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糟糕的是，在双方胜败尚未分明的时刻，陈友谅部下的两员重要将领——左右金吾将军又先后率兵投到朱元璋的阵营。这可能使草莽气息颇重的“大汉”皇帝陈友谅顿时陷入了一种焦躁之中。于是，在随后的一次激战中，这位焦虑得已经失去镇定的皇帝掀开自己旗舰的帘障查看战况，结果，被一支不知发自谁人之手的箭矢一箭射中眼睛，并贯穿头颅，当场死亡。就这样，其统帅的六十万大军，在占据了天时、地利和人数上绝对优势的情形下，死的死，逃的逃，降的降，只有很少一部分跑回了大本营。建国仅仅三年的“大汉”国，不久便土崩瓦解。
从众多史料的记载来看，陈友谅雄心不小，胆量极大，而且也不乏以权术驾驭部下的能力。因此，很短时间里，便迅速整合出一个在割据群雄中土地面积最大、人口与兵力最多的“大汉”国，一时间相当咄咄逼人。
从投身造反开始，到自立为“大汉”皇帝，他只用了不到十年时间。这种顺风顺水，可能造成了他极好的自我感觉，以为自己真的是天之骄子，天命所归。于是骄横自负，甚至在处理事关重大的军国大事时，都显得相当粗疏草率。
显然，此人综合素质中的重大缺陷，是导致其毁灭的致命伤。他似乎从来没有过谋定后动、事缓则圆的深谋远虑，做起事来，常常是跟着感觉走，事到临头先干了再说。很有点儿拿破仑“先投入行动，然后再见分晓”的气概。可惜，他不是拿破仑，他没有拿破仑的政治、军事天才，好运气也不会永远笼罩在他的头上。事实上，以我们今天特别常见的事例回望历史，这种现象并不难理解。或者反过来说，以这些历史返观今日，许多用常情常理不太容易理解的事情，便豁然开朗洞若观火。
鄱阳湖大战之前，陈友谅曾经两次率优势兵力叫板朱元璋，结果，全部由于他的寡谋躁动、大而无当而一败涂地。
取得这两次胜利之后，朱元璋曾经在军事上走过一着绝大的险棋。这一险着如果被对手拆破，将完全可能导致朱元璋全军覆灭死无葬身之地。后人也肯定会将其讽之为军事上的巨大战略错误。可是，倘若他行险成功，则会使他在政治上、军事上均获得相当大的战略纵深与回旋空间。
事情的大体经过是：
当时，红巾军分为东西两系，西系是徐寿辉所领导的天完国一系。东系则以韩林儿、刘福通为首，以复兴大宋为号召，国号就叫大宋，主要在今天的河南、山东等北方地区与元朝苦斗。朱元璋的部队至少在理论上、名义上是隶属于这一系红巾军的。事实上，正是由于东系红巾军的纠缠，元军无暇顾及，朱元璋们才有可能坐大。因此，东系红巾军承受了元军主力的主要攻击力，成为了朱元璋的北部屏障与防火墙。
即便如此，朱元璋在整个大势中占据的位置并不是很好。他以应天府即今日南京为中心的根据地，东部与东南部有张士诚，西部与西南部有陈友谅。朱元璋时时处于两面夹攻的忧患之中。
此时，与西系红巾军一再内讧一样，东系红巾军也连续发生自相残杀事件，加上缺少正确而强有力的战略部署与指挥，一度相当强盛的东系红巾军，在元军的打击下日暮途穷。为此，朱元璋曾经彷徨观望了很久，甚至已经准备效仿张士诚的韬晦之计，即明里投降元朝廷，暗中保存实力。为此，他曾经多次与元朝廷和元军统帅眉来眼去。谁知，正在韩林儿与刘福通行将崩溃的时候，元朝廷内部也由于决策层内讧，导致最重要的领兵将领互相厮杀起来。朱元璋这才放弃了接受元朝廷招安封赏的计划。
然而，正在朱元璋松了一口气的时候，张士诚却突然发大军团团包围了韩林儿、刘福通所在的安丰，亦即今日之安徽寿县。刘福通一面苦苦支撑，一面派人飞赴南京，向朱元璋征兵解围。
朱元璋所走的重大险棋就发生在此时。
这件事发生在公元1363年，即元至正二十三年二月到三月间。朱元璋不顾他最重要谋臣刘伯温的极力反对，决定亲自率重兵救援安丰。他的理由是，失去安丰，南京就失去了屏障，救援安丰就等于保卫南京。而且，在朱元璋的部队里，人们还普遍将小明王韩林儿看作自己的教主与君上。刘伯温反对的理由则是，从政治上考虑，没有理由去救那个有名无实的“大宋”皇帝韩林儿，救他出来，反而平白给自己找来了个婆婆，今后很难处置；从军事上考虑，假如此时陈友谅乘虚而入，则腹背受敌进退失据，全军将立即陷入极其凶险的境地，实有不可测之祸。
朱元璋不听，执意率大军出发了。当时的情形，至少对于刘伯温来说，显得相当悲壮且令人绝望。
谁知，与朱元璋走出的险棋相比较，此时的陈友谅却走出了一步愚蠢得无以复加的、真正的臭棋。从而错过了仅有的一个机会。从此，对于他来说，一切都无从谈起了。
当此时，陈友谅已经基本完成了近乎孤注一掷的战争准备——征集了达六十万之众的庞大兵力，制造了至少一千艘以上的庞大战舰，筹集了充足的粮草军需。这时，假如他乘南京只有老弱病残守备的形势，出鄱阳湖口，沿长江顺流而下，直抵石头城的话，那么，朱元璋所率领的部队，将会没有任何选择，立即陷入前有强敌、后路又被更强大的敌人截断、惶惶如丧家之犬的境地。
过去，陈友谅曾经试图联合张士诚按此方略夹击朱元璋，却由于张士诚拖泥带水，犹犹豫豫，表面老奸巨猾，实则目光短浅而夭折。张士诚的心理，很有可能和我们今天在商场上看到的一样，如果竞争对手主动提出联合起来做一件事，如果做这件事对自己有好处，但是对竞争对手也有好处的话，那就宁愿自己不要这个好处，也不能让对方得到好处。于是，我们时常能够看到的一个结果就是——双方共同的竞争对手——可能是国内的，也可能是外国的——发展起来，再回过头来将他们各个击破。张士诚可能就是这么一种心态。
两面夹击朱元璋，这是陈友谅做梦都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
面对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天赐良机，陈友谅却真的像一头蠢驴一样。
二月初二，安丰被围；
三月初一，朱元璋率大军救援；
三月十四日，被救出的小明王韩林儿下达制书表彰朱元璋的祖孙三代。
在前前后后长达一个半月时间里，陈友谅始终无所作为。
这时，从安丰回军的路上，朱元璋在情绪冲动之下犯了一个真正的错误，派徐达、常遇春率大军主力围攻属于张士诚的庐州，就是今天的安徽省会合肥市。结果，久攻不下，主力部队师老于坚城之下，进退两难。陈友谅对此同样视而不见。
等到四月初，陈友谅这时才开始动作了。他率领真正庞大无比的舰队浩浩荡荡、遮天蔽日地出发了。然而，方向却是完全相反的江西南昌。我们无法知道这厮到底是怎么想的，只能推测，其真实的意图大约不外如下几点：其一，北上之前，先要南下，拿下南昌，以解除后顾之忧；其二，南昌曾经是他的地盘，被他的手下投降后献给了朱元璋，他要惩治这几个家伙；其三，南昌当时叫洪都，曾经被改名为龙兴府，意思是真龙天子开基立业之地，他要把它夺回来以应“龙兴”之名。
然而，与上述时机比较起来，所有这一切理由显然全都不能称其为理由，哪怕再加上十条二十条类似不类似的理由也罢。但是陈友谅就这么干了，留下了一个让人完全一头雾水，永远无法理解的谜。
此后，陈友谅的大军在南昌孤城下一待就是八十五天。按照古人的说法，“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在这八十五天时间里，一方面攻坚不下，已经足以将一支六十万人大军的粮草、士气消磨得差不多了。
另一方面，朱元璋则做完了自己想做的几乎所有事情。他安顿好了大将谢再兴叛变带来的麻烦，从从容容地改正错误——将徐达率领的、被拖在庐州城下达数月之久的主力部队撤回南京，做好战争准备；然后，从从容容地率领大军誓师出征，逆流而上，直入鄱阳湖。甚至还有史书记载说，在此期间，他令刘伯温做媒、自己亲自主婚，把徐达从进退两难的合肥城下召回南京举行婚礼，将该人心仪已久的一位女士嫁给了这位大将军做新娘。最后的结果是，朱元璋反断掉了坚城之下陈友谅的后路。从而，扭转了战略态势上的被动局面。
在亲自率兵救援安丰和以主力大军围攻庐州的长达几个月时间里，朱元璋与刘伯温始终处于焦虑之中，生怕陈友谅的大军从背后杀将出来，导致腹背受敌的局面。然而，没有。陈友谅始终没有利用这一制敌于死地的良机，随着鄱阳湖大战的到来，注定他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就这样，由于陈友谅的愚不可及，朱元璋的冒险失误反而变成了极为高明的一着。与陈友谅的弑主自立比较起来，朱元璋的这一手显得特别深明大义。他占尽了政治上的好处，这种好处对他的帮助太大了，直到他站稳脚跟，最后将捏在自己手里已经失去作用的傀儡皇帝韩林儿沉入江底。
相形之下，刘伯温一心为朱元璋打算的主意，反倒被衬托出一种逢人之恶的、小家子气的阴暗气息来。
在此期间，张士诚的没出息也表现得淋漓尽致。
当朱元璋与陈友谅在鄱阳湖上打得昏天黑地、三十六天难解难分时，加上行军路上的时间，同样给这位张王留出了将近一个半月的时间。而且在此之前的四月份里，还曾经发生过朱元璋手下独当一面的重要将领、大将谢再兴率部叛投张士诚的事件。即便如此，这位张士诚却优哉游哉，似乎抱定了坐山观虎斗的宗旨，没有什么像样的作为。假如此刻他以自己所拥有的、无论如何都还不算弱的至少二三十万大军，出兵直捣近在咫尺的南京的话，后来的局势怎么发展就很难说了。
朱元璋与刘伯温曾经对此同样相当忧虑。
然而，虎狼就在咫尺之间，空虚的家园却平安无事，让人根本无法明白张士诚这厮究竟在想什么。事实表明，朱元璋与刘伯温的这种忧虑显然是高估了张士诚的智商与情商。此后，随着陈友谅的“樯橹灰飞烟灭”，原属“大汉”国的广大土地迅即落入朱元璋之手。张士诚立即陷入在这广大敌国土地的包围之下，变成了砧板上的肉，唯一的前途，就是等着人家拿刀来剁了。
张士诚的那位丞相弟弟张士信倒是至死都很风雅。
徐达率领大军包围了苏州城后，这位负责守城的大丞相命人在城头搭起帷帐，时不时在姬妾陪伴、诗酒唱和中，体味着笑对百万雄兵的快感。
公元1367年，即元至正二十七年，六月初七。这一天，对于张士信是个不折不扣的黑色日子。此日，苏州城已经被围困半年多了，全城异常困顿。他在帷幕里吃饭，餐后水果是一盘水蜜桃。他伸手拿起一个桃子刚要吃，突然一个飞炮打来，准准地在帷幕上炸响。硝烟散尽，人们发现丞相的脑袋整个被炸飞了。
心平气和地看，对于势焰熏天的这样一位风流丞相，就此风吹雨打去，可能是他最好的归宿。
从上面的事迹中，我们知道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们进行的是一场标准的中国式政治博弈。
这种博弈的名称，古人管它叫：逐鹿中原。
该游戏的规则是：不择手段。
其竞赛方法为：以暴力在肉体上消灭对手。
参加博弈的条件为：尽可能大的军事力量。
博弈的结果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博弈的筹码则是：以自己的身家性命和千百万将士百姓的累累尸骨，博取全中国的河山与人民。
中国人对在此游戏中胜出者的奖励，可能是全世界古往今来所有国家和民族中最为慷慨的——一片万里锦绣江山从此将成为他一家一户的私有财产，凡生息在此土地上的人们全部成为这一家一户不折不扣的奴仆。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此之谓也。
一模一样的博弈，在中国进行了至少两千几百年。于是我们知道了诸如刘汉、李唐、赵宋、朱明等等称谓。
二百七十六年之后，当朱元璋创建的大明帝国已经土崩瓦解，他的子孙、大明崇祯皇帝朱由检已经吊死在景山的树下，那位打开天下第一雄关、导引清军铁骑杀向北京的吴三桂，还在自己讨伐李自成的檄文中，义正词严地写道：“请观今日之域中，仍是朱家之天下。”
时在公元1644年5月。
与此相映成趣的故事，则发生在广受国人爱戴的郑成功身上。
公元1659年，即清顺治十六年七月，郑成功率大军溯江而上，直薄石头城下。在南京仪凤门，郑成功与文武官员登岸遥祭太祖朱元璋的明孝陵。这位真正的民族英雄挥笔写下了《出师讨满夷自瓜州至金陵》诗。
诗曰：
缟素临江誓灭胡，雄师十万气吞吴。试教天堑投鞭渡，不信中原不姓朱。
翻检世界历史，我们知道：
——由此向前推十八年，即公元1641年，英国国会向国王查理一世提交了《大抗议书》，斥责国王的种种不法行为；——由此向前推十七年，即公元1642年，英国革命轰然爆发，克伦威尔领导的国会军向国王及其军队宣战；——由此向前推十年，即公元1649年，查理一世国王被送上断头台，英国人民宣布成立共和国。
列举出这样一个参照系，并不是为了以今人的眼光苛求古人。诚如我们所知，任何历史都是在其当时的条件下发生的。因此，研究这些历史，也就只能将其放回到当时的条件下去进行，分析其形势与作为，以裨益于今日。若以今天的标准衡量古人，毫无疑问是可笑的，没有任何意义。
但生活在今天的中国人，或许可以通过这个对比，注意到一个特别简单的事实，当地球上另外一个世界里，发生着将国王交给人民审判并最终送上断头台这样翻天覆地的大事变时，我们则在这一年——公元1644年，跪拜到了一个新的主子面前，诚惶诚恐山呼万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