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诗歌起源很早，对诗歌的正规学习，至少在战国时代就纳入了教育的规定内容。成人和孩子，官员和百姓，都要学诗。至于“诗学”这个名词的产生则要晚得多。从“学诗”到“诗学”，经过了长久的积累；在中国，潜在的诗学比体系严密、观念明确的诗学，历史要漫长得多。前些年曾经有文章介绍说：在中国较早使用“诗学”这一名称的是元代范德机的《诗学禁脔》。这个说法不很确切，从文献学上讲，《诗学禁脔》产生的时代和它的著作权都是有争议的。而比这本书早几百年，在唐代元和三年，也就是公元9世纪初年，有位叫做李行脩的进士，给唐宪宗李纯上了《请置诗学博士书》。这是一封长篇奏议，也可以看做是一篇理论文章。作者十分郑重地建议朝廷专门设立诗学博士，也就是要加强对诗的专门研究。博士是一种官职名称，是学官。唐代原有律学、算学、书学等方面的博士，都是些应用性的学科，而李行脩建议增加诗学这一门，有点儿如今之所谓“弘扬人文学科”的意思。其中所说的“诗”，既是指“五经”之一的《诗经》，又不仅仅限于《诗经》。比如，他说屈原“颇得诗人之风”，说扬雄和司马相如“文虽有余，不足称也”。所以，他希望建立的“诗学”，不限于《诗经》学，而是指有关古代诗歌的学问。他说，汉武帝早就把《诗经》之学立于学官，但是只重视章句而忽视了比兴。李行脩的批评切中要害，汉代研究《诗经》的学者很多，那时的诗学等同于《诗经》学，有齐、鲁、韩、毛四大派，专攻于此的学者难计其数，但大都是做文字的训释，不注意诗歌艺术性的剖析和诗歌意味的领会；对《诗经》各篇意旨、意味的解释，又大都从教化观出发，多牵强附会之说。李行脩这篇奏议还提到唐代有刘迅其人，“说诗三千言，言诗者尚之”。宋代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三加以考证，说刘迅“取《房中歌》至《后庭斗百草》、《临春乐》、《小年子》之类，凡一百四十二篇，以拟《雅》章；又取《巴俞歌》、《白头吟》、《折杨柳》至《谈容娘》以比《国风》之流”。可见，唐代的“诗学”的研究对象，不只是文人诗歌，还广泛涉及民间歌谣。李行脩的意见没有被皇帝采纳。据《资治通鉴·唐纪》记载，二十多年之后，唐文宗李昂也曾有意设立诗学一科，但用意与李行脩不一样，大约是要以诗取士：“上好诗，尝欲置诗学士。李珏曰：今之诗人浮薄，无益于理，乃止。”这位大臣认为，以诗取士不可能发现有用的人才。其实，那是唐代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元稹等人活跃的年代，只是这些文学家不受当朝权贵的欢迎，更不会受到重用罢了。虽然各个朝代、每个皇帝对于诗歌、文学、艺术的喜好程度不同，唐代以及唐以前的魏晋南北朝，学者们对于诗的研究、对文学艺术的研究，还是一步步细致、深入。从战国时代直到晚清，中国存在着绵延久远的诗学传统。
在中国古代，对诗学有深浅广狭的不同理解，归纳起来，主要有关于《诗经》之学、关于如何做诗之学和关于诗歌之学三种不同的含义。被司空图高度评价、又被《四库全书提要》称为“晚唐巨擘”的诗人郑谷，在《中年》一诗中有“衰迟自喜添诗学，更把前题改数联”之句，明显地把诗学说成是作诗的技巧。明代周晖《金陵琐事》有“诗学”一条，记述：“嘉靖中，司寇顾公华玉，以浙辖在告，倡诗学于清溪之上。门下士，若陈羽伯凤、谢应武少南、许仲夷谷、金子有大车、金子坤大舆、高近思远，相从以游，讲艺论学，绰有古风。”“在告”是官员休假，顾华玉从浙江左布政使任上告假休息期间，与文人们切磋诗艺，这也算是诗学。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不赞成把诗学仅限于作诗法，他在《日知录》中说，“唐人以诗取士，始有命题分韵之法，而诗学衰矣。”诗歌写作技术化了，诗学就衰亡了。元代刘祁《归潜志》介绍当时文士王郁的观点：“其论诗，以为世人皆知作诗，而未尝知有学诗者，故其诗皆不足观。诗学当自三百篇始，其次《离骚》、汉魏六朝、唐人，近皆置之不论，盖以尖慢浮杂，无复古体。故先王之诗，必求尽古人之所长，削去后人之所短，其论诗之详皆成书。”这是说，诗学要建立在对从《诗经》到唐诗的经典作品的研究基础之上。清代翁方纲《石洲诗话》意见与此相近，他曾谈到，他见到的杜甫诗的古今注本有三十多种，注家多有对事实的考证，“于诗理则概未有之闻”，“惟是诗理，古今无二，既知诗，岂有不知杜者？”诗理是一般的原理，适合于所有诗歌的。懂得诗理，就懂得杜甫，懂得各种诗人的作品。“海盐张氏刻有《带经堂诗话》一编，于渔阳论次古今诗，具得其概，学者皆颇问诗学于此书。”那么，诗学就是关于诗歌原理的学问了。梁章钜《退庵随笔》说：诗话自欧阳修《六一诗话》以来，著述很多，其中“教人作诗之言，则不可多得。国朝吴景旭撰《历代诗话》至八十卷，嗜奇爱博，而尚非度人金针。余尝欲就宋人各种中，精择其可为诗学阶梯者，益以明人及我朝名流所著，都为一编，庶几为有益之书。未知此愿何日酬耳”。看来，许多学者对诗学还是有较高的要求，但在西方诗学引进以前，缺乏统一的确切定义。
最早的诗歌教育开始在三千年前，《尚书》的《尧典》中说：“夔，命汝典乐（掌管主持关于“乐”的事务），教胄子（贵族子弟），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朱自清说，这是中国诗论“开山的纲领”，也可以说是中国诗学最早的宣言。它不但显示了那时诗乐合一的状态，而且鲜明地表达了把和谐原则放在中心地位的主张。它要求文学艺术：耿直但要温和，宽厚但要严明，刚正但是不应苛刻，简易但不要傲慢失礼——以上是就传达的心理内容来说；八音克谐，则是就形式因素来说。内容与形式都要和谐，这成为此后中国诗学的基调。
《诗经》里有一些诗，直接说出创作的意图，比如《小雅·四月》说“君子作歌，维以告哀”，《魏风·葛屦》说“维是褊心，是以为刺”。这是最早对于文学创作动机的说明。所谓美刺，以后也成为中国古代诗学的重要原则。
孔子多次教导他的儿子和学生，要他们学诗。他说，不认真读诗的人，好像是面对墙壁站着，眼界、心胸会十分狭小。“不学诗，无以言”，无法在上流社会与他人交流。这是因为，在战国时代，在礼仪交往中，尤其在外交场合，人们总是引用诗句来婉转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会见、宴饮时也演唱诗歌给客人欣赏。那个时候，人们从诗歌中汲取各方面的知识，通过诗歌了解社会的现实状况，了解老百姓的心理状况，还可以获得关于自然和社会的许多知识。当时“潜在的诗学”既注重诗歌的语言形式，更注重诗歌的思想内涵。孔子和孟子还指点学生如何读诗：孔子认为，学诗要联想、推想，由表及里，“告诸往而知来者”；孟子认为，理解诗歌，不能仅仅执著于词句的字面意思，而要探寻作者的主旨。他们为中国古典诗学确立了一些重要的原则。道家的老子、庄子等人很少直接谈到文学艺术，倒是说过一些不赞成“美言”，认为“五音”、“五色”于人的心理有害的话，但他们提出的“守静”、“心斋”等等许多思想，被后来的诗学家大加发挥。
从汉代开始，学术分科渐渐明确起来。汉代学者们心目中的诗学，首先是指关于《诗经》之学，是经学的一个分支。《汉书·艺文志》介绍，鲁国的申公、齐国的辕固、燕国的韩生，都是从前代进入汉代的学者，是研究《诗经》的专家，他们各自创立一个学派。后来又有了赵国人毛苌，创立了毛《诗》学。清代唐晏所著《两汉三国学案》说，有记载的汉代有名有姓的《诗经》研究者，有一百七十多人。《四库全书》“经部”有“诗类”，所收的都是历来研究《诗经》的著作。例如，对其中宋代吕祖谦的《吕氏家塾读诗记》，编纂者在“提要”里评论说：“……诗学之详，正未有逾于此书者。”这句话中的“诗学”与“《诗经》学”是可以划全等号的。《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集，论述《诗经》当然可以列入诗学的范围，而诗学则不应当只是讲《诗经》这一部书。
古代还有一类著述，书名中就有“诗学”字样，像是前面提到的《诗学禁脔》，还有明代黄溥的《诗学权舆》、周鸣的《诗学梯航》，清代顾龙振的《诗学指南》，都是讲诗歌写作的技艺。这当然也是诗学应有的内容，不过不能算是中国古典诗学的主干。
魏晋之后，人们说到“诗”，不再仅仅指《诗经》。梁昭明太子萧统编《文选》，立了“诗”作为独立的一个部分，收录的是当时的现代诗，就是魏晋以下人所写的诗歌。正是在那个时代，曹丕的《典论·论文》说“诗赋欲丽”，陆机《文赋》说“诗缘情而绮靡”，钟嵘著《诗品》专论五言诗。刘勰的《文心雕龙》逐一讨论了三十多种文体，《明诗》一篇从传说中葛天氏时代的歌谣，讲到“近世”之作，评述诗歌流变和各种诗体。以上论者所说的“诗”，都不再专指《诗经》，而他们的著述却是最有分量的诗学文献。这类著作被《四库全书》的“集部”收在“诗文评类”，共收有六十四种著作，另外在“词曲部”还收有论词的著作。它们才是我们今天所要着重研读的诗学论著。编纂者在“诗文评类”的“提要”中说，东汉末年，文学的体裁逐渐完备，“故论文之漈出焉”。“论文”，就是对文学作理论的阐述。这六十四种中间，有曹丕的《典论·论文》，有刘勰的《文心雕龙》，都是古代诗学的经典之作。此外，还有唐代诗僧皎然的《诗式》，讲作诗的法则、格律；孟棨的《本事诗》，记录的是与诗人和诗作相关的遗闻轶事。北宋欧阳修晚年作《六一诗话》，从此诗话、词话写作成为风气，直到20世纪初王国维作《人间词话》。其中多有精当的议论，无疑属于诗学范围。郭绍虞先生说：“这类著述，在轻松的笔调中间，不妨蕴藏着重要的理论；在严正的批评之下，却又多少带些诙谐的成分。”因而适合于各种人阅读，在社会广泛流传。此外，自殷周以来，音乐与礼制密切相关，对于音乐的论述不但频繁出现于政治家和思想家的言论中，还有许多专门著作。《四库全书》有“艺术”类，其中书法理论、绘画理论、音乐理论著述属于我们上面所说“诗学”第二层含义的范围，并且历代文学家和诗论家都从中有所采撷。其中如南齐谢赫的《古画品录》、唐代孙过庭的《书谱》、宋代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宋代郭思的《林泉高致》、宋代朱长文的《琴史》，都是有价值的著述。古代诗学著作远不限于《四库全书》诗文评类和艺术类所收录的，近几十年来，研究者辑录的古代文学理论批评论著选辑、乐论选辑、画论汇编、书法理论选编……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很好的条件。
诗学还以非理论的形态出现，比如，在屈原、杜甫、苏轼、陆游的诗歌中，在历代画家的题跋中，在小说里的一些议论中，有对于诗歌、对于文学和音乐、舞蹈、绘画、书法的议论。文学作品本身隐含的作家的审美取向、审美理想，也是今天诗学史研究的重要资源。其实，大多数的作家和读者不仅从理论中接受诗学传统，而且更多地从文学艺术文本中接受诗学传统。不过，对理论有了正面的了解，这种接受会更自觉。
古代的史书常有“文苑传”，在评述作为传主的文学家、艺术家的时候，体现出文学观、艺术观，体现出对诗学的见解。例如司马迁的《史记·屈原传》、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都是影响深远的诗学文献。
文学作品往往赖文集得以广泛流传，包括总集和别集，文集的选录体现出一定的倾向，依据的是编者信奉的观念，它们作为隐性的诗学，发生很大的影响。许多文集有序或者跋，著名的如汉代王逸的《＜楚辞章句＞序》，梁代萧统的《＜文选＞序》和《＜陶渊明集＞序》，明代臧懋循的《＜元曲选＞序》，我们先读这些序文，再读其中的篇章，会增加很多的兴味。序跋把理论与对具体文本的分析紧密结合，引导读者脚踏实地去思考。
古代诗学思想不一定只存在于文学批评史、文学史上著名的经典里面，它还散见于各色各类文字中间。古代的笔记中有时有些只言片语、断简残章也能发人深思。举个例子来说，宋代罗大经的《鹤林玉露》，涉及的方面很广博，也有谈诗论文的。他曾经谈到，文学体类很多，作家往往各擅一体或数体，长于这种文学体式的可能短于那种文学体式。苏东坡是一位天才，但未必能作史；苏洵和曾巩后来都被列入唐宋八大家，他们散文写得好，写诗却显得笨拙；黄庭坚相反，诗写得妙，“散文颇觉琐碎局促”。又说，文学作品不应只是璀璨华丽，“盖读他人好文章如吃饭，八珍虽美而易厌，至于饭，一日不可无，一生吃不厌。盖八珍乃奇味，饭乃正味也”。这种不经意间的议论，更使人觉得亲切。
中国是多民族国家，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在诗学上各有其传统。例如，生活在9世纪至10世纪的维吾尔族的法拉比，被称为“东方的亚里士多德”，有《论音乐》和《诗艺》传世；16世纪的祜巴勐，有《论傣族诗歌》；道光年间蒙族的哈斯宝，有《＜新译红楼梦＞回批》……这些论著显示了各自的民族特性。
20世纪前期中国的学者们讲到诗学，多是介绍本土的古典诗学。中华书局1918年出版谢无量的《诗学指南》，大东书局1925年出版徐敬修的《诗学常识》，东南大学1927年出版陈去病的《诗学纲要》，商务印书馆1928年出版杨鸿烈的《中国诗学大纲》，直到1946年东文印书馆出版劭青的《诗学概论》，以诗学为书名的，大致如此。朱自清1931年写有《论诗学门径》一文，他申明，所说的“诗学，专指关于旧诗的理解与鉴赏而言”。同时也有译介西方诗学的，商务印书馆1924年出版王希和的《西洋诗学浅说》和《诗学原理》，就是其中较早的。朱光潜1930年代撰写，1940年代出版并一再修订的《诗论》，据他在1984年重版后记中说，这是他用功较多、比较有独特见解的一部著作：“我在这里试图用西方诗论来解释中国古典诗歌，用中国诗论来印证西方诗论……”这种中西诗论的比较、交融，符合学术发展的要求，符合社会对理论的需要。直到现在，《诗论》仍然是一部雅俗共赏而又含有许多真知灼见的优秀著作，值得细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