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来人往的北大三角地与学生宿舍区之间，一条小径将一切喧嚣阻挡在墙外。这条小路通往北京大学燕南园，数十位学术大师曾经居住在这里。
燕南园55号，位置并不十分显眼，一座精致的小院被葱茏的玉兰、海棠和翠竹掩映着。小院的主人终生致力于研究大千世界的运行规律，并取得了卓越成就；他和夫人曾倾力帮助近千位天资聪颖的青年学生出国深造，为中国的科学发展献出自己的无私与慷慨；晚年，他依然在中、美、日之间奔波，从事科研工作，并培养后起之秀。燕南园里这座宁静的小院成为老人的一座精神家园。
他，就是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先生。
年轻人需要一块自由生长的土壤
自古英雄出少年，用“神童”形容李政道应该并不为过。1943年，因抗日战争未能完成中学学业的李政道以同等学力考入浙江大学物理系，师从束星北、王淦昌等教授。1945年，战火的蔓延令他转学到著名的西南联大，在这里遇到了对他“影响最为深远”的吴大猷教授。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酝酿选择国内数学、物理、化学三个领域的三位顶尖教授，以及各自率领的两位年轻学者，组成三个小组，赴美学习原子弹制造技术，以助国防。物理组组长吴大猷毫不犹疑地挑选了门下求知欲望高涨到“奇怪的程度”且天资极高的李政道，而那时的李政道还只是一个本科在读生。然而，由于原子弹的相关技术属于绝对机密，美国拒绝向任何国家做任何形式的透露，此计划也便在一行人赴美后不了了之。尽管如此，眼界极大开阔的李政道从此在科学之路上越走越宽。
1946年夏，还在读本科二年级就随老师来到美国的李政道通过严格的考试，被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破格录取，师从世界级物理大师恩里科·费米（Enrico Fermi）。为此，他常笑称自己“既没有中学文凭，也没有大学文凭”。更令人惊叹的是，仅仅三年之后，李政道便以“有特殊见解和成就”获得博士学位，其时年仅23岁。
之后，李政道的事业如同装上火箭助推器般飞速发展。29岁，他成为哥伦比亚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教授。1957年，31岁的李政道与杨振宁凭借发现弱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现象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是华人首次获此殊荣。
一连串的惊人成绩无疑证明了李政道过人的天赋。偌大的中国并不缺少“神童”；这些天赋异禀的孩子吸引了太多艳羡的目光，并被社会寄予厚望，十一二岁便考上名牌大学的故事屡屡见诸报端。其中，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便成为一个延续了三十多年的奇迹；多数人或许并不知道，“少年班”恰恰是在李政道的倡导之下成立的。
“每个孩子都是一朵花，就该让它自然地成长。揠苗助长是不行的，但更不能打压它。”同样天资聪颖、少年成名的李政道对这样一个简单却深刻的道理有着切身体验。在吴大猷先生门下时，吴先生很多时候只是为他推荐参考书和题目，询问或指点一下他做题的步骤。然而，凭着热爱和天赋，李政道异常勤奋，思维亦是敏捷非常，令吴先生叹为“奇才”。没有过多的外界干涉和诱惑，李政道只是听从了自己的兴趣，找到了自己的长处，并孜孜不倦地追寻下去，在物理世界中开拓出崭新的天地。这个道理浅显易懂，然而却少有成功实践者。面对下一代时，我们望子成龙，难免揠苗助长，甚至剥夺孩子的兴趣；而当我们面对自己时，能够真正服从自己意愿的人也并不很多。我们或许就在这样的迷茫和压制下扼杀了无数天才，也错过了成就自己的机会。
当年，李政道建议设立“少年班”以培养基础科学研究人才，是忧心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教育损失和人才断层。如今，人们开始忧心于“天才少年”是否有足够的情商以及适应社会、独立生活的能力。“人的心理年龄是与生活环境和经历密切相关的，但总要和年龄相适应。”李政道这样说。的确，30多年前的中国处在一个轻视知识、埋没人才的时代，“少年班”的出现为那些有着特殊天赋的孩子创造了一块满足求知欲的自由土壤，并得以改变其命运；“少年班”发展到今天，其理念上的意义或许已经超越了形式本身，即发现天资聪颖、潜力巨大的孩子，并培养他们在自己热爱和擅长的领域中更好地发展。
随着社会竞争的日益激烈，我们希望避免“天才少年高智商、低情商”的现象，但过于少年老成也不是什么好事。在李政道眼中，发现年轻人的兴趣和特长，鼓励他们自由发挥，并为他们指点方向总是第一位的。即使他们稚嫩一些、青涩一些，也会在更广阔的天地间得以飞速成长，关键在于他们是否有正常的心理状态和生活态度，而非指望他们在成人的世界里生活得游刃有余。自然、乐观、蓬勃与善于学习的心态，是最为宝贵的财富。
人应该把日子过得“活”一点儿
同许多大科学家一样，李政道也是一个极有生活情趣的人。他热爱美食，擅长厨艺，喜欢下厨做些“创新”的小菜；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浓厚的兴趣，常常以自己的方式对其中的问题做出解释。正如爱因斯坦酷爱小提琴一样，李政道喜欢随笔作画，还出版过画集，而其中的很大一部分都是他对夫人的传情达意；他甚至在2008年应邀成为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名誉教授。一幅幅山水、花鸟、静物水墨画……在深奥的物理世界之外，这方艺术殿堂成为李政道另一块精神乐土。
“一个人不可能一辈子只接触一个领域，最好多涉猎一些，将它们连成一片。”对于李政道来说，科学和艺术具有很强的共同性，他也始终强调要将二者相结合。
人们总是存在一种错觉，即学习自然科学的人往往木讷而不懂情趣，理性的自然科学同感性的艺术似乎并不相容。然而，如果说科学是对世界的客观研究和描述，艺术便是对世界的主观解释与再创造。同样的世界、同样的探寻未知的欲望，科学与艺术不过是表达手段与思考方式的不同，何来那般泾渭分明？或许艺术并不能给科学研究带来具体、直接的灵感，“但它们可以互相帮助，在很多方面最终融合起来”；“它们的共同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它们追求的目标都是真理的普遍性”。
的确，从事科学研究又何尝不需要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拘于成规是不可能取得突破的；而艺术创作的自由与狂放，亦寓于精妙的技巧与成熟的构思之中。人世间本就不存在绝对的对立与分界，自然界便是一件最大、最完美的艺术品。从不同的领域中汲取真知灼见，并触类旁通，互通灵感，造就了李政道极其广泛的研究兴趣。
“人嘛，应该把日子过得‘活’一点儿。”李政道的一句话概括了他人生的游刃有余。他的科学成就之丰硕是令人惊叹的，如今已经83岁高龄的他依然活跃在物理学研究的最前沿，累了睡几个小时，起来继续工作，每天都会写几十页的演算手稿。一位耄耋老人仍然保持着每年在顶级期刊发表多篇前沿理论研究论文的水平，实为罕见。钻研物理是李政道的“生活方式”，而他在其中也得到了莫大的快乐和成就感；对艺术的热爱点缀了辛苦、枯燥的理论研究，更使这份工作变得灵动了许多。正如他说：“我画画纯粹是为了自己喜欢，画给自己，画给家人。大家都开心，日子就有味道了。”
“我只要求自己一个字——真”
李政道在多位著名教授门下学习过。在西南联大的日子里，他跟随吴大猷教授学习，虽然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吴先生却是带给他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位恩师。
李政道曾说过，“我从吴先生那里学到的不仅包括人格的涵养，最重要的是学到对知识的奉献精神（dedication）”。当我问及吴先生究竟带给他怎样的影响时，他却并不多讲，只是淡淡地说：“吴先生向来是‘以人作则’的，实实在在做的事情才算数。”
或许正是吴大猷先生的“以人作则”深深地影响了李政道。在科学研究中身体力行，严谨、求实自不必多言，李政道提出的理论皆是从基本概念出发，周密考虑，一步步严格推理论证而得出的。他对自己的要求也只有一个字——“真”。
“这个‘真’是从几个层面上说的：对自己真；对求学真；对别人真；对学问本身也要真。”老人只此一句话，仿佛说尽了为学和做人的真谛。
毫无疑问，李政道对自己是“真”的——他一生都用来从事他最热爱的物理事业，并且充满真性情地去享受生活，享受美好的家庭和婚姻，寻找浪漫与情趣。对于求学和学问本身，他更是一丝不苟。师从费米教授时，他每星期都至少用一整个上午或下午和老师一对一地探讨问题，并且经过亲身演算证实才接受别人的观点。他甚至在2007年一场大病后写道：“在康复出院之后的第二天，我很幸运地推导出了隐藏的对称性（hidden sym-metry）中的Jarlskog（乔尔斯考格）不变量J的具体表达式，实出意外……物理作业也趋于正常。”李政道对物理研究的热爱、尊重与真挚，一如对待生命。
1979年，面对“文革”十年的教育中断和人才缺失，李政道创建了中美联合招考物理学研究生项目（China-U。S。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CUSPEA），即美国一流大学通过单独考试，择优录取物理专业的中国学生前去深造，学生在美就读期间的学费和生活费均由美方承担。不要说是在三十年前的中国，这个项目在今天看来也是极其困难的。然而，李政道凭借自己的执著和爱才之心去每所学校游说，同夫人和助理亲自落实每一件琐事，后来加入该项目的美国、加拿大大学达到了97所。持续了十年的项目争取到近亿美元的经费，资助了931位中国学生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培养了大量科研人才。这项伟大事业的基础是李政道和夫人对有志青年的珍视与提携，亦是对祖国当年给予自己宝贵机遇的报答。以对他人的“真”与无私帮助，换取的是无价的心灵回报。而前面提到的“四真”不仅仅是李政道自己的人生信条，更是他对年轻人的期望，是成就大业最珍贵的法宝。
回首丰富的一生，李政道说，是“坚持做让生命有意义的事情”给了他长久的活力。“追求真理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而且是一件不问代价的事情。或许工作成果不是短时间可以看见的，但如果它可以在未来发挥应有的价值，那么就值得去付出。”
从1957年获得诺贝尔奖到如今，半个多世纪已悄然逝去。或许在我们看来，诺贝尔奖带来的荣耀对一个人是莫大的肯定，已经足够辉煌一生，然而对于李政道来说只是过眼浮云。在而立之年便已经达到如此高度的他，在接下来的漫长人生中始终孜孜不倦地工作，虽获奖无数，亦只是些身外之物。
物理学是一门将极致的深奥与极致的简约完美统一的学科，无数复杂的表象可以归结为一条条简单却不容辩驳的规律，规律的交错与并行不悖构成了这个奇妙的世界。而这种化繁为简、“繁华落尽见真淳”的境界亦是人生的大智慧。“人的生命中总会有高峰，有低谷。然而，当你将它作为一个整体来回顾并审视的时候，这一生其实只是平常的，特别是对于每个人自己。我的人生也一样。自己满意，不后悔，就可以了。”成就如此卓著的李政道这样认识并评价自己的一生，或许便是真正的宠辱不惊吧。
[采访手记]
作为最早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科学家之一，“李政道”这个名字无疑是如雷贯耳，令人仰慕不已。几十年来，李政道先生辛勤耕耘着自己的“科学人生”；“大师”光环的背后，是他对诸多其他领域的热爱与钻研以及一辈子坚持的“真性情”。
这是我最为“奇妙”的一次专访经历。一天晚上接到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罗玲老师的电话，说李先生刚好在燕南园的家中，答应和学生记者聊一聊，但是要以最快的速度赶过去，采访时间也不能太长，以免打扰老人家休息。彼时，我正处于考完大学生涯最后一门政治课的巨大快乐与准备一周后连续参加五门专业课期末考试的“大无畏”中，放下电话，一时间大脑中一片空白，除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这几个字之外，一无所有。于是，一边手忙脚乱地收拾采访本、录音笔和照相机，一边竭力在记忆中搜索所有和李先生有关的信息。十五分钟后，我站在了燕南园55号的小院里。
到达的时候，李政道先生正在和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林建华交谈，也让我有了一点儿喘息的机会。而师妹赵亦楠成为我坚强的后盾。她用最快的速度在网上搜索关于李先生的资料，并迅速抓出关键词和故事点，通过短信发给我。亦楠的眼光非常敏锐，挑出来的几个切入点帮助我在很有限的时间里确定了几个角度，这样就有了可提问与可挖掘的空间。在厢房等待的十几分钟里，我拟出了一个采访提纲。
燕南园55号是李政道先生在北大安下的家，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教授也曾在这座小院中居住。多年以来，李先生为中国、为北大培养了大量科研人才，亲自将一批批青年学子送出国门深造。燕南园本就是燕园中的一块圣地，园中的建筑皆为中国传统民居，红漆木门，石板铺路。在喧嚣的三角地与学生宿舍区包围之下，这方小小的园子却如世外桃源般安逸、静谧——一位又一位大师在此定居，令这块土地某种程度上承载了北大的精魂。夏夜中的55号院十分安详，那一晚恰是满月，院中草木葱茏，银光满地。站在院中，我忽然开始理解大师的情怀；这浸透了传统文化血脉的清净、素雅之地，不愧是灵魂与智慧交融驰骋的圣土。在波澜壮阔的思想风暴背后，是最为纯朴、简洁，然而直指人心的真理在指引我们前行。
李政道出生于1926年，今年已经是83岁高龄。我这样的晚学后辈面对一位如此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不免诚惶诚恐。然而，一如我一直以来的感受，真正的智者与大家皆平易近人、真挚诚恳；李政道更是如此。老人家的人生阅历之丰富、成果之丰硕不必多言；然而在一位普通的大学生面前，他就像和蔼的老爷爷，慢慢地给年轻人讲述一些人生故事、他的信条与热爱，说到高兴的地方会打很多手势。终生不懈的研究与思考让他依然思维敏捷，侃侃而谈。先生并不善长篇大论，往往只用几句话、几个关键词，便可以回答我的问题，言外却值得细细体味。大智慧，大抵如此。
走出小院的小木门，我觉得自己并不是完成了一次专访任务，而是同一位睿智的老人聊了一聊。面对一位将物理“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杰出科学家，面对一位执著地为祖国青年学子创造深造机会的领路人，面对一位热爱生命、充满情趣的老人，问什么问题早已不那么重要；他对简单真理的坚守与追求，以及淡泊、宁静的气度，已经很好地诠释了所谓的“冠军特质”。只是，我们大多数人在追寻这种境界的路上，才刚刚起步。
（常濛 采访、撰文）
沈向洋
说他是天才与勤勉的完美结合，恐怕一点儿也不为过。从当年13岁的大学新生，到如今的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近三十年的科研道路好似一场比拼耐力的长跑，沈向洋赢就赢在两个字——坚持。不满足，不懈怠，勇于钻研，敢于超越，一表书卷气质下是他“舍我其谁”的铮铮傲骨。在计算机这一现代新兴领域，沈向洋身上体现出的是中国古代文人一心向学、孜孜以求的优秀品质。
沈向洋，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13岁进入南京工学院（后更名为东南大学），相继获得香港大学电机电子工程系硕士学位和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计算机学院机器人专业博士学位。主要专注于计算机视觉、图形学、人机交互、统计学习、模式识别和机器人等方向的研究工作，至今已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和会议上发表论文100余篇，拥有20多项国际专利，是计算机视觉和图形学研究的世界级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