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瓦尔多夫斯基读了一个通宵。第二天，他就兴高采烈地向几位朋友宣布，一位伟大的作家诞生了。他坚决地表示：“一定要尽最大努力，确保索尔仁尼琴的小说得以发表。他们说，俄罗斯的文化已经被扼杀了。见鬼去吧！它正躺在这个用带子系着的文件夹中。但是，他是谁呢？还没有人见过他。我们已经发了一封电报……我们将会保护他，帮助他，促成他的书出版。”他还告诉小说家薇拉·帕诺娃：“不管你信不信，我从一个新的果戈理那里收到了一份手稿。”
1961年12月11日，索尔仁尼琴正在家里庆祝他的43岁生日。他收到了特瓦尔多夫斯基的电报，邀请他前去莫斯科，一切费用由《新世界》承担。
会面快结束时，特瓦尔多夫斯基坚持要起草一份合同，承诺要预支作者300卢布稿费。次年年初，当他们又在《新世界》办公室见面时，特瓦尔多夫斯基又一次保证说，他一定排除一切干扰，让小说早日发表。
1962年9月前，赫鲁晓夫听说了这部小说，他要看这部手稿，并表示喜欢它。《新世界》编辑部接到这个消息后一片欢呼。他们马上写信告知了索尔仁尼琴：“现在，我们可以说，你的小说就要出版了。我们每天都在等着消息。”
他们一天天等待。最高当局方面没有任何消息。特瓦尔多夫斯基等得不耐烦了，甚至扬言：如果不准许出版，他就辞职。终于在9月21日中午接到通知说，赫鲁晓夫要求第二天早晨送去23份副本。
特瓦尔多夫斯基慌乱得不知所措，因为他手里只有一副手稿，让他这么短时间上哪里搞出23份副本呢？最后，他打电话给《消息报》印刷部负责人，说情况紧急，请他们务必帮助，连夜赶印出25份。
副本于第二天早晨准时送达。赫鲁晓夫下令将它们分发到前来开会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委员手里。会议上，政府中的强硬派坚决反对出版此书。但此刻，赫鲁晓夫还掌管着中央大权，在会上提交了他本人亲自授权的决议，强行发表《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
小说一出版，立即在整个苏联引起了轰动。几千册的《新世界》（第十一期）杂志，以及另外加印的几千册全部脱销。最初是一片赞美声，不久就出现了不满之声。临近年终时，《新世界》的编辑们不顾一切地提名索尔仁尼琴作为竞争激烈的列宁文学奖候选人，但遭到了占大多数的保守派评委的坚决反对。
索尔仁尼琴没有顾及这一切，他正在考虑他刚刚完成的《第一圈》的出版问题。这是他迄今为止最大胆、最具雄心的一部作品。
1964年5月2日，他把特瓦尔多夫斯基请到家中阅读《第一圈》。这位《新世界》主编越读越激动，甚至大喊起来：“太棒了！……到目前为止——我不做任何承诺！……真是太棒了，像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一样好。到目前为止，到目前为止！当你坐牢时，我会给你寄包裹！你甚至会得到一瓶珍贵的白兰地。……我将会因为发表它而坐牢！”
在后来编辑部讨论会上，大家都对发表这部小说的后果担心。他使编辑们陷入到怀疑和沮丧当中。特瓦尔多夫斯基决定铤而走险，像上次一样，直接把小说的四分之一部分送给赫鲁晓夫的秘书列别捷夫。然而，今非昔比。赫鲁晓夫的政敌越来越多，他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列别捷夫看了几眼，生硬地建议道：“把它埋了！”
“但是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已经不再迷恋《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了，他认为，《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给他带来了许多麻烦。”
几个月后，赫鲁晓夫在一场没有流血的政变中下台了。他的秘书列别捷夫不久就去世了。特瓦尔多夫斯基绝望了。由此，索尔仁尼琴预感到，随着勃列日涅夫的上台，他将成为这个政权的敌人和贱民，他的作品也将永远无望出版了。
但是，索尔仁尼琴不甘沉默，他要用作品发出他的声音。公开出版不行，他就通过地下渠道出版。在写作方式上，他也更加谨慎了，他离开家，到农村去写作。为了写作《古拉格群岛》，他甚至不得不伪装成在做其他事情。他把原始资料分别存放在不同的地方，尽可能地不让监视者发现它们。
不出所料，克格勃查抄了他的一个朋友家，搜出了《第一圈》的三份副本。随后，克格勃又搜查出一份保存文件，其中有一部具有强烈反苏性质的剧本《胜利者的欢宴》。索尔仁尼琴几乎绝望了，他甚至想到自杀。他想，被捕随时会到来。在绝望中，他匆忙地把他的笔记和《古拉格群岛》未完成的草稿分散开来，藏到几个隐秘的地方。庆幸的是，《真理报》退还了他的手稿《第一圈》。这是唯一没有落到克格勃手里的副本。他最信赖的盟友特瓦尔多夫斯基自身难保，不得不与他中断了联系。他刚刚完成的《癌病房》也被《新世界》编辑最后否决了，出版无望，于是，他决定让《癌病房》在地下出版物中流传。不仅如此，索尔仁尼琴还公开站出来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受邀到各处演讲，甚至对克格勃也公开批评。
他仍在坚持创作。他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每八个小时休息一次。就这样，他以超人的毅力，用了两个半月时间，修订并重新打印了一万五千多页的《古拉格群岛》的第二稿。
正当索尔仁尼琴受到各方攻击而备感孤独的时候，他在朋友家遇到了28岁的正在攻读数学副博士学位的女研究生阿莉娅。阿莉娅思维活跃，对于苏维埃社会和他持有同样的观点。两个人一见钟情。很快，阿莉娅成为索尔仁尼琴的第二任妻子。她认真地为他工作，他可以完全信任她，不用保留任何秘密。婚后，她为他生了三个儿子。她成了他最可靠的助手和盟友。
随着索尔仁尼琴在国内声望越来越大，他的作品《癌病房》和《第一圈》在米兰、法兰克福和巴黎出版，后又在美国和英国出版。他的影响在西方世界也越来越大。他的盟友渐渐跟他疏远了。官方对他的迫害加强了。1969年11月4日，梁赞市作家协会决定将他开除苏联作家协会。他很快就发表了对作协书记处的抗议信，指出作家首先是属于人类，需要的是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
索尔仁尼琴被开除作协的消息在西方激起了强烈的抗议热潮。甚至那些左派作家，对苏联抱有友好态度的知名作家阿拉贡、米托尔、萨特、罗曼·罗兰等也联名发表声明，支持索尔仁尼琴。
最有意思的是，1970年10月8日，索尔仁尼琴因“展示了人在最黑暗的环境中对人性的热爱和对不屈不挠的人类精神的信仰”，而被瑞典科学院授予了诺贝尔文学奖。苏联官方对此表示愤怒。官方报纸《消息报》《文学报》等大报纷纷指出，这个奖项的授予是索尔仁尼琴的作品被西方反动派用作反苏目的的另一个例证。索尔仁尼琴迫于压力没有前去领奖。11月27日，他写信给瑞典科学院，解释说，他如果去领奖，将会被禁止回国，而他不愿意离开自己的祖国俄罗斯去西方过一种流亡的生活。他表示，他准备提供一份书面演说词。一年后，这篇演说词在美国《纽约时报》发表。这篇演说词成了苏联国内持不同政见者争取公民自由的有力武器。
苏联官方终于忍不住了。他们要把索尔仁尼琴这颗炸弹甩出去，于是，在1974年2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剥夺其苏联国籍，并驱逐出境。同年10月，美国参议院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称号。索尔仁尼琴在斯德哥尔摩领取了四年后补发的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迁居美国。历史真是一个善变的变色龙。20年前，索尔仁尼琴被苏联驱逐出境。20年后，他又被请回祖国。1989年，苏联作协撤销了20年前批准的开除索尔仁尼琴作协的“不公正的、与社会主义民主原则相抵触的决定”，并委托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的作家们向最高苏维埃提出撤销15年前取消索尔仁尼琴国籍的命令。
1994年，受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邀请，索尔仁尼琴回到阔别20年的俄罗斯，受到热烈的欢迎。2007年6月12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颁发了2006年度俄罗斯国家奖，索尔仁尼琴获得了人文领域最高成就奖。
2008年8月3日，索尔仁尼琴因病逝世，享年90岁。
2009年8月3日，索尔仁尼琴逝世一周年，普京给索尔仁尼琴的遗孀发来电报，赞扬索尔仁尼琴是“一位世界级的人物，他的创作遗产和思想遗产将在俄罗斯的文学史和我们国家的历史记载中占据着一个特殊的位置”。
2010年10月，据报道，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被列为俄罗斯所有高中生的必读篇目。又据报道，莫斯科的共产主义大街被改名为“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大街”，并根据总统命令，在这条街上树立一座索尔仁尼琴纪念碑。
我合上书，闭目沉思。想到索尔仁尼琴一生的沉浮，想到他对祖国刻骨铭心的热爱，想到他面对苦难和迫害表现出来的不屈不挠的意志，想到他作为一名作家敢于讲真话的良知，我不由得心生敬佩。
遥望俄罗斯，心中浮现出索尔仁尼琴那满头白发，充满忧思和沧桑的面孔，我不禁站起身来，向着我心中的那座纪念碑，默默鞠躬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