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自己的名誉不受损一直是日本人在意“情面”的重要原因。在西方人眼中，日本人所在意的“情面”似乎是由一系列彼此矛盾着的德行标准所构成，但日本人却把这一切完美地统一起来。因为这毕竟不属于“恩”的范畴，与知恩图报不可同日而语，他们顾及“情面”的目的是为了让自己有一个好名声，而不是为了报偿昔日所受别人的恩惠。因此，照顾情面就必须做到安守本分，在心中不快的时候也能够顾及他人的感受，做好自己的事，遵守各种繁琐复杂的礼仪要求，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维护好自己的声誉。除此之外，如果因为没有顾及“情面”而让自己的名誉受损，那还要做一些补偿措施以补救受损的名声或者消除遭受的毁谤或侮辱，总之，作为一个人，必须做到“要脸面”，否则就被认为是无耻。极端的情况或许会出现对毁谤者进行复仇，甚至为了“情面”而自杀。在“复仇”和“自杀”两个极端之间当然还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但对于有关名誉的事，不能抱着无所谓的态度，轻易了之。
在上一章中我曾经说，日本人的“情面”可以分为“对社会的情义”和“对名誉的情义”两种。我所称之为“对名誉的情义”部分并不是日本人的叫法，它只不过是：在“报恩”的范围之外与自身的名誉相关的必须遵行的一种强制性的准则。这是我进行“情面”分类的一个基础，这不意味着“对社会的情义”就是回报别人一些善意的关切。“对名誉的情义”是强调报复别人令你不快的干涉。在西方语境对于感激与报复的区分太过清晰而使它们成为两个对立的概念，但在日本人那里，这两个概念并不是那样明显的对立。或许日本人认为一种德行可以包含对他人善意的反应，也可以包含对他人恶意或轻蔑的反应。
日本人认为，一个正义的人要爱憎分明，无论是对于别人的恩情还是对于别人的侮辱仇恨，都不能逃避自己的责任，都要有一个积极的回应，该报恩的报恩，该报仇的报仇。在日本人看来，这些都是属于“情面”的范围，如果受人恩惠而不知图报，受人侮辱而避而不谈，那就没有履行对于“情面”的责任，是一种不懂礼数和懦弱的表现。而能够遵从“情面”的准则，保护自己的名誉，在受到侮辱的时候能够洗刷污名，不管是采取了什么样的激烈措施，日本人都不会觉得这是一种侵犯，他们会认为这只是算清旧账。他们觉得，如果不能洗刷有关自己的耻辱，那就是彼此之间存在着不公平，“世界就不平衡”。一个正义之士的最高理想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世界重归平衡。这是一种高尚的美德，无关于人性中的罪恶。在欧洲历史上也出现过人们非常看重名誉的时期，人们也把“对名誉的情义”看做一种道德准则，比如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这种风尚也曾盛极一时，还有古典时期西班牙的el valor Espanol（西班牙的勇敢）以及德意志的die Ehre（名誉），都与日本的“对名誉的情义”有很多共通的地方，甚至在一百多年以前欧洲颇为流行的决斗行为似乎也是在与这种道德准则相类似的观念驱使下进行的。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日本，还是西欧各国，只要是雪耻道德观念成为多数人认同的共同价值，那么这个地方的人多数都会把道德置于物质利益之上。所以，越是为了自己的“名誉”而牺牲财产、家庭及其生命的人，就越被认为是一个有着高尚道德的人。名誉已经成了道德的一部分，它被这个国家常常作为“精神”价值的基础而大大提倡。这种价值观必然会产生对物质价值观的贬抑，同样它能够给这个民族带来与众不同的东西。这种对于名誉十分看重的观念，正与我们美国人在生活中到处都要激烈竞争和公开对抗的观念有一个鲜明的对比。在美国的一些政治或经济活动中，如果要获得或保持某种物质利益，那一定是一种“战争”。日本人对于名誉的捍卫就像我们对于利益的捍卫一样，没有什么不同。
不过，我们不要觉得亚洲大陆都会有出现因捍卫自己的名誉而有的敌意和伺机报复甚至是极端行动。这完全不是东方的气质，中国人就不会这样，暹罗人、印度人也没有这个特点。当中国人遇到侮辱或诽谤的时候，他们会认为这些人是“小人”，是没有道德的人。中国人非常重视名誉但中国人不会像日本人一样把名誉看成是高尚的理想。在中国，如果一个人因为名誉受损而使用不正当的暴力来肆意报复所遇的侮辱被视为一种十分愚蠢的行为。他们认为这是神经过敏，十分可笑。他们也不会一定要做什么以证明自己的清白，更多时候，他们会对毫无根据的侮辱和诽谤置之不理，因为在中国人眼里，“君子”是不值得和“小人”一般见识的。至于暹罗人，根本无法从他们身上看到有谁对侮辱多么敏感。他们和中国人一样，让诽谤者自己处于尴尬的地位，便足以保证自己的名誉不会受到损害。他们的格言说：“让对方暴露自己卑鄙的最好办法就是自己的容忍。”
日本人对于“情面”的责任有着复杂的含义，只有通盘考虑他们对各种并非侵犯性道德的理解才能够确切地明白“对名誉的情义”的完整意义。复仇只是他们在一些特定条件下所采取的措施之一，除此之外日本人还会选择一些稳重的克制行动。一个自重的日本人一定有着坚忍的性格和自我克制能力，这也是包含在“对名誉的情义”范围之内的。比如女人在分娩时不能大喊大叫；男人遇到痛苦和危险时应该处变不惊；当突如其来的洪水冲进村庄时，持重的人们应该迅速带好必需品找到安全的地方，而不能张皇失措四处乱窜。这种自我克制是所有日本人修身养性中需要锻炼的自尊心的一部分，就算不能完全做到，也必须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尝试做到。日本人觉得，美国人的自尊心没有自我克制的要求，而他们自己不仅有自我克制的要求，而且还有自我克制的等级区别，等级地位越高，意味着各方面的责任越多，其自我克制能力也就该越强。比如在封建时代，武士的自我克制要求就要比平民做得更好，像日本的其他方面一样，修身也有等级制的分别。对武士来说，他们的自我克制要能做到忍受极端肉体痛苦，平民则被要求能忍受持刀武士没有来由的侵犯。
很多著名的故事都能看到武士的坚忍。作为一个武士必须能够忍受饥饿，即便饿得要死，也得表现出自己刚刚吃完饭的样子，若是表演得的不够真实，还可以拿牙签剔牙作为掩饰。日本的一句俗语说：“雏鸟可以因为求食而鸣叫，武士则要在饥饿的时候口含牙签。”在这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士兵把这句话当成了自己的格言，面对痛苦和困难，他们绝不屈服。日本人就像回答拿破仑的少年士兵一样：“受伤了？不，陛下，我不会受伤，我只会被打死！”
武士还需要做到在临死之前不能表现出丝毫痛苦，要毫不退缩，勇敢地面对死亡。出身武士家庭，但已经非常没落的胜伯爵[47]在1899年去世，小时候的他曾经被狗咬伤了，需要动手术，手术之前，他的父亲用刀逼在他鼻梁上说：“不许哭！你要是敢哭一声，我就杀了你，因为你是一个武士！”
日本人要求“对名分的情义”必须与自己的身份相适应。如果“情面”不符合自己的身份，那就是没自尊。前面我们提到的，早在德川时代，《取缔奢侈令》颁布时，就已经详细规定了各阶级人们的衣着、财产、生活用品的标准，而这些规定成了日本民众按等级制生活和认识自己自尊的标准。如果美国也颁布这样一部法律，美国人一定会大吃一惊。因为美国人的自尊是与自己社会地位的改变联系在一起的，一纸死板的“取缔奢侈令”就把人的地位和自尊确定下来，这是我们的社会基础所不能容忍的。但日本人对此并非不能接受，某等级的农民给自己的孩子买的是某种布娃娃，而另一等级的农民则只能给自己的孩子买另外一种布娃娃，这让我们觉得简直不可理喻。当然，在美国也并非一切都公平，只不过我们没有用法律手段来明文规定。我们可以承认这样的事实：企业家的孩子可以拥有一列电动火车作为玩具，佃农的孩子则拿一个用玉米棒做的娃娃当玩具，对此我们不会感到任何奇怪。我们觉得人与人之间有收入的差异，这没有什么不合理。每个人都会努力争取得到更高的薪酬，因为拥有高的收入才可能拥有更高的自尊。给孩子买不同的玩具是取决于家庭收入的高低，这在我们看来没有任何问题。而在日本，他们的社会存在等级，不正如美国存在收入的等级一样吗？我的意思是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日本人在自尊上的等级或许就更容易一些了。有钱的人当然可以为自己的孩子买高级布娃娃！只是日本社会评价的标准不是有钱或没钱，而是他在社会中的等级地位。就算是在现在的日本，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他们都会根据等级制的习惯来认识自己的自尊，保护自己的自尊。一个农民绝对不会把殴打警察作为维护自尊、履行“对名誉的情义”义务的表现。美国人当然对此难以理解。这一点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法国人托克维尔（Tocqueville）的著作中就已经提到了。他虽然高度评价了新生美国的平等制度，但他自己因为是一个深受贵族文化熏陶的年轻贵族，因此对贵族生活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并十分钟情于此。他觉得美国人有不可比拟的美德，可是所有人都缺少真正的尊严，他说：“真正的尊严是因为所有人都有一个合适的位置，并对其他人显得不卑不亢，无论是王子还是农夫，都不会觉得有什么不甘心之处，他们都能够安守其本分并以此自许。”托克维尔一定可以理解日本人的态度，即：阶级存在的差别本身与自己的体面不体面根本就是两码事。
作为客观研究了多个民族不同文化的文化人类学家，我们认为“真正的尊严”并不是由哪种标准的文化形态所决定的，它完全可以因为不同民族和文化做出不同定义，就像我们所认为的屈辱和日本人所认为的屈辱完全不是一回事一样。不少美国人以为，当前对于平等最为忠诚的就是我们美国，而且我们在努力地把平等的原则推向世界各地，因此日本人如果要获得“真正的自尊”也必须学习美国这一套。这其实是一种民族自我中心主义。如果他们真的希望日本民众享受“真正的自尊”，让日本成为一个有自尊的国家，那么他们应该首先弄明白日本人的自尊基础到底是什么。我们确实承认，托克维尔所理解的那种贵族制度基础上所建立的“真正的尊严”正从近代世界中一点点消失，我们相信，未来必然会有一种更加优异的“自尊”会取代旧有的“自尊”。日本也必然是这其中的一员。但是现在的日本要想重建自己的“自尊”，必须在自己原有的文化基础上进行，而不是在我们的基础上去进行。另外，我们要说的是，日本只会靠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净化自身存在的问题。
按照等级、“守本分”的原则来实现“对名誉的情义”和确保自己的“自尊”，这是其中有关“情面”准则的一部分，除此之外，日本人还会履行许多其他的义务。比如借钱的人会将自己“对名誉的情义”抵押给债主，也就是说用“情面”来担保。直到距现在二三十年前，日本的借款者在借款时多数还会向债主说：“要是我不能按时还债，我宁愿在大庭广众面前让人嘲笑。”其实，如果真的没有按时还债，在大庭广众之下被人嘲笑的情况也是非常少的，因为日本并不提倡当众揭发别人短处的这种惩罚。但是，当必须偿还债务的新年即将到来的时候，如果仍然无力还债，那么欠债的人为了自己不会背负“污名”，有可能会选择自杀。这不是耸人听闻，直到现在，除夕之夜仍然会有一些为挽回自己的名誉而自杀的事件。
“对名誉的情义”也关系到各人在自己职业上的责任。如果一个人在特殊情况中成了众矢之的备受责难时，日本人往往会做出令人吃惊的举动。比如，因为学校不幸发生火灾，就会使得该学校的校长引咎自尽。其实校长对火灾的发生可能没有任何责任，只是因为火灾差点烧毁了学校中悬挂的一幅天皇御像，而一些老师会毫不犹豫地冲入火海为抢救天皇的挂像最终被烧死。这充分表明了他们是何等看重“对名誉的情义”以及如何效忠于天皇。还有流传到现在的一种说法：一些人因为读错了庄严的天皇颁布的教育敕语或军人敕谕时，竟然也选择自杀以洗刷污名；一些人因为在给孩子取名的时候粗心大意没有避天皇的名讳“裕仁”，结果自杀并把孩子杀死。
在专业领域内“对名誉的情义”要求同样非常严格，这虽然不一定通过专业水平来体现，但是作为一个专业工作人员，有很多义务必须去履行。比如对教师的要求就是：“作为一名教师，就不应该说我不知道这样的知识之类的话。”也就是说，如果这名老师并不了解青蛙是哪一门类的动物，也必须装作自己对此非常了解。即便仅仅只学过几年英语的老师，在从事英语教学时也不能容忍别人对他的错误进行纠正。企业家同样如此。即使自己的经营已经非常困难，他也不能对任何人说起自己已经接近破产，也不能宣布自己为公司制定的计划现在已经失败。而外交家则在“情面”上不能承认自己制定了一个失败的外交方针。因为这些对“情面”准则的遵从，日本人将自己与自己从事的工作完全捆绑在一起，因此，如果你批评了某人的行为或工作能力，也就意味着你是在批评他的“名誉”和“自尊”。
像日本人否认有损名誉的行为，美国也是有的，我们都见过因为别人的诽谤而大怒的人。可是美国人很少有像日本人那样对自己的“名誉”一直有高度戒备的防御心态。如果一名美国教师自己并不知道青蛙属于动物分类中哪一种属，即便他可能也会掩饰自己的无知，但他会觉得，与其掩饰不如承认会更好一些。一名美国的企业家不会纠结于已经失败的方针，而是认为自己完全可以重新制定一种全新的方针以补救前一次的失误，他不会像日本人所认为的那样，保证自己的自尊和颜面在于必须坚持即使是错误也不动摇的决策，他也不会有在自己承认错误之后就必须辞职或退休的想法。事实上，日本人都是在这种非常顽固的自我防御下进行自己的工作的。面对日本人的时候我们不能当面提及他在专业上的失误，因为这是非常失礼的行为。
日本人在失败的时候显得尤其敏感。比如，就业时没有被录用，或者在一些选拔考试中落选等等，这些竞争中的失败会让他们感到耻辱。有时，因为这样的羞耻感，他们会被激发出重新奋斗的强烈动力，可惜更多的情况是，因为身负羞耻而变得十分沮丧。或因此丧失信心，变得萎靡不振，郁郁寡欢；或变得愤怒，无法抑制自己暴躁的脾气；也可能这两方面都有。日本人会认为失败的结果只是说明了自己的努力受到挫折，自己在竞争中失败。这一点给美国人的启示是，在日本，竞争可能不会出现像在美国那样所起到的效果。我们总是认为有竞争是好事，而且我们觉得所有事都应该有竞争。从一些心理测验也能证明，竞争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出色，工作效率也更高。反倒是没有竞争自己单干的时候，工作成绩非常一般。可是日本的情况正好相反，尤其是对青年以后的日本人进行的测验，结果更与美国不同。日本儿童一般并不在意竞争，他们多半把它看成是游戏；可是当竞争出现在青年和成年中时，他们的工作效率就会明显降低。单独自己工作的日本人，往往有非常迅速的进步，而且所犯的错误也会很少，效率提高。一旦他们与自己的竞争者站在一起，就会出现平时见不到的错误和工作效率下降的情况。好像让他们自己来评判自己的工作时，他们会做得非常好，但如果有其他人进行参照，结果就会相反。有几位日本实验者对此做了总结，他们认为，之所以在竞争中反而表现不好，是因为被测试者的思想总是集中到了担心失败上面，他已经不能再全身心进行工作，所以表现欠佳。他们似乎对自己的竞争对手非常敏感，就好像对手的竞争是对自己的一种侵犯一样，而他们的注意力也就转移到了自己和侵犯者的关系上，再难一心一意地进行工作了。[48]
实验结果也说明，许多被测验的学生总是担心自己失败将会大丢颜面，因此心理上受到了很大的消极影响。这与日本人对于教师、企业家、外交家一样，在“对名誉的情义”方面，学生也有着自己的标准和“情面”。赛艇运动员会因为比赛的失败而手握船桨扑倒在船上嚎啕大哭；垒球队员会因为负于对手抱成一团而失声流涕。美国人看到这些会觉得这些人太小家子气。因为我们习惯的是，失败者赞美对方的优秀，而下决心在将来取得胜利；或者失败者优雅大度地同胜利者握手致意。无论比赛输得多惨，我们也不会情绪激动，我们看不起那些因为失败而情绪冲动的人。
可能正是因为日本人不喜欢竞争，所以他们常常用一些巧妙的办法让直接竞争避免发生。我们无法想象在日本的小学中竟然很少有直接竞争的机会。每一个日本老师都会奉命让每一个小学生提高自己的成绩，基本上杜绝让学生自己和其他孩子进行比较的机会。他们在小学里不设留级，所有学生都同时入学，同时学习同样的课程，然后同时毕业。小学生成绩表没有学业成绩，而只有学生的操行品质的评价。一旦遇到不能避免的竞争，像中学入学考试之类，备考的学生就会紧张到令人无法理解的地步。如果考试失败，还有不少孩子甚至企图自杀。
不仅是在学生方面，日本人在自己的全部生活中都努力避免出现直接竞争的机会。这与美国人总是提倡要在同辈的竞争中拔得头筹的观念有着很大的不同，在“恩”作为基础的伦理体系影响下，日本人允许竞争存在的余地非常少。等级制体系及其繁琐的各种准则，让直接竞争被控制在非常低的程度；以家族为核心的制度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很多竞争，父子之间或许彼此排斥，但却不是竞争。所以日本人对于美国家庭中出现的儿子在使用汽车或者照顾母亲、妻子方面与父亲有竞争的情况，总会表现得十分惊讶。
另外，日本的很多事情都会有中介人，这也避免了很多直接竞争的出现。那些可能会造成失败而让人感到羞耻的事情，总是先由中间人进行接洽。所以，提亲、找工作或者辞退员工以及其他数不清的日常事务中，我们总能看到中介人在发挥作用。他们向当事者双方传达彼此的意见。在一些特别重要的事情上如结婚之类，当事双方还可能会各自找一个中介人，由中介人先进行细致的交涉，然后再各自汇报给当事方。这样，即使出现一些彼此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当事双方也会因为这种间接交往，不至于没有台阶下而让彼此的“情面”得到保留。因此能够恰当地发挥自己作用的中介人能够得到众望，受到社会尊敬。顺利的谈判可以让中介人名声更大，也因为中介人的存在而能够更多达成当事双方都希望达成的协议。另外中介人并非只是帮助委托他的人，他们还会帮助试图说服的对象，告诉他们对方的目的，比如在辞退员工方面，中介人就会帮助求职者去打探雇主的意图。
日本人还会通过自己的各种礼仪来避免可能造成羞辱或者关乎名誉的“情面”问题发生，他们通过这些必要的礼节来缓和可能发生的事件，而尽量将事态的消极影响控制在最低限度。比如，在主人迎接客人的时候，主人应该换上新衣服并通过一定的礼节来接待客人。所以，当去农家进行拜访的时候，如果欲拜访的农民依旧穿着下田劳作的衣服，那客人就得稍等片刻。没有换上合适衣服和安排好接待礼节的农民，是不会向客人有任何迎见表示的。于是主人就若无其事地在客人面前更衣打扮，就好像家中根本没有客人这回事一样。在农村，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习俗就是青年男子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去拜访姑娘。如果男子表示自己的爱意，那么姑娘可以选择接受，也可以选择拒绝。但是这个男子要用手巾把自己的脸蒙住，这样，当姑娘拒绝时就不会在第二天再见面时彼此感到尴尬。其实姑娘大多知道对方是谁，只不过这样做就像鸵鸟的办法，让男孩本人有一个不必承认自己被拒的心理安慰。另外，如果一件事还没有任何结果，按照日本人礼节性要求，人们至少应该在表面上毫不关心此事，对此事置之不理、不闻不问。比如，一个媒人的任务就是在婚约完成之前，让可能的未来新娘和新郎进行一次会面相亲，这次会面媒人要尽量设计安排成一次偶然的相逢。只有偶然相逢，才会在以后万一谈不妥时，使双方家庭名誉不会受损。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男方还是女方的家人一般会全权交给媒人处理，不加干涉。当相亲进行的时候，年轻男女的家人都会陪同，而媒人则像一个主人（或女主人）一样。其中最为方便的就是在每年例行的菊展或赏樱花的活动中安排这样的相亲，或者可以到一些著名的公园、娱乐场所让他们“偶然”相遇。
日本人就是因为这些方法，避免了因为失败而让自己的“情面”过意不去的情况。日本人虽然对自己背负污名时强调有义务去为自己正名，但实际生活中，他们更多的精力是在于如何让自己避免受辱。这一点，也是日本与其他同样重视雪耻和维护名誉的太平洋岛国风习有着显著差别的地方。
生活在新几内亚及美拉尼西亚的原始民族像日本一样，非常重视名誉，可是他们在遇到侮辱时则表现出十分愤怒，并反其道而行之，这也是他们部族或者个人行动的最主要动力。当他们举行部族的宴会时，另一个部落的人就会数落这个宴会：他们太穷了，十个客人都请不起；他们藏起了芋头和椰子，是群吝啬鬼；他们的首领就是一群蠢货，根本不会组织宴会等等。而举办宴会的部落则会非常得意地炫耀自己的豪奢和大方，让来客感到惊奇，这就成就了维护名誉的过程。他们在提亲或者经济上的交易也都有这样的风俗，即使是双方发生了摩擦或者武斗也是如此，在搭好弓准备射箭之前，必须先把对方骂一顿才算走完了标准程序。不管是一件多么无所谓的事情，表面上都得像决一死战一样。愤怒地大骂对方是采取行动的一大动力，正是因为这些“愤怒”，部族才显得充满活力。可是没人会说他们是一些崇尚礼节的部族。
日本与他们最大的不同就是，日本人是非常崇尚礼节的，而且，他们通过这种注重礼仪的习惯，尽自己最大努力来限制那些让人受辱的事端发生。他们也会因为对方的侮辱而引起愤怒，并把这一愤怒作为对自己的鞭策，但是他们对于这种鞭策抱着努力限制的态度，如果不是一些特定场合或者实在难以抑制的侮辱带来的愤怒，指望日本人凭借愤怒去鞭策自己实在不太可能。日本在远东地区获得的地位以及最近十年间在与英美进行战争中的各种政策，无疑与日本人的风习有着很大关联。可是，我们却一直认为日本人是极力利用他人对他们的侮辱而进行这场战争的，这种观点倒是更加适合用来评论新几内亚的那些原始部族。我们根本没有看到日本人在用多大的努力和手段限制着愤怒，战后那些推测日本如何行动的西欧专家们往往都不切合实际日本的情况，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日本人“对名誉的情义”还有多少特殊限制。
同样，虽然日本人在通过各种方法克制自己的愤怒，尤其是在“情面”准则中安排了众多繁琐的礼仪缓冲可能发生的事件，可是美国人不能因此而低估日本人对于诽谤的敏感性。美国人总是喜欢评论别人，并且不以为意。这也是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日本人对于在我们眼中毫无干系的小小批评也斤斤计较，当成大事的原因。日本画家牧野芳雄在其英文自传中，讲到了作为一个日本人是如何对待被“嘲笑”的。他在美国和欧洲生活了很多年，在此之前，他的少年时代是在日本度过的，原本家境良好的他却在少年时代遭遇了家庭变故，生活困顿，但是他有一个前往美国学习的梦想，于是身无分文的他去请教一位在日本的西方传教士：
那是我最信赖的一名传教士，我去拜访他，向他说明了我想到美国学习的意思，我希望能够从他那里得到一些对我有用的信息，可是结果让我十分失望。传教士惊讶地喊道：“什么？你要到美国去？”坐在传教士旁边的传教士夫人也在嘲笑我！当时，我只觉得自己脑子里嗡的一声，完全空白。我默默地站在原地有几秒钟，就回到了自己的家，连“再见”也没说，我对自己说：“看来没戏了！”
不过第二天一大早我还是离开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一直坚信：如果说世界上有最不能饶恕的罪过的话，那就是待人没有诚意，而嘲笑别人是最没有诚意的待人之道。
如果有人朝我发火，我会原谅他，因为有些人就是有一副急脾气；如果有人对我撒谎，我也可以原谅他，因为有些谎言是被逼无奈的选择；如果有人在传一些没有任何根据的流言或者背后对别人品头论足，我同样可以原谅他，因为当人们在遇到别人聊起闲话时，有时候会不自觉地陷进去。
甚至就算是一个杀人犯，我也不会不分青红皂白彻底否定他。可是对于嘲笑别人的人，这是绝对无法原谅的，因为这样的人内心之中没有任何待人的真诚，所以他才不顾他人的感受让一个无辜者难堪。
现在让我来说明一下我对这两个词的定义。所谓杀人犯，就是残害他人肉体的人；而所谓嘲笑者，是残害他人心灵的人。
没有什么能比心灵更加宝贵，所以，对别人的嘲笑就是不可原谅的罪过。那对传教士夫妇让我感到非常痛心，他们或许在无意中让我的心灵遭受了巨大的残害，但是这不可原谅！我的内心在质问“为什么你要嘲笑一个少年或许有些幼稚的希望！？”[49]
在次日早晨，这位后来的画家便收拾好了自己的全部东西离开了家乡。
他觉得自己“被残害了”，一个仅剩梦想的乡村少年希望自己能到美国学画，可是这却受到传教士的怀疑和不信任。在他看来，这是对自己名誉的侮辱，所以要想洗刷这个侮辱只有让自己的梦想实现一条道路。传教士对他的嘲笑，是关乎着“情面”的严重问题，他有义务让自己的“情面”不能受损，因此别无选择，只能离开这里，前往美国，这是为自己正名，为自己的名誉进行的报复。在自传中他用“insincerity”（不真诚、不诚恳）来指责嘲笑他的传教士，这是我们不能理解的。因为这件事情从我们的标准看来，那位传教士的行为是根本无关“sincere”（诚实、正直）的，可是牧野先生是从日本人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的，他使用了这个非常严重的词。日本人认为那些蔑视别人、或者对别人表示不屑的人，是待人极不诚实、不诚恳的。随便的嘲笑是非常放肆的行为，是不懂任何礼貌的行为。
“甚至就算是一个杀人犯，我也不会不分青红皂白彻底否定他。可是对于嘲笑别人的人，这是绝对无法原谅的！”既然嘲笑不能够“原谅”，那么对于这种伤害“情面”的行为就只能进行“报仇”。牧野先生最后来到美国，这是让自己的污名得到洗刷的证明。当遇到侮辱或者失败的时候，日本人认为“报仇”是合理的，这是日本一个很有传统的观念。一些向西方人介绍日本的日本作家，常常用非常生动的词句来说明日本人是如何对待报仇的。充满博爱思想的新渡户稻造在他1900年的著作中写道：“在日本人对于报仇的态度中，有一些可以满足正义感的理由。就像数学中必须让方程式的两边相等一样，日本人的报仇观念同样是一件严肃的事，如果不然，那我们总会觉得还有心事未了。”[50]冈仓由三郎在《日本的生活与思想》一书中，对报仇和一种日本独有的习惯进行了比较，他写道：
日本人有着十分喜爱洁净的习惯，与之相关的就是非常厌恶污秽，这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一些日本人独有的心理特征。我们已经被训练成（实际情况也是这样）把他人或者其他民族对于家庭名誉或者国家荣誉的污蔑看成是一种污秽或疱疥的习性，因此必须要对此做出申辨，将这种污蔑彻底洗刷干净。不然，我们就会觉得这是不够清洁或者有损健康的。所以，不妨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日本人在公私生活中总是要进行报仇的现象，它就像一个有洁癖的民族在进行晨浴一样。[51]
他接着说：“日本人的生活清净无尘，这就像正在盛开的樱花，美丽而纯净。”换句话说，进行“晨浴”也就是把身上的污泥洗净，只要身上有一点这样的污浊，那就不是“美丽而纯净”的。日本人从来不会对自己进行这样的劝说：如果自己没有觉得受辱，那就不算受辱；他们也不会想：正是因为自己的不检点所以才会受到侮辱。
把报仇视为“晨浴”的观念是日本传统社会公开提倡的，因此有很多有关报仇的故事变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四十七义士》。人们把这些宣传成了英雄和忠义，把报仇的故事搬上教科书，改编成戏剧、电影，改写成通俗读物等等。总之把这种带有报仇观念的传统演绎成了经典，渗入到了日本现有的文化之中。
这其中反映出了很多日本人对于偶然失败的敏感。比如，一位大名让自己的三个武士家臣猜一把著名武士刀的锻造者。三人中只有一位名叫名古屋山三的武士猜对了，于是另外的两位武士家臣就觉得自己“情面”尽失、备受侮辱，于是便准备伺机杀掉山三。其中一个人在山三熟睡的时候用山三的刀去刺杀他，不过并未成功。后来，他们继续“复仇”，终于把山三杀死，而维护了武士的“情面”。
还有很多是讲必须向自己的主君进行报仇的故事。一般来说，“情面”的准则意味着这个家臣必须终生忠于自己的主君，但是这毕竟与“恩”有所不同，因此如果家臣受到了主君的侮辱，那也就意味着他与主君变为仇敌。在德川家康的故事中就有这样一个例子。一位德川家康的家臣听说德川曾经背后说过他是个“能被鱼骨刺卡死的家伙”，这句话在武士看来是对自己尊严的严重侮辱，绝对无法容忍。因此，这位武士立下重誓：到死也不会忘掉这一耻辱。当时的德川家康定都江户不久，全国也没有统一，还有很多敌对势力存在，于是这位家臣便暗中勾结与德川家康敌对的诸侯势力，准备做他们的内应，放火烧毁江户。在这位武士眼里，只有这样做，才算维护了武士的“情面”，才算实现了向德川的报仇。很多西方人对于日本人忠诚的评论，不符合日本的实际，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理解日本人所看重的“情面”并不仅包含着忠诚，还包含着特定条件下必须进行的背叛。就像日本人自己说的那样：“挨了打便变成叛徒”，受辱的日本人同样如此。
在日本文学作品中经常见到贯穿在历史故事中的主题有两个，即：遭受失败的报复竞争中获得胜利的；遭受侮辱的人报复侮辱自己的人，包括侮辱自己的主君。虽然我们能够从这些文学作品中看到很多不同的情节，但是，当我们对当代日本人的身世、当代日本小说进行考察并观察当代日本社会的实况之后，我们便会清楚：尽管日本人在传统社会中对报仇的观念十分崇尚，可是现实生活中的日本则像西方社会一样，很少见到真正的复仇行为，甚至日本的复仇与西欧比起来还要少见。不过我们不能因为这种考察而认为没有复仇的日本不再像封建时代那样看重名誉。是的，现在的日本的确不再像封建时代那样动不动就挥起武士刀进行血淋淋的复仇，但是日本人对于“名誉”的看重一如既往，只不过现在的日本人对于遭遇失败和侮辱的反应已经日益变成自卫性的而不再是进攻性的。他们仍然不能容忍耻辱，不过已经不再随意挑起斗争，取而代之的是让自我麻痹。明治天皇没有进行维新以前，日本的法律体系非常不健全，所以那个时候进行直接攻击的复仇仍然是非常常见的。不过到了近代，随着法律、社会秩序以及经济生产的发展，公开的复仇行为已经渐渐转移到了地下，也或者是选择自杀雪耻。日本人的复仇方式也更多倾向于运用计谋进行报复，让仇人毫无察觉，就像古代故事中，主人在美味的餐食中巧妙地暗藏粪便，用来招待仇敌，以便对方毫无察觉地吃下去。但是在今天的日本，包括这种非常隐秘的攻击也变得很罕见了，日本人更多是在自己身上找问题。一般他们有两种选择：一种是，鞭策自己，激励自己去做那些“不可能”的事；另一种是让这些丢失“情面”的东西侵蚀自己的内心。
遇到失败、污蔑或者被排斥的日本人都非常敏感，因此常常生自己的气而不是生别人的气。现在的日本小说大多所描写的就是一个有教养的日本人是如何不安地面对极端狂怒与悲伤抑郁的故事，这能反映很多日本人的情绪。在小说中，主角对于一切不满，讨厌日常生活，讨厌家庭，讨厌城市，讨厌乡村。这种情绪不是因为自己的理想没有实现，而是在理想的目标面前，自己的努力太过渺小。其实如果有一个远大的目标远景，无论这是一个多么遥远的目标，日本人的厌倦情绪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之所以有这种厌倦情绪更多的是因为自己的敏感，他们常常害怕自己被排斥在伟大事业之外，因此内心没有依靠。这与我们所熟悉的俄国小说不同。俄国小说中所反映的消极情绪基础是建立在主人公现实世界和理想世界的对立之上的。乔治·桑塞姆爵士（Sir George Sansom）认为，日本人对于现实和理想的对立感是缺乏的。他用这种说法来解释日本人的哲学以及日本人对人生的态度。除此之外，这与日本人容易忧郁也很有关系。日本和俄国都喜欢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描写厌倦，这与美国的情况非常不同，美国的文学作品几乎没有这样的题材。他们不会觉得人生的不幸是因为性格有什么缺陷，或者是无法适应残酷的现实。日本的小说中也会从无产者的角度进行描述，他们谴责城市经济对于传统日本的侵蚀。不过，就如某位作家所认为的那样，日本的小说所反映的内容总是一个弥漫着能够让人情绪爆发的有毒气体的社会。无论是小说的主人公还是作者本人都不会花心思弄明白为什么在日本社会中会弥漫着这样的空气，似乎这是一种正常现象。正是因为总有这种刺激人们情绪的氛围，所以人们都容易伤感。在封建时代，日本人会把自己的情绪指向对自己进行侵犯的人，可是现在，他们却将这种攻击转向自己。在他们看来，一个人忧郁不一定因为十分明确的原因，虽然能够找一些借口安慰自己：我是因为某事而心情不好，可是他们内心之中更多的是埋怨自己。
针对自己最极端的“攻击”就是自杀。他们认为，洗刷污名甚至在身后获得好评的方式就是选择适当的方法自杀。与美国人认为自杀只是对绝望的屈服和自我毁灭看法不一样，日本人非常尊重自杀，并觉得自杀完全能够做到光荣和有意义。遇到特殊情况，自杀是维护“对名誉的情义”最体面的方式。新年来临之际仍然欠债的人，承担责任事故的官员，被迫分离的恋人，抗议政府仍然不对中国采取行动的“爱国志士”等等，他们选择了就像封建时代落榜的少年举子或者拒绝被俘的士兵一样的方式，将最后的暴力对准自己。有人说，日本人的这种自杀倾向是最近才出现的。事实是不是这样，现在很难有一个确凿的证据，不过根据统计，近来的观察者对日本人自杀的频率往往高估。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日本人从来不回避自杀这个主题，就像美国人不回避犯罪主题一样。相比较起杀别人，现在的日本人宁愿选择自杀。用培根（Bacon）的话来说，日本人将自杀看成了一种“刺激性事件”（flagrant case），而通过议论自杀，能够得到其他话题所不能得到的东西。
与封建时代的自杀相比，近代日本采取的形式更加自虐。以前，名誉受损的武士不会接受随便的死刑，他们会遵照朝廷的命令，只有在被批准切腹之后才进行自杀。就像西方人宁愿选择被枪杀也不愿意上绞刑架一样，对自杀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是被动的，而自杀的方式也要尽显自身的尊严。死已经被注定，能做的就是选择死的方法。可是近代日本的自杀更多的是主动选择死。就像前面说的，日本人现在往往把暴力指向自己，而不是别人。封建时代被认为是体现一个人最后勇敢和果断的自杀行为，现在则仅仅是主动地选择自我毁灭。最近的四五十年，在感到“世界混乱”、“方程式的两边”已经不再相等或者需要“晨浴”的时候，日本人越来越倾向自己毁灭，而不是毁灭别人。
虽然自古以来日本人就把自杀当做最后反击而得以保全名誉的制胜方法，但在现代已经发生了与古代不同的转变。据说在德川时代，幕府一位德高望重的顾问因为自己推荐的将军继承人没有得到其他人的承认而当众袒腹抽刀，准备切腹，以此来维护自己“对名誉的情义”，他获得了成功，他推荐的人顺利继承了将军职位。“自杀”成了他抗议侵犯其名誉的重要方法，用西方式的语言说，就是威胁反对派的一种手段。可是在现代，类似抗议性的自杀更像是一种为信仰的献身，或许是因为自己的主张没有被采纳，或许是为了反对某一协议，抗议者往往选择自杀，而这些令人动容的行为又往往影响舆论的倒向。因此，现在的自杀已经不仅仅是摆个架式进行威胁了，它只有身体力行才能奏效。
日本人维护“对名誉的情义”越来越针对自身的倾向正在发展，这不仅仅包括自杀这种极端手段，其他的“复仇”行为也有针对自己的倾向的趋势。比如在日本的知识阶层中就常常出现沮丧、消沉等典型的厌倦情绪。整个阶层都有这样的情绪，其背后必然有社会学中可以解释的原因。当下的日本知识分子阶层人数众多，但他们处于一个在等级制中非常不稳定的位置，只有很少才俊能够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尤其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政府认为知识阶层中存在“危险思想”，这更让他们失落。日本知识分子自己认为他们的抑郁是因为日本在西化过程中造成的混乱，我们觉得这个说法并不准确。其实最为代表性的日本人的情绪，是在强烈的献身精神和极端的厌倦情绪之间摇摆。大多数日本知识分子都曾在这两者之间感到迷茫。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日本的知识阶层希望自己能够摆脱近代以来的这种厌倦情绪，于是他们回归传统，希望为国家献身，带着国家主义目标，把攻击矛头由针对自己的内心而再次转向对外。发动对外的侵略战争，推行日本的集权主义，这一过程让他们再一次找到了自己，让他们的心境摆脱了消极，使自己的内心重生了一股巨大的力量。这让他们相信，尽管在人际关系上自己不能做到“情面”完美，但是作为一个征服民族就能够实现完美的“情面”。
而战争的失败表明了日本人的上述信念根本上就错了，于是整个日本再次陷入到消沉的巨大心理威胁中。从他们的传统来看，他们自己要克服这种情绪是非常困难的。一位生活在东京的日本人曾经说：“现在我们不再担心炸弹了，我们真的解放了。可是不再打仗的我们，也没有什么别的目标了。所有人都有些恍惚，做什么事情都心不在焉。我是这样，我老婆也是这样，好像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医院的病号，甭管做什么都慢腾腾的，怅然若失。人们都在埋怨政府在战争善后和救济工作中太过缓慢。我觉得，可能那些官员也像我们的感觉一样，所以才会这么缓慢。”这与解放后的法国一样，似乎是一种带着危险性的虚脱状态。德国在投降之后最初的六到八个月间并没有出现这个问题，可是在日本这则成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美国人对日本人的这种反应是能够理解的，可是让我们不能理解的是，几乎同时，日本人便对战胜国展现出十分友好的态度。几乎在战争一结束，日本人便以十分善意的态度接受了战败和所有的后果。他们对美国人鞠躬致意，微笑招手，甚至是欢呼。从中完全看不到日本人的抑郁和埋怨。就像天皇投降诏书中说的那样，他们已经做到了“忍所难忍”。他们为什么不把欢迎美国人的情绪用到重建家园上来？并非不存在这样的机会。盟军的势力并没有延伸到村庄中，日本人仍然管理着自己的行政事务。为什么整个民族在欢笑招手地迎接着敌人而对自己的事情漠然置之？而同样是这个民族，十分迅速地在明治初年可以成功复兴，并在1930年代集中精力进行自己的军事征服大业，他们的士兵纵横于整个西太平洋地区所向披靡，并且在每一个小岛都能血战到底。
这个民族没有变！他们的所有表现都是日本式的。他们摇摆于顽强努力和消磨光阴、极端消沉之间。现在的日本最为重要的事情是维护战败之后的“名誉”，他们觉得如果选择以友好的态度对待曾经的敌人就能够保证自己在战败之后的“情面”。而从这个动机出发衍生出来的一种观点是很多日本人觉得今后依赖美国是继续让自己“情面”得存的最安全办法。因此，努力重建国家很可能让别人疑忌，既然如此，不如消磨时光，把重建的事先放一放。就像我们看到的，整个日本都很消沉。
不过，日本人从来不喜欢消沉。无论是战后对于民众改善生活的号召还是在战争期间，“从消沉中站起来”、“从消沉中唤醒他人”等等都是广播中最常听到的词。日本人通过自己的方式来逐渐扭转消极和无为的状态。1946年春天，日本的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出现了“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以及与此类似的词句，此时的日本，被轰炸的废墟上瓦砾还没有清理完毕，很多公共事业仍然是停顿的，按照传统，这是对日本名誉的极大玷污！日本人是不能容忍这些的。于是那些无家可归的难民开始被人们埋怨，他们成了报纸指责的对象：意志消沉，夜宿车站，这些可怜相全让美国人看到了。日本人是能够理解这类唤起日本人“情面”的呼吁的，而日本人也希望通过自己的最大努力，将来能够在联合国中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虽然这仍然是日本的“情面”，不过比起发动战争的老路，在方向上已经截然不同了。日本人希望大国地位的目标没有改变，可是他们的方向已经完全不同，如果大国之间能够在将来保持和平，日本是可以在这条从战后铺垫出来的自尊自重的道路上实现前进的。
对于“名誉”，日本人有着持久不变的追求，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获得普遍的尊敬。至于如何实现保证“名誉”的目标，那将根据实际情况而决定取舍及运用何种手段。日本人的态度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这在日本人看来和道德无关。这是与我们不同的地方，我们忠于“主义”的概念，对于意识形态问题非常热衷。如果失败，我们也不会改变自己的信念。所以当德国占领大半个欧洲的时候，仍然有数不清的地下组织在进行抵抗活动。可是在日本，除了非常少数的极端顽固分子之外，美军基本上不用花费精力预防日本人的地下反美运动。我们在道义上坚持不懈的观念，日本人并没有完全认同。占领日本几个月之后，美国人便有胆量单身乘坐拥挤不堪的火车到乡下的穷乡僻壤中而不会担心遭遇什么不测，他们甚至还受到了在战争中支持政府、信仰国家主义的官员非常有礼貌的接待。在日本几乎没有发生过严重针对美国人的报复行为。当我们的吉普车路过村子时，村子中的孩子们还会在路边大喊“Hello”（你好）、“Good-bye”（再见），碰上还不会招手的婴儿，抱着他的母亲还会拿着他的小手朝美国大兵挥动。这简直让人匪夷所思。
美国人甚至不相信日本人在战败之后有180度大转变。因为对我们来说这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这甚至比战俘营中日本士兵配合盟军的事情还要让人难以理解。至少，那些战俘士兵还会觉得自己对日本来说已经死了。没有一个西方人会认为战后的日本公众也会像日本战俘一样迅速承认自己的失败。他们大多数以为，在日本人眼里，失败就意味着受到了侮辱，他们会用暴力拼死进行报复。甚至一些人会觉得，想要与日本人达成媾和条款是没有任何可能的。如此看待日本人的研究者们并没有理解日本人的“情面”观念，他们只看到了日本人为了保持名誉会进行复仇和侵犯这种传统方式，他们忽略了日本人还有另外一种措施来达到保持名誉的目的。我们总犯的错误就是把日本人对待侵犯的伦理和欧洲人熟悉的公式混淆在一起。欧洲人，不管是个人行为还是民族行为，首先要确认战争的永恒正义性然后才会进行战争，即便是失败对于正义的坚持也不会改变，他们战斗的力量就来自这种正义感，可是日本人对此的评判标准却有很大出入。
日本人会找到另外的依据。他们要获得世界的尊敬，他们所看到的就是凭借军事实力才能赢得大国的地位，因此他们要努力与这些大国并列。因为自然环境的限制，缺乏资源、没有先进技术，所以他们不得不比希律王[52]更加凶狠。他们的巨大的努力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可是失败了，对日本人来说，这意味着发动战争无法保证自己的“情面”。可是“情面”的保证本来就有多种途径，既然侵略手段无法达到这样的目的，那就选择互相尊敬的方式。于是战争失败之后，日本人转向了后者，而且非常明显。日本人并不觉得这样做会有什么心理压力，这只不过是他们保护名誉的另外一种选择。
其实在日本历史上也并非没有相似的场景，西方人同样对他们的行为感到不解。1862年，闭关锁国已久的日本国门刚刚被打开，一位名叫理查森（Richardson）的英国人在萨摩[53]遇害，此地正是日本掀起攘夷运动的源头，萨摩武士既傲慢又好战，闻名全国。为了惩罚这次行为，英国派出了远征军，炮轰萨摩藩十分重要港口鹿儿岛。英国舰队取得了完胜。出乎胜利者意料的是，日本人不但没有对英国夷人进行誓死报复，反而向他们寻求友谊。萨摩的人亲眼见识了敌人的强大，希望敌人能够赐教他们。于是他们同英国建立了通商关系，并允许英国人次年在萨摩建立学校。[54]当时一位日本人有着这样的记录：这所学校“教授西方学问，……源于生麦事件而发生的友好关系逐渐发展起来”。[55]这里的生麦事件[56]就是指英国舰队炮轰鹿儿岛的事件。
上述这个例子并非孤立事件。与萨摩藩有着同样名声——好战并激烈排外的长州藩对于当时朝廷的一道“到1863年（阴历）5月11日之前，把所有夷狄赶出日本”的敕令非常积极。这道敕令是皇室颁布给将军的，可是幕府对此没有理睬，而长州藩则与幕府的态度正好相反。当局向通过其辖区的西方商船开炮，不过低劣的火炮和炮弹对于外国船只没有任何损害。但是西方人决定惩罚长州藩，他们迅速组成联合舰队击毁了长州藩的要塞，并索取赔偿三百万美元，最后的结果与萨摩藩出现的情况大同小异。诺曼在论述这两个藩国出现的事件时写道：“原来的攘夷急先锋态度瞬间发生了转变，先不论他们到底是出于多么复杂的动机，至少这表明了他们对于现实的清楚认识和自己的冷静态度，我们对此只有敬意。”[57]
这种直面现实的转变是日本人“对名誉的情义”所带来的积极一面。“情面”的顾及既给日本人带来了光明面，也给他们带来了黑暗面。后者的表现如日本把美国的限制移民法和伦敦海军裁军条约视为对日本民族的极大侮辱，并以此为发动这场不幸战争的动力。而它带给日本人的光明面则比如，1945年以后日本非常善意地接受了投降和战败的后果。日本仍然一如往昔地遵照自己的性格行事。
近代的日本著作家或者评论家只把部分有关日本人“情面”的东西介绍给西方，说日本人是崇拜“武士道”。我们现在有理由说，这种介绍方式还是让西方人产生了一些误解。武士道这个名称是到近代才正式确定的。它并没有像“迫于情面”、“完全出于情面”、“为情面而尽力”等等格言那样深深植入所有日本人的民族感情中。武士道也无法涵盖“情面”的复杂性和多重性。另外，那些****者和国家主义者曾经将武士道作为片刻不离口的口号，这让武士道的信誉备受打击，而人们对于武士道的概念也开始怀疑起来。尽管如此，日本人不会因此就不再重视“情面”、不再懂“情义”。与之相关联的，现在应该正是西方人要好好理解日本人“情面”含义的重要时期。另外也不能把武士道与武士阶级等同起来。因为每一个日本人都有遵从“情面”伦理教条的义务，这是一种共同道德。所有阶级都应该讲“情面”，而且身份地位越高的，其维护“情面”的责任也就越大。至少日本人觉得武士对于“情面”的维护责任要远高于平民。很多外国观察者认为，日本的普通民众在“情面”责任上是要求最高的一方，他们因为情面从来不计较回报多少。不过在日本人看来，当一个人在自己所属的圈子里得到尊敬的时候，就是“情面”给予的充分回报，若是一个“不懂情面的人”则只能被他的同伴藐视或者成为一个让人厌恶的“可悲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