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几番劝慰，说我自己感觉不坏，就是疲倦，想睡一会儿，请她放心回去。我不想看她的反应，因此眼睛始终闭着。我也怕一睁眼床边真的空了。那是黎若纳投奔吴岱之后的事。外婆在一次小中风之后尚在恢复中。爸只能带上我为他的画报社去外地拍摄资料。七岁的我一次醒来发现四周漆黑，没了爸的影子。我想一定是爸把我丢在招待所，自己偷偷走了。爸也不再要我。我用被子捂上头，嘴里数着数。假如数到一百，爸还不回来，他就不会再回来了。每次数到一百，我都心惊胆战地慢慢掀开被子。爸没有出现。但在被子下面数数时，我仍怀有那么大的希望。后来我一边哭一边数，想让数数的声音压倒哭声。只要封闭在那狭小的空间继续数数，希望就在那里。终于我数不动了，哭得嗓音全消耗完了。但我不掀开被子，不去面对失望。只要回避失望，便总有一线希望尚存。爸为那次夜出打牌愧疚了几十年。
我睁开眼，床边果然是空的。我对失望回避了那么久，最终还是没成功。护士办妥了我的出院手续，问我自己能不能开车。我想能不能都得自己开。清晨高速公路上飞驰着不相干的车辆，谁都嫌谁多余。
茹比请的律师早晨九点来到我的公寓。他先提出自己的法律费用，一小时三百五十元。我的公寓卖掉大概刚刚够他打赢这场官司。假如我赢，可以得到两百到三百万的赔偿。值当一赌，我光棍一条，怕谁？不得到赔偿光是出口恶气，都值得赌一把。律师建议我不找媒体，媒体一介入，法庭会指控起诉人已经利用媒体炒作而不受理案子。佳士瓦把律师全看成恶棍，建议我投靠媒体。这是个有极大潜力的政治案——种族歧视、种族迫害。可以震撼芝加哥，让那些商场的董事们来出面道歉。你以为法庭可以为你主持公道？错了。在美国谁的钱包深，法庭就为谁撑腰。你倾家荡产也抵不上商场一根毫毛。
我决定先上法庭，赢不了再诉诸媒体。
让佳士瓦言中了。我每星期收到巨额的律师账单，官司却无望打赢。茹比叫我耐心，因为她请的律师极有才干，常常打赢这类官司。
我没好气了，说：“我已经自己挖自己墙脚，从买下的公寓中往外抽款子，一堵墙一堵墙地往律师腰包里送。”
她说：“想想你将得到多少赔款。”
我说：“那怎么到现在连赔款的气味都闻不着？”
茹比说：“那就证明对方请了个更有名更有才干的律师。”
我问她：“干吗我不换个更有名更有才干的律师？”
她说：“当然可以换，只不过一小时不是三百五，而是五百块到六百块。”
到了初秋，我眼看要一贫如洗。等那笔巨大赔款到手，我肯定已经饿死。我右手骨折中止了我从正常或非常按摩来的收入。做现代舞代课教员的计划也落了空——面试的结果人家都懒得通知我。吴川暑假后从香港回来，每天和我通一个电话。例行公事，开口就问和那家商场的官司有结果没有。现在好了，我和她可找到一个供我们谈一两个小时的话题了。我把律师的话转述给她，也把茹比和佳士瓦的看法讲给她听。她不是真有兴趣，只为她能表达一定的关切又不必向我掏心窝子而庆幸。有几回她冒出一句：“那女经理穿的是St.John（美国名牌服装）的套裙？”或者，“那女经理有没有五英尺七高？”总之，在我长长的转述中，她脑子大大地开小差。我想，出了这件事唯一的正面效果是让我们俩不露痕迹地讲和了。讲和后我们都学乖不少，绝不谈知心话。
不仅吴川和我有了个好话题，供我们把姐妹关系不冷不热地拉扯下去。佳士瓦每回和我谈话，也是只谈这个案子。大家都发现了新的情感重点，把个人性的情感移换成阵营化的、广大得多的情感。这样多好，频繁往来，却很好地避开了突然逼近对方心灵的捷径。从那晚佳士瓦到我公寓来，两人借酒发生了一场不明不白的亲热，他和我都有点尴尬，不知下一步该干吗。他首先想从僵局里退一步。在我出事之前，已很少接他的电话。
我卖掉了一个自己为自己买的钻石项链。它够我付两个月的生活费用。清贫惯了，回到清贫中使我感到亲切。吴川有一次来我的公寓，我给她烤了一块牛排。我说我从来不爱吃牛肉，她撇撇嘴一笑。谁相信呢？她对我从来没有放松过观察。有时在她那儿一块吃点心，我情不自禁喝掉果汁瓶里的底子，或者吃下糕饼盒里的碎渣，都会突然发现她在盯着我，眼神既不解又鄙夷：这些自然顺畅的贫贱动作是怎样来的？我从一个穷孩子变成了个穷留学生，其中包括多少令她不解和鄙夷的细节。她吃了半块牛排就饱了。我把剩下的半块牛排用锡纸包好，放进冰箱。整段时间她都在和我谈那场官司。官司到了扯皮阶段，仅有的进展是对方承认她们可能认错了人：我和一个偷窃犯长得一模一样。从电视监视器里，白种人看不出我和偷窃嫌疑犯有任何区别。我的律师要求对方公开监视器里录下的画面，对方的律师拒绝公开。法官站在对方一边。
吴川插嘴道：“你赢不了的。”
我有些气恼地问：“为什么？”
“就是把我爷爷的财产全拿来给你打官司，你也赢不了。再有钱也阔不过他们。那是一家最有实力的商场世家。”
我不说话。她在我这儿长敌人威风。她看出我的不悦，低声说：“你看你都过什么日子了？连减价牛排都吃了。还打，还打。”
我顶她说：“谁说是减价的？”
“我看见垃圾桶里的减价标签了。”
她存心揭我短。香港人的冷血，我算领教了。我看她自顾自地开冰箱，拿出半盒牛奶。冰箱基本空空荡荡，里面搁着半块她吃剩的牛排。我突然恨透这个被宠惯坏了的女孩。我曾经打肿脸充胖子，为她花钱如流水地买礼物，现在全部露馅了。嫌我低贱？好，我要她知道我到底有多低贱。
我告诉她我的同居史。那个抽象派雕塑家和我一见钟情。他在私人画廊打工，晚上弄他的雕塑。他说罗马尼亚人布朗库兹三十岁当洗碗工时，谁会相信他将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抽象派雕塑家？我是被他当抽象雕塑接受的。后来想起来，一定是那样：他觉得我布满伤疤的胸部就是毛坯的雕塑。那时刚拿到博士学位的我正疯了一样到处找工作。“舞蹈物理学？”人们都以为我在表格上填写错了。怎么也想不到谁会去设立这么个无聊学科，并有我这样无聊的人去学它。
半年后我参加了三个月的推拿培训，不久也混起江湖来。我的生意不坏，每天有两三个预约。男顾客渐渐多起来，我感到他们的亲善有些不祥。事情就那样开始了。一个男顾客说他以一百元小时费买我的“特殊按摩”。他劝我想开，别把它看得那么个人化。就像医生和护士对待病人和伤员那样，打交道的是一个伤口或一个器官，其余的全部漠视掉。这是个可怕的起端，一百元让我漠视我的整个存在，所有责任都推给这只右手，脏也只脏这只手。这天夜里雕塑家正在工作，我突然崩溃了。我竟受了那样的引诱，刹那间背叛已发生。当然，我把事情告诉雕塑家时，尽量把自己说得委屈、受辱，几乎是枪口逼迫下的选择。我时刻准备阻止他冲出去和那个男顾客决斗。他听完后发了几秒钟的呆，然后说：“让我来算算我们俩每月的开支。房租一千，水电、电话四百，这样的收入，你完全可以支持我拿出几件杰作来。我不必去画廊打那份工了。一个小时十块钱，对一个艺术家的年华就这样践踏！”我释然了，但马上又觉得痛心。他不在乎我的收入怎样来，只要能供他一心一意成为布朗库兹。他的雕塑远远比我的尊严重要。他突然把我抱起来，说这下他可以和我结婚了。我不懂他这是什么意思，跟着他狂欢。他说马上就去换辆新车，旧车拉雕塑材料不够大，还老抛锚。他很快帮我建立了一个网页，标明我提供的各种准“医学”或非医学按摩，又在几家小报上登了广告，请读者去查我的服务网页。形势的急变让我意外极了：我原想从他那里得到宽谅，得到的是这样一番如痴如狂的嘉贺。我的生意不久好起来，而我的心情越来越暗淡。这是个仅次于娼妓的谋生手段。他毫不介意，做着和我结婚的打算。在一个雪后的清晨，我被我悟到的东西惊醒。在我开始挣那些下作收入之前，他从来没想到和我结婚。似乎有一大片难看的伤疤必须搭上我的优厚收入，才配他考虑和我从长计议。收入怎样不三不四，他无所谓，只要把他的嘉年华省下来。我独自在丰厚的雪地上走。更可怕的念头冒上来：我在雕塑家眼里从来就是残缺的，半个女人。有着那样的胸脯就将就活着吧，能干上一行挣钱不错的营生还挑剔什么？我看清了我在他心目里的价值。他要把那一点价值榨出来。从一见钟情开始到这个清晨，我看到了自己直线掉价的过程。怎么可以一边让他压榨一边让他嫌恶。
吴川看着地面，不敢看我。她吃不消了。这正是我要的效果。她在想这女人怎么配做她的姐姐，怎么配和她同出一个母体。她在憎恨对她讲这段脏事的人。需要懂得这样一种低贱的人生吗？完全没有必要，把这种语句向她灌输是污染她的人格。她一动不动，细长的腿悬在沙发扶手上，上半身比腿低，坐在沙发里。这不是个让人待得长久的舒适姿态，她却长久地待着。
我想我只说到这里了。
过了半小时，她说她该走了。她对那段凄凉的丑恶故事消化不良，得一个人慢慢消化去。
我把她送到走廊上。一阵病态的快感上来。她听听都窘成这样！看清楚了吧？黎若纳的血可以有你那样的流域，也可以像我这样改道，九曲八弯，浊浪滔天。
吴川抬起头。几小时中她第一次看我的脸。她说：“那干吗不回国？”
我说：“我不知道。”
其实我想说一个小说家说过，盼望远行的人是不快乐的人。读这本小说时我还没吃透他这句断言。现在我明白了。盼望远行是因为她（他）对故地不满足，或深深地失望了。远行或许带来转机。可能转机都不必，对一个深陷在失望中的人来说，摆脱失望就已经是改善。我十多年前选择远行，证明我是个失望者。
我的律师第二次败诉。时候到了。该停止拆我自己的窝去填他的腰包了。佳士瓦双手赞成，说我何苦花几万块钱去认识美国律师呢？他早就免费提供了警告。现在该他登场。他找了一个朋友，此人时不时在芝加哥导报上发书评。两个星期后我被接见了。芝加哥导报的一位编辑听完我这场不幸遭遇的控诉后，说：“等会儿，这事什么时候发生的？”我告诉他事情发生在春季大减价的时候。他说：“那么已经发生了五个多月了。”我说没错。他看不出他的栏目有什么必要报道五个多月前的一桩新闻。
佳士瓦说：“难道五个月之后，芝加哥的种族歧视就大大改善了，这种事不再发生了？”
编辑说：“这件事固然不幸，但它没有暗示什么种族歧视。”
佳士瓦说：“这明摆着是种族迫害！”
编辑说：“对方有没有提到关于种族的字眼？”
佳士瓦甩回头来，瞪着我。他要瞪出我的种族、政治觉悟来。可我一时想不出对我有利的话，只好瞪着他。编辑代我回答：“看来是没有。从你刚才的陈述中，我也没听出什么种族冲突的倾向。”
佳士瓦说：“那个区全是白人，长久以来排斥有色人种，这不是秘密吧？”
编辑说：“那是你的认识。作为报纸，我不能把可能性当作事实来写。”
佳士瓦说：“就按事实本身写，已经够发人深省了！”
编辑说：“不瞒你说，这类事天天有。人们知道种族话题敏感，容易炒热，一有什么争端，就往种族上扯。我们天天能收到这类稿件。一家旧货店有两个女人同时看中一件旧衣服，结果老板卖给了亚洲女人，黑女人控告老板是种族歧视。”
佳士瓦的脸在一圈黑胡子中间变得灰白。他说：“你明明看得出她（他指我）的事件和你说的完全不同，性质上是一个天一个地，你是存心搅和是非！”
编辑说：“性质上，我看不出什么不同。”
佳士瓦哈哈地笑起来。灰脸膛大胡子发出那种笑声，非常可怕。他笑完后说：“那你就不该做一个著名大报的编辑。”
编辑站起身，快步往接待室门口走。然后他立正，侧身对着我们，一手握门把。他天天要无数次地重复这个“恭敬送客”的动作。有时是真恭敬，有时——比如此刻是侮辱式的噱头。
“但愿现在是五个月之前，”编辑说，“我可以把它作为一则新闻登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