及其小组对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发现。
这年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的主要成员是：中国的王淦昌、丁大钊、王祝翔，苏联的索洛维也夫、克拉特尼茨卡娌、库兹涅佐夫、尼基丁、维克斯勒、维辽索夫，越南的阮丁饧，捷克斯洛伐克的乌兰拉，朝鲜的金辛仁，罗马尼亚的米胡等。
凡是和王淦昌教授在杜布纳共事的外国学者，都不会忘记那几年时光。20世纪70年代初，我国有些基本粒子物理学家去国外参加国际会议遇到联合所的苏联同志时，他们还殷切问候教授，并自我介绍是淦昌师的学生。1989年，王淦昌和他的一位学生应邀访问杜布纳联合所，年届70岁的索洛维也夫仍然称王淦昌为老师，说淦昌师是他学科学、进行科学研究的导师。恭请恩师坐上正厅首位，汇报说，当年那个组如今已发展为20多个研究小组了，但始终坚持联合合作的科研传统。20多年来，组织培养了近80位副博士、17位博士（苏联博士学位要求比其他国家要高许多)。白发敬暗首，索洛维也夫的尊师之情，浓于春意，烈于秋色，无不溢于言表。
其他国家的学者，也不忘在杜布纳受到王教授的暧照，他们每年都适时寄来圣诞贺卡，以美好的祝贺词遥寄他们对恩师的感念与敬意，落款皆是：永远敬爱您的学生……
当年，派往杜布纳的外国工作人员都有期限，但联合所领导布洛欣采夫和维克斯勒都诚挚地希望王淦昌能长期留下。尽管王淦昌的夫人吴月琴早已来到杜布纳，为他营造生活的温馨，两位院士还是选派一位女画家为他画像，又安排一位家庭女老师帮助他提高俄语水平，深怀长期挽留他于杜布纳之意。
1989年王淦昌重返杜布纳原子核研究所，并在该所作学术报告然而，人类的弱点都是坑，都是沟。而人类美好的愿望，往往是被风撕碎的云和雾。1959年6月，赫鲁晓夫集团将中苏两党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带到国家之间的关系上，背信弃义，单方面撕毁了两国业已达成的各项协定，I960年8月，又将在中国工作的各个领域的援华专家撤走。这股阴风如此尖利冷酷，撕碎了云雾般的画，吹散了画一样的云雾。
1%0年9月，二机部请求周总理调王淦昌回国。祖国呼唤她天才的儿子。
这年年底，王淦昌载誉归国，投入一场旷日持久的科技大较量中……
罗布泊的震波
1964年10月16日，好一个秋日！
这一天，中国在20世纪喊出最响亮的一句话看我中华！
这句话发自中国罗布泊地区。
罗布泊以其强大的震波，告诉全世界：“中国成功爆炸了她的第一颗原子弹。”罗布泊震撼全世界。
全世界都在猜测中国人一
在火药的故乡，谁能造出上帝都怕触摸的核火？谁是创造当代中国这一伟大奇迹的科学群体的灵魂人物？
世界物理学界自然想到他。
他就是王淦昌教授！
他，影响着中国几代物理学家。
而他，几乎经历了中国20世纪全部重大的历史事件，他与祖国走过历史崎岖险峻的道路。
他知道有过这样的事。俞大维把研制原子弹的梦告诉蒋介石，蒋介石梦想以2万美元，叫吴大猷拿去制造原子弹。吴大猷想，美国政府为造原子弹，拨20亿美元给格罗夫斯和奥本海默用费，你老蒋却只给2万美元，一毛怎比得九牛之毛！也罢，圣旨难违，先派个朱光亚助教和一个三年级学生李政道赴美探索。他们去到美国，却难走到美国的橡树岭。
原先答应给中国学者提供一切便利的那个美军顾问，后来给俞大维讲了一个神话。
“神犬问主，能否让我摸摸神杖？”
“主说，NO！吾怕他人误认汝为吾主。”
兪大维当时以为顾问是开玩笑的。许多天之后才省悟，人家不是开玩笑，而是对中国人的轻侮。一天，他问历史学家：“那个大鼻子为什么对我讲这么一个神话呢？”
历史学家说：“原因十分简单，帝国列强只爱叫中国为China，他们决不愿看到好摔着玩的瓷器，变成火爆的Powder(火药)或者Rocket(火箭)！”
据说蒋介石在重庆时，又听到部属争论鸡蛋与鸭蛋相比，哪种蛋最能养生。他心烦起来，恼火道：“娘希匹，争什么，蛋好吃就行。”
美国愿教蒋介石生蛋，却绝不许中国人学会制造原子弹、氢弹。
这就是历史。帝国列强欺侮中国的百年史。
新中国刚走到历史的黎明时，厄运的阴影仍咬住她的脚后跟。I960年年底，王淦昌离开杜布纳，从莫斯科乘车回国。当他还在列车上，在五天五夜旅途中，中国不仅仍被美帝国主义的第七舰队封锁，还遭受灾荒的威胁。赫鲁晓夫领导集团背信弃义撕毁合同，赶走专家，进而逼债。那是抗美援朝的军火债，不还不行。回国前的一天，他将节省下来的5万卢布（1卢布值3美元）交给刘晓大使说，母债子还。他愿为祖国还债。可新中国像走在荆棘丛生的路上。
外国人因此断言，中国离开别人的帮助，20年内造不出原子弹。也许，永远走不出核威胁的魔影。所有的咒语如同命运之神的锁链，紧锁着新中国的手脚。
对此，毛泽东主席作出严正回答：“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很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聂荣臻元帅指出，靠人靠不住，也靠不起，党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本国科学家身上。
因此，二机部领导想到王淦昌。
原子弹研制工作。
周总理极为珍视王淦昌的爱国赤诚，珍视他在核物理学上卓越的建树，指示我驻苏使馆，务必保证王淦昌的安全，让他乘车回国。
祖国需要他，他奉召回国了。
但他还不知道召他回国做什么事。
1961年3月，二机部副部长刘杰、钱三强来电话邀请他面谈件急事。
他急急忙忙挤上公共汽车。
北京背着大气袋的公共汽车，也像患了饥荒岁月流行的浮肿病，行驶十分缓慢。
他和各种职业的市民挤在车上，一样的黄皮肤，一样的黑头发，背靠背，肩挨肩，同行于一条道上，绝无耀眼的蓝色文化令人感到怪异。因为都黄，便都金贵。
金贵的是，北京人虽然也饿，也浮肿，也听到彼此的饥肠肠鸣，但没有无耻之手伸进同胞兜里，也无人窃取菜场上落于摊前的萝卜。
街道，也像首都市民的心境一样纯净。
这就是他的祖国。
这就是堪称全国各族人民敬仰的首都风范。
他如约走向三里河那幢碧瓦灰墙的大楼。
刘杰和钱三强向他传达党中央的决定：请他到研制原子弹的核武器研究九所担任技术领导工作，并将在青海高原从事“两弹”攻关任务。
他慨然接受这个春天的嘱托。
他毫不胆放下正在研究的课题，说“我愿以身许国！”
刘杰和钱三强深为他这句话感动，满怀热切的希望问他：“能在三天内到原子弹研究所报到吗？”
第二天，他即和一同领受任务的彭桓武、郭永怀两位教授去九所上班了。
王淦昌从此走进一个陌生的领域。因要保密，他改名王京。王京的名字不上报纸，只偶尔出现在标明“不可倒置”的仪器箱上。
从此，我国一大批像他这样的世界着名科学家，好像突然消逝了，变成外界用任何探测仪都难找到其径迹的“禋没星”，似乎只有地震探测仪才能测到这个科学群体生命的波动。
第一次震波发自北京燕山的长城脚下。
那时，我国的第一个爆轰物理试验场设在这里，在明代两个皇帝被俘禁锢的土木堡近旁，离官厅水库不远。
试验场是个半沙漠地带，又是风口，有条宽阔的季节河河床。无风时，河床像巨癖的僵尸，暴雨一来，洪波急如奔雷，惊涛裂岸。雨过河干，烈日暴晒的沙砾，可烫焦青蛙肚皮。一且来暴风，飞沙走石能把卡车铁板上的护漆打花刷掉，并将他们的帐篷掀上半空。冬季到来时，风冻僵了，沙暴死了，爆轰物理学家却来了。
仿佛最辉煌的历史，都要从荒凉写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