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垃圾堆里玩耍的人
刘兴惠四岁，眼睛又黑又大，像葡萄，而且不是“玫瑰香”，是“巨峰”，又大又亮，深邃到严肃。她矮墩墩的，像个板凳，被人拎来拎去。第一次出现是在开学，她姐姐带她上学。早读课，姐姐紧张地报告：老师，我妹妹进教室了。我看一眼她，板凳般安静：没事，她又不吵。姐姐还是紧张：不行，胡老师（本地老师）看见要骂的。于是我把她挪到教室外边。
刚下完雪，她和另一个四岁女孩、学前班一男生的妹妹，在大家上课时走到垃圾池里，好像那里是个巨大的游乐场，跟刨食的鸡一起，在垃圾堆里翻翻捡捡。
过几天，我在路上又看见她。一个人在公路上晃，老远，她喊着“老师”，冲我吧嗒吧嗒跑过来（而我知道她的雨鞋里没有穿袜子），给迷路的我指路，陪我走一程，在岔路口老练地说：老师你走那边，我走这边回家。村里的路，依山而建，台阶高过她膝盖时，她就一阶一阶地往下蹦，她是蹦着从我视线中消失的。
这以后，我再没见过她。她有个几乎从不写作业的姐姐，是我二年级的学生。当我谈到人不是用来殴打的时候，她说，那为什么我爸爸打我妈妈？
不写作业的姐姐，有三个妹妹，据她说，在外面打工的妈妈，今年回家时，又将带回一个宝宝。
不在自己家里睡觉的人
这是隔壁村支教的志愿者给我讲的故事。姐弟俩，姐姐十二岁，弟弟八岁，父亲七十多岁。据说是打过仗的老兵，战争致残，娶不上媳妇，天天到乡里闹，后来给他找个老婆，极年轻，智障。再后来有了这姐弟俩。
孩子小，不懂事，妈妈又不教，家里有什么就吃得干净。父亲年纪已大，农活辛苦，耕完田回家，一看家里没吃的，就追着姐弟俩暴打。打得他俩漫山遍野地跑。
邻居可怜他们，这个接到家里住一晚，那个接济一顿饭，就这样长大。养成不在自己床上睡觉的习惯，如野兽。渐渐邻居也不敢收容他们，吃完喝完，在人家里随地大小便，谁受得了。有个给过他们饭吃的杂货店老板，有天发现天花板往下滴水，上阁楼一看，姐弟俩在这里做了窝，把店里的零食一点一点拖上来吃，地上全是粪便和尿。
再后来，姐姐到乡里住宿念书。每天晚上，她都不在自己的床上睡觉。老师一找几小时。让家长领她回去，可姐姐坚决不回家。于是，不上学，也不回家，她离所谓正常的人生轨道越来越远。
现在，她一个人在乡里生活，这里偷一点，那里偷一点地活着，如一头野兽，只剩下随身携带的四个爪子与一身皮毛，在丛林中独自长大。
唱卡拉OK的人
有两个夜晚，学校对面响起卡拉OK的声音。我们学校，在吉首市下面的一个乡，乡下面的一个村，村下面的一个寨，在祖国的版图上，是角落地区。入夜后，四下一片漆黑。村民用电很省，极小极小的一个灯泡，被门一关，外面跑不出一丝光线。
在这样的山村，这样漆黑的夜晚，有人用音响唱卡拉OK，自然是一件特别稀罕的事。似乎不止一个人，唱的歌分为两类：情歌，励志。赵传的《我是一只小小鸟》《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郑智化的《水手》，汪峰的《北京，北京》。还有一些粤语歌，那当然是在广东打工留下的印记。以前，在城市里听伍佰《挪威的森林》，觉得太流行，可在这推开门只有对面一间屋还亮着灯的晚上十点钟的漆黑里，这首曲子听上去悲气逼人。
唱歌的人，也许喝了点酒，音不太准。但显然，他跟我平日看到的村民不一样。村里很少看到新鲜水灵的年轻人，最好看的是我们学校的孩子，个个大眼睛浓睫毛，美得不切实际。年轻人二十岁就结婚，迅速生育，迅速干枯失去光泽，而就连这干枯的年轻人也很少能见到，他们都外出打工，像候鸟，一年只回来一次。
像许多患有“天才学生妄想症”的老师一样，我对我的学生也抱有妄想，上课时，我为他们每一句别出心裁的造句、无拘无束因而自由自在的语法而惊叹，而欣喜。而那天晚上，我忽然想到，我的学生，或许未来也会在深夜喝点酒，唱这些歌，唱对世界的希望和失望，就像现在这个唱歌的人。
修路的人
我们每周去葫芦赶一次集。要翻一座山，下山的路陡而滑，像个大滑梯，前几次去时，短短一截路，李老师摔了三次。上周又去，下山时发现，这段路有人修过。是用简陋的工具比如树枝，或许还动用了一些泥瓦匠的工艺，砍开泥巴，削成台阶，一阶阶地铺陈下去。那段路，直到现在，还是很好走。
我不知道是谁修了这段路，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三人之中，必有一位菩萨。看到那条在泥巴里砍出来的“路”，我由衷地双手合十，向这陌生人隔空一拜。
2014-04-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