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林则徐受命赴粤禁烟，是考虑到了英国方面的反应的。他在京面奏道光帝时，也确实提到向英国方面“颁发檄谕”的事。林去粤后，朝廷在道光十九年（1839年）正月初九和正月二十七日两次上谕中，均提到如果林要向英王“颁发檄谕，晓示外夷”，一定要“拟底稿具奏，经联披览，再行颁发”参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五卷，第25页。但对于如何与外国政府打交道，朝廷上下包括林则徐本人都没有任何切实的经验和认识。
1839年3月10日（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林则徐抵广州。3月18日即和邓廷
十三行街区的热闹场面
桢、怡良等共同传讯十三洋行商人，并发给谕贴二件。在谕贴中，林则徐向“夷人”表明了自己的办法以及实施这些措施的坚定的信心。林的谕贴参见《林则徐集》，公牍，第56—60页。
林则徐责令鸦片贩子缴烟： “由洋商查明何人名下缴出若干箱，统共若干斤两，造具清册，呈官点验，收明毁化，以绝其害，不得丝毫藏匿。”责令贩子具永不夹带鸦片的甘结： “声明‘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字样。”表明允许进行正当贸易： “此后照常贸易，既不失为良夷，且正经买卖尽可获利致富，岂不体面。”表明禁绝鸦片的决心： “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同时发出警告： “倘该夷不知改悔，惟利是图，非但水陆官兵，军威壮盛，即号召民间丁壮，已足制其命而有余。”
虽然最后这个警告多少有些夸张，但林则徐办事的策略、风格已经表明他与前面办理鸦片事务的大臣是迥然不同的。“夷人”和中国的鸦片贩子是否意识到这点呢？他们很认真地研究了呈缴鸦片所能给付的代价，敷衍地交出1 037箱鸦片。林则徐对此显然是不满意的，他下令捉拿大鸦片贩子颠地，未获。
中外烟商显然低估了林的决心和个性。在和十三行洋商会谈时，怡和行洋商伍绍荣妄图“以家资报效”（行贿于林则徐），林更为愤怒，说： “本大臣不要钱，要你脑袋尔！”转引自杨国桢： 《林则徐传》，第220页。可以想象林则徐雷厉风行的举措对广州商政各界造成的巨大冲击。
3月23日，英国领事义律由澳门抵广州，把颠地带入自己的办公室庇护，干预中国方面缉拿颠地的正当措施。此举是英国官方正式介入林则徐禁烟政策的标志。双方可能并没有意识到正在卷入不可收拾的局势。
较早的林则徐虎门硝烟图
林则徐下令“封舱”，对外国货船，从即日起，“一概不许上下货物，各色工匠、船只、房屋，不许给该夷人雇货”《林则徐集》，公牍，第61页。 并令英国人及其他外国人遵照前谕缴烟、具结。又撤退“洋馆”中的中国雇员和仆役，并断绝“洋馆”和外界的交通。
林则徐封锁商馆，迫使义律屈服，从政策执行的角度而言，是在坚定地执行朝廷的指示。而义律固执地把林则徐的措施和大英帝国的名誉和利益纠缠在一起，有意提升对抗的性质。比如，他给外商们打气，说： “我要和你们在一起，直到我最后的一息。感谢上帝，我们有一只英国军舰（虽然是很小的）在外边，并且由一英国军官指挥。”《林则徐传》，第225页。并且在3月27日晨6时，在决定缴烟的说明中，把缴烟说成是英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行为。他宣布“以不列颠女王陛下政府的名义并代表政府，责令在广州的所有女王陛下的臣民，为了效忠女王政府，将他们各自掌管的鸦片即行缴出，以便转交中国政府”，最关键的是，他“将从事鸦片贸易船只置于本人指挥之下”同上书，第228页。 最终他们缴出鸦片20 283箱。但林则徐的禁烟政策，也由内政转为外交，中国将面临英帝国的武装挑衅。
1839年6月3日至25日，林则徐把收缴的鸦片在虎门海滩销毁。此前义律带着已经具结的一些鸦片贩子（包括颠地等人）和所有英国人，离开广州前往澳门。鸦片问题看似胜利了结。
在销烟期间，清廷还颁布《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三十九条，并通令全国遵照施行。销烟完成后，道光帝对林则徐汇报工作的奏折批示说： “可称大快人心一事。”《林则徐年谱》，第220页。
林则徐的正义举措在当时不仅得到朝廷的赞许，也得到包括美国传教士办的《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英文期刊的公正的评价。虽然总体上而言，美国并没有介入中英鸦片问题的纠纷，但美国传教士们还是发表了他们的见解，由此可以看出当时鸦片走私及处理该问题确实是正义的行动。从道义上和法律上，林则徐都是正当和正确的。《中国文库》在1839年5月（第8卷第1期第1篇）发的这篇文章非常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下面摘录部分内容供研究全文参见广东省文史研究馆译： 《鸦片战争史料选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8—145页。
首先，它认为鸦片问题非常重要。“鸦片问题本身的重要性（它密切关系到使人最关注的与中国将来交往的问题），过去我们经常讨论它，现在我们仍然不能不把它摆在这一卷的首位。那高级代表，‘天朝的钦差大臣’，在其皇上的名义之前立誓，不顾自身的成败利钝，都要解决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由于这危机牵连着非常重大的商业上、政治上、道德上的利益，因此无论这场戏何时收场，我们总觉得有责任从各方面加以分析，作出恰当的评论和推断，以满足急于探询的读者。”
接着，此文分析了当时中外“贸易”关系危机的几个原因： 第一，我们不能不归咎于西方国家对东方国家在政治和商业关系中的不道德上面。鸦片贸易的起源及其迅速发展，都出自这个原因……若不是那“天朝”的大力干涉，既使我们惊奇，又使我们悲叹的，中国的白银逐年俱增地流入印度，以换取“毒液”，至财源耗尽时，中国就非丧失其独立帝国的地位不可了。
英国号称开明的、基督教的国家，竟然种植一种罪恶的媒介物，甚至以此牟利……鸦片走私长此下去，必然成为戕生、荡产、败德的罪恶根源。吸食鸦片，中国人视为最丑恶的行为，最巨大的灾难，使全国人民遭受痛苦。
招致当前危机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不信帝国政府禁止此项贸易的愿望的真诚……对我们来说，我们并不怀疑，三十九年前第一次禁烟（其实中国政府下令禁烟到此时已有百年历史——本书作者），帝国政府就诚意表明要防止当时已经发现正在流行的恶习。那禁令也许已奏报皇帝陛下作为付诸执行。不久，这种事便沉寂下去了。但随后事实逐渐加以证明，恶习依然存在，仍在流布，于是颁发新告示，制订新法律，以抑恶习而保人民。可惜的是，由于当地官员的懦弱、贪污，以及外国人的教唆而变为失效……今非昔比，帝国的决心已经明白宣示。吸烟祸害的帷幕只拉开一些，暴露出来的毒害就使人触目惊心了。然而，我们不得不相信，暴露出来的不及真相的二分之一，不，其实不及千分之一。
最后一个原因（虽然还有许多小原因），是西方政府对此间局势的发展无动于衷。诚然，一些西方国家力图达到商业上和政治上的目的，而派遣大使、船舶等到这里来，然而，非常遗憾的是他们没有作出适当的努力去建立一个高尚的外交可以依靠的基础，即高尚的、无可指责的道德品格基础。最后，该文对于如何和中国正常交往，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建议。它认为“与中国交往的历史，开始翻开新的一页”。这种认识，也可谓旁观者清了。下面这些就是该文提出的愿望： 第一点，应当记下，我们全体居留侨民，采取忠实、高尚、基督教徒的行为标准，对邻人的懦弱加以怜悯，而不是利用他们的懦弱作为诈取、嘲笑的对象……商业道德的提高，显然具有广泛的重大意义。它给予中国人的影响，也会产生巨大的良好的效果。
第二点，应当记下，在新的历史的第一页，一切与东方有商业关系的西方国家，决心坚持与中国作公平正直的交往。直接公然造成已被中国人斥之为罪恶的行为，又在中国政府一再明白抗议下，仍将鸦片运入中国，那就充满祸根了……那么，除了坦诚认错，老实赔偿之外，没有其他补救办法。特别是英国对中国负有赔偿义务。她是首犯，应让她做第一赔偿者……中国的巡逻艇，在忠实而和平地执行任务时，经常遭到私运鸦片的外船开枪射击，这难道是公正的吗？
第三点，我们应当有一个时代，而且这个时代已经到来，它的标志就是，努力以西方世界联合起来的道德力量，用不可抗拒的压力，去冲破长期以来把中国和最文明最和平的基督教各国隔绝开来的高墙。这最后一个意见，充满着圣战的味道，但通篇文章仍然在从一个基督徒的角度、道德的角度反思西方对华关系，尤其是它指出了西方的责任，并点名要英国首先赔偿，不能不说是公允的判定。
该文最后主张西方使节联合向中国“和平地提出公平正当的要求，直到接受为止”，此举并没有出现，它所期望的“那结局必定是荣誉的和满意的，结果对大家都是最好的”，也没有成为现实。因为英帝国已经迫不及待地要用武力解决问题了。
在从虎门销烟到英国舰队到达广州以外洋面实施封锁，林则徐在一系列的交涉中展示了自己的对外交涉能力和认识，主要集中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 要求惩办英国水手，表明林则徐对中国法律管辖权的保护意识。
1839年7月7日，一群英国水手在尖沙咀村酗酒作乐，中国村民林维喜被英国水手用木棍击中致死。12日，林则徐获报告，立即决定派新安县知县去查办。获得证据后，林则徐派员到澳门，谕令义律查明并交出杀人凶犯，由中国官府审办。义律蓄意破坏中国法制，拒不交凶，并称按照英国律例，已经“秉公审办”。
8月15日（七月初八日），林则徐等下令封锁澳门，禁绝柴米、食物运入澳门，撤退买办工人，并以在澳门寓居的英国人既不进口贸易，即不应逗留澳门为理由，驱逐义律等出澳门。《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八卷，第4页。次日，林则徐根据中外律例，义正词严谕令义律说： “查该国尚有定例，如赴何国贸易，即照何国法度，其例甚为明白。在别国尚当依该处法度，况天朝乎？”“犯罪若在伊国地方，自听伊国办理，而在天朝地方，岂得不交官宪审办？从前内地所办命案夷犯，历历有据，各国无不懔遵，岂义律独可抗违此例乎？若杀人可不抵命，谁不效尤？倘以后莫夷殴死英夷，或他国殴死英夷，抑或华民殴死英夷，试问义律将要凶手抵命耶？抑亦可以不抵耶？”《林则徐集》，公牍，第129—130页。
林则徐援引国际法习惯中之属地管辖原则处理中外纠纷，是中国士大夫觉醒的表现。他的国际法常识来自瑞士人滑达尔于1758年写成的《各国律例》。为了采取正确的、合适的对策，林则徐在处理林维喜案时组织翻译了这本书。通过这种译书活动，林则徐主动而迅速地向近代思想迈进。
8月25日，当义律一再拖延，拒不交凶时，林则徐谕令他第二天下午撤出澳门。57家英国人在10天内全部撤出澳门，暂居趸船上。
（二） 要求外商“具结”，一方面表明林则徐重视法律，另一方面也表明他轻信外商“守信”。
林则徐在缴烟之后，下令恢复贸易，但是必须“具结”。所谓“具结”就是要求外商作出服从中国法律，不夹带鸦片的书面保证。林则徐的“具结”要求反映出他对中外关系大局的认识还是理性的。他认识到外商“惟利是图”，即使不卖鸦片，由于“专作正经贸易，而其所谓三倍之利者自在”，他们是不会轻易放弃对华贸易的，不如就此用“具结”的方式把外贸关系纳入法制。
但义律针锋相对，故意不准英商具结。6月12日，英商在澳门集会，表示他们不赞同任何人“违反总监督的严格命令而把英船或英货驶运广州”马士：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册，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64页。义律声称： “他必须等候本国的训令”，“他非但不能认可，而且甚至于不能准许任何英国商人或船主出具甘结，在没有证人的证据又不经审讯的情况下，就先行承认新法令所规定下来的处分。”同上书，第175页。
6月23日，林则徐和邓廷桢颁布管理外商外船新章程，并且不顾义律的再三抵赖，向外商发出甘结式样，要求外商严格执行中方的贸易管辖政策。
此后因发生林维喜案，义律拒不交凶被逐出澳门，具结事也无法执行。
林则徐如此坚持要外商具结，很大程度上是他坚信洋商守信。他认为“是以臣等此次痛加呵责，不但不敢狡辩，并闻退无怨言，是外夷亦有天良，尚非不可教诲”《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50页。 并认为义律交出鸦片证明了“夷人”守信。他说： “至出结一节，若论寻常吏事，原恐习为具文，而臣等体察夷情，最重信字……迨义律禀缴二万二百八十三箱，或疑其言未必能践，而深悉夷情者咸决其必无失信，嗣果缴清烟土，有赢无绌，是其不肯食言，已有明验。”《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00—701页。
（三） 林则徐不主张全面封关禁海的闭国政策，说明他认识到时代的变化，具有开放的眼光和勇气。
林则徐处理鸦片问题，面临着区分“良夷”与鸦片贩子；正当贸易和走私；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复杂问题。在英国等国商人交出鸦片后，林则徐上奏暂缓“断绝互市”： “惟现在各国夷商，业经遵谕呈缴烟土，自信仰乞天恩，准其照常互市，以示怀柔，所有断绝茶叶大黄， 似可暂缓置议。现已办理应手，则檄谕该国之处，似可暂缓颁行。”同上书，第512页。对于守法夷商，他不论来自何国，主动安抚。他奏称： “又如英国弯喇之船，已在口内，闻有穿鼻、官涌之役，难免自疑……复经海关监督臣豫坤，亲至黄埔验货，特传弯喇面加慰谕，该夷感激涕零。”《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705页。
及至1839年9月发生九龙海岸冲突、11月初发生穿鼻海战，道光帝对林则徐的禁烟措施表示明显不满之时，林则徐仍坚持对外商要区别对待。12月21日，林则徐上折，报告穿鼻、官涌各役的状况，林则徐的奏语和朱批在观念上明显冲突参见《林则徐年谱》，第245页。：林奏： 苟知悔悟，尽许回头。
朱批： 不应如此，恐失体制。
林奏： 坚垒固军，静以待之，亦自确有把握。
朱批： 虽有把握，究非久经之谋。
林奏： 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
朱批： 所见甚是，而所办未免自相矛盾矣。
林奏： （弯喇之船）复经海关监督臣豫坤，亲至黄埔验货，特传弯喇面加慰谕，该夷感激涕零。
朱批： 恭顺抗拒，情虽不同，究系一国之人，不应若是办理。林则徐坚持己见。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十一日（1840年1月15日），林则徐奉命断绝一切中英贸易后十天，顺天府尹曾望颜上《奏请封关禁海断绝对外贸易并设法剿办折》，提出： “今日要策首在封关，无论何国夷船，概不准其互市。彼百数十船载来之货，久不能售，其情必急，而禁绝大黄茶叶，不令商民与之交易，更有以制伏其命，彼未有不惧而求我者也。”“俾中外臣民咸晓然于圣意所在，斩绝鸦片来源，力除锢习，区区关税固不难悉予豁除也。”《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68页。
两个月后，林则徐看到了曾的奏折，他用亲自体察到的实际情况反驳曾的闭关锁国主张。
首先他认为，封关并不能真正有效地断绝鸦片走私。“且封关云者，为断鸦片也。若鸦片果因封关而断，亦何惮而不为？惟是大海茫茫，四通八达，鸦片断与不断，转不在乎关之封与不封……若如原奏所云，大小民船概不准其出海，则又不能……若一概不准其出洋，其势即不可以终日。”因此，不反封关不能阻止鸦片贸易，而且会剥夺广东人民的生活来源。
其二，他认为“专断一国贸易与概断各国贸易，揆理度势，迥不相同”。“今若忽立新章，将现未犯法之各国夷船与英吉利一同拒绝，是抗违者摈之，恭顺者亦摈之，未免不分良莠，事出无名。设诸夷禀问何辜，臣等即碍难批示。”
第三，对于“以夷制夷”的战略不利。“自英夷贸易断后，他国颇皆欣欣向荣。盖逐利者喜彼绌而此赢；怀忿者谓此荣而彼辱。此中控驭之法，似可以夷治夷，使其相间相睽，以彼此之离心，名输忱而内向。若概与之绝，则解望之后，轻易联成一气，勾结图私。”
因此，“若因英夷而并绝诸国，则不啻驱鱼。此际机宜，不敢不慎”《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十卷，第25—30页。
从奏折中可以看出林则徐已经对当时的国际关系的复杂性有了一定认识，他不仅公开首度提出了“以夷制夷”的谋略，更重要地，他反对把中国退回到闭关锁国的状态，其思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四） 在处理“夷务”过程中，林则徐的政策和思想仍然体现了他作为传统士大夫的天朝大国的幻想，这是林则徐的遗憾。
首先，从他所有的奏折、文稿来看，处处都透露出他没有真正地把“夷”放在眼里。他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英国的强大。
比如，他对英国兵力的认识是错误的。1839年9月初，他在强调“民心可用”、民可胜夷的奏折中，认为“夷兵将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其腿足裹缠，结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76页。认为英国士兵行动不便，而且还写在奏折中言之凿凿，应该是林则徐不实事求是的一个明显失误。
9月4日义律率兵船在九龙海岸朝中国兵船开炮，挑起第一次冲突。各种资料都说英军败退。这是就小规模冲突而言，英军并没有发动真正的全面攻击。此后，义律遁居海上不动。林则徐对此大惑不解，在《致怡良函》中说： “替义律没想，总无出路，不知因何尚不回头。”同上书，第230页。其实义律在等待英国政府的指示。林则徐至此还未完全理解他对英国商人采取的措施和英国政府可能的反应之间有何关系。
11月初，义律率二兵船阻止英商船具结入口，爆发穿鼻海战。林则徐报奏英舰“帆斜旗落”遁去《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十一卷，第29—30页。， 确有其事。窝拉疑号的船首及帆樯遭到很大破坏，连舰旗也被击落了。另一只英舰海阿新号在后面，所受损伤不大。但中国方面的损失是： 29只兵船几乎全部受到损坏，战斗后能勉强开动的只有3只。另中国方面士兵阵亡15人。参见陈舜臣： 《鸦片战争实录》，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06页。 林则徐不仅过高地估计了清军的战斗力，而且不提中国方面的实际损失，显然是有意遮掩，这样的报告会给中央决策带来严重的错误信息。这有他自身的考虑，也是天朝大国思想作祟。
最能体现林则徐天朝思想的，是他草拟的《致英国国王檄谕》（道光十九年六月二十四日）。《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43—646页。道光帝批示“得体周到”，林于十二月十四日（1840年1月18日）命英船弯喇号回国时带去。
林则徐在奏折中说，之所以此时拟就致英国国王的檄谕，是因为“此次既颁新例，自应宣示重洋，咸使怀德畏威，迁善远罪”，其目的和手段是统一的。即一帮坏夷人我们已经处治了，现在颁布新规矩，天下各国要好好遵守。我们的重大疑问是： 为什么从一开始没有没法和对方国家的最高层沟通呢？
奏折中反映出林对国防形势有一定认识，但不明确和准确： “但米利坚（原文凡外国国名、人名均带‘口’字旁）并无国主，只分置二十四处头人，碍难遍行传檄。英吉利国现系女主，年纪亦轻，然闻号令系其所出，则该国似宜先颁檄谕。”
林则徐说： “洪惟我大皇帝抚绥中外，一视同仁，利则与天下公之，害则为天下去之，盖以天地之心为心也。贵国王累世相传，皆称恭顺，观历次进贡表文云： 凡本国人到中国贸易，均蒙大皇帝一体公平恩待等语。窃喜贵国王深明大义，感激天恩，是以天朝柔远绥怀，信加优礼，贸易之利垂二百年，该国所由以富庶杀者，赖有此也。”接着，用大段的篇幅阐明了中国禁绝鸦片及鸦片贸易的理由，要求英国方面遵守。最后说道： “我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然不忍不教而诛，故特明宣定例。”檄谕的措辞和乾隆、嘉庆两朝对英国国王的谕旨一样，表明中国天下共主的地位，只是表达了更为严厉的威胁性意见。
战争开始后，1840年8月初，定海失陷，林则徐在奏折中高估了民众的杀敌能力，认为： “该县周围二百余里，各村居民总不下十余万众。夷匪既在岸上，要令人人得而诛之，不论军民人等，能杀夷人者，均按所献首级，给予极重赏格。”又再次低估了英兵： “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以手刃数夷，即乡井平民亦尽足以制其死命。”《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61页。
林则徐用百姓抗夷实属没有办法的办法。但这种“人民战争”的策略其条件不成熟： 一是敌人并不以征服、占领国土为目的，而以打击我方统治者的意志，迫使其降为目的，故此英兵从海上攻击通达战略目的的目标即可，不去陷入内地的战争。从战略上使准备不足的中国失去全面抗战的条件。二是英兵当时的战斗力与清军的战斗力是时代的差异中英军事力量的差异，参见茅海建： 《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民众在海边抗英难道比清朝正规军的战斗力强吗？三是当时中国长期的自然经济发展使得民众多有浓厚的乡土意识而缺乏统一的、全民族的抗战意识，民族主义情绪没有普遍地成为全民的意识。而英舰的移动速度，不仅绝对超过了官方军报的速度，更不用说通过宣传并有效地组织各地的抗英斗争了。林则徐的局限性是中国长期封闭发展导致的局限性的缩影，实非他一人之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