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第七连连长丘俊谈话
我们是……第七连。我是本连的连长。
我们原是中央军校广州分校的学生，此次被派出一百五十人，这一百五十人要算是“八·一三”战事爆发前被派出的第一批。我便是其中的一个。
在罗店担任作战的××军因为有三分之二的干部遭了伤亡，陈诚将军拍电报到我们广州分校要求拨给他一百五十个干部。我们就是这样被派出的。
我了解这次战争的严重性。我这一去是并不预备回来的。
我的侄儿在广州华夏中学读书，临行的时候他送给我一个黑皮的图囊。他说：
“这图囊去的时候是装地图，文件。回来的时候装什么呢？我要你装三件东西：敌人的骨头，敌人的旗子，敌人的机关枪的零件。”
他要把这个规约写在图囊上面，但嫌字太多，只得简单地说着：“请你记住我送给你这个图囊的用意吧！”
我觉得好笑。我想，到了什么时候，这个图囊就要见到一个意想不到的场面，它也许给抛在小河边或田野上……（注：《第七连》这部作品集1947年6月由上海希望社出版。）一种不必要的情感牵累着我，我除了明白自己这时候必须战斗之外，对于战斗的恐怖有着非常复杂的想象。这使我觉得惊异，我渐渐怀疑自己，是不是所有的同学中最胆怯的一个。我是否能够在火线上作起战来呢？我时时对自己这样考验着。
我们第七连全是老兵，但并不是本连原来的老兵。原来的老兵大概都没有了，他们都是从别的被击溃了的队伍收容过来的。我们所用的枪械几乎全是从死去的同伴的手里接收过来的。我们全连只配备了两架重机关枪，其余都是步枪，而支援我们的炮兵一个也没有。
我们的团长是法国留学生，在法国学陆军回来的。瘦长的个子，活泼而又机警，态度和蔼，说话很有道理，不像普通的以暴戾、愁苦的臭面孔统率下属的草莽军人，但他并没有留存半点不必要的书生气概。如果有，我也不怎么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学生，我要求人与人之间的较高的理性生活，我们的团长无疑的这一点是切合我的理想的。
我对他很信仰。
有一次他对我们全营的官兵训话。当他的话说完了的时候，突然叫我出来向大家说话。我知道他有意要试验我，心里有点着慌，但不能逃避这个试验。这一次我的话说得特别好。普通话我用得很流畅。团长临走的时候和我热烈地握手。他低声地对我说：“我决定提升你做第七连的连长。”
这之前，我还是负责整顿队伍的一个普通教练官。
从昆山出发之后，我开始走上了一条严肃、奇异的路程。在钱门塘附近的小河流的岸边，我们的队伍的前头出现了一个年轻、貌美、穿绿袍子的女人。我对所有的弟兄们说：
“停止。我们在这里歇一歇吧！”
排长陈伟英偷偷地问我：“为什么要歇一歇呢？追上去，我们和她并肩的走，为什么不好？
”
“这是我自己的哲学，”我说，“我现在一碰到漂亮的女人都要避开，因为她要引动我想起了许多不必要而且有害的想头，……”
我们的特务长从太仓带来了一个留声机，我叫他把这留声机交给我，我把所有的胶片完全毁坏。因为我连音乐也怕听。
我非常小心地在修筑我自己的路道，正如斩荆棘铺石块似的。为了要使自己能够成功为一个像样的战斗员，能够在这严重的阵地上站得牢，我处处防备着感情的毒害。
有一礼拜的时间，我们的驻地在罗店西面徐家行一带的小村庄里。整天到晚没有停止的炮声使我的耳朵陷入了半聋的状态，我仿佛觉得自己是处在一个非常热闹，非常嘈杂的街市里面。我参加过“一·二八”的战争，“一·二八”的炮火在我心中已经远了，淡了，现在又和它重见于这离去了很久的吴越平原上。我仿佛记不起它，不认识它，它用那种震天动地的音响开辟了一个世界，一个神秘的，可怕的世界，使我深深地沉入了忧愁，这世界，对于我几乎完全的不可理解，……十月十八日的晚上，下着微雨，天很快就黑下来，我们沿着小河流的岸畔走，像在蛇的背脊上行走似的，很滑，有些人已经跌在泥沟里。我们有了新的任务，经过嘉定，乘小火轮拖的木艇向南翔方面推进。……二十日下午，我们在南翔东面相距约三十里的洛阳桥地方构筑阵地。
密集不断的炮声，沉重的飞机声和炸弹声使我重新熟习了这过去很久的战斗生活。繁重的职务使我驱除了惧怕的心理。
排长陈伟英，那久经战阵的广东人告诉我：
“恐怖是在想象中才有的，在深夜中想象的恐怖和在白天里想象的完全两样。一旦身历其境，所谓恐怖者都不是原来的想象中所有，恐怖变成没有恐怖。”
二十日以后，我们开始没有饭吃了。火夫虽然照旧在每晚十点钟左右送饭，但已无饭可送。我们吃的是一些又黑又硬的炒米，弟兄们在吃田里的黄菲子和葵瓜子。
老百姓都走光了。他们是预备回来的，把粮食和贵重些的用物都埋在地下。为了要消灭不利于战斗的阵地前面的死角，我们拆了不少的房子。有一次我们在地里掘出了三个火腿。
吃饭，这时候几乎成为和生活完全无关的一回事。我在一个礼拜的时间中完全断绝了大便，小便少到只有两滴，颜色和酱油无二样。我不会觉得肚饿，我只反问自己，到底成不成为一个战斗员，当不当得起一个连长，能不能达成战斗的任务？
任务占据了我生命的全部，我不懂得怎样是勇敢，怎样是懦怯，我只记得任务，除了任务，一切都与我无关。
我们的工事还没有完成，我们的队伍已开始有了伤亡。传令兵告诉我：“连长，又有一个弟兄死了。”
我本已知道死亡毫不足怕，但传令兵这一类的报告却很有扰乱军心的作用。我屡次告诫那传令兵：
“不要多说。为了战斗，等一等我们大家都要和他一样。”
两个班长都死了。剩下来的一个班长又在左臂上受了伤。
我下条子叫一等兵翁泉担任代理班长，带这条子去的传令兵刚刚回来，就有第二个传令兵随着他的背后走到我的面前说：“代理班长也打死了。”
三天之后，我们全连长约八百米突的阵地大体已算完成，但还太浅，缺少交通壕，又不够宽，只有七十分米左右，两个人来往，当挨身的时候必须一个跳出壕外。
这已经是十月二十三的晚上了。
雨继续在下着，还未完成的壕沟装满了水，兵士们疲劳的身体再也不能支持，铲子和铁锹都变得钝而无力。有一半的工事是依附着竹林构筑起来的，横行地下的竹根常常绊落了兵士们手中的铲子。中夜十二点左右，我在前线的壕沟里作一回总检阅，发现所有的排长和兵士都在壕沟里睡着了。
我一点也不慌乱。我决定给他们熟睡三十分钟的时间。
三十分钟过后，我一个一个的摇醒他们，搀起他们。
他们一个个都滚得满身的泥土，而且一个个都变成了死的泥人，我能够把他们摇醒，搀起的只有一半。
二十四日正午，我们的第一线宣告全灭，炮火继续着掩没了第二线。我们是第三线，眼看着六百米外的第二线（现在正是第一线）在敌人的猛烈的炮火下崩陷下来。失去了战斗力的散兵在我们的前后左右结集着。敌人的炮兵的射击是惊人的准确，炮弹像一群附有性灵的，活动的魔鬼，紧紧地，毫不放松地在我们的溃兵的背后尾随着，追逐着。丢开了武器，带着满身的鲜血和污泥的兵士像疯狂的狼似的在浓黑的火烟中流窜着。敌人的炮火是威猛的，当它造成了阵地的恐怖，迫使我们第一线的军士不能不可悲地，狼狈地溃败下来，而构成我们从未见过的非常惊人的画面的时候，就显得尤其威猛。
它不但扰乱我们的军心，简直要把我们的军心完全攫夺，我想，不必等敌人的炮火来歼灭我们，单是这惊人的情景就可以瓦解我们的战斗力。
恐怖就在这时候到临了我的身上，这之后，我再也见不到恐怖。我命令弟兄们把所有结集在我们阵地上的溃兵全都赶走，把我们的阵地弄得整肃，干净，以等待战斗的到临。
大约过了三个钟头的样子，我们的阵地已经从这纷乱可怖的情景中救出了。我们阵地前后左右的溃兵都撤退完了，而正式的战斗竟使我的灵魂由惶急而渐趋安静。
我计算着这难以挨煞的时间，我预想着当猛烈的炮火停止之后，敌人的步兵将依据怎样的姿态出现。
炮火终于停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