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强小朋友你好：
当编辑约我给一个小孩写封信时，我想到你。前几天看到你出画册，先祝新书大卖！
和许多人一样，知道你，是因为你的父亲，夏俊峰。2009年5月16日，三十三岁沈阳小贩夏俊峰在城管勤务室里刺死城管申凯及张旭东，并刺伤一人。2009年底，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2011年，辽宁省高级法院终审维持一审判决。至今本案仍在等待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复核。
说不清为什么，四年过去，这名字仍被人牢记。也许它触动的是一根古老的神经：一个弱者与庞大机构、民与官之间，力量悬殊的对比。像蚂蚁与大象。这个庞大组织不止是城管。他们当天来了四辆车，十多个队员，围剿一米六五的夏俊峰及其妻子是手到擒来。但它身后那个机器更为庞大。它可以在一审中阻止辩方的六位证人出庭，并坚称夏俊峰未被城管殴打。
一边是铜墙铁壁，一边是一个小贩，前下岗工人，现囚犯。我们看到巨大悬殊，他的生命犹如鸡蛋，随时会被铁锤击碎。
对我，这名字还有一层私人情感。在90年代的国企改革中，沈阳有百万工人下岗。2009年我到沈阳时，感觉这百万人口似乎都消失了，下岗重灾区——铁西区也建起高档楼盘和商场，看上去富丽堂皇。我住在一位朋友家。他妈妈至今还是一名小贩，在东北零下二十度的露天市场，卖衣服。朋友的姐姐一家也是小贩。朋友说，他认识的人，好像就没谁有正经工作。
夏俊峰案传来，一下想起天寒地冻中，成片一模一样的小区，厚厚的积雪，肮脏的道路，萧条的气氛，跺着骨刺增生的痛脚取暖卖衣服的那位阿姨。他们像这富丽堂皇城市的难堪的内脏。还有那个疑问：数百万下岗职工去哪儿了——他们去当保安、开出租车、做小贩、摆地摊。想尽一切办法活下去。
该案只是开始，让人看到“城管—小贩”冲突之暴烈。之后，还会有2011年重庆城管推搡小贩，后者自高处坠下摔出一地鲜血；2013年女小贩被城管掐脖、她一岁半的孩子大哭要妈妈抱的照片在网上疯传。而这也只是冰山一角。它们折射出社会矛盾之激烈，是千万下岗人口要活下去的努力，与嗜好大广场大马路大商场的行政意志之间的矛盾；是有车的人不愿马路被小贩添堵的矛盾；是我们现代文明高档整洁的城市规划里不希望有穷人扫兴的矛盾。但在一个失业人口达两亿（语出温总理）的国度，地摊无可替代。它缓解就业压力，提供更廉价的商品。我喜欢的小说家路内，有段时间在路边卖袜子。我说卖烟都比卖袜子强啊。他说，当时的钱只够进两包袜子。我自己，曾在路边发过英语培训班的传单。今年号称毕业生的寒冬，而我家地铁附近多了许多年轻人在卖衣服——一席之地，却是穷人的救命之所。
夏俊峰下岗后四处打零工，钉过箱子，做过推拉门，干过空调厂，最后摆摊卖炸串。我看到，一个人努力为自己找出一条生路，但每一条生路都被堵死——工厂倒闭下岗、摆摊被城管驱逐。这也是此案为何备受关注，许多人，都曾在生命某阶段做过小贩。我们都可能成为夏俊峰。于是，网上此案争论格外激烈、两极化。一派坚信城管“没有打人”（此派人数较少），另一极，则拥夏俊峰为英雄，高呼杀得好。
被杀的两位城管是夏俊峰的同龄人，一个未婚，是家中独子；另一个带着老婆孩子与父母、因病至今未婚的哥哥，挤在一处五六十平方米的房子里。为何欢呼？有何值得庆祝？社会矛盾激化，无论是驱逐者还是被驱逐者，无论是杀人者或是被杀者，同为制度受害者。与其争论城管有没有打人，不如探讨“城管”制度的合理性，如何从根本避免悲剧再次发生。
前几天，我遇到一位台湾老师，他家世代务农，种水果。对“卖水果”非常了解。讲到菜市场，我说，若有人不愿花摊位费进菜市场呢？他说，还有一种叫市集，免费，进去交易就好。还有，许多菜农是早起卖菜，卖完就走，警察也不大管。另外还有民间组织。比如我家种枇杷，农民会组织枇杷产销班，到枇杷产期，它会去找农会（也是农民自发组织），农会帮大家找销售渠道。比如在台北做一场枇杷展销会，场地费它出。我吃惊地：难道不是农民给它钱吗？怎么连场地费也由农会出？老师笑着点头：它争取农民，为了选举，为让你存款到农会。——我当时想，这种制度不会出现夏俊峰。
好制度，是服务型社会，人们习惯互相帮助。坏制度激发暴力。
那些指责游贩为何不进菜市场或租赁门面，光明正大做生意的人，有没有了解一下本地菜市场摊位费、门市房的月租金？本该是公益性质的菜市场，在各地承包给私人后，摊位费一路飙升，综合各省会数据，一个摊位年租金在两万至四万间，且多为半年或一年付。做小本生意的不想进，很正常吧？更别提寸土寸金的门市房，夏俊峰们哪租得起？他的人生中，谁曾给过他帮助？不说缺失的官方救济，我们有像样的民间组织互帮互助吗？而事发地如今为沈阳有名的夜市，每天交二三十元管理费便可自由摆摊，如此荒诞现实又让人百感交集！城市规划，是不是本该给地摊留出空白，如台湾那样？还要多少个夏俊峰，才能重新审视我们的规划，使之更人性，更符合当下国情？
强强小朋友，很抱歉，我说了这么多你可能听不懂的话。和台湾老师聊天后，我一直想起你父亲。是否像孙志刚案引出收容遣送制的废除，时代需要一个“夏俊峰案”引发人们对“城管”制度的高度审视？至少，在一篇新闻结尾，我看到“一位卖小电器的老人对记者说：‘夏俊峰的事儿出现后，城管至少不敢再打我们了，但看见他们，我们还是会跑。’”——“至少不敢再打我们了”，算一种进步吗？可是你父亲和那两名死去的城管，为此又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我又为这种“时代需要”的念头感到抱歉。即使真的“时代需要”一个夏俊峰，那么，身为时代中的存活者，既得利益的我们，也应对此有所认识，该对时代的祭品有所歉意。
所以我写信给你。才十二岁，你过早感受到黑暗与不公。2012年，你被同学打成轻微脑震荡，妈妈问为什么不还手，你说：“我还手，他说我爸是杀人犯怎么办？我把他打死怎么办？他打我一下我不还手，打我两下我不还手，他打完我第三下，就不打我了。”记者给你拍照，你总捂住脸，怕被同学发现你的父亲是个杀人犯。
作为成年人，我为我们给你一个这样的世界感到抱歉。我们本该努力让它变得更好。所幸你有个了不起的妈妈，只有初中学历的她几年中学会上网，发微博，找律师，给你办画展——只为“让这案子不要冷下来”。她对记者说：“如果结果不好，我一定跟我儿子说，爸爸是得心脏病没的，我一定要让儿子觉得世界是美的、好的，起码让他的人格是健全的，不会仇视社会。”她努力保护你的心灵免受仇恨吞噬。
我还看到，在你画册里，有一句说明：所得将悉数捐给强强一家和两个城管的家庭——在暴戾的世界，如此善意弥足珍贵。
我喜欢的一位女作家，徐晓——顺便说，她也曾坐过牢，强强小朋友，有一天你会知道，坐过牢的不一定都是坏人，当你生活在一个权利受到限制的年代，“要么你放弃自己的权利，要么你就是这个社会的叛逆者”——她说：“相对于政治的社会的道德的标准来说，审美是更稳定更恒久的标准，只是它也许比任何标准都更高更完美，因而更加难以企及。”也许你现在还不懂，但你的画，已在践行并验证这句话。
用儿子画展挽留丈夫生命，以画册收入帮助三个受害者的家庭，这其中的美和爱，跨越仇恨的鸿沟，凝成一束光，照亮世界。
所以，你很珍贵，强强，你的画是这光的源头。我还要说，不要被生命中最初的障碍困扰。当有一天，你能直面镜头，坦然诉说你父亲的遭遇，你会发现，说出来比遮掩好，说出来，意味着见光，而不是变成心头的一个疤。当然，那是你长大后会明白的事，就像这封信，也并非写给当下的你。
祝快乐！
绿妖
又：2013年5月31日，“城管界”又爆丑闻，在执法过程中西安城管双脚起跳，暴踩自行车店老板的头。这张动态图激怒了每个看到的人。而央视随后的采访披露，城管队伍多由没有执法权的协管（临时工）组成，这支在执法权限上漏洞百出的队伍也正是当下“城管界”的缩影。当学者还在探讨城管本身的法理合理性时，这支队伍已经接近失控地衍生出“协管”。仍然是那句话：还需要多少个夏俊峰、多少个小贩被暴踩脑袋，才能引起人们重视这一接近失控的城管制度呢？祭坛上需要多少个祭品，才能启动一个人世间的修改程序？
*本文为《新京报》六一约稿，后未能刊登。
*2013年9月25日，夏俊峰因故意杀人罪，被执行死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