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幼年在日本住过几年，袁世凯“登大宝坐江山，称孤道寡”的时候，又陪朋友们去过两次。也学会了几句家常日用的日本话，乱翻翻杂志，带猜带查字典看看报纸，碰巧也和日本的次等政客浪人们谈过几回天。就在这样浅薄的观察，短促的考查之中，发现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就是“他们举国一致，就要吞并中国和亚细亚洲，以尽大和民族的天职，实现‘王道正直’的大理想。”我的思想素来把国界看得并不十分严重；觉得人和人总可以互相了解，互相扶持的。欧美各国，你猜忌我，我疑惧你，年年把有用的财力送到海水里去，争着建造超无畏级战斗舰、飞机、毒瓦斯弹，其结果实在是自趋于毁灭之一途。假使大地上果然竟会涌现出一种《礼记·礼运》上孔子所梦想的“大同世界”来，我诉之于理性，抑制着感情，本也可以赞成的。没奈我又遇见过许多台湾的遗黎，朝鲜的逋客，据他们说，亡国之后确乎不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亡国的苦楚实在难受。我又觉得欧美各国之图谋中国，毕竟只是想吸点膏血，赚我们几文，唯有日本除了要金钱和物质之外，还处心积虑要在我们的头上施行“王道”。所以我回国后这许多年，总时时地留心日本文的一切事情，从来不敢怠忽。
这大半也是由于我不懂西洋文罢，稍得闲暇，总是要翻翻日本文的刊物。卑弥呼也不相干了。阿倍仲麻吕——就是李白、王维的朋友，唐玄宗的秘书监——藤原清河以及历朝的许多求法僧侣，请益留学生，早把中国的文化艺术移植去了。《论语》《孝经》《礼记》等类的书起了作用，忙煞了戚南塘、麻贵这班人。如果丰臣秀吉再活几年的话，朝鲜早已改称为新罗县、百济县，“任那府”的威权最少也要扩张到辽宁省全境。近几十年造舰学，以及铸大炮、造飞机的技术又生了作用，替我们平白地添了几个纪念日，累得无数位穿中山装的青年，放着正经书不读，逢时过节笔不停挥地写标语，成群结队在大街上提高嗓子喊口号。
我真傻！自从去年九月以后，常常问这班爱国青年志士：“日本从什么时候就动手来并吞中国？”大约十有八九回是大家都记不很清楚，也偶然有人说是甲午年起，再要细问，大家都忙着要入京请愿，罢课，游行，开会，贴标语，喊口号，谁有闲工夫问这些呢。亲爱的兄弟们！国家是我们托命的处所，自古以来，只听说“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才可以雪耻，不是可以仗着一时浮嚣的客气，把他孤注一掷的。所以思想知识都早已落伍，十多年来久不说长道短的我，实在按捺不住，自告奋勇，要在《独立评论》上说话了。
日本侵略中国的真正发动机，并不在东京，也不在横滨、神户、大阪。而在博多湾上福冈城头一座小小的房子里。主动的人物既不是去年九月十八日以来大家哭着咒骂的本庄繁、土肥原贤二，也不是南次郎、荒木贞夫。连那组织在乡军人会，著《国民总动员》，做上奏文，名震天下的田中义一也都不相干。说起来也奇怪，这一位“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的英雄却是个美貌的女子。这位女英雄姓高场，单名一个乱字，道号向阳先生。他家是世代书香，他聘请英国人教授英义和法律之外，自己又把中国的《尚书》《论语》《孝经》《孟子》《礼记》《左传》《史记》《前后汉书》《三国志》等类都读得烂熟，群经诸子以及历朝史籍无不融会贯通。远在日本维新以前，他就高瞻远瞩，看清了东洋的大势，认为南而台湾、琉球，北而高句丽、新罗、百济都原是日本的藩属，非要光复旧物不可。并且看透了中国政治的腐败，社会的昏乱，国民太无知识，只知道自私自利。断定我们这个国家民族绝无发奋图强的希望。而他们的经典上又明白昭示，说中国和亚洲，甚而至于全世界都是上天注定了该要归他们管的。他们自觉负有并吞东亚的使命，至少也要并吞朝鲜和中国，才对得起天地鬼神。所以这位高场向阳先生抛弃了他的眼科医世业，逐出了他那懦弱无能的丈夫，在家里广收徒众，公然讲起学来。高场先生学问之渊博，人格之高尚伟大，也真值得人崇拜，所以教育出无数的爱国志士来。他主讲的学社规矩十分严肃，不但不许酗酒喧哗，就是躺着歪着看书都在严禁之列。他所收的弟子们多半都是志趣远大，真肯为国家出力，不爱钱，不惜死的人。这班人受了他的熏陶，又通晓英文和法政，眼光很清楚，所以从明治维新初年起，一直到现在，替他们的国家建了极多极大的勋业。尤其难能可贵的就是高场先生的徒子徒孙们，一个个只肯去杀头、枪毙，或是冻死在西比利亚（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之中，并没有做一官半职，或是发财发福的。他们的理想和事业，以及这种做法究竟是对不对，好不好，那是另一问题。至于他们这种精神，虽是我们被侵略的国民，也不能不表相当的敬意啊！
博多地方何以能产生这样的伟大人物和这许多英雄豪杰呢？这里面也有地理和历史的关系。因为这一带地方正在日本的西北端海边上，和我们中国、朝鲜遥遥相对。千年来新罗、百济、高句丽常时要和日本打仗，每次总是在这一带海岸上接触，所以这些地方的人民国家观念、民族意识特别的强烈，特别的深刻。尤其是元朝几次大举征伐日本，都是在这一带地方上岸的。犷悍凶猛的蒙古兵和投降蒙古的中国兵，倚仗着劲弩利镞和日人所未曾见过的火器，初上岸时，把日本人残害得太惨了。那时候日本几乎有灭亡之忧，博多一带的人民受蒙古的蹂躏更惨，所以至今还是深恨中国人。我自己没有到过博多，据同学们说，到那里旅行很受气。连店铺买东西或是在街上走着，被人发觉是“支那人”，就要受点侮辱，最轻的也要给你一个怒目而视。也有人和博多人辩白，说“那都是几百年前的事，于现在的中国人无干，况且那时候我们也是被征服者，一样的受蒙古人蹂躏。彼此彼此，何必记仇呢”。他们却没有闲工夫来慢慢地替我们设想，总是说“不管什么元朝、宋朝，蒙古人、汉人，总归是你们支那人干的”。古人有诗叹曰“唯有感恩并结怨，千年万载不生尘”。这话真不错。日本人把元兵杀人放火、残害日本妇女小孩的情形都深深地雕刻在岩石上，把战迹和遗物都保存陈列着，教人永远勿忘。以日本那样轻死好战的民族，又加之以这样的刺激，自然生出仇视中国人的心理来了。
高场先生既是“人杰”，又加以“地灵”，所以结社讲学的效果来得大而且快。不久就养成许多位“爱国志士”，一个个摩拳擦掌，准备厮杀了。那时候中国还没有多(少)人知道有个叫作“日本”的岛国吧——就是现在又何尝有人真知道日本——然而人家早已在那里积极进行了。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日本明治维新之初就想对外耀武扬威，一来振起国民的精神，二来也借此泯除国内的争端。元勋西乡隆盛、副岛种臣、江藤新平、板垣退助、后藤象次郎等借口朝鲜不曾报聘修好，主张出兵征讨，夷为藩属。胜安房和大隈重信等极不赞成，主张先革新内政，再向外发展。两派正在相持不下的时候，岩仓具视从欧洲考察回来，认为先要改革内政，极力排斥征韩论派，西乡一派如桐野利秋、筱原国干之流，都只有下野还乡。日本的政权从此就落到所谓“文治派”的手里。
一个千百年来死守锁国主义的封建制的国家，要改造为现代式的国家，这是谈何容易的事。国内思想不同，感情不和，尤其是利害冲突的各派当然免不了要起纷争的。福冈原是个五十几万石禄米的大藩，一旦改为郡县，旧藩主属下的无数卿、大夫、士骤然失去了地位和饭碗。古人说得好：“无私心不说公话。”这班人对内既抱不平，只好去做梁山泊式的英雄，往外面活动了。他们在国内起事都终归失败，以江藤新平那样的人物，终于殉了佐贺之乱。从明治七年起，“神风连”的暴动，秋月的变乱，荻的变乱，一直到明治十年，维新元勋德望冠乎全国的西乡带领子弟兵去清君侧，血战七八个月，到底还是被官兵剿灭了。在这些次变乱里，向阳先生的高足弟子死了不少。他自己也被官厅捕去，要办以“不应结社讲学煽起叛变”的重罪。幸好日本那时候已经尊重法律，不能随便“拉出去枪毙”，也不能任意地罗织株连，否则向阳先生和他的门徒早已一网打尽了。他们几次争夺政权都失败了之后，知道徒事内争，于国无益，就幡然变计，倾注全力对外，结果就促成了朝鲜的变乱、中日战争、日俄战争。越来越厉害，酿出现在东三省的奇变，和将来世界的大战祸来了。
高场先生的弟子们在明治维新前后，怎样的对内奋斗，我为篇幅所限，也无暇细表。单举一两件事，读者也就可以知道他们是如何的壮烈了。大隈重信做外务大臣的时候，和西洋各国磋商改订不平等条约，想渐渐地收回法权和关税自主权。向阳学社(后来改名玄洋社)的人们认为丧权辱国，可惜日本人生性带几分傻气，不会开会议决，通电全国，贴标语，散传单，喊打倒大隈的口号，只会拼命实行。有个来岛恒喜和几个同学跑到东京，争着要去刺杀大隈。来岛看别人有父母妻子，不忍让人去死，自己带一颗炸弹和家传的一口宝刀，装着一位阔官僚的样儿，在外务大臣官邸的门口邀击大隈。一弹掷去，好似晴天霹雳，把大隈的马车炸得粉碎，鲜血满地，白烟冲天，来岛以为目的达到了，从从容容地对官邸门里追出来的警官说“大臣无恙”，指着旁边的街道，说：“刺客往那边跑了，快去追赶！”一面举起右手为号，对远远看着的朋友报告事成，然后对皇宫三拜，谢擅杀大臣之罪。行礼已毕，走到墙边下，取出宝刀来，从自己颈后扎进去，用力一旋，把头颅割掉，靠着墙死了。大隈被炸掉一只脚，幸而未死，他的修正案却被这一弹炸消。暗杀这件事在道德上、法律上本都是不对的，不应该表彰提倡，但是像来岛这样全出于爱国热忱的仁者之勇，却很值得后人洒一掬同情之泪啊！此外许多别的社友，在事败被擒之后，也都能面不改色，从容就刑，不失日本武士的体面。即如江藤新平遇难的时候，西乡隆盛在城山被围，一直到死，那种照常下棋赋诗、悠然自得的神气，非有极深的学养，怎样能做得到呢？
高阳先生既归道山之后，弟子遵奉他的遗教，更加努力对外，以成其先师未竟的意志。一面组织向阳社，纠合全国“抱经营东亚之大志”的人们，往朝鲜、东三省、中国、蒙古、俄国做种种的活动。甲午以前朝鲜的东学党作乱，就全仗着向阳社的一个支派黑龙会领袖内田良平、武田范之——此公是个和尚，汉文汉诗做得很典雅堂皇——舍命深入内地，结交东学党魁全琒准，学习秘咒，歃血为盟，使得中日不能不开战，而日本必然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