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柔性化管理：修身以安人与孔子的安和乐利的管理模式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影响中国几千年，其影响之深之远是任何一种文化都无法比拟的。自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孔孟的儒家思想对中国人的影响又上了一个大大的台阶；历代王朝都提倡“以孝治天下”，“以仁义立国”，以四书五经为科举教材，兴太学，尊儒生。但随着高度集权的统治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加剧，儒家文化到宋明以后已被扭曲成为禁锢人们思想的工具。本文之所以以孔孟的儒家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就是还儒家文化以本来面目，探索儒家思想的真谛，使儒家文化再次发扬光大起来。儒家文化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的主流文化，它对中国人的影响力就像庞朴先生所说的：这种传统文化就如同我们的皮肤，我们无法挣脱。因此，要探索中国式的管理就必须对孔孟的儒家文化做深入的研究，并与我们的管理实践充分结合起来。如果从管理的角度进行概括，儒家文化就是“修己以安人”，乃至“修己以安天下”。
（一）修己安人与仁礼中庸
“修己以安人”必须从“仁”开始。“仁”就是爱人，爱护他人，对别人有同情心，有关心他人的真实感情，一次马厩失火，孔子回来首先问：“有人受伤了吗？”那时一匹马比一个奴隶要贵，但孔子首先关心的是人。当时以土俑木俑殉葬，因为俑像人，孔子坚决反对并诅咒发明以土俑木俑殉葬的人应该断子绝孙。
如何实现“仁”——即“爱人”呢？孔子认为“忠恕”之道是实现“仁”的方法。“忠”即积极而真心实意地为他人效劳；“恕”就是自己不愿意接受的，也不要施加于别人——宋儒把它概括为“推己及人”四字，也就是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
仁者爱人，从哪里开始？亲爱亲人，是人的本性，也是仁的开端。父母是生我养我的，所以以“孝”表示爱；兄弟姊妹与我同为父母所生，所以以“悌”表示爱；夫妇为一体，所以以“义”表示爱；推广到与我相交的朋友，则以“信”、“友”表示爱；再推广到与我同类的人和生物，则有怜悯、同情之爱。这不同层次的爱，是以“亲爱亲人”为开端的，所以说，能够亲爱亲人，推而广之，就能仁爱百姓；仁爱百姓，也就能爱惜万物。
在孔子的仁学中，孝悌也是立国之本。对父母尽孝，对君必能尽忠；在家敬兄，在外必能敬公卿尊长。由孝悌推而广之，可以有慈、有义、有信、有忠；从亲亲之爱做起，推而广之，可以为友爱，为博爱，以至忠国和爱民。所以，实行“仁”，必须从孝敬父母开始。
“仁”是孔子提出的最高道德标准，也是孔子的理想人格。
“孝悌为仁之本”，仁自然包括孝悌。“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曰：恭者不侮（不遭受侮辱），宽则得从（受大众拥护），信则人任焉（得到别人任用），敏则有功（工作效率高），惠则足以使人（使唤别人）。”这里，仁包括恭、宽、信、敏、惠五种品德。
孔子说：“刚（刚强）、毅（果断）、木（朴实）、讷近仁。”这里，仁又包括刚、毅、木、讷四种品德。
孔子又说：“仁者必有勇”，这里，仁又包括勇的品德。
他还说：“仁者安仁，知（智）者利仁。”仁也是智者所为。
“仁”包括孝、悌、忠、信、恭、敬、智、勇等等美好的品德，孔子把具备“仁”的理想人格的人称作君子。
孔子要把整个天下的命运寄托于具有完善人格的仁人，他说：“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意思是说，老百姓需要仁，比需要水和火还急。他认为在天下动乱、道义沦丧的当代，需要一批勇于为仁而献身的仁人君子。“仁”不是达不到的遥远目标，但“仁”要靠坚持力行；君子不会有片刻功夫离开仁，在紧迫的时刻是这样，在流离失所的时候也是这样。
孔子还认为，要达到仁的思想境界，必须学习；不学习的弊害是“愚”，那就达不到仁了——只有修身，才能达到仁。按照孔子的理论，从多方面修身，力行实践，人人都可以达仁。
克己复礼为仁。“克”即克制；“己”指自己的思想言行，“复礼”即归于礼。孔子认为，有一天人们能够克制自己的思想言行，使之归于礼，天下就都归于“仁”了。孔子在这里说明：仁应该受“礼”的限制，也就是说，应该按照“礼”的规定去爱人。不符合“礼”的，不要看、不要听、不要言、不要动，人人自觉地做到这一点，天下就归于仁了。
所谓按“礼”的规定去爱人，也就是对人的爱有先后、厚薄、等级。对尊者、贵者和亲人，要爱之在先，感情深厚；对卑者、贱者和血缘疏远的人，要爱之在后，感情淡薄。如果以爱亲之心去爱他人之亲，用爱尊者、贵者之心去爱卑者、贱者，那就是不合于“礼”了；非“礼”的行为不好，不是“仁”。孔子的爱人是不平等的，他的“泛爱众”（博爱）是以不平等为基础的。我们说孔子的仁学包含着人道的成分，却并不是近代人道主义，因为近代人道主义是以博爱、平等为原则的，其特点是打破等级制度，承认“人人生而平等”。
孔子所谓的“礼”，是对周礼的继承和发展，主要指遵守宗法等级秩序的生活规范和道德规范。孔子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这是说，只是态度庄重而不知礼，就未免徒劳；只知谨慎而不知礼，就会畏缩；敢作敢为而不知礼，就会闯祸；心直口快而不知礼，就会尖刻刺人。孔子认为，恭、慎、勇、直这些品格都要用礼来指导，才会起好作用，否则会起坏作用。
对于周礼，孔子主张改动之后再遵从。他说：“殷礼继承了夏礼，在内容上作了一些增减；周礼继承了殷礼，在内容上又作了一些增减，将来继承周礼的，也不过再作一些增减，基本内容传一百代也就是这样了。周礼是集三代大成的，内容多么丰富美好啊，我是遵从周礼的。”
为了贯彻“尊尊亲亲”的原则，孔子提出了“正名”。所谓正名，意思是君要使自己符合君道，臣要使自己符合臣道，父要使自己符合父道，子要使自己符合子道。在君臣、父子关系上，每个人都要按自己的身份地位行事，使自己的言论和行为符合礼的规定。
孔子把正名学说用于政治伦理，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他把正名提高到治国成败的高度。所谓名分，实际是等级制度。君、臣、父、子都按自己的名分地位执行礼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就会出现稳定的社会秩序。孔子在君臣、父子关系上的主张可以说明这个道理。“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是君臣关系的礼法。
除了“仁”、“礼”之外，孔子把“中庸”作为最高的品德，而且认为中庸是人人都应具备的。其实如果作比较确切的表述，应该说中庸是一种方法论，是孔子对待事物的矛盾所持的根本态度。礼是仁的形式，仁是礼的内核，中庸则是使内容（仁）与形式（礼）相统一的方法论。
“过犹不及”是孔子中庸思想的核心，既反对过头，又反对不及，应该“允执其中”。“执其中”就是既不过头，也不能不及，掌握得恰到好处，无过无不及，“执其两端用其中”。“中”是有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作为“仁”的表现形式的礼。
孔子认为，中庸之道还要做到“和而不同”。《论语·子路》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所谓“和”，即保存事物对立的统一。事物总是存在各种矛盾、差异，应该承认这种矛盾、差异，尽量协调这种关系，争取矛盾的和谐、统一或平衡，使统一体的稳定性不受到破坏。“和”就是把各种矛盾因素协调适当，把人与人之间各种矛盾关系处理适宜，保持社会的平稳；也可以说，恰当地处理内部矛盾，不破坏统一，就是“和”。“同”与“和”有本质的不同；它取消了事物的矛盾和差异，不要对立面，也不要差异性，只达到单方面的统一。
孔子认为，事物都包含着对立的因素，完美的事物是多种因素包括对立因素的和谐统一，不能让一种因素向极端化发展，强调一个方面时，又照顾到事物的另一个方面，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论语·卫灵公》说：“君子矜而不争（庄重而不和人争执）”，“群而不党（合群而不搞宗派）”，“贞而不谅（讲大信而不讲小信）”，“泰而不骄（坦荡而不骄傲）”；“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朴实多于文采，便显得粗野；文采多于朴实，便显得浮夸。使文与质结合，恰到好处，既朴实又有文采，既不粗野又不浮夸，才是一个君子）。刚柔相济、恩威并用，宽猛相济等都是反对一种倾向的极端化，要求对立的统一——这就是“和而不同”。
孔子赞美不论政治清明或不清明，为人都要坚持正道。能行道，就替君竭忠办事；不能行道，就不出来做官。已经在朝做官的人，若君无道，怎么办呢？他主张忠谏。但如果谏而不听，则可以引退而洁身自好，不能跟着去做不合于礼的事。
（二）民本—仁政—王道
孔子的仁学思想、礼学思想和中庸思想在政治领域的运用和发展就是孟子的“民本思想”、“仁政纲领”和“王道思想”。民本—仁政—王道三位一体，是对孔子德政学说的继承、发展和完善。
孟子的“民本思想”是他的学说中至今仍光彩灼灼的部分。对现实社会的观察，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对孔子仁学传统的继承，是孟子民本思想的三个来源。生活在战国时代的孟子，注意到民心向背的作用，认识到人民的拥护或反对是政治成功或失败的决定性因素。他总结汤武革命时说，桀、纣失去天下，是因为失去了天下的百姓；失去百姓，是因为失去了百姓的心。他又进一步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有一次，齐宣王问孟子大臣的职责，孟子说：“大王问什么样的大臣？”宣王说：“大臣还有不一样吗？”孟子说：“不一样，有和王室同宗的大臣，有和王室异姓的大臣。”宣王说：“就请问与王室同宗的大臣吧。”孟子说：“如果国君有重大过失，他就要劝谏；反复劝多次不听取，就把国君废掉，另立一位。”宣王一下子变了脸色。孟子说：“大王不要惊怪。您问我，我不敢不照实回答。”宣王的脸色平和下来，然后又问异姓的大臣。孟子说：“国君一有过失就劝谏，反复劝多次不听取，就辞职离开。”
当着齐宣王的面，孟子的对答十分大胆。他认为如果君王残害人民，屡谏而不改，那么贵戚大臣可以另立君王，异姓大臣可以挂冠而去，拒绝为之服务。是否爱护人民，是孟子衡量君是否能够为君的重要标准；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如果暴虐害民，就是独夫、民贼，人人可得而诛之。这是孟子对“民贵君轻”思想的最彻底的解释。这一思想在当时是进步的，但较之今天的民主思想已显得落后。它无法从制度上保证“惟有德者居之”、“民贵君轻”。
孟子的仁政学说，是孔子“德治”思想的发展。怎样实行仁政呢？他提出“保民”、“养民”和“教民”的具体纲领。
“养民”，就是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并尽量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只有人民丰衣足食，才能实现国家的安定和进步。
孟子多次提出“不违农时”，保证农民能够正常地从事生产，把它作为施政的最起码条件。对于老弱孤苦者，孟子则主张养老。他说：“过去周文王治理岐地，耕田的人交税的比例是九比一；从政的人有世代承袭的俸禄；在关口与市场，只检查却不收税；湖泊里打鱼不加禁止；处分犯罪的人不株连到妻子儿女。年老了失去妻子的人叫做鳏，年老了失去丈夫的人叫做寡，年老了没有儿女的人叫做独，年幼的失去父亲叫做孤；这四种人是天下最穷苦却无处求助的人。周文王发布政令施行仁政，一定先想到这四种人。”
为了达到“养民”的目的，孟子认为必须保证农民获得足够的生产资料——土地。他提出“制民之产”的具体主张，因为有了固定的产业，百姓的思想就稳定了。
孟子所说的“教民”，是让人人都懂得封建伦理道德（礼义）。人民的生活条件改善，又明白礼义，犯罪的人自然就会减少，社会就可以安定，国家就可以长治久安。因此，孟子认为教民比养民还重要。他说：“仁德的言论不如仁德的音乐更能深入人心，良好的政治不如良好的教育更能获得民心；百姓敬畏良好的政治，百姓喜爱良好的教育；良好的政治获得了百姓的财富，良好的教育获得了百姓的拥护。”
孔孟“保民”、“养民”与“教民”的仁政纲领，与管子“仓廪实而知礼节”、“民富易治”和“治国必先富民”的思想不谋而合。其中孟子“制民之产”的主张——也就是百姓要富裕就要有土地，有恒产才有恒心——在今天看来都很有现实意义。回顾我们改革二十多年的历史，小平同志正是以这样的思想指导我们的改革事业。他从农村改革开始，把土地分给农民，并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道路——这些正是“制民之产”、“藏富于民”的仁政纲领的体现。
孔子的最高政治纲领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但是孔子只描绘了一个动人的图画，并没有找到一条大同之路。孟子提出他设计的理想乐土，并且提出以王道作为实现之路。
孟子认为，世界有两种政治，一种是王道政治，一种是霸道政治。所谓“王道”，就是崇尚和推行仁政，以德服人，使天下人民都心悦诚服地归服；所谓“霸道”，就是依仗自己的实力，去征伐别的国家，强迫别人服从——但以力服力，人民并不心服。孟子说，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实行的都是王道，所以统一了天下；齐桓公、晋文公等春秋五霸及其追随者实行的都是霸道，他们只能危害人民，并不能如他们所想像的统一天下。
孟子认为统一之本在于内行仁政，在本国以民为本，实行保民、养民、教民的纲领，建设五亩桑宅、百亩耕田、丰衣足食、和乐安定、明礼仪、有教化的王道乐土。在这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壮年男女各有所用，老人不必劳动而能衣帛食肉。能够做到这样，天下臣民将向往而归服，“不王者，未之有也。”
关于春秋以来诸侯之间的兼并战争，孟子提出一句著名的论断：“春秋无义战”，因为战争的发动者在争夺土地和都市，驱使人民去流血卖命。但孟子并不是偃兵主义者，他赞同正义的战争。他说：正义的战争天下无敌。符合道义的人，帮助他的就多；违背道义的人，帮助他的就少。帮助的人少到极点，连骨肉至亲都要背离他；帮助的人多到极点，普天下的人都会归顺他。用普天下都归顺的力量去攻打连亲戚都背离的人，一定会胜利。所以，实施王道的国君要么不打仗，如果打仗，一定会胜利。例如，他认为文王、武王发动的战争是“一发怒就使天下的百姓得到了安定”。
可见，统一天下的方法不在于国土之大小、甲兵之多寡，而要依靠推行王道。汤最初不过是七十里的小国，文王最初不过是百里的小国，但他们内行仁政，天下之民仰而归之，去无道而就有道，终于以仁义而王天下。
历代的统治者在一定程度上都接受孟子的“王道”理论，并结合“霸道”，实行“王”、“霸”并用。管子从另外一个角度对“王”、“霸”政治进行了总结，他主张“治国以法，治人以德”。历史也证明，以仁义治国的则国祚长久，以法治人的虽能救弊于一时，但败亡得很快。例如，秦朝因霸政而速亡；隋朝因滥法严刑，迅速被唐朝取代；汉、唐以前朝为戒，以“仁义”治国，推行“王道”政治，则有“文景之治”与“贞观之治”。当今世界以美国最为强大，但它信奉强权外交，推行霸权主义，如果长此下去，其命运可想而知。
孔子主张治国的根本在于安民，安民的根本在于重用贤能的人，重用贤能的人要不避亲疏贵贱，唯才是举，而不是任人唯亲。用贤能的人领导平庸的人，用正直的人领导邪恶的人，则人心顺服。孟子对孔子的“选贤与能”思想十分重视，他把这个问题作为推行仁政的组织保证，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那么，如何选拔贤才呢？孟子认为，国君选用贤能的人要听取多方面的意见：如果贴身的人说贤能，不能相信；大夫们说贤能，也不能相信；全国的人都说贤能，并且考察之后发现他真的贤能，才可任用。贴身的人说不行，不要听信；大夫们说不行，也不要听信；全国的人都说不行，并且考察之后发现他真的不行，才可罢免；贴身的人说可杀，不要听信；大夫们说可杀，也不要听信；全国的人都说可杀，并且考察之后发现他真的可杀，才可杀他——这样才能选用贤人，做好国君。
这就是说，用人要以百姓利益为重。对于真正的贤才，哪怕出身卑微，也可以提拔到出身尊贵者所居的位置之上；与自己关系疏远的人，也可以提拔到关系亲密的人所居的位置之上。但是，选拔必须慎重，必须走群众路线，广泛地听取广大群众的意见，然后再进行实际考察，把真正的贤才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孟子关于任用人才的意见，至今还有其可取的价值。
（三）性本善的人性假说
孔子、孟子主张性本善，就是说人生下来就有仁、义、礼、智四德的本性。人性的善良，犹如水向低处流一样；人没有不善的，水没有不向下流的。当然，如果拍水使它溅起来，可以高过额头；阻遏水势使它倒流，可以引到山上——但这不是水的本性，是形势造成的。使人做不善的事，他的本性也像这水一样变化。同情之心，人人都有；羞耻之心，人人都有。同情之心，是仁；羞耻之心，是义；恭敬之心，是礼；是非之心，是智。仁、义、礼、智，并不是从外部灌输进来的东西，而是人自己本来就有的，只不过没有意识到罢了。所以说：探求就得到它，放弃就失去它。人与人有的相差一倍五倍甚至无数倍的，这是没有发挥人性善的素质的缘故。
孟子所说的性本善，只是说人人具有善的素质，并不是人人达到“至善”。犹如金矿之有金，却并非纯金，还需要开发、冶炼，才能成为纯金；人有仁、义、礼、智四德，也必须予以扩大，充实、完善，才能达到“至善”。
有学生问孟子：既然人人生来具有善的素质，为什么会出现恶人为恶呢？孟子提出了两个解释：一是被物欲所蒙蔽，二是被环境所习染。
孟子认为，本性有善端，但蔽于物欲、染于环境，会沉湎堕落；所以人应该抗拒物欲的诱惑和环境的习染而努力向善，切不可自暴自弃。人性本善，为恶者只是本性被蒙蔽或自暴自弃所致；以商纣之不仁，亦知禹汤之为圣。人的常情，为善心安，为恶则心不安；可见人的良知并未安全泯灭，还是可以改恶从善的。因此孟子主张执法从宽，惩罚与教育相结合。
孟子的人性论，反映了春秋以来，尤其是战国时期对人的价值的肯定，特别是承认人都具有良知和善端。他认为尧舜也是人，只是他们修为好；尧舜和民众是一类人，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
应该说，孟子的“人性善”假设与现代西方管理思想中的Y理论是很相似的。Y理论也就是自我实现人性假设理论，它认为：人们并非天生就对组织的要求采取消极或抵制态度；他们之所以会如此，是由于他们在组织内的经历和遭遇所造成的。人们并非天生就厌恶工作；应用体力和脑力来从事工作，对于人们来讲，正如游乐和休息一样，是自然的。外来的控制和处罚，并不是使人们努力达到组织目标的惟一手段；它对组织目标的实现甚至是一种威胁和阻碍，因为人们更愿意通过自我指挥和自我控制来完成应当完成的目标。
（四）柔性化的管理与安和乐利的管理模式
孔孟的人性善假设，奠定了儒家柔性化管理思想的基础，所谓柔性化的管理，就是多采取启发、诱导，并通过管理者的人格魅力影响部属，感召部属。正像孔子所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他还要求管理者“其身正”，部属就“不令而行”；相反，“其身不正，虽令则不从”。因此，儒家式的管理以修身为本，修身才能治国。有人因此提出“安和乐利”的管理模式：“安”就是求得安稳，是要企业全体员工安稳，达到“安无倾”的境界；“和”就是致和，使人际关系达到和谐境地，使大家都能沟通、流畅、贯通、变通，内外上下和谐，大家同乐；“乐”是使大家喜气洋洋，做到“与民同乐”、“独乐不如众乐”的目标；“利”是指透过理性的观念追求权利，主动争取应得的利益。孔子提出了“君君臣臣”的待人原理，孟子进一步解释为：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如心腹；君视臣如犬马，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土芥，臣视君如寇雠。由此产生了“你对我好，我便对你好；你敬我一尺，我便敬你一丈”的“交互主义”，强调在上者需先讲求“修己”的功夫，才能谈到“安人”（使人安于其位）。
这种“感应”的力量，就像“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作用力”是“感”，“反作用力”便是“应”；应由感生，感由应出。宇宙间既有感应力互相作用，人与人之间，自然也有感应。实际上，“感应”就是“互动”，上司知道部属对他的期待，及时适切地满足他，必将鼓励部属更趋于积极，表现良好的工作态度。“感”的方法，是导致良好工作态度的基本策略。
既然“应由感生”，管理者就必须先修己。管理者的关怀会得到部属的忠诚与肯干；部属的忠诚与肯干又会使管理者更加关怀部属。
依据孔子思想的要旨，我们可以归纳出“安人之道”、“经权之道”、“规矩之道”、“忠恕之道”及“言默之法”。
“安人之道”可说是“仁”的具体实践。仁就是爱人，是孔子思想的中心。凡自爱者必爱人，不自爱的人不爱人。修己是自爱，安人是爱人；爱人爱己，人我并爱，才是仁。管理的安人之道，就是要自己先拿出诚意。给予员工适当的关怀、合理的待遇、安定的保障、合适的工作、相当的尊重、适时的升迁、创业的辅助，简言之，即是爱人如己，才能使员工安分乐业、身安心乐，培养出良好的工作态度来。
“经权之道”来自孔孟“义”的启示，要点如下：①义是应当做或不做的标准。②合乎行为标准即合义，应该努力去做；不合乎标准即不合义，便不该做。③安人的原则不变，但是安人的条件，必须视情况而调整，这样才能因应企业内外环境的变迁。④孔子伦理的基本原则不变，实践方式应变；固执“不变原则”而从事于“可变方式”，使孔子伦理适合现代社会的需求，此即“经权”的运作。⑤管理的经权之道，便是以安人为标准，视情势的变迁随时权宜调整，以避免僵化或失败。⑥经权的原则，在于权不离经、权不损人、权不多用；惟有如此，才能长期维持良好的工作态度。
“规矩之道”是“礼”的发挥。“礼”按今天的说法就是“行为规范”。管理者必须建立起合理的作业规范、管理规范、决策规范，使组织成员工作合理化、生活程序化。对于员工不合礼的行为，要训导其改变；同时，上司行为也应该合乎礼，这样部属自然容易顺从。规矩之道的核心是“礼”，“礼”的核心是“仁”，“仁”的本质是爱人、是善、是为他人谋幸福；因此，管理者在遵循规矩之道时，有几项要点必须把握：①以身作则，维护公司的规章制度，达到“其身正，不令则行”的效果；②对人有害，对己无利的事情绝对不做；③对人有害，对己有利的事，控制自己不要去做；④对人有利，对己有害，确有必要时，要勇于牺牲自己的权益；⑤对人有利，对己有利的事，尽量去做。
“忠恕之道”指的是“己所不欲而勿施于人”，“己欲利而利人”，“己欲达而达人”，其本质仍然是“仁”精神的体现；通俗地讲，就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此外，忠恕之道还含有《论语》中“命”的成分。孔子虽然很少讲命，但他认为不懂得天命，就无法做一个君子（“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却不认命（“知其不可而为之”），可以说是相对力命主义者，不是宿命论者。所谓相对力命主义，是指有时人“力”可以胜天（“谋事在人”），有时天“命”胜人（“成事在天”），因此必须尽人事而听天命。企业之经营亦然。企业内外环境不断变迁，有人力可以控制的，也有人力无法控制的；人力可以控制的部分，当然要尽力而为；人力无法控制的部分，要知命。管理的忠恕之道，就是指管理者在部属尽力之后，要宽恕他的无心或无可奈何的错误，接受“错误成本”不可避免的事实，改变原先“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观点，从而激发勇于做事的良好工作态度。管理者如何具体实践忠恕之道呢？下面列举七个步骤：①主管提示目标（责任）；②部属拟定计划；③共同评估可行性；④确定预算及价值；⑤放手让部属去做；⑥共同依目标评估绩效；⑦万一失败，汲取教训，从宽发落。
最后讲到“言默之法”。孔子“仁”的品德中含有刚、毅、木、讷，言默之法主要是“木、讷”品德的发挥。孔子认为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在回答弟子为官之道时，孔子指出：多做事，少说话，官禄就在其中——这些都是言默之法的内容。孔子还认为，不懂得听一个人的话，就不能了解这个人。管理者要虚心多听部属的意见，并运用技巧使其从容不迫地讲出心底的话；但是管理者也应注意，不能光听他的话，还要配合着察看他的实际行动。此外，管理者最好先把事情做好，然后再说话，这是“为政不在多言”的道理——如此才能够激发员工多做事、少说话。管理的言默之道，便是有言有默，务求运用得当。可以和别人说话的时候而不说，便会错过好人；不可以和他说话而说了，徒然白费言语（“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人与人之间的纠纷，大多肇因于言语的不当。中国人特别介意他人出言不逊；因此，要激发和保持良好的工作态度，就应该注意言默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