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像世界其他国家一样，印度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也是从资产阶级启蒙活动开始的，其先驱和杰出代表是罗姆·摩罕·罗易，他是印度最早的活动家，是民族主义改良运动的创始人。印度民族主义者公认他是“近代民族复兴的先知”。
罗姆·摩罕·罗易（1772—1833）出身于孟加拉一个显贵的印度教婆罗门家庭。由于父亲在伊斯兰教统治者手下服务，罗易年幼时受的是伊斯兰教的教育。他谙习波斯语、阿拉伯语，后又学习了梵文、英文，并掌握了拉丁语和希伯来语。通晓这么多种文字使他有可能接触各种宗教经典和外国哲学、文学名著，从而有较开阔的眼界，能够用比较的方法来观察、思考印度的社会、政治问题。16岁的时候，受伊斯兰教影响，它写了一篇文章批评印度教的偶像崇拜。这篇文章激怒了正统印度教徒，他被迫离开家庭，在北印度一些地区漫游。这段经历为他提供了观察印度社会的机会，也使他有可能随各地的民间学者学习印度教的教义和哲学。在回到孟加拉后，1805—1814年他在英国税收部门服务，又有机会接触英国官场，目睹英国殖民统治机器怎样压榨印度人民以及印度人民的苦难。这许多年所见所闻使他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印度的社会、宗教、政治体制有许多弊端。他钦慕英、法、美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著作中阐述的民主、自由思想，深感印度政治生活中没有民主、自由，过去的统治者统治是如此，英国殖民统治下也是如此。在宗教、社会方面，他对比其他宗教，痛切地感到印度的一些旧习俗像一个个大磨盘压在人民身上，严重阻碍印度社会进步。他立志要为印度民族复兴效力。1814年在辞去政府职务后，他迁至加尔各答居住。从这年起，便把主要精力放在为印度复兴而开展的工作和社会活动上。
罗姆·摩罕·罗易总的思想是希望吸取西方所长，革除印度各方面的弊端，使印度跟上时代潮流，获得进步发展。
他从宗教改革入手开始了资产阶级启蒙活动和争取政治改革的运动。1815年他团结一部分志同道合的人，建立了一个精神团体叫“友爱协会”，开始为改革印度教做准备。之所以从宗教改革入手，是因为19世纪初在印度社会生活中，宗教仍占着支配一切的地位。他认识到，要使印度政治上、社会上得到进步，就必须首先有宗教上的进步。宗教改革归根结底是为印度政治复兴和社会进步创造条件。他说：“我很遗憾，印度教徒所坚持的宗教制度是不利于促进他们的政治利益的。把人们分割成无数集团的种姓区分完全剥夺了他们的爱国情感，数不尽的宗教仪式和清规戒律使他们失去从事任何艰巨任务的可能性。我认为，至少为了他们的政治进步和社会幸福，他们的宗教也必须进行某些变革。”
1818年，罗易首先发动了反对萨提制的运动。这项残酷的习俗仅1818年在孟加拉管区就夺去了839名妇女的生命。据统计，加尔各答附近平均每年有500多名妇女死于萨提。1818年死544人。罗易写小册子激烈批判这个陋习，指出这是吃人的制度，是愚昧无知的表现。他的行动遭到正统派的攻击，有一段时期，甚至危及他的生命。但他仍坚持不懈。他征集了数百人在禁止萨提的请愿书上签名。由于他的呼吁得到越来越多的人拥护，最终导致1829年总督丙丁克宣布萨提为非法。1830年两千名正统印度教徒上书英国枢密院，要求否定丙丁克的决定。这时罗易来到英国，他征集了一些进步印度教徒的签名向枢密院作了反陈请，反击正统派的反扑，终于取得胜利。这是印度人发起的得到某种成功的第一个改革印度教陋习的重大行动，印度近代宗教—社会改革也就从此开始。除此之外，罗易还对多妻制、禁止寡妇改嫁、童婚和种姓限制等陋规宣战。他鼓吹不同种姓之间通婚，主张妇女有继承权。他还是印度教高级种姓中第一个突破禁止出海戒律到英国去的人。
罗易在宗教改革上的最重要行动是提出梵是惟一的神的学说，就是要在吠檀多基础上恢复一神论来代替多神论。1823年他和德瓦尔卡纳特·泰戈尔等一起创办一个刊物宣传自己的主张。他同样反对偶像崇拜，认为偶像崇拜是后来那些被加到印度教中的弊端的根源。他认为，神没有形体，任何人只要崇敬神就可以悟到神，无需举行仪式，无需偶像崇拜，也无需祭司起人神之间的中介作用，崇敬的方式是祈祷和默思。这就打破了印度教对神的传统解释，打破了祭司对神的垄断，而使神的殿堂向所有人开放。他这种主张显然是把印度教奥义书的思想、伊斯兰教一元论和基督教新福音的伦理思想融合在一起。但他强调这种主张是印度教的本来教义，是真正的吠檀多，实现这样的主张就是净化印度教，清除后人加在印度教身上的杂质，恢复它的本来面目。他说：“我在所有我的讲话中所采取的立场不是反对婆罗门教，而是反对它的一种形式。我力求说明，婆罗门教的偶像崇拜是违背他们祖先的实践和他们尊重、信奉的古代经典的原则的。”这实际上是托古改制。1827年，他曾经和一批赞成他的观点的印度知识分子一起建立一神教会，但感到它的面目太西方化，不易为印度教徒所接受，所以放弃了这个尝试，而于次年即1828年建立了梵社。1830年梵社庙堂正式开放，任何人不分种姓、肤色、信仰，只要崇信一神，都可进入。这里不允许进行偶像崇拜和任何祭祀，不允许侮辱和诽谤任何别的宗教的信仰和习惯。梵社宗旨说，要“一视同仁地聚会各界人士”，促进相互了解和接近，就是说，梵社应当成为一个促进虔诚、道德和仁爱的兼容并蓄的宗教团体，应当用来促进各种宗教信仰者之间的团结。这样，罗易的梵社尽管仍属印度教，但已经把印度教所有排他性的戒规、习俗都摒除了。这是彻底的改革。自然，在印度教正统思想根深蒂固的社会里，要使这种改革为广大印度教徒接受是十分困难的。罗易和梵社受到各种辱骂，被正统派斥责为“异端”、“基督教仿制品”等。但梵社的出现毕竟点燃起新的火炬，使印度教徒不能不正视自己宗教的弊端，并给他们指出了前进的方向。
罗易敢于触犯那被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宗教信条和戒规，反映了正在兴起的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的力量要求摆脱中世纪封建思想束缚的愿望。他的一神论思想反映了印度统一、人民团结的要求，他的兼容并蓄主张表明了印度需要和外界加强交往，吸收西方的先进思想和技术，他摒弃所有印度教陋规则是为了解开束缚群众的绳索，使他们能够积极参加社会政治生活，这就是他通过改革宗教来为印度政治复兴做准备的具体表现。
罗姆·摩罕·罗易积极主张从各方面唤醒群众。除了宗教改革途径外，他还大力提倡创办近代学校和民族报刊，对群众进行政治启蒙教育，使他们了解西方资产阶级先进思想，掌握近代科学技术。
19世纪初，当殖民统治上层围绕印度是否应引入西方教育制度展开激烈争论时，罗易则在民间鼓动，要求殖民当局确立实行西方教育的方针。他认为，西方民族在近代享有优越地位是因为他们科学技术进步得快，他们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比较先进。印度要复兴，就必须抛弃中世纪经院式的教育制度，采取近代西方教育制度。但他并不是对自己的民族文化和传统教育制度抱虚无主义态度。他主张把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学习印度的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学校既用英语教学，又用印度语言教学。在钦慕西方先进思想的同时，他丝毫不怀疑印度古代文化中包藏的不朽财富。为了使群众能掌握这些宝贵财富，他把吠陀和某些奥义书译成英文和孟加拉文。对印度传统教育制度在以往印度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他是充分肯定的，但认为时代不同了，继续实行这种制度只能使印度固步自封，脱离世界先进潮流。1817年，他在一位英国朋友、钟表匠达维德·海尔帮助下，和拉德哈·堪达·德布、布迪那特·穆克尔吉等一起，在加尔各答建立了印度学院。这是印度人自己办起来的第一所西方教育和印度教育相结合的近代类型的学院，其课程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英、印语言并用。这一行动当时引起了正统派的攻击。他们首先是阻止这个学院的成立，失败后又威胁说，如果罗易参加学院领导机构，就拒绝与这个学院发生任何关系。他们不愿让自己子女受罗易影响，这也从反面说明了罗易改革思想所形成的冲击波是如何强烈。不久，罗易又和朋友一起创办了另两个学校，还曾打算建立单独的女子学校，未获成功。1823年当得知总督阿姆赫斯特要在加尔各答建立梵文学院时，他坚决反对。在给总督的抗议信中他写道：“如果政府的政策是打算保持印度于黑暗之中，那就实行梵文教育制度好了。但既然改善印度人民状况是政府的目的，那就必然要求实行更自由和更进步的教育制度。”印度学院的成立，推动孟买大商人在1828年资助建立了同样类型的爱尔芬斯顿学院。这一东一西两所学院的建立标志着印度教育制度变革的开端，并成为培养近代爱国知识分子的摇篮。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所学院的资金都是由印度商人筹集的，这表明实行近代教育是符合他们发展民族经济文化的要求的。罗易还是民族报刊的率先创办者。19世纪初，在印度出版的报刊数十种，属于民族主义观点的一个没有。罗易看到，报刊宣传是对人民进行启蒙教育的重要手段，因而在1821年创办了孟加拉文印度周刊《明月报》，次年又办了波斯文的《镜报》。这是印度最早的民族主义报刊。《镜报》的宗旨明确规定为“为印度人民谋求公共利益”。这两家报刊经常发表关于印度政治状况以及国际事件的消息和文章，也是宣传宗教改革、社会改革思想的重要阵地。罗易大量地用一般人民使用的孟加拉语写文章，翻译宗教典籍，讨论社会问题，以便他的观点能够在普通群众中得到传播。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不但传播了印度复兴思想，也使孟加拉散文文学得到发扬光大。他被公认为孟加拉散文文学的先驱，在复兴文化方面也做出了卓越贡献。
罗姆·摩罕·罗易复兴印度的强烈愿望使他的视线自然逐渐扩展到政治方面。19世纪20年代从全印度来说，英国的征服已接近完成。一些还处于独立地位的王公在继续抵抗，但是在被征服地区，除少数人外，封建上层已倒向英国统治者一边。农民不断掀起自发的反抗，但都被镇压下去。罗易对英国殖民政权的态度既不同于倒向英国人一边的封建主和依附于英国人的商业买办，又不同于不断起义的农民和反对英国统治的少数封建主。他认为英国统治印度，对印度来说是“神的赐福”，是好事。他说：他非常感谢神——世界的最高主宰“把这个国家从以往统治者的长期暴虐统治下解救出来，置于英国统治之下”。他认为这是印度的“幸运”，因为“英国这个民族不仅本身有社会的和政治的自由，而且也非常关心促进它影响所及的民族的自由、社会幸福以及对文学和宗教的自由的探讨”。他祈求神让“这种仁慈的统治在未来若干世纪继续下去”。自然，对一切反英起义他都表示反对。这种态度清楚地说明，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新兴力量对待英国统治是竭诚拥护，感恩戴德，并真诚地相信，英国统治会促进印度社会的进步发展。这是很自然的。这个新兴力量（包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内）是在英国殖民者征服、统治印度的过程中产生的。既然封建经济解体、资本主义产生的客观前提的形成是与英国统治联系在一起，他们就把英国统治看做是自身存在和发展的条件，从维护自己利益出发真心维护英国统治，并寄希望于英国统治来发展自身，发展资本主义。这种态度反映了新兴力量当时政治上的极端软弱，他们还没有把自己的立脚点和英国殖民统治者分开。新兴力量拥护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这和下层人民的奋起反英形成鲜明对照。但也要看到，他们拥护英国统治包含有一种促进印度社会沿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愿望，这和那些只求在主子恩荫下保持挥霍享受地位的封建主以及只知膨胀钱袋的洋奴买办是有区别的。在欢迎英国统治同时，罗易认为，现行统治制度在许多方面是有弊端的，不利于社会发展，急需改革。他相信只要采取合法途径，让当局听到印度人的呼声，就能促使它实行改革，从而争取到所要求的自由和权利。
罗易争取自由的第一个行动，是反对1823年殖民当局颁布的报刊法，主张报刊自由。他采取的手段是和德瓦卡纳特·泰戈尔、钱德拉·库马尔·泰戈尔、哈尔·钱德拉·高士、古里·钱德拉·巴奈尔哲、普拉沙恩·库马尔·泰戈尔等5位加尔各答著名律师一起，联名上书高等法院，要求法院拒绝认可该项法律。当这个要求遭到法院驳回后，他们又上书英国国王。罗易草拟的申诉书中详细阐明了反对该项法律的理由，其中说道：“当权者憎恨报刊自由，因为对他们来说，它是一个令人不快的障碍。当他们不能从它的存在中发现任何真正的弊端时，就企图使世人相信，它在某种可能的便利条件下能够成为联合人民反对政府的手段。”罗易驳斥这种论点，指出恰恰相反，只有实行报刊自由才能防止革命，“因为当人民能够方便地向最高当局反映他们由于地方当局的行动而遭受的苦难时，可能引起革命的不满因素就会被清除。”他又说，他并不是要求无限制的报刊自由，他同意对“企图在印度人民心中煽起反英仇恨的”要“给予惩罚”，但坚决反对“专横独断的限制”。他认为，政府颁布这项法令是有意破坏正常的司法程序，这样做，“对公民自由无疑是个毁灭性的打击”。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开始进行政治活动的做法是：把西方一直作为斗争旗帜的自由民权的口号接过来，作为自己的旗帜，提出反对专制独裁、反对侵犯公民自由的口号；以印度是英帝国一部分，印度人民应享有英国公民待遇作为依据来要求公民权利；在呼吁公民权利时，指出这样做符合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双方的利益；只采用上书陈请的合法斗争方式，和殖民当局站在一起阻止可能发生的人民起义。这些鲜明地反映了早期资产阶级思想家又要争取自由，又对自由的行动感到诚惶诚恐的心理状态。不过能这样做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一个曾任过殖民政权高级官员的英国人评述道：“罗易和他的五位朋友被印度人看做勇敢的爱国者，他们敢于站在东印度公司、政府和法院面前，不是为了要求任何个别印度人的权利，而是要求他们和他们的钦慕者认为是所有人的自然权利”，“这个勇敢的行动深深激励了加尔各答的印度人”。罗梅什·杜特认为，罗易反对报刊法的斗争是“印度宪政鼓动的开始”，印度民族主义者正是沿着他的足迹前进。
罗易下一个目标是争取司法改革。在这方面他打出的旗帜是平等、正义原则。1827年殖民当局颁布了一项陪审团法，规定在审判基督教徒时，印度教徒或穆斯林不能作为陪审团成员。罗易坚决反对这项歧视性法律。他又联合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共同上书陈请。对改革印度司法制度，他提出了如下具体设想：第一，把治安长官的司法、行政职能分开：第二，扩大印度法官审判欧洲人的权限；第三，编制法典，实行陪审团制度，其成员从退休的司法人员和律师中产生；第四，要有一个建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基础上的刑法典；第五，发行公报，公布法庭审判情况；最后，为了实施司法正义，在司法人员和群众中，应该有一种共同的语言作为媒介。这些设想虽然没有受到当局理睬，但他打出的正义、平等旗帜却在印度人民心中引起强烈共鸣。从此，平等、正义和自由都成了印度资产阶级早期活动家从事政治斗争的武器。
1830年，在东印度公司特许状即将由议会更换之际，罗易为了向英国议会提出印度人的要求，也为了替莫卧儿皇帝办理私人事情，来到英国。在英国期间，他细心观察它的政治制度，对此之下，越发感到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是专断统治，一切惟英国最高当局之命是从，对印度人的意愿是不考虑的。就在英国，他提出改革英印行政制度的要求。在给下院的一个委员会的书面材料中，他提议对英属印度的行政制度进行全面改革。那时，他还没有在印度实行代议制的想法。他只是强调，殖民当局立法应该征询印度人的意见，并提出应当允许印度人参加国家管理。他说：“讲到印度知识界的一般感情，我毫不犹豫地说，能保证他们对现有的任何统治形式抱有好感的惟一政策，就是逐步地按他们的能力和专长，把他们提拔到国家的信任和负责的岗位上来。”罗易这些主张已经较以往前进一步，开始涉及到印度人有权管理自己国家的问题。这已经不是从个人公民权利的角度，而是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提出问题了。他的各种改革设想成了后来资产阶级改良活动家提出各项政治要求的蓝本。
在他赴英前，特别是到英国以后，他对自由的渴望日甚一日。国际上发生的事件常常使他激动得夜不能寐。1820年，当得知西班牙颁布宪法后，他在加尔各答举行午宴庆祝。1821年，当听到奥地利镇压那不勒斯革命运动的消息后，他感到十分痛苦。在一封信中他写道，这个消息使他“极为沮丧”，但他表示相信，“自由的敌人和专制主义的朋友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有最后的成功。”1830年法国发生七月革命，波旁王朝再次垮台，他感到极大喜悦。在他去英途中，看到两艘停泊在桌湾的法国船上飘着三色旗，他激动得非要乘法国船不可。这些都表明他对于自由、正义是极为向往。也正是在这些事件的鼓舞下，他的思想也在发展，开始憧憬祖国自由幸福的美好前景。在他逝世（1833年于英国）前不久从英国写给印度《改革家报》的一封信中，他明确地说：“一个有头脑的人不可能感觉不到政治上屈从和依附外国人的耻辱”。在写给维克多·贾奎芒特的信中，他又讲到有朝一日印度会“重新获得政治独立”。这说明，在他思想中已经出现了印度终究会取得独立的朦胧想法。然而，这种想法还只是一种远景展望，独立在他看来还是遥远未来的事，他把这种展望和现实政治严格分开，谆谆告诫印度人要面对现实，强调在相当长时期内应当坚决维护英国的统治。在给《改革家报》的信中，他特别提出：“我希望我的同胞要注意温和和谨慎，在改善我们的条件方面，不应太急于求成，逐步的进展才是更持久的。”这样，落脚到现实上，他还是坚持要求局部改良，并特别强调只能采取上书陈请这种温和的斗争方式。
罗易不但要求政治改革，还关心改善农民的地位。1793年孟加拉实行永久地税制后，由于只是固定了柴明达尔应缴的地税，并未固定佃农应缴的地租，所以地主对农民的压榨日甚一日。罗易曾在税收部门服务，对情况比较了解。他对柴明达尔制是肯定的，但不赞成地主过分暴虐地对待农民，要求当局也像固定地税那样，固定地租，在地租特别高的地方应适当降低，使农民也能安身立命。同时他也要求，凡降低地租的柴明达尔，政府应相应地降低地税，使他们不致减少收入。这又表现了他对地主的关心。罗易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和他要求平等、正义的主张是一致的。19世纪初农民问题在孟加拉很突出，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改革思想家，他在举起平等、正义旗帜时，不能不把农民处境收在视野之内，多少反映他们的要求，但另一方面，由于新兴力量与封建地主关系密切，又不愿损害地主利益。
总之，罗易的政治活动可以归结为三个特点：1.他是以替印度人争取公民权为起点，从这里前进到提出民族主义的改革要求；2.在活动方式上，他自始至终坚持他所说的“温和”、“谨慎”，不超出上书陈请这条线；3.在提出任何改革要求时，他力图说服当局，这样做对英国也有好处，是为了巩固英国的殖民统治。他希望这样能减少阻力。
不管罗姆·摩罕·罗易的改革要求多么温和，多么局限，他首先倡导改革，点燃了复兴印度的火炬，揭开了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的帷幕，这个历史功绩是永垂史册的。
§§第八章 印度教改革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