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旅伴一号”成功发射后，美国引来了一场恐怖的浪潮。美国的民众普遍认为，前苏联的军事技术就像是一把利剑，随时准备着直奔美国的心脏。于是，众人的枪口都对准了艾森豪威尔。兰德公司学者指出，从政治上来讲，“旅伴一号”的成功发射让艾森豪威尔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为了平息外界对美国国防的批评态度，艾森豪威尔起用了“盖瑟委员会”——旨在对国防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及提出解决方案。但始料不及的是，盖瑟在几个月之后意外死去，而保护棚的方案也因此变得更加尖锐。当美国太空事业“先锋”项目以失败告终以后，“导弹差距论”一时之间成为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争论焦点。另一方面，自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官方国情评估的法规进行了修改之后，兰德公司及军事合同商们就再也接收不到官方的数据了。在如此混乱的形势下，沃尔斯泰特找到了灵感，他写了一份名为《恐怖的微妙平衡》的详细警示材料，旨在提醒那些政治官员的盲目固执可能会引来的一场浩劫。
1.伤害了美国自豪感的“旅伴一号”
1957年10月4日的一个傍晚，美国的上空响起了一阵灵异而又诡秘的嘟嘟声。原来，这是人类第一颗轨道人造卫星“旅伴一号”发射成功的信号，而“旅伴一号”的制造者正是前苏联。这种声音严重伤害了美国一直以来在科技上的自豪感和优越感，更让美国人深感羞辱的是，这个2英尺宽、148磅重的“旅伴一号”人造卫星的飞行高度甚低，国内绝大部分地区的民众仅凭肉眼就可以看到，它发出的平稳而又刺耳的信号，国内民众只要用廉价的收音机就可以听到，这种举动似乎正在向美国人宣布着“美国已经失去了技术优势”。
“旅伴一号”飞过美国城市上空的那个夜晚，参议院多数派领袖林登·贝恩斯·约翰逊正在举行野炊晚会，听到这个消息后，他迅速调整频道收听人造卫星信号波。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对那个夜晚是这样描述的：“此时此刻，我们就像置身在外国的天空下，这种感觉是前所未有的，它深深地震撼了我。而在很久以前，我就已经意识到外国说不定在哪天就会赶超我们的科技优势。”
对于前苏联“旅伴一号”的成功发射，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对此并不感到惊奇，但其发射时间却让艾森豪威尔政府惊讶不已。数年以来，美国和前苏联之间一直是相互竞争的局面，特别是在天体物理的科学研究项目上，都在计划着赶在对方之前将人造卫星发射到太空上。主办该项目的是国际科学联合特别理事会机构，该机构推测，在1957年7月1日到1958年10月31日期间，太阳活动会大幅度增加，因此，该机构把这个时间段作为一个重点研究时期。而当前苏联在1957年10月4日宣布“旅伴一号”发射成功时，美国命名为“先锋”的人造卫星项目的研究工作落后于预定的计划，还面临着预算超支的问题。
“旅伴一号”成功发射后不久，便在美国引起了一场恐怖的浪潮。美国的民众普遍认为，前苏联的军事技术就像是一把利剑，随时准备着直插美国的心脏。他们认为，前苏联会像电影《世界大战》中的外星生物入侵地球一样，对人类地球的破坏简直是惨无人道——经过之处留下的都是死亡，黑烟升起的地方城市顿成废墟。况且，前苏联的威胁不是科幻电影，而是现实存在的事实。
对于“旅伴一号”的成功发射，氢弹创始人爱德华·特勒认为，美国的这一场科技较量比当年珍珠港的惨败还要深重，而国会女议员克莱尔·卢斯则把“旅伴一号”看做是“国际太空时代对美国人的一种嘲讽”。
在《纽约时报》社论中，有一条这样的告示：“这一场竞争不仅仅是军备和名誉的竞争，更是生存的竞争，但是美国落败了，这不免令人大失所望，特别是对艾森豪威尔政府。”一些媒体报纸甚至责备艾森豪威尔政府官员的无所作为，严厉谴责他们在财政上的保守态度是及其错误的行为。事实上，长期以来，他们都指责美国民主党派在国防事业的政策上过于软弱，而“旅伴一号”的成功发射让他们得到了一个有利的时机，于是，他们猛烈地攻击艾森豪威尔政府，并说艾森豪威尔耽误了国家政事。当时的民主党派人士G·曼宁·威廉姆斯（密歇根州州长）随笔写了这样一首风趣诙谐的诗，其中有一句是：“小小的旅伴告诉世界这是共产党的天空，而山姆大叔却睡着了。”
当众人的枪口都对准艾森豪威尔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林登·B·约翰逊的总统任期越来越近了。1957年11月25日，约翰逊举办了一次大型听证会，之后，陆海空三军委员会对美国这一场重大的失败做出了详尽的调查，结果一致认为是因为艾森豪威尔政府拒绝大量拨付国内科技项目的研究经费才导致了这一重大的失败。委员会还分析指出，一直以来，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国家的空间资源上疏于管理。约翰逊的助手乔治·E·里迪说道：“前苏联曾经努力追赶美国的步伐，用4年赶上了我们的原子弹，用9个月赶上了我们的氢弹，如今恰恰相反，是我们必须努力去追赶前苏联的太空事业了。”
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尖端科技代言认詹姆士·R·吉里安认为，前苏联的“旅伴一号”严重侮辱并伤害了美国民族的自豪感。吉里安身兼要职，不仅是高科技代言人，还任麻省理工学院的院长及总统科技特别助手，同时也是“威胁专家委员会”的最高负责人。该委员会提醒美国政府，在国家洲际弹导导弹的研究工作上要提高进度，并努力推动雷达高空隐身喷气式飞机的开发工作。这种隐形的喷气式飞机就是后来的U-2飞机，它可以探测到其他国家的军事能力。
U-2的研发项目是艾森豪威尔批准进行的，并把这个项目及其研究数据作为政府最高机密管理起来。然而，颇令人失望的是，这些被称为美国在其他国家高空中的隐形“眼睛”的喷气式飞机，并没有给美国带来多大的作用，在前苏联“旅伴一号”的项目探测上，它们根本就没有觉察到。同样，前苏联“旅伴一号”成功发射的信息，让兰德公司学者们也大感惊慌。兰德公司学者们认为，这次美国的落败，可以看做是一次理想的赏罚。但这个信息并没有让兰德公司感到意外，因为早在兰德公司为空军研究的第一个项目结束时，即1946年的《实验性环球太空船的初步设计》，兰德公司学者们就已经预测到：“当美国突然发现其他国家已经提前完成人造卫星的项目，所有美国人包括其他国家都会为此感到惊骇和钦佩。因为这项技术是科学发展的可靠标志，所以首先在太空领域中获得重大成功的领头羊，将会是这个世界上公认的科技和军事强国。”
然而，当时的政府和空军机构都没有注意到兰德公司提出的预言，更没有理会兰德公司关于研发火箭人造卫星的发射计划及在轩道上建立太空船的提议。现在，前苏联“旅伴一号”的成功发射已经应验了兰德公司曾经的预测。于是，一直啧啧不休的兰德公司学者们，再一次投入到这一项迟来的重大工作中去。
除了让人满心欢喜的自豪感以外，鉴于兰德公司独具的智慧和远见性的预测，美国政府对兰德公司做出了大量的补偿。因为艾森豪威尔政府曾在国防部与兰德公司的合同中，将研究经费缩减了大约200万美元，这曾经给了兰德公司深重的一击，而现在这笔资金被立即归还给兰德公司，在此基础上，还在1959年到1961年的财政预算上给兰德公司额外增加了400万美元的研究经费，算是对兰德公司曾经的补偿。可以说，前苏联“旅伴一号”成了兰德公司研究经费的源头，兰德公司学者们充分利用这笔资金进行了诸多项目的开展工作，并研究了“旅伴一号”的发射技术和一系列的政治效应。
兰德公司学者分析指出，从政治上来讲，“旅伴一号”的成功发射让艾森豪威尔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自艾森豪威尔1956年连任美国总统以来，他不得不提高国防尤其是核武器研究领域的开支。理由显而易见，无论前苏联是选择进攻美国的军事基地还是平民住宅区，这位曾任大将军的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战争观都显得极度悲观——艾森豪威尔始终认为，作战双方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机会很渺茫。他说：“从理论上讲，我们必须保证能够将自己从灰烬中挖出来，进行反击。”他深信不疑的是，核武器是维持战争国家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的总统任期之内，他始终主张抵制在美国本土以外的地方部署大力的兵力与设备，主要是防止在他任期之间国内各种意外事件的应急救援。
正是因为这种可以说有些自私的原因，导致了艾森豪威尔政府节俭成性的作风。“新面貌”政策也是艾森豪威尔提出的，它从1953年执行以来，有效地减少了杜鲁门政府时期大肆挥霍的国防开支。“新面貌”政策还推动了核武器的使用，在1954年美国政府干预的越战中，艾森豪威尔提出了新的“新面貌”政策，第一次批准了在有限的战争冲突地区使用核武器战术的决定。这个理念与兰德公司提出来的第二次反击力仅一步之遥，尽管美国政府认为这个理念可以让美国赢得战争，但艾森豪威尔仍旧强调：美苏之间的裁军行为才是彻底摆脱核战争的最佳办法。
2.盖瑟委员会的起用
为了平息外界对美国国防系统的批评态度，艾森豪威尔起用了安全资源研究小组，这个研究小组也被称为“盖瑟委员会”。盖瑟委员会是仿效艾伯特·沃尔时斯泰特的R-266项目创立的，旨在对国防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及提出解决方案，它的最高负责人是H·罗恩·盖瑟，也就是当时的兰德公司主席。像沃尔斯泰特、卡恩及安德鲁·马歇尔等兰德公司要人都是这个精英小组的顾问，此外，小组成员还包括中情局理查德·比斯尔、广播公司主席弗兰克·斯坦顿、斯佩雷格电力公司总裁兼委员会主席的罗伯特·斯铀雷格及为该小组提供专业技术咨询的兰德公司学者等。盖瑟委员会的绝大部分成员都与兰德公司有着密切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他们一致支持兰德公司的发展理念，并且都认为前苏联是一个强大的敌手，甚至比艾森豪威尔政府还要强大。
该国防研究小组集军事、学术和工业于一体，但艾森豪威尔却反对这样的机构形式。“旅伴一号”的发射让盖瑟委员会的成员们大受打击，为此他们在国防方面提出了更为严重的警告。尽管后来得知前苏联的“旅伴一号”中是一颗观测卫星，而非一颗太空武器。但是，如果“旅伴一号”是前苏联集中军事科技力量袭击美国之前的测试，到那时美国又应该如何自保？因此，盖瑟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提出，艾森豪政府必须立即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建立大规模的保护棚，以便在战争中更好地保护美国的平民和士兵。而麻省理工学院和洛克菲勒基金会也都曾提出过保护棚的方案。国家安全委员预计这个方案的开支在440亿美元，这相当于朝鲜战争高峰期的整个开支预算。
始料不及的是，盖瑟意外生病，卧床不起，在几个月之后因癌症不治去世，保护棚的方案也因此变得更加尖锐。而这份报告最终的草稿也交由保罗·尼采来撰写，在尼采撰写的最终报告中，同样呈现出了庸人自扰的倾向。尼采曾经的世界末日论，即NSC-68文件，预言美苏两国将在1954年展开大规模的战争，但时值1957年，他所预言的世界末日依旧未到来。在《核武器的威慑与生存》的报告中提出了这样的警示：“自前苏联1945年开始的外交政策中，可以看出前苏联的目标正是对外扩张主义，它千方百计加强军事能力，且已经超出了自我防御的范围和需要。对此，我们一直找不到可以推翻的论据。”报告还预测出前苏联至少拥有1500颗核武器的制造资源，而前苏联政府已经研制出的导弹很有可能比美国拥有的数量还要多。如果美国遭到前苏联的袭击，以美国目前的国防系统不足以抵御前苏联的轰炸机，更无法为平民提供任何保护。国家安全保护措施将首先依赖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威慑力，但这对于强大的对手前苏联而言，或许根本就起不了多大作用。
在《核武器的威慑与生存》的报告中，似乎借用了沃尔斯泰特在珍珠港事件中的研究内容，他极力宣称战略空军司令部在前苏联的“意外袭击事件”中将显得不堪一击，并建议改进国内的雷达系统，为国防部的广泛建设加固民主系统保护棚，以此加强国防力量，减少前苏联袭击的可能性。对于这样的研究方案，兰德公司之前的研究工作与之多有联系，比如安德鲁·马歇尔负责的专门研究小组、E·J·巴洛和詹姆士·笛比的防御系统分析小组，还有盖瑟委员会，这些都是显着的例子。实际上，这些研究小组及整个兰德公司无不期望国家把国防问题上的漏洞迅速纠正过来，但是他们的希望一直未能得到实现。
艾森豪威尔总统认为，所有的军事侵略一直都很平常，就如当年的珍珠港事件。而对于前苏联的“旅伴一号”，艾森豪威尔总统也认为它不会对美国造成严重的威胁，因此，他一直反对耗资建设民防保护棚。他曾经这样写道：“即便有3000万或更多的人在战争中侥幸存活下来，也根本没有足够的推土机将他们从尸体下捞出来。”他始终认为，美国可以依赖U-2隐形喷气式飞机秘密侦察各个国家的军事行动，因此美国不必为安全问题感到悲观。但艾森豪威尔也从未正面肯定过先发制人的战争，他坚持认为可以通过U-2侦察机获得对方足够多的机密信息，在必要的情况下，美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摧毁前苏联及其他国家的空军基地。而且，艾森豪威尔是一个毫无隐讳的人，他尤其讨厌虚伪的作风，而盖瑟委员会给他的感觉正是虚伪，甚至于他觉得，盖瑟委员会传输给他的信息都是虚伪的。
艾森豪威尔对这些报告进行了评论，他指出盖瑟提出的方案根本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据他以往的经验而论，他认为在现实世界的战争中，没有防御，只有攻击。况且他相信战略空军司令部的防御工事和能力远比盖瑟委员会想象得要强大得多。不但如此，美国在海外的空军基地也可以为轰炸机群提供保护所，而一致提倡自由的各国也都乐意协助美国来牵制前苏联这个野心勃勃的帝国。因此，艾森豪威尔政府不但没有采纳兰德公司的这些建议，还试图将它们永远掩盖起来。在盖瑟正处于癌症缓和期的时候，艾森豪威尔会见过盖瑟，他同意在未来的4年里增加国防经费，但他仍然反对在他的总统任期内执行这项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