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平衡的因素，政治不平衡往往导致社会动荡，经济不平衡容易导致经济危机，人的生理不平衡则容易产生疾病。烟草是一种含有多种元素的草本植物，较长时间吸食烟草制品，人体将逐步调整以适应卷烟烟雾中各种元素的作用，并达到一定的生理平衡。突然戒烟会打破这种生理平衡，反而容易致病。许多人戒烟后发现健康状况却下降了，主要是这个道理。因此，已经吸烟成习惯的人最好不要轻易或急着戒烟，因为失去平衡又会影响健康。毛泽东嗜烟一生，林语堂宠烟一世，他们都有过戒烟的历史，但最终都因无法忍受与烟草分离之苦而又与之“重归于好”。作家林语堂把戒烟看成是一件极简单易行的事，他在《我的戒烟》一文中，不仅大谈吸烟有助于创作灵感的催化，而且还夸耀自己一生已十几次成功戒掉香烟。他写道：“谁都知道，作文者必精力美满，意到神飞，胸襟豁达，锋发韵流，方有好文出现，读书亦必能会神会意，胸中了无窒碍，神游其间，方算是读。此种心境，不吸烟岂可办到？在这兴会之时，我们觉得伸手拿一支烟乃唯一合理的行为；若是把一块牛皮糖塞入口里，反为俗不可耐之勾当。”
凡是守着电视的人们都知道纪晓岚了，那个拿着长长的水烟管，号称乾隆年间第一才子的纪晓岚。纪晓岚爱吸烟，除了吃饭、睡觉、见皇帝以外，其余任何时候，都是手握大烟袋，不停地吞云吐雾。有一次，乾隆皇帝驾临巡视《四库全书》的编纂情况，纪晓岚正一边吸烟，一边不停地忙碌，一锅烟刚吸到一半，忽然听到“万岁爷驾到”的喊声，匆忙间来不及灭掉烟火，就将烟锅随手插入靴筒里，跪在地上向皇上请安，之后才站起来回话，忽觉脚踝上火辣辣的痛，原来是烟锅里的烟将袜子烧着了。但此时乾隆皇帝在说话，他也不能打断皇帝的讲话，只得咬牙站着，但究竟挺立不住，痛得涕泪横流。从那以后，仍有人劝他戒烟，他却说：“你们只见我深受其累，却不知我深得其乐。每天捉管之时，吸上几口便思如泉涌，挥洒自如，没有它时，便文思枯燥，寂寞难耐啊。”那时候，王公大臣吸烟成为风气，民间吸烟也日益普及，清初有谚云：“开门七件事，今日增烟而八矣。”
在纪晓岚的烟斗里，装一二两烟、吸一二小时的痛快之处也许对林先生曾产生过很大的诱惑。林语堂爱烟，视其与事业和爱情一样重要。赛珍珠曾问林语堂：“林博士，你的婚姻没问题吗？”林语堂答：“没问题，妻子允许我在床上抽烟。”有时当他放下他的烟斗或忘了放在什么地方，他便不做事，在全屋中乱跑。嘴里说着：“我的烟斗！我的烟斗在哪里？”林语堂戒过烟，然而在度过30星期的艰难熬煎之后，又重操旧业。通过戒烟，林先生对烟的认识产生了质的飞跃，与烟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谁都知道，作文者必精力美满，意到神飞，胸襟豁达，绎发豁流，方有好文出现。读书亦必有会神会意，胸中三天窒碍，神游其间，方算是读，此种心境，不吸烟岂可办到？”“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便是林语堂的“专利”。他赤裸裸地将吸烟者的过瘾之处全盘托出，他的语句至今仍是烟客们的理论武器和口头禅，是卷烟制造商的活广告。吸烟有点像谈恋爱，难分难舍。
四、科学、教育和烟草业
科学家们对卷烟危害性的研究促进了世界控烟运动的发展，另一方面，烟草业也正通过与科学家及科研机构合作，积极寻求行业发展。科学对吸烟与健康尚未作出最后的审判，目前只能采取审慎的态度，烟草业仍然如火如荼地发展着。2011年，中国工程院环境与轻纺工程学部院士所领导的“减害降焦”研究被频繁运用于卷烟工厂的加工工艺中，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被舆论称为“烟草院士”。有科学家认为，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开展对烟草的应用研究，已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因此，实施“科技兴烟”战略，在提高烟草制品的技术含量，研制开发低焦油、中烟碱（尼古丁）、高香味的产品，提高产品的安全性以及开发适应健康需求产品等方面下工夫，努力减少烟草的危害，似乎势在必行。在美国的烟草种植区，有一些大学和农业学院定期对整个生产地区进行广泛的研究。这种应用研究涉及从种子到烤烟过程的烟草生产的每个阶段，以不断努力提高美国的烟叶质量。
从1970年开始，德国烟草公司开始积极寻求各方支援，如争取一些科学家及科研机构的帮助，增进企业公信力，对抗那些支持控烟运动的科学研究，在公众面前提高企业形象。在德国，烟草公司隐瞒了一些有损本行业的科研结果，以“护烟科学”来削弱真正的反烟研究，催生对其他致病可能因素的研究以掩盖吸烟本身的危害，隐瞒科学家与企业的联系，片面放大一些对企业有利的研究观点或言论。
中国同样存在着上述现象。《烟草控制》最近发表的一项关于中国烟草业与学术界关系的研究指出，中国烟草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学术研究机构来推进其研究日程。该研究回顾了从2008年1月至2009年7月烟草业相关网站，结果发现中国烟草业与众多研究机构和大学保持着密切联系：在大学里开设侧重烟草研究的学位课程，如烟草化学、卷烟制造和烟草种植；在名牌大学内设立烟草研究机构并由烟草业的业内人士担任行政领导；建立培训中心和培训项目，供烟草业雇员继续接受烟草研究方面的教育。1983—2007年，中国烟草业与322所大学和158家公共研究机构有过合作或者赞助过他们的烟草研究工作。烟草公司发表或赞助的研究论文数量从576篇（1983—1987年）增至4810篇（2003—2007年）。中国烟草业与学术机构之间的密切关系影响了烟草控制的政策制定，同时也违反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5条第3款的规定。由于学术机构的科研结果是制定烟草控制政策的关键依据，因此，接受烟草业赞助并允许烟草业参与大学里烟草研究中心的管理工作，会使学术研究受到烟草业的影响。
浙江大学医学部于2010年3月31日承诺，将学校医学院整个院区纳入控烟范围，建成无烟院区。同时，医学部下辖的数家医院也将以附属邵逸夫医院为示范，建成无烟医院。禁止烟草在医学部院区内销售，禁止院区内出现任何烟草广告。医学部还明确表示，拒绝烟草业的任何慈善行为和科研资助。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中华医学控烟行动”项目主任马少俊博士赞誉道：“这样的承诺和倡导是和国际接轨的。”
五、“被资助”的烟草种植业
500多年以前，当哥伦布从美洲把烟草带回欧洲，“就像所罗门的魔瓶被打开了盖子”，这个金黄色的魔鬼从此在世界上的各个角落燃起了袅袅青烟。“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为什么吸烟者甚嚣尘上，不减反增？就是因为烟草制造商不断地与时俱进，耍花样，让吸烟者乐此不疲。为什么烟草制造商这个所谓的“罪魁祸首”不能被斩草除根呢？因为烟草是重要的经济作物并拥有广泛的医学价值，更是国家和地方财政税收的重要经济来源，其为GDP锦上添花，因而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
美国是烟草种植大国，为了保证烟草生产的稳定发展和产销平衡，美国政府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政策调控烟草生产。美国烟草种植先后经历了自由种植、配额种植、合同种植3个阶段。随着世界卷烟消费量的减少，近年来美国烟草种植面积不断下降。为了提高烟草种植集中度、降低生产成本，2004年11月，美国议会以买断的方式废除了长达70年之久的烟草配额法案，政府支付101亿美元给烟叶生产配额所有者和烟叶种植者。美国烟叶的价格就此下调，并在全球市场上更具有竞争力。
从全球各地区的烟叶生产来看，自2006年起，欧盟各成员国已经逐步减少对烟草种植的财政投入，到2010年，许多国家甚至取消了对烟农的烟草种植补贴政策，但分析人士认为，欧盟的这一政策不会对全球的烟叶生产产生太大的影响。其原因主要是种植烟草的收入往往比种植其他经济作物高，从业人数也比其他行业的要多，并且还能创造许多相关的经济活动，涉及肥料的供应、种植软件、所有类型设备的销售、专业的培训和运输等广泛领域。
2008年和2009年，高昂的烟叶价格刺激了很多烟叶种植国家与加工企业扩大种植和生产规模。巴西、印度和非洲一些新兴的烟叶种植国家开始大幅提高其烟叶种植规模。2009年和2010年，印度增加的烟叶种植面积超过了该国烟草委员会每年规定的种植配额数量。2010年，孟加拉国收获了11万吨的烤烟和3.4万吨的白肋烟，分别比上年增长50%和113%。在坦桑尼亚乌兰博（Urambo）地区，2010年烤烟产量比上年增长58%，达到2.37万吨，并计划2011年增至2.6万吨。津巴布韦2010年收获了12.3万吨的烤烟，增长幅度超过100%，烟叶出口创汇达3.6亿美元，比上一年高出近2亿美元。2010年11月，《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四次缔约方大会在乌拉圭召开，会议再次要求推广可替代农作物。这对一些国家来说，是一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事情。由于烟草种植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这些国家政府对烟草种植仍采取扶植态度，难以接受《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发出的讯息。在扩大烟草种植面积的基础上，为了增强烟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及增加出口量，一些国家的烟草公司还为烟农们提供一系列农业生产保障，并为烟叶种植者及其家属提供生产及生活方面的资助，以帮助烟农解除生活方面的顾虑，提高烟叶质量。印度烟草公司近年来启动了2.7亿卢比的福利基金，用以承担烟农家庭生产、生活保障的需要，特别是烟农后代的教育支出。
我国自1984年起成立国家烟草专卖局，统一领导、全面管理烟草业的生产和销售业务，大力推行“区域化、良种化、规范化”的种烟措施，使我国烟草生产得到迅速发展。烟草是高效益作物，又是高税利商品，我国烟草种植区多在经济较落后的贫困地区，有200万农户，约1亿人口靠种烟维系生活。种1亩烟当年可收现金1000～2000元，收入为粮食作物的3～5倍，是山区农民脱贫致富，提高生活水平的有效途径。近几年来，烟草业增加了对基础设施的投入，种植烟草的烟农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在2010年，全国各级共有75亿元专项资金用于烟田基础设施建设，以改善烟叶的生产条件，支撑优质烟叶的生产规模等。国家成立了烟农专业合作社，使得优质烟叶的生产过程被纳入到专业生产之中，提高专业化服务水平，大幅度降低生产性投入，烟农的经济性收入增加，同时也吸引了更多的人以此为业。到2010年，全国共成立烟农专业合作社11746家，其中工商注册烟农生产合作社3728家。在“十二五”发展规划中，“烟农专业合作社”建设已被纳入到重要位置，并将逐步得到落实。此外，国家还建立了灾害补偿机制，解决烟农遇到的经济困难。2010年，全行业投入的专项救灾资金达5.6亿元，为进一步扩大烟叶生产打下了基础。
六、烟草税和禁烟令
纵观烟草业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反烟运动犹如给烟草业戴上了“紧箍咒”，只要它稍有懈怠、变得轻狂时，反烟运动就会适时地出来给它提个醒，从而成为烟草业一次次技术革新的强劲助推力。然而这种状态能否持续下去呢？如今反烟运动似乎已不再甘于给烟草业念“紧箍咒”了，而是直接打出了诸如“让烟草没有未来”“让世界实现无烟”的鲜明旗帜，这不得不让烟草商们感到前所未有的困顿和危机。虽然烟草商们有时会置身四面楚歌的困境，烟草公司节节败退，几乎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但是他们都会“置之死地而后生”，到头来形势还一片大好。政府因考虑到烟草业的特殊性，为了限制和减少烟草及其制品的生产与消费，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世界各国普遍对烟草及其制品都征收体现政府“寓禁于征”调控意图的“烟草消费税”或类似性质的烟草特别税。
（一）世界卫生组织对烟草税的观点
2003年5月21日，世界卫生大会通过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对烟草业税收、价格形成做了如下规定：“各缔约方承认价格和税收措施是减少各阶层人群特别是青少年烟草消费的有效和重要手段。”尽管《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规定比较宽泛，但是烟草税率政策的调整与烟草业的发展密切相关。
长期以来，反烟组织都认为向烟草产品采取增税等经济措施，能以较小的成本有效地达到控烟的目的。世界卫生组织认为，提高卷烟的价格和税收是控制烟草消费上升的有效手段之一。世界卫生组织有关的研究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增加烟草制品的税收有充分的余地，它可以成为拯救人民健康和振兴经济的最重要的政策工具。世界银行公布的研究报告《遏制烟草流行——政府与烟草控制经济学》认为，增加10%的烟草制品税收，对高收入的国家可减少因烟草制品所致损害的4%，而对低收入或中等收入的国家则可降低烟草带来危害的8%。由此推算，全球范围内提高香烟价格的10%，可使约4200万烟民戒烟，从而减少烟草相关疾病的死亡率。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各国政府应对从烟草税所得的政府税收指定专门的用途，一部分可用来推动控烟活动，如实施戒烟规划，进行吸烟有害健康的广告宣传和开展与吸烟有关的癌症研究。增加烟草税是一石二鸟的办法，在预防疾病的同时，还可以向医疗保险系统注入更多的资金。
（二）欧美主要国家烟草税现状
美国的卷烟消费税在最近几年中有了大幅增长。在历史上，美国各州每年的消费税增加幅度在0.02～0.05美元/包。然而，2002年的平均消费税增长幅度为0.22美元/包，2003年的数据大体与此相同。2007年7月，美国参议院就一项增加烟草制品税的提案进行了讨论。该提案内容是将增加的税收用来扩大美国低收入家庭儿童免费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最终议会决定，从2008年1月1日起，20支装和25支装的香烟的税率将分别上涨1美元和1.25美元。所有品种的香烟，如雪茄和咀嚼型香烟的税都会上涨，整个批发价格也会上涨10%～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