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能够准确地理解日本人经常说的“各得其所”的含义才能够真正了解日本民族。就像我们一直追求和捍卫自由平等的信仰一样，日本人对秩序、等级制的坚持也从来不会妥协，这就像地球上的南北两极。我们觉得，要想把等级制观念合理正当地用于一种社会结构中并维持这个社会，无疑是不太可能的。但是日本人却对此坚信不疑。而要真正了解他们的这种观念，必须从他们的家庭、国家、宗教信仰及经济生活中的民族习俗描述中去寻找答案，否则，我们只能是隔靴搔痒。
日本人在看待国内问题时是坚持着等级制观念的，他们看待国际关系的全部问题也同样用这种等级制观念来分析和判断。日本人在刚刚过去的十年里，已经把自己高置于国际等级制的金字塔之巅，虽然西方国家已经把日本的这个幻梦彻底打破，但他们仍然用印象深刻的等级制观念来看待自己的现状。从日本外交文件中就不难发现，日本人其实一再表明对这一观念的看重。当1940年日德意三国签订同盟条约的时候，其中说道：“大日本帝国政府、德国政府和意大利政府坚持相信，只有让世界各国各有自己的位置，‘各得其所’，才能够让世界保持长久和平……”日本天皇也在同时发表的诏书里谈到了这个问题。诏书中说：
我皇祖皇宗之遗训，必弘扬大义于八荒，缔建神舆成一宇，而朕夙夜眷念，未敢疏怠。今世局动乱，民人披祸，不知何日止息。朕所幽思者，唯在祸乱勘定，和平光复……得奏三国盟约成立，朕心甚慰。
夫唯天下邦国自得其所，亿兆百姓尽安彼业，则荒宇同乐，朕愿遂成。然此旷古之大业，万世之未有，非一时可至，前途尚远……
当日本偷袭珍珠港之时，日本特使在递交给美国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的声明里，也明确将日本人这种观念表达出来：
……让世界各国各得其所乃是我帝国始终不懈为之奋斗之国策……与我帝国坚持的各得其所基本国策南辕北辙，则帝国政府绝对不能妥协容忍。
日本这个声明其实是针对不久之前赫尔公开强调的美国所坚持的最基本原则备忘录而发的，赫尔国务卿提出：任何国家主权及领土完整都不能受到侵犯；国与国之间互不干涉彼此内政；接受国际合作，和平解决彼此争端和矛盾；国与国之间保持平等四项原则。这几条原则与美国人一向信奉和追求的平等与不可侵犯观念是一致的，不仅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在美国，所有美国人会把这个信念坚持应用到自己日常生活中。美国人会把平等看成建设一个美好世界的最崇高、最道德的基础。因为平等对我们美国人来说，其背后的含义就是没有专制压迫，没有干涉，没有强制的真正自由的生活；也代表着每个人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有改善自己生活的神圣权利，而这些是保障最基本人权得以实现的基石。某些时候存在一些破坏这一原则的个别现象，美国人也绝对不会放弃对平等正义性的支持。追求平等的美国人当然会怀着义愤反对任何等级制观念。
美国人对于平等自由的追求自建国以来就始终不变。这个原则被杰斐逊写进了《独立宣言》，而美国宪法中的《权利法案》同样以这个原则为基础。在这些国家公开文件中写进了能够反映这个民族日常生活中所形成和认同的生活方式，使它们具有了不可取代的意义。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年轻的法国人阿列克西·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访问美国之后写了一部有关平等问题的著作。[7]这是一部重要的文献。作为一名观察家，托克维尔尔聪明敏锐，他发现了这个不为人们熟悉的新生国家——美国有着许多其他国家并不具备的优点。对于他来说，美国就是另外的一个世界。在法国贵族社会中成长的托克维尔见证了法国贵族社会所受到的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法典》的震撼与冲击。所以，他以自己特有的经历高度和宽容地评价了美国的生活秩序。当然，他的观察角度是法国贵族阶级的，不过，他仍然向已经陈旧的世界介绍了作为新事物的美国。他认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前哨就是美国观念。
托克维尔详细地记录了美国各种情况，并且相信如果人们想获得真正的彼此平等，那就只有在美国能够实现。美国人的社会基础是一个全新的、和谐的基础，美国人能够以平等身份进行交谈，从不拘泥一些细枝末节的等级和礼节，他们也不会要求别人遵从这些礼节。美国不存在古老贵族式或者罗马式的家族，没有旧世界社会中的统治阶级和社会等级。托克维尔说，平等就是美国人的信仰，除了平等之外，美国人不会信仰别的东西，甚至对于自由，美国人也会在个别时候无意地忽视，但是平等却是与他们生命紧密相连的。
这样一部出自外国人之手，描述一个世纪以前美国人生活的著作，让我们深受鼓舞。虽然世界在不断变化，美国也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美国的基本轮廓从未改变。托克维尔的著作写于1830年，在读过这部著作之后，我们认为，那个时候的美国与今天我们已经知道的美国并无根本性的差别。虽然在我们的国家里，过去有，现在也会有像杰斐逊时代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8]那样对于贵族式社会秩序有所偏爱的人，但是，没有人会否认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根本不是建立在等级制基础上的贵族式生活方式，这一点连汉密尔顿也承认。
当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夕，我们向日本宣布的美国太平洋政策就是以我们认为的那些最高伦理基础为观念的政策体现，这些政策代表了美国人信奉的原则。我们认为如果按照我们所指的方向前进，每一步都可以改善这个现在并不完美的世界。这一点是不为日本人所认同的。日本人自上而下所信奉的“各得其所”观念，同样与日本民族的社会经验和生活方式有关。千百年来，在日本人信奉和遵行的生活准则中，不平等是最为容易联想，也是最广泛接受的方式。日本人会像呼吸空气一样承认等级制行为。但是，我们不要把日本人的等级观念与西方的权威主义相混淆。在日本，不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他们的行事方式与我们所熟悉的西方传统完全不同。已经战败的日本人现在认为美国已经处于世界等级制金字塔的最高位置，我们不需要对此诧异，这是他们惯有的观念所致。只有理解了这些，我们才能够描绘现在的日本将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方式。
日本实行改革完全西方化已经很多年了，但是日本依然是个存在着等级的社会。日本人在寒暄和彼此接触的时候，都必须表示出二者之间在社会地位中存在的距离。一个日本人对另一个日本人说“吃”或“坐”等日常用语时，也会根据自己与对方的亲疏程度或辈分不同，而使用不同的词汇。日语中“你”这个词就有多个，不同的场合中要使用不同的表示“你”的词汇。与其他太平洋上的民族一样，日本人的语言中也有“敬语”，同时日本人使用敬语时也会有适当的鞠躬、行礼或者跪拜等等礼节形式。所有这些，都有着严格详细的规矩和惯例，比如鞠躬，对于什么样的人要鞠躬，鞠躬到什么程度都是因人而异的。譬如你对某个主人有一个十分适度的鞠躬，但同样的动作用在另一个人身上或许就是一种无礼的表现。另外，鞠躬的方式也有很多种，从最高形式的跪在地上双手伏地、额触手背的跪拜礼，到只是简单地动动肩、点点头，十分的繁杂。每一个日本人都必须懂得不同场合的不同礼仪，这些都是他们从孩提时代就开始学习和掌握的。
繁琐的日本礼仪确认了等级之间的差别，不仅如此，日本人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方面，如性别、年龄、家庭关系、友人同事等等各种人际关系都需要以适当的礼仪来确认和维系。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情况下，所使用的礼仪也是不同的，这表示着尊敬程度不同。如果两个密友都是平民百姓，那么彼此之间可以不用鞠躬行礼，但如果其中一个身着军装，另外的一个就必须向他的密友鞠躬。对等级制的遵守需要克服和平衡很多因素，这确实是一门艺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许多互相冲突的因素通过对等级制的遵从可以抵消，但有些情况则只能起到相反的效果。
日本也确实存在着相互之间不拘泥礼节的人。说到这一点，美国人可以肯定的是与自己关系最为密切的家人和孩子。我们可以在自己家中把所有形式上的礼节都忘掉。可是日本的情况并非如此，家庭恰恰是日本人需要认真观察和学习礼仪的地方。母亲会把自己背上婴儿的头摁下去让婴儿懂得礼节。刚刚蹒跚学步的幼儿，首先要知道的东西就是尊敬父亲和兄长。妻子给丈夫鞠躬，孩子给父亲鞠躬，弟弟给哥哥鞠躬；女孩子则不分年龄大小，都要向家中的男孩鞠躬。不要把这些鞠躬看成徒有其表的形式。鞠躬的意义标志着：本来可以自己处理的事，现在则承认了对方有权干预；而接受别人鞠躬的人还要承担起一定的责任。家庭生活正是以性别、辈分和长嗣继承等等为基础的等级制中最重要的核心。
我们已经知道，在日本和中国都是以孝道作为崇高道德准则的。中国人对于孝道的阐述历史悠久，而这样的理论在公元六七世纪的时候，随着中国佛教、儒家伦理学以及中国世俗文化一同传入日本。不过日本人在接受孝道伦理的时候并非一成不变，为了适应与中国并不相同的家庭结构，日本人进行了一些不可避免的改变。我们看到，在中国，包括现在，人们还是恪守着一个人应该对自己所属的“大宗族”权益竭尽全力。这其中的“大宗族”或许是一个成员众多的巨大群体，一个村子、一个乡镇有可能只有一个宗族，成员可能成千上万，而宗族对于所有的成员都有无可置疑的裁决权，所有的成员也都支持这样的权力。当然，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各地之间的情况不是完全相同，不过，大部分地区的一个村庄一般说来属于同一个宗族。现在中国有四亿五千多万人，但却只有470个姓氏。同姓的人，或多或少都会承认彼此之间是同宗的关系。有的地方一个地区之内的居民，都可能属于同一个宗族，有些人虽然不在家乡，居住在城市，但他们也与乡村的宗族有着亲属关系。像广东省，那里人口稠密，而彼此之间全是由宗族成员联合起来，经营、维持着场面壮观的氏族宗祠。如果遇到祭祖的日子，他们会共同向一个祖宗繁衍下来的数以千计的祖宗牌位进行礼拜。宗族都会有集体财产、土地或者寺院，并且有共同的基金帮助一些生活困难或者前途无量的宗族子弟生活和学习。通过宗族形式，虽然在不同的地方，但彼此之间是互相联系和了解的。每个宗族会每隔十年左右修订刊印一次族谱，那些对于宗族有着杰出贡献的人会被记载其中。另外，还有许多世代相传的家规。如果宗族与当局出现了分歧，他们甚至可以拒绝把本族的犯罪嫌疑人交给当局。在中国封建帝制时期，“大宗族”事实上是半自治性质的共同体，它只是名义上受国家管理。至于接受中央任命和调遣并不定期更换的当地官员，在大宗族成员眼里不过是一个被政府指派、逍遥自在的外人而已。
日本的情况与中国大不相同。在中国作为宗族制度根本的姓氏，在日本却不是很普遍。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日本也只有贵族和武士家族才能使用姓氏。没有姓氏，宗族制度就难以发展，而族谱对于宗族更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传统的日本，除了上层阶级拥有族谱之外，普通民众并没有这样的特权。这些族谱，就与“美国革命妇女会”（Daughters of American Revolution）[9]一样，记录方式是由现在向上追溯的，它不是从古至今地一一列举从始祖到现在的后裔。到处都是诸侯的封建国家日本，没有像中国那样的大宗族集团，人们为之效命的对象只是封建领主。他们就是当地的主君，从性质上说，这完全不同于中国那些有着一定任期的官员，因为后者始终都被认为是一个外人。日本的情况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纽带在于他属于哪个蕃，是属于萨摩藩，还是肥前藩。
民族制度化的完成还可以通过祭拜远祖或者氏族神的途径，日本的没有姓氏和族谱的平民也有资格参与这样的活动。不过日本没有祭祀远祖的活动，只有礼拜氏族神的仪式。当平民来到神社参加祭祀时，他们不用证明有着共同的祖先，所有人都被称作该神社神明的“孩子”[10]，因为这些人都是生活居住在该神明的封地上。正是他们世代定居于这片土地，因此很自然地彼此之间存在着亲戚关系，不过，这与有着共同祖先的氏族集团并不一样。
日本人对于自己祖先的纪念活动不会到神社进行，他们会在自家房间里的“佛坛”上完成对祖先的纪念，日本人纪念祖先也不会像中国一样溯本清源，他们只设六七个最近去世亲属的牌位。无论是日本贵族、武士还是平民，所有人每天都会在佛坛面前怀念自己的父亲、母亲或者祖父母以及一些近亲，为他们供上供品。佛坛是有些像墓碑一样的灵牌。如果自己曾祖父母的墓碑上铭文已经有所损坏难以辨认，他们也不会再进行修葺或者刻写，很多三代以前的墓地，都会被日本人迅速地淡忘。这一点与西方有些相像，日本的家族形式也非常像法国的家族形式。
所以，孝道对日本的影响其实只限于他们直接接触的家庭内部。最多也就是包括父亲、祖父，或者伯父、伯祖父及其后裔在内，日本人提倡的“孝道”就是在这个集团之中施行。集团中的每个成员都应该弄明白与自己辈分、性别、年龄相匹配的地位。日本也存在一些规模较大的豪门望族，不过在这些“大集团”中仍然会根据家族血缘的关系形成其他独立的支系，如果一个男孩没有继承人的身份则必须在成年之后自立门户。孝道虽然在日本的影响只限于成员并不复杂的小集团之内，但对于各自的定位、职责和权利的规定却非常细密。长者如果没有正式隐退（隐居），那么其他家庭成员就必须保持对他的严格服从。就算是现在的日本，如果一个家庭中的父亲并没有退隐，无论儿子年长几何，有几个儿子，在自己干什么事情之前都必须首先请示这位长者以得到他的允许。而孩子的婚姻也由父母一手包办。吃饭时，只有父亲或者其他一家之长的男性先动筷子之后，其他家庭成员才能进食。洗澡也是同样，家庭的长者应该首先沐浴。总之，所有的家庭成员都会对家庭长者毕恭毕敬地行礼，而长者则只需要点头接受这样的礼遇。日本广泛流传着一则趣语，或许能够说明一些问题：“儿子要想给父母提意见那就如同在和尚头上找头发，根本不可能。”
不仅是在不同辈分中，日本人表现出了“各得其所”的礼节和各种规矩，即便是同辈分的人，也要据不同年龄遵守各自的定位和职责。如果遇到秩序混乱，我们常能听到日本人的表达方式是“兄无兄样，弟无弟样”[11]，他们会用兄弟之间规范的生活方式来反映某种秩序已经混乱得令人难以接受。如同我们所说的：“neither fish nor fowl”。日本人的习惯是，一个年龄稍长的哥哥就应该有哥哥的风范和行事风格，作为长子的他必须承担更多责任，因为他是家族的继承者。有些到过日本的人曾经说到“作为长子的日本人在很小时就要学会拥有一种气宇不凡、能够承担责任的气质”。其实，长子所拥有的特权与家庭中的长者相差无几。在传统日本社会，一个弟弟的成长过程中肯定需要对于长兄的依赖。不过今天的日本，养家糊口的重任似乎更多地由非长子来承担，特别是农村和乡镇，父母遵从古老的规矩会把长子留在身边或者这个家由长子支撑，次子或者三子由此可以进入更加广阔的天地，接受到更多的教育，从而获得更多的收入。不过尽管如此，日本等级制的观念仍然非常牢固。
更让我们吃惊的是，这种唯兄长为尊的观念还被用在了现今日本政治问题的讨论上，比如在有关“大东亚”政策的问题上，日本就曾经提到过这种兄长为尊的理论。1942年春天，在关于“大东亚”问题上，日本陆军省一个中佐发言人就曾经说道：“日本是东亚国家的兄长，其他东亚国家是日本的弟弟。这是占领地区人民都知道的事实。如果哥哥过于溺爱弟弟，会让弟弟产生误解而滥用哥哥的好意。因此日本会合理地对待东亚邻邦，以免当地居民在心理上滥用日本的好意，而这样会不利于大东亚地区的发展。”换句话说，决定对弟弟有益的人是哥哥，而哥哥不能过分体恤弟弟。
比起辈分和年龄大小，对于一个人在等级制中的地位有决定作用的是性别。日本女人的社会地位相对来说是非常可怜的，她们走路时要跟在丈夫身后，或许有时候我们见过她们穿上西服和自己的丈夫并肩而行的场景，但是一旦重新穿上和服，日本女人还是要退到男人后面。至于家庭中的女孩，所受到的待遇更加令人难以理解。礼品，长辈的关怀，甚至教育，统统没有女孩的事。虽然日本已经有几所专门的女子高等学校，但是学校课程的重点也只是礼仪教导和规范举止，比起男子学校，这些学校在智力方面的教育和训练不可同日而语。当一位女校的校长鼓励这些出身上流家庭的女学生，希望她们能够学习一些外语时，她所举出的理由竟然是：将来可以把自己丈夫读过的外文书放入书架的正确位置。
虽然如此，客观地说，与亚洲其他大部分国家比起来，日本女性拥有远远比其他国家的女性更大的自由，这并不能完全归结为日本西化的结果。从历史上看，日本女性从没有经历过像中国上层女性那样的缠足运动。她们也可以随意进出店堂或者去大街上行走，不必把自己圈禁在闺房里，而这一点则是印度女性无法享受到的。在日本，妻子掌管整个家庭的采购和金钱。如果家用不足，需要筹集资金，决定拿什么东西去当铺的也是女人。安排家里大小活动，同样由女人决定。另外，在儿子的婚姻问题上，最有发言权也是女人。成为婆婆之后，女人更是所有家务的一把手，就好像她前半生唯命是从的媳妇生涯与自己完全无关一样。
因为辈分、年龄和性别而产生的特权在日本是非常明显的。不过，这并不是一种独断专制者的倨傲，而更像是一个受托者的必要责任。一个父亲或兄长在行使自己特权的同时必须对所有家庭成员的权益负责，无论这个家庭成员活着，还是已经逝去，甚至还没出生的家庭成员也在此之内。家庭中的一些重大决定必须由他去决定并且要保证这个决定能够顺利地实行，全家的荣誉都由他完全负责。家族领导者必须保证家族中的成员牢记该家族的荣誉遗产，无论这是精神遗产还是物质遗产，都不能有所损失。即使只是一个普通农民，也有自己在家庭生活中必须承担的高尚责任。而阶级地位越高的人，对于家庭的责任也就越大。其基本原则就是家族利益高于所有个人需求。
当有重大事件需要做出决定时，不论是什么阶级什么地位有着什么样的家族，家长都要通过家族会议进行讨论。比如，需要对订婚的各项事情进行安排布置时，就要召开这样的家族会议，很可能有些远离该地的家族成员也会在这时赶来参加这个会议。决定过程中不会出现人微言轻的情况，所有人都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某位女性家庭成员或者弟弟的发言也可能决定整件事情。若是家长不顾众人的意见，按照自己的意思独断专行，这将让自己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当然，在做出决定之后，即便是当事人对这个决定非常不满，那也只能遵从，而作为长辈，或许在当年他也遇到过一样的情况，因此，此时他会努力要求晚辈像自己当年一样服从家族的决定，并且对这个要求没有任何妥协。这无疑是一种强大的约束力，不过这与普鲁士那种父亲或丈夫对于妻子儿女的专横权力有着非常大的差别。它们的强制性都没有减弱，但是最后的效果却非常不同。在家庭生活中，日本人从不提倡专制，但同时也鼓励对专制权威的绝对服从。通过这种方式，让所有家族成员认可家族利益的重要性。不管家族的决定有多么苛刻，家族意志是不容置疑的，这是一个家族中的最高价值，所有家族成员需要对家族忠诚并服从家长的决定。
等级制观念就是在这种家庭生活中学习和理解的，日本人会把这样的观念运用到他们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等广泛领域中。他们知道应该对于一个“适得其所”的人表达敬意，就算他们只是这个集团中的毫无影响力的边缘人物。比如，丈夫只是一个庸弱的人，妻子主宰着所有生活，或者哥哥受到弟弟的支配，但是这并不影响在正式关系上妻子对丈夫的尊重或者弟弟对哥哥的尊重。这种特权认定不会因为人为操纵而被改变，也不会出现因为事实上支配关系的颠倒而改变表面上的关系；等级制仍然有着不可侵犯的权威性。这样的特点，可能会为那些注重实权却并不在意表面身份的人提供便利，所以乐于做幕后英雄的人完全可以隐藏得很好，不至于成为摆在明面上的众矢之的。日本人在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的家庭生活方式中学到了任何一种决定的最有力支持来自整个家族，他们相信这样的决定可以让家族荣誉得到维护。如前所说，这个决定不是某个家长因为特权地位而表现出来他的个人意志，而是全体家族成员的意志。虽然是一家之长，但是他更像是家族物质和精神财产的管理人，这是全体家族成员的东西，为了这个整体的利益，所有家庭成员都应该让个人意志服从于整个家族决定。日本人不会用武力去威胁某项事关家族利益的决定在家族会议上通过，但是这并没有让服从家族利益的要求威力有所减弱，也不会降低那些有着特定身份的人的权威性，人们仍然对他充满敬意。退一步说，即便确实有一些家长是强有力的独裁者，但是这并不能让等级制从日本家族中消失。
以上，我们从多个方面对日本人的家族等级制观念进行了粗浅介绍，这一点对于在人际关系上信仰平等观念的的美国人来说，是无法理解那些日本人公认的强有力的维系家族成员关系的感情纽带的。每个日本家族都具备一种非常牢固的连带性，本书需要研究的课题之一正是日本家族中这种连带性是怎样获得的。而若要了解日本人在政治、经济、生活等广泛领域中一直认同等级制观念的问题，那么首先需要知道日本人在自己的家庭中是如何学习和养成这种等级制观念的。
在生活里日本人严守的等级制习惯，也十分清晰地反映在了日本社会的阶级关系上。纵观日本的漫长历史，这一直是一个有着森严等级制度的国家。漫长的等级制为日本民族培养了很多令人钦佩的优点，同时也造成了日本民族难以舍弃的不足。自从日本诞生文字以来，等级制就成了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不能挑战的准则，这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七世纪。那时的日本，已经开始吸纳无等级的中国的生活方式，并且使之与日本自身的等级制文化融合。七八世纪的时候，出访中国的日本使节对于中国人的礼仪制度赞叹不已，于是日本的天皇和他的宫廷集团考虑引进这些发达的文化习俗改造日本。他们为此付出了难以形容的巨大精力。在此之前，日本甚至还没有文字。于是日本的第一项重要改革便是使用中国文字发音来记录他们的语言，尽管日语本身与汉语完全不同。虽然，日本已经产生了包含有镇守山川和村庄、为人民赐福的四万个神祗的宗教——也就是经过多次变化革新之后现代“神道”的前身，但是日本在七世纪的时候大规模地引进中国的佛教，并把佛教看做“能够使国家得到保护的至善的”宗教[12]。之前的日本，还不曾拥有无论是官方的还是私人的规模宏大的永久性建筑，也是在这次改革中，日本以中国的京城为模板筑造了全新的奈良城。另外，日本各地也按照中国建筑风格，修筑了很多佛教伽兰（寺院）。在礼仪制度方面，日本开始采用源自中国的官阶品衔和法律制度。我想，像日本这样成功地有意识地引进另一个民族文明的例子，在世界历史上，恐怕也是非常少见的。他们成功地接受了外国文明。
但是，类似中国的无等级社会，在日本一开始就是难以复制的。中国人的官位品衔都是授予在科举考试中取得合格成绩、包含各种阶级成员的读书人的；而在日本却把这样的官衔授给了世袭贵族和封建领主。这些正是组成日本等级制的主要部分。随着时间的延续，日本渐渐成为了各种独立藩国，藩国领主们因此会有各种形式的交往，包括因为嫉妒对方的势力而出现的矛盾和冲突，于是，藩国主宰了日本的社会习俗，它们的形成大部分都与领主、家臣、侍从等等享有的特权有关。尽管日本坚持不懈地引入中国文化，却始终没有找到能够取代等级制习惯的生活方式，比如，日本就无法移植类似于中国的宗族制度。日本人也没有像中国一样把皇帝看成一个凡人，而仍然坚持“天皇”的观念，日语中对于皇室的称谓是“云上人”，日本人认为只有皇室家族成员才有资格继承皇位。而他们全力模仿的中国经常爆发革命改朝换代，这在日本从来没有发生过。日本人对于天皇的不可侵犯性从没有改变，他们认为天皇本人就是神，而不是世俗中的人。与中国文化的这些不同可能是引进这些文化的天皇和他的宫廷大臣们所没有想到的，或许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中国人并没有把皇帝视为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天皇”，当然天皇和日本的宫廷大臣更无法控制到达日本之后的这些文化后来出现了哪些变化。
所以，尽管日本引入了中国的各种文化，不过这些新文明并没有取代日本的等级制，只是为日本此后几百年间没有止息的世袭领主与家臣之间争夺统治权的斗争开辟了道路。贵族藤原氏在八世纪末事实上控制了日本，然后就把天皇赶到幕后。而其他的封建领主则掀起了反对藤原氏的斗争，让整个日本陷入了内战。在这一过程中，源赖朝战胜了其他所有对手，以有着悠久历史的“将军”名义事实上统治了全国。“将军”全称为“征夷大将军”，与日本的传统习惯一样，在源赖朝的后代可以控制其他封建领主的时候，能够有资格继承“将军”的就只有源氏家族，就像只有皇族才有资格继承天皇一样。此时的天皇其实只有一个名号，并没有实际权力，他存在的意义也只剩下了象征性的对将军进行封赐。所有实际权力都由以武力控制各地诸侯的幕府掌握。这些被称为“大名”的封建领主，都有属于自己的武装家臣——“武士”——集团。武士们完全听命于大名，他们时刻准备着反击敌对的大名或者有着最高统治权的将军。
当时间走到公元十六世纪时，日本的内战蔓延到了全国各地。几十年的持续动乱之后，终于出现了伟大的德川家康，他打败了所有对手，结束了日本的战乱局面，并在1603年成为德川家族的第一代将军。在此后的二百六十多年的时间里，德川家族一直维持着将军的地位，直到1868年，名义上统治日本的天皇和事实上统治日本的将军共同存在的“双重统治”形式发生了改变，日本正式进入了近代时期，而最后的将军政权——德川家族的统治也就此结束。德川时代是日本历史上最需要重视的时期之一。它在很多方面都对日本有着深远的影响，直到德川政权结束之前，日本长期维持了武装支持下的和平局面，并且是一个真正意义上体现德川家族政治目的的中央集权国家。
当然，日本的封建等级制也让德川家康曾经遇到过棘手的难题：在统一日本的战争中，有一些反对他的强藩藩主，他们直到再也没有能力抵抗之后才选择了归顺。他们拥有很强的实力，是威胁德川政权和引起国家动乱的不利因素。他们被称为“外样”，也就是所谓的旁系大名。德川家康要想维系自己的统治就得想想办法把这些“下级”处理好。他不能废除这些“外样”在其领地的等级制地位，因此他允许这些大名继续拥有自己的领地和家臣。其实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在自己的领地上仍然享有充分的自治权。如果只是这样，德川家族的政权将被严重威胁，所以德川家康同时采取了另外的措施，即，他不准旁系大名担任幕府中任何重要职务，这些重要职务被全部分属给“谱代”，也就是嫡系大名——那些一直追随德川家族的大名。德川家康为了保证自己统治的安全性，一直在防止大名实力的扩大，也防止大名之间的联合。对我们来说，这段与德川家族有关的日本史给我们的启示是：为了保证国内和平和将军自己的统治，德川不仅没有废除以等级制观念为核心的封建体制，反而必须加强和巩固这一体制。
传统的日本封建社会有着复杂的阶层划分，而每个人的身份都已经世袭固定。这一传统在最后的将军政权德川家族的统治下得到了巩固，不仅如此，德川政权还更加详尽地规定了各阶层人们的生活行为。这包括家长必须在自家门口张贴具有其阶层地位和世袭身份特征的标志。人们的衣着、食物和房舍，必须与自己的世袭身份相吻合。日本的世袭社会等级除了皇室和宫廷贵族（公卿）之外，还有士（武士）、农、工、商、贱民五个等级。其中贱民是人数最多的。最为人熟悉的就是所谓“秽多”，也就是从事各种污秽职业的人。他们的工作就是清道夫、掩埋死囚、剥取兽皮或者鞣制等。这些人处在日本等级社会中的最底层，被认为是“不能接触的人”（untouchables），或者应该说，他们根本不被当成人看，甚至他们所居住地方的道路也不被算入里程，就好像根本没有这个地方和这群人一样。这些生活极为贫困的人，虽然有政府承认和准许的职业，但却完全被社会组织所排斥。
比贱民地位稍高的就是商人。这让美国人非常吃惊，但这就是这个封建国家确实存在的一个事实。对于封建制度进行破坏的往往就是商人阶级。如果一个社会的商人受到推崇，那么这个社会的封建制度就会很快衰亡。公元十七世纪时，德川政权颁布了非常严厉的闭关锁国令，这好像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未曾有过的，而这个法令也从根本上瓦解了商人们的基础。日本商人阶层的发展源于他们曾经在中国和朝鲜沿海区域进行的海外贸易，但是德川政权规定，将严厉惩办擅自建造或驾驶超过一定大小船只的人。在幕府允许范围内的船只，很难航行到亚洲大陆，更难运载商品。不仅海外贸易被严格限制，日本的国内交易也被各个藩国林立的关卡和禁止商品进出的规定所限制。同时，在日本人的观念和实行的法律规定中，商人的社会地位很低。其中有所谓的《取缔豪奢法令》就规定了一些关于商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标准和限制。他们不被允许同武士居住在共同区域。如果有武士凌辱商人，日本的法律也不会对他们有应有的保护。虽然德川政权一直试图让商人阶级处在卑贱的社会地位，不过这一政策却无法运用到日本的经济生活中，因为当时日本的经济正是靠货币经济进行运转的，而德川政权却有意抑制日本的货币经济。
使得等级制封建社会得以维持安定的最重要阶级是武士和农民，德川幕府也正是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集中在了对这两个阶级的控制和管理上。在德川家康还没有统一日本之前，丰臣秀吉已经通过所颁布的著名的“缴刀令”，使得这两个阶级之间的界限清晰起来。他规定只有武士才能佩刀，农民手中的武器被全部收缴。作为一个武士是不能同时是农民、工匠或者商人的，包括身份低下的武士也绝对不允许从事其他生产活动。武士们有国家发放的俸禄，这些俸禄全部来源于政府所收取的农民赋税，于是武士成了一种寄生阶级。他们不用担心自己的生活来源，这个问题由他们的主君来解决。从历史上看，大名与武士之间的最初关系是在兵连祸结的战争中逐渐积累形成的。不过这一点到了太平的德川时代渐渐变成了一种经济性关系。这与西方中世纪的骑士有着本质差别，武士没有自己的领地和农奴，也不属于有钱的士兵。他们是接受统治政权俸禄的人，德川时代的武士俸禄额在德川幕府初年就已经按照武士阶级的高低进行了规定。武士的俸禄并不多，一些日本学者认为，武士阶级的俸禄平均起来其实与农民的收入没有太大差别，仅仅能够维持他们最基本的生活。[13]如果这是一个武士家族，那么会有多个继承人共同分享这一俸禄，无疑，这只能让他们更加拮据。因此，武士阶级会限制其家族的规模，从武士角度来说，如果一个人的威望通过财富来体现，那么这只能让他们难堪。所以，武士提倡的最高美德就是俭朴。
在武士和农工商三个阶级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后者只是所谓的“庶民”。所以，武士刀对于武士和其他日本人来说绝不仅仅是一个装饰，而是象征了武士阶级的特权和地位。面对庶民，武士们能够使用自己的佩刀。这个传统形成于德川时代之前。德川家康更是颁布了维持这个传统的法令：“如果庶民对武士失礼或者对上级不逊，可以当场斩杀。”[14]这项规定似乎完全没有想过在庶民和武士之间构建一种彼此依存的关系，而只是在突出严格的等级规定。处于同一个大名统治之下的庶民和武士都与大名有着直接联系。不过，他们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阶级，而各自有一套上下完整的法令、规则、权利和相互义务的制度。他们之间的距离仍然不可能逾越。虽然在一些特殊情况下，需要联系这两个阶级，不过这并不是等级制制度体系中所固有的。
德川幕府时代的武士已经不再仅仅专注于武力，他们逐渐介入到藩主的财产管理，并且分心于日本传统中孕育的各种艺术中，比如很多武士就是古典的“能”乐或者茶道专家。大名们的文件也由武士来处理，藩主的规划和设计也是在武士们的巧妙手段中一点点实施。毕竟两百多年的太平岁月，根本没有那么多舞刀弄剑的机会。商人可以忽略严格的等级观念而去追求舒适高雅的生活从而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城市生活方式，那么武士当然也在可以时刻准备着为主君战斗的同时，在各种风雅艺术方面取得非凡的成就。
日本的农民阶级，似乎既没有法律上的保护也没有习惯上的重视，不仅对于特权阶级的欺辱不能有所反抗，还需承担沉重的年贡和赋税，不过，农民仍然是有某些安全保障的。日本一直在保护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拥有土地即被人认为是有威望的。德川幕府更是规定永久禁止土地转让。日本的这项法律并不像欧洲封建主义那样，只是保护封建领主的权益，它们保护了所有耕田者的利益。这项被农民珍视的权利得到保护之后，他们便会不辞辛苦地经营自己的土地，让整个社会的物质生产得到丰富。虽然是这样，农民还是要承担供养统治阶级的任务，他们就是阿特拉斯[15]。包括将军及其政府、大名、武士等等在内的大约二百万人都是在农民阶级的供养下生存的。农民需要向统治者交实物税，即把自己的收获按照一定比例上缴给大名。作为共同以水稻生产为主的农业国，暹逻的赋税一般是百分之十，但是日本在德川时代的赋税则是百分之四十，而农民实际交纳的比这还高，一些藩国甚至要农民缴纳高达百分之八十的实物税。更为重要的是，除了赋税之外，农民还要负担许多徭役和无偿服务，这会让农民消耗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农民也会像武士那样限制家庭人口。纵观整个德川时代，日本的人口总数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作为一个长期处在和平中的亚洲国家，这样的情况非常罕见，或许也可以从这一点上说明日本的统治状况。总之，无论是武士还是农民，德川政权对他们的统治和管理都有十分严格的限制，不过这种限制之外，日本人之间的下属与上级，彼此仍然存在着非常真诚可依赖的关系。所有的人都非常明白自己的义务、特权和所处地位。如果有谁对这些提出质疑，即便是处在最底层似乎总被欺侮的人也不会赞同你那些浅薄的质疑之声。
日本人信奉等级制观念，并不代表他们会唯唯诺诺、绝对服从。以受到限制最多的农民阶级来说，如果处于极度贫困，那么他们也会进行反抗，这种反抗不仅只是针对封建领主，也会针对将军幕府当局。德川幕府的二百六十年间，日本的农民起义不会少于一千次。他们起义不是为了反对似乎不公的等级制，而是反对难以承受的赋税。当他们已经不能忍受的时候，会成群结队地有秩序地向藩主请愿或请求裁判。首先，要写一份能够改变苛政的请愿书，把请愿书递呈藩主的内臣。如果内臣扣压了这份请愿书，或者当事藩主对此毫不理会，那么，他们便派代表把状子呈送到位于江户（东京）的幕府将军之手。很多著名的起义爆发前夕，都会出现农民在江户城当街拦截幕府高官车轿呈递诉状的情况，这样被扣压的可能性更小。虽然这会让农民冒着极大风险，但收到状子的幕府当局能够立即调查，并且有半数之多的裁定结果对农民有利。[16]
应该注意的是，这并不符合日本根深蒂固的等级制观念行事方式。当然有所抱怨的农民可能只是索求正当利益，而国家当局能够尊重他们的索求也是很值得赞扬的。可是这毕竟侵犯了有着严格规定的等级制法令。即便政府采取了最后有利于农民的判决，可是对于农民这种破坏等级制的行为仍然不能容忍和放纵。因此，不管他们的要求如何正确，代表和首领都要判处死刑。农民对这一点也是认同的。他们承认为了他们的利益而做出牺牲的人是自己景仰的英雄，当这样的人被判死刑时，人们聚集刑场，怀着沉重虔诚的心送自己的英雄最后一程，他们目睹行刑的过程，却绝对不会发动暴动，强劫法场。事后，他们会为英雄建祠堂，修庙宇，永远尊敬和纪念，不过却不会有过激的反抗行为。因为他们知道这是法令，是秩序。即便亲眼见到本不该有的极刑，他们也会出于维持等级制法令核心的看法而选择接受。
简单地说，德川时代的所有幕府将军所努力维持的就是让各藩的等级结构更加巩固，让社会中所有的阶级都依附于当地的封建领主统治之下。每个藩国的最高首领是大名，他对于处在自己之下的所有阶级都可以行使特权。而管理大名的是将军，他的主要任务就是让大名处在自己的控制之下。将军应该想尽一切办法不让大名之间形成有共同利益的结盟或者必须延迟大名跃跃欲试的侵犯计划。在每个藩国边界都设有关卡，严查过往行人，禁止本地女人出境，禁止火炮等武器入境，这样是为了防止大名私运妇女出境或偷运武器入境。[17]如果没有将军的许可，大名之间禁止联姻，以此防止形成一些政治联盟。藩国之间的通商也受到限制，彼此之间甚至不允许架设桥梁。除了这些明确的命令限制大名，将军还会派出众多密探刺探各地大名有关财政收支的重要信息，如果某地的大名非常富有、仓库充盈，那么将军就会找一些莫名其妙的理由让这位大名出钱办事，比如让他承担一些土木建筑工程费用，总之要让这些大名财政状况保证在将军安心的水平上。所有关于大名的规定中，最为著名的一项就是，大名必须在一年之中安排半年时间住在京城（江户），如果他返回自己的领地，那么他的妻子儿女则必须留住在江户（东京），作为将军的人质。可以说，幕府是在费尽心机地保护自己的权势，强化它在等级制社会中的统治。
不过，在这个拼命维持等级制社会的封建政治体系中，除了将军之外，还需要关注的是已经徒有虚名的天皇的作用，毕竟，至少在名义上，将军的权力是在天皇册封下才得到的。天皇与宫廷的其他世袭贵族（公卿）居住在京都，他没有实权。天皇的收入甚至还不如最小的大名，其宫廷的所有仪式也不能自主，而是被幕府严格控制。虽然天皇已经对于政治没有什么实质性影响，但是就算是强势的德川幕府，也从来没有打算改变双重统治的局面而废除天皇。在日本，双重统治并不是一件令人大惊小怪的事，日本的政权也因为这种统治形式而出现过分化。其实从十二世纪开始，就已经出现了大元帅（将军）以天皇的名义进行统治的现象。其中一个时期，甚至出现了多层权力转移，仅剩虚名的天皇把权力委托给一位世袭世俗首领，而这个首领又委托给了自己的世袭政治顾问[18]。这种权力委托和再委托并不是单一的现象。当德川幕府结束统治的时候，美国人培里将军才知道在将军的背后原来还有天皇。1858年当我们和日本进行通商条约谈判之时，驻日使节哈里斯（Townsend Harris）只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发现日本还有一位天皇。
日本人对于天皇的观念与其他太平洋诸岛上所已知的那种观念基本相似。在日本人眼中，天皇是神圣的首领，他参与政治，也可以不参与政治。我们在太平洋岛屿上也发现了有的地方首领自己行使权力，而另一些地方，则是委托他人行使权力，但是首领的神圣性则无可置疑。新西兰岛的部落中，他们的首领神圣不可冒犯，所有世俗之物都不能接近神圣的首领，所以要有专人奉食而不是自己取食，就连奉食的汤匙也不能碰到首领神圣的牙齿。当首领外出的时候必须有人抬送，如果有什么地方被首领的脚踏过，这个地方就成为圣地。他的头部是最神圣的，所有人都不能碰触。首领的话可以传达给部落诸神……不仅新西兰，萨摩亚岛、汤加岛等地也同样是神圣首领的生活与世俗完全没有关系，世俗生活则由世俗首领来管理。詹姆斯·威尔逊（James Wilson）曾经在18世纪末到过汤加岛，他认为那里的政府“和日本的形式最相似，那里的神圣首领就像是军事将领的政治犯”。[19]汤加岛上的神圣首领只是执掌宗教仪式而不参加世俗政务。虽然他有着非常崇高的地位和神圣性，但是他不干涉政治。
日本的天皇，同样没有政治上的实际权力，在某种程度上说，天皇也可以被视为“军事将领的政治犯”，但是，日本人还是给予了天皇在等级制社会中一个“合适地位”。日本人认为，衡量天皇的因素不在于是否积极与政。虽然在很长时间里，日本的实际政权在将军手中，但是日本人却一直非常珍视隐居在京都宫廷的天皇。大概也只有熟悉西方观点的人才会认为毫无实权的天皇根本就是多余的。对于对等级制观念有着深刻理解并在生活中处处实践这一习惯的日本人来说，天皇对他们意义非凡。
传统社会中一直保持下来的这种极为明确的等级制观念也深刻印在了近代日本的发展过程中。从法律角度上算起来，日本结束封建制度其实仅仅七十五年，而深深影响日本近千年的民族习惯绝对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荡然无存。后面的内容中，你可以看到，发生了根本改变的近代日本的政治家是怎样审慎地计划和保存等级制制度的。日本人对于等级制的坚持和适应远远强过其他民族，在他们自己的世界里，日本人把所有行为细节都规范得像一幅精密地图一样准确和繁琐。在封建时代最后这两百多年里，对于等级制观念和秩序都是在铁腕统治下得以维持的。这一时期，日本人把对于等级制信念与国家和政权的安全稳定联系起来。他们认为，只要人们规规矩矩，不超出自己的责任和生活范围，履行好自己已知的义务，那么这个世界就是安全的可信的。不会出现肆虐的盗贼，也不会出现彼此嫉妒和仇恨的现象，大名之间也不会有什么内战。如果其他阶级的人冒犯了你，你也完全可以像为自己讨还公道的农民那样提出诉讼。虽然这样做，会让个人冒很大风险，但这是大家所公认的。德川时代中，那些开明将军甚至设立了一个“诉愿箱”，所有公民都可以把自己的不满和抗议意见投到这个箱子中。箱子的钥匙掌握在将军本人手中，其他人都无法一窥箱子中的真相。这个不平等的日本，已经生成了一种足以防御被侵犯行为的氛围以保护人们的安全。所有人都认同这些限制人的规范，并且相信只要老老实实地遵守它，人们就会生活在安全之中。如果一个人被公认为有勇气和完美，那么这种勇气和完美就应该表现在始终坚守这些规范上，而不是改造或置疑这些规范。这些规范范围之内的世界，是一个不需要担心的世界，因而也就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没有像摩西十诫那样抽象到令人难以理解的道德原则，取而代之的是非常详尽的各种规定：甲场合该如何，乙场合该如何；武士要怎么做，平民又该如何；兄长应该怎么做，幼弟又该怎么做；等等。
虽然日本的制度要求所有人都安守本分，但这个民族并没有成为一个懦弱恭顺的民族。更为令人注意的是，社会中的每个阶层都在这种制度下得到了一定保障。即使是贱民阶层也同样因为这种制度而可以垄断他们的特殊职业，他们阶层中的一些自治团体也是由当局认可的。虽然每一个阶层都被若干准则所限制，但同时他们又是有秩序和安全的。
这些等级限制也不是毫无变更的，它有一种像印度那些国家制度所不具备的灵活性。有一些明确手段可以调节制度中的不足，通过这样的调整使得公认的常规不会被破坏。人们的身份可以通过人为的努力而得到改变，并且改变的办法并不是唯一的。当在货币经济中获得财富之后，商人就可以凭借一些传统方法让自己的身份得到改变，成为上流阶层的成员。他们可以成为“地主”。当然农民是不允许转让土地的，但是，富有的人可以迫使农民抵押自己的土地，从而就有了地租收入，成为事实上的地主。这种情况在日本并非不存在。另外，还可以通过与武士阶层通婚等方法，使自己成为上层阶级成员。
另外一个改变等级制的方法则是通过过继和收养。这使得武士身份可以被“购买”。虽然德川政权对此严加管制，不过在一些商人富裕之后，还是想方设法地把自己的儿子过继给武士作为养子。日本人很少单纯地收养子，大多数时候他们会作为女婿被招进门，因此入赘的女婿也被称为“婿养子”，是岳父的继承人。而“婿养子”的代价是巨大的。因为他的姓氏会从生父家的户籍中消掉，转入妻子家的户籍，从此姓妻子家的姓并在妻子家生活。不过这会带来不少好处，商人家的后代可以成为作为贵族的武士，而生活拮据的武士家庭也愿意与富商联姻。这种变通并不会破坏等级制，它只不过使富商具备了上层等级的身份。
由此可见，日本社会中的等级制并没有规定通婚只能在同一等级中进行。在日本人普遍的认识之中也有几种公认的手段是可以允许不同等级间通婚的。于是，一些富裕的商人阶层就逐渐与下层武士阶层联姻。对比一下欧洲的情况，当欧洲的中产阶级日益壮大的时候，他们给封建制度一种很大的压力，最终使得封建制度破产，而中产阶级也主宰了现在的工业时代。不过，日本并没有出现能够给政治制度带来强大压力的中产阶级。商人阶层不断地向下层武士渗透，从而使自己“购买”到了处于社会上层的阶级身份。这样的结果使得商人和下级武士形成了一个联盟。当日本的封建制度已经走向没落面临终结的时候，日本竟然容忍如此巨大的阶级流动性实在让我们感到吃惊，并且，在西方人眼里处在对立地位的日本贵族和市民阶级之间根本没有发生激烈的阶级斗争情况，这似乎就是日本民族等级制社会所提供的安全性的最好证据。
如果说存在着一个可以让两个阶级都得到好处的共同目标，所以才没有出现惨烈的阶级斗争，这似乎是很容易。法国出现过可能对两个阶级都有利的情况；欧洲其他地区也有过几个这样的例子。但是相比日本，欧洲对于阶级的概念一直十分顽固。法国出现的阶级冲突使得贵族的财产全部被剥夺。而日本，不同的两个阶级却结成了一个距离更近的联盟。最终把幕府政治送入坟墓的联盟正是由商人和金融阶层以及下级武士组成的。而日本直到近代仍然存在着贵族制度，试想如果当初没有这种容许阶级流动的变通手段，大概，现在的日本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了。
日本人当然不会没有理由地坚持并且相信那一整套复杂细密的行为规范。在这一套体系中，能够为遵循者提供必要的安全，同时也允许体系中的人进行抗议和侵犯，当然这要付出代价，这套体系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通过一些无伤大雅的调节变得更加稳固。在这一体系里，必须相互履行各自的义务。当十九世纪后期德川幕府结束自己的统治的时候，没有哪个阶级主张革除这些规范。日本也没有出现“法国大革命”，甚至都没有“1848年式的革命”（指“二月革命”）。可是，它还是进行了天翻地覆的变革。封建制度的颓势似乎已经不可避免，无论是平民还是幕府的将军和官员，都成了商人和高利贷者的债务人。整个国家因为人数众多的非生产阶级和巨额的财政支出，已经很难继续维持。大名们因为拮据的财政连武士的定额俸禄也无法支付，封建制度下的全部纽带已经捉襟见肘难以维系。似乎只有继续增加对农民的课税才能让他们渡过难关，可是这只能让农民更加贫困。统治大名的幕府同样没有更好的情况，维持现状已经变得十分困难。1853年美国的培里司令官和他的舰队来到日本的时候，日本国内的危机也达到了顶点。无论是美国人的强行叩关还是1858年强迫日本签订的《日美通商条约》，都让日本再也无力抵抗。
面对艰难的日本却响起了“恢复往昔”，“复古王政”的口号。这是同追求革新的革命截然相反的复古口号，即便算不上复古也至少难以认为是进步的。日本人一边大谈“尊王”一边同时提出的是“攘夷”。他们所希望看到的是回到闭关锁国政策初期的黄金时代的政治。明智之士非常清楚这是不可能的，可当他们努力为自己的判断进行工作的时候，却遭到了暗杀。没有任何迹象能够让人觉得这个本身就不喜欢革命的国家会在这次的困难之中做出与以往不同的改变，谁会相信日本将顺应西方的模式？可是五十年之后，日本竟然成为了可以与西方国家进行正面竞争的现代化国家。想不到的一切最终还是出现了。日本没有抛弃自己的传统，却发挥了西方国家并不具备的独特的长处，完成了一般人都没有想到的目标。假设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西方人能够从带有魔力的水晶球中看到现在的日本，他们一定不会相信自己看到的事实。可是这些被认为不可能的事情真真切切地发生了。被人们认为是落后的、备受束缚的日本民族以一种极快的速度转向一条全新的道路，并且坚持走了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