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历史长河中，殖民统治时期占有重要地位。这不仅因为一般说作为历史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它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还特别因为这段时期是印度有史以来变化最剧烈的时期。从经济结构到政治体制，从教育制度到社会观念，可以说，一切都开始了大变化，这是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印度社会的自然发展进程被打断，开始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模式转换。在新的方向下，发展速度相对加快但却出现了严重畸形。这是殖民统治造成的结果。殖民统治既是剧变的推动者（另一个动力是印度人自己），也是印度实现正常转变的严重阻挠者。是觉醒了的印度人民用自己团结的力量搬掉这块绊脚石，把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力夺回来，才为印度实现正常的充分的转变敞开了大门。
为了深入阐明这个变化，本书结合具体历史过程的叙述着重突出以下几个重点：
1.殖民统治的双重历史使命及其影响。殖民侵略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海外延伸，是资本主义世界扩张的必然产物。殖民统治和剥削是为殖民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服务的，殖民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不同阶段决定了不同时期的殖民政策，后者反映了前者的不同需要。当然，对殖民国家来说，无论什么阶段什么样的殖民政策，万变不离其宗，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财富和压制人民的反抗。殖民侵略和掠夺不仅遇到被侵略民族的强烈抵抗，而且，东方国家固有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也是横亘在其掠夺道路上的严重障碍。殖民主义者可以在不触动这种结构的情况下实行原始积累式的暴力掠夺，但这种结构却与把殖民地半殖民地变成殖民国家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的需要不相容。为适应这种需要，就必须改变其现有结构，创造适合资本主义榨取的结构和物质条件。殖民主义者这样做完全是受自己的卑鄙私利的驱使，但只要这样做，客观上就不仅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现有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起破坏作用，而且为这些国家和地区资本主义因素的出现奠定物质基础。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马克思1853年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两文中，提出了殖民统治具有双重使命的著名论断。他写道：“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这一精辟论断为学术界全面正确地评价殖民主义的历史作用提供了一把入门的钥匙。
英国在印度殖民统治的结果，雄辩地证明了马克思这个论断的正确性。如果说，殖民统治的最初岁月是以血腥的赤裸裸的表层掠夺为标志，其建设性作用还模糊不清，那么，19世纪30年代殖民政策进入新阶段后，其破坏性和建设性双重使命都逐渐明朗；到了帝国主义阶段，两者的显现更加突出。但殖民者对破坏性和建设性两个使命的完成都不彻底，一般说都是在进行一定阶段后半途止步。这同样是由其卑鄙私利决定的。为了巩固殖民统治，它需要谋求殖民地半殖民地原有封建势力的支持，为此就需要自觉地与旧势力妥协，人为地保留某些旧的制度与结构；而说到建设性使命，殖民者虽然不得不实行，却绝不愿看到殖民地半殖民地真正出现一个新社会。道理很明显：如果是那样，也就宣告了他们为所欲为的剥削时代的终结。
英国统治者在印度的行为总的来看就呈现出这样的鲜明的矛盾性。它在自觉地实现破坏性使命的同时却不自觉地实现着建设性使命；它必须实现双重使命，却又设置壁障，使两者都不能彻底实现。具体表现为：殖民统治实现了印度的政治统一，却又人为地保持了部分分裂状态（土邦）；它摧毁了印度的自然经济和村社，却顽固地维护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它把印度和正在形成的世界资本主义市场联系起来，促进了印度商品经济发展，却不给印度自主的平等的贸易权力，而是把它置于依附于英国的地位；它把大工业移植到印度，却压制民族工业的发展；它加快了印度经济的发展频率，却以发展畸形和财富无穷无尽的外流作为代价；它把政治民主制传到这个国度，却只是用作专制和高压统治的装饰物；它以西方自由平等思想的传播者自居，却傲然高踞于印度人民头上，颐指气使；它为了统治这个国家不得不重视对它的历史文化的研究，却鄙视印度传统文明，企图瓦解印度民族自豪感的心理根基；它为了庞大的殖民统治机器和商业机构的运转不得不兴办近代学校，却要通过奴化教育，实行愚民政策；它在行政管理上、教育体制上实行世俗主义，却为了对抗民族运动竭力挑动宗教冲突，实行分而治之政策。凡此种种，都清楚地反映了殖民统治固有的内在矛盾。这个矛盾是殖民主义的影子，在有殖民统治的地方无处不在，但两者对比如此鲜明，可说是英国统治印度的特色。英国是西方殖民国家中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最先充分发展的国家，为了实现剥削目的，有可能也有必要在其殖民地，特别是在像印度这样对它至关重要的殖民地实行较深入的社会经济改造。破和立是联系在一起的，不破不立，立中又有破。所以英国统治对印度传统社会经济破坏程度最深，相应地采取的建设性措施也较多。印度在英国统治下，无论是社会经济、政治制度，还是教育制度、社会观念，都有了巨大变化（尽管畸形），都在前进，有的甚至是跳跃前进。了解这一点是研究殖民统治时期印度史必须首先把握的关键。
殖民统治者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讲起殖民统治的历史，凡有爱国心的人对其罪恶没有人不感到义愤填膺。人们不愿讲，甚至有的人根本不承认其统治有建设性作用的一面，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感情代替不了冷静的理论分析。历史研究是讲辩证法的，资本主义发展包括殖民扩张和统治都有其内在的辩证法，都受辩证法支配。今天我们研究历史如果不能辩证地进行客观分析，我们就不能真正把握历史发展的全貌，我们的认识就会出现严重的偏颇。
2.西方文明和印度文明的碰撞。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谈到侵略者与被侵略者的文明碰撞时有一段名言，即“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不列颠人是第一批发展程度高于印度的征服者，因此印度的文明就影响不了他们”，反而是他们“消灭了印度文明”。这段话总的精神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说到英国文明对印度文明的影响，实际情况远比马克思讲的要复杂。英国的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生产技术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较之印度的以畜力为代表的生产力和自然经济先进，后者在英国商品进军和投资浪潮中逐渐瓦解是不可避免的。英国的教育制度和内容、英国的政治体制都较印度封建的体制和思想先进，从近代学校出来的知识分子倾慕西方的自由平等观念和民主政体，追求在印度采用、实行、推广，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印度的种姓制度奠基于自然经济之上，当自然经济的根基因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生动摇后，当职业多样化和人口流向城市成为不可抗拒的发展趋势后，种姓制度受到冲击，日益被削弱，这同样是不可避免的。但当问题涉及宗教文化层面，情况就复杂得多。印度是一个宗教意识强烈、文化积淀深厚的文明古国。印度教以其历史的悠久、曾有过的辉煌和宗教与社会结构、生活方式的紧密结合，在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上打下了极深刻的烙印，是他们的精神动力源泉，也是他们的骄傲、自信的所在。英国统治者自以为基督教较印度教先进，决定在印度设置大主教区，通过大力传教，使印度基督教化。他们满以为印度教徒会闻风响应，蜂拥皈依。然而出乎其意料，遇到的却是印度教徒的顽强抗拒。印度教先进知识分子指出，印度教习俗虽有自己的缺陷，但基督教也并非完美无缺。不同信仰是在不同土壤上成长壮大的，东西方的宗教只有神学体系的不同，并没有宗教本身的优劣之分。何况在印度教徒看来，政府大力鼓励传播基督教意味着要把对印度人民的压迫从政治经济领域扩大到社会生活领域，要从文化心理上铲除印度人安身立命的根基。这当然是广大印度教徒决不能接受的。所以，除了少数印度教贱民和低级种姓为摆脱种姓压迫而改宗和一些部落首领被诱骗率部改宗外，真正张开臂膀拥抱这个异域新信仰的为数寥寥。那些感到自己的宗教信仰受到亵渎的土邦王公和士兵后来更以大起义来反抗亵渎者。政府只好放弃原来的打算，承认现状，致使基督教的传播始终被局限在少数人范围内。至于殖民者传播的西方价值观念和艺术观，其进步的内容被印度知识分子吸收，有些内容因与印度教宗教观念不符被排斥。至于个人至上主义、物质享乐主义则遭到甘地的断然拒绝。在思想文化领域，印度的本色基本保持，当然也有变革。英国文明要“消灭”印度文明是做不到的。
3.印度先进分子顺应潮流的自我改变。英国统治者满以为通过实行西方教育，可以把印度一代代年轻人塑造成数典忘祖、崇拜西方一切的洋奴。然而，他们的这个目的只能说是在有限程度上达到了。和他们的设想相反，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学了西方的进步思想却促进了他们对印度社会的反思。对比西方先进思想，他们看到了印度的落后，并认识到印度教存在的种种弊端及其神学思想的僵化是造成印度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面对殖民统治的沉重压力，有远见的思想家率先变革观念，摈弃夜郎自大和故步自封的守旧态度，勇敢地站起来暴露印度教和印度社会的弊端，倡导改革，并大力开展宣传，振聋发聩，唤起民魂。他们迈出这勇敢的第一步时曾遇到极大的阻力，但并未退却。正是他们的大无畏精神开创了印度人发奋图强，学习先进，把自身改革与摆脱落后、摆脱殖民压迫的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新时代。
兰姆·莫罕·罗易是印度改革的先驱。到了20世纪，倡导印度自我完善并为之付出全部心血的旗手是圣雄甘地。正是甘地的谆谆教导和身体力行，让全民都认识到印度人自己和印度社会存在的弊端，唤醒了越来越多的群众参加到提高思想境界，改革社会弊端，增强社会和睦的自身建设活动中来，把它作为民族解放运动的组成部分和强有力的精神支柱。甘地在改变印度人的精神素质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无与伦比的。正像后来尼赫鲁常常说的，正是甘地使印度人民昂起了头，丢掉了恐惧，敢于与压迫者和自身的弊端斗争，满怀信心地追逐光明，为创造自己美好的未来而斗争。
4.印度民族运动的领导权和独特的斗争道路。人们曾经提出这样的问题：印度与中国国情相近，很早就成立了印度共产党，为什么民族运动的领导权会被资产阶级政党国大党牢牢地掌握？其实，提出这样的问题前提就错了，印度民族运动的领导权掌握在国大党手里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印度和中国国情有很大不同的一面。印度是英国这个当时世界经济最发达、政治制度最先进的国家的殖民地，英国的殖民剥削在19世纪30年代就进入了工业资本剥削阶段，80—90年代后更进入金融资本剥削阶段，这就在印度较早地造成了资本主义大工业和印度民族资产阶级。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印度民族资本的力量在工业企业领域达到了几乎可以与英国资本分庭抗礼的程度。民族资本的发展一直受到殖民政权和英国资本家的联合排斥和打压，这就使民族资产阶级包括大资产阶级一直保有革命性，成为革命的主要推动力之一。国大党虽是各个阶层的大联盟，其政治方向是谋求印度的资本主义发展，因而它主要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但国大党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甘地领导时已发展为遍及全国的组织网，有最广大的贫苦农民和工人参加。这使党不能不承诺考虑下层群众的利益。国大党内有以尼赫鲁和国大社会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翼，他们适应下层群众的强烈要求，不断提出激进的经济纲领。这就使国大党对下层群众的吸引力不断得到巩固和增强。具备了这些条件，有哪个党有足够的力量挑战它的领导地位？国大党掌握领导权不是偶然的，是由印度的国情特别是资产阶级和国大党的特点决定的。
印度独立运动采取了非暴力不合作的独特道路，这一直引起人们的争论。我国学术界以往有一种强烈的否定倾向，认为这是资产阶级自己不革命也不准群众革命的典型表现，还认为既然不是武装斗争，也就根本算不上革命，只是争取实现某些改良要求而已。这样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实际上是拿中国革命的框子套印度，不顾印度实际做出的纯粹的主观臆断。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当国大党面对英国统治者的高压政策一筹莫展的时候，甘地提出非暴力不合作策略，解决了国大党的策略危机，他也被国大党接受为领导人。甘地有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他提出的不合作策略也是从其思想体系出发的，最突出的特点是把非暴力当作原则，相信英国统治者可以用爱感化，绝不容许运动中有暴力发生。甘地的思想体系国大党并不接受，但认为非暴力不合作策略可取。这种策略能最充分地发动群众，是直接行动的策略，有强大的打击力量，而在实行时可伸可缩，便于灵活控制。国大党并不认为非暴力是原则，而认为是在力量对比不利于印度的现实状况下较为切实可行的策略；并不认为英国统治者可以感化，而认为通过运动的强大压力可以迫使它让步。这样，国大党就不是从甘地的思想体系出发而是从现实政治的策略出发接受和解释非暴力不合作策略，也就是说，甘地版的非暴力不合作策略变成了国大党修订版的非暴力不合作策略，名称依旧，指导思想则迥然有别。国大党正是根据自己的理解授权甘地领导不合作运动，并在实践中力求削弱甘地出于其思想体系为运动设置的种种限制。例如甘地以发生了暴力事件为由中止了第一次不合作运动，在第二次不合作运动开展前，国大党领导人就强烈要求他做出保证，不再因出现暴力斗争而中止运动。甘地不得不同意。运动开展后，在吉大港、白沙瓦和绍拉浦尔出现了武装起义，甘地果然没有因此中止运动。不合作运动吸引越来越广泛的群众参加，形成了印度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波浪式前进的群众性政治斗争。广大群众包括妇女不畏高压，前仆后继，表现了高昂的政治热情。正是一次次不合作运动的剧烈冲击，加上一定的国际和国内条件的配合，使英国统治者最终不得不交出政权。事实表明，不合作运动是在印度条件下可行的斗争道路，是一场非暴力方式的革命。对其不但不能否定，相反，还必须承认，创造这条新的斗争道路是甘地、国大党和印度人民对世界被压迫民族解放事业的巨大贡献。
5.殖民统治下现代化进程的启动。谈到印度现代化，不少人认为殖民统治下不可能有现代化的启动，印度的现代化进程是从独立后开始的。这种认识不但理论上不正确，也不符合历史事实。殖民统治者为了维护其对印度的剥削特权，是不希望印度成为现代化国家的，然而，它为了实现剥削目的，就必须创造实现剥削的物质、技术条件和进行相应的结构改造；为了压制日益高涨的民族运动，也必须把殖民主义专制政体贴上民主制的羽毛。这其实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殖民统治的建设性使命。它是不能不这样做的。而只要它开始了这个进程（19世纪中期开始，20世纪前半期进一步扩展），即建筑铁路、敷设电报线、建立现代企业、实现农业商品化、推广近代教育、实行世俗政策、引进议会民主制的因素等，那也就意味着现代化进程的启动。还要特别指出的是，印度现代化的启动也是印度人自己积极主张、参与和推动的结果。在印度建立现代经济制度和议会民主政体是国大党自成立以来就提出的奋斗目标。当殖民统治者还在争论应在印度实行什么样的教育政策时，印度改革先驱们就率先建立了实行近代教育的印度学院和爱尔芬斯顿学院，对殖民当局最后选择实行西方教育起了推动作用。印度大工业是英国人和印度人同时开始创办的。建立印度立法会议则是印度国大党成立前地区性民族主义组织就提出的要求，大起义的爆发促使当局不得不采取行动。可见，是印度人和殖民统治者一起拉开现代化进程的帷幕的。而且，与殖民统治者的被动的态度不同，印度人对实行现代化的态度是积极主动的，他们才是印度现代化的主要推动力。当然，政权掌握在英国人手里，英国统治者的态度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而英国人并不愿使印度真正现代化，所以殖民统治下的现代化进展只能是有限的，而且要付出更多财富被英国人掠走的沉重代价。
了解殖民统治时期的历史发展对了解今日印度至关重要。独立50多年来，印度的建设大业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也遇到了重重困难。这些困难中有许多就是殖民统治留下的负资产。除了经济落后畸形和人民极端贫困这些表面上可以看到的因素外，还有不少隐性流毒，其危害之深广比表面上能看到的不知要强多少倍。例如被殖民统治者培育、煽动和利用的教派主义，在导致了印巴分治和边境双向大逃亡的悲剧后，是否就偃旗息鼓了？没有。其毒素已深入损害了整个社会肌体，这就是为什么在印度教派冲突至今仍不断爆发，而且很多政党都竞相打宗教牌的原因。不了解英国统治者的分而治之政策是怎样恶毒，就不能理解教派主义何以在今日还会有如此强大的爆发力。今日印度的大厦是在殖民统治留下的地基上建设的，不了解印度在殖民统治下经济的落后和畸形，不了解下层群众是抱着什么样的期望参加独立斗争的，不了解国大党和下层群众是什么样的关系，就很难理解印度独立后在发展道路、体制和发展战略等方面何以做出建立“社会主义类型社会”的选择。同样，不了解殖民压迫的残酷和民族斗争的艰难也就不能理解今日印度民族主义感情的强烈和民族凝聚力的牢固。为了深刻地了解今天，预察未来，深入研究殖民统治时期的历史，弄清殖民统治造成的各方面的影响，是史学工作者的重要任务之一。
研究殖民统治时期的印度史对了解整个殖民主义史和世界史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印度的宗主国是世界最典型的老牌殖民帝国，而印度是它的最早的、最大的、最重要的殖民地。英国每个阶段的殖民政策都完整地在这里实行，这里是它的实验场，每个阶段殖民政策的结果都表现得最为充分。印度的民族运动在亚洲开展得最早，持续时间最长，过程跌宕起伏，内容丰富多彩，在亚洲和世界史上都有很大影响。印度也是亚洲最早挣脱殖民枷锁获得解放的殖民地。研究殖民统治时期的印度，也就是研究殖民主义史、殖民地经济社会发展史和民族解放运动史的一个典型个案，对我们更全面深入地理解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特别是殖民主义、民族主义、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等都会有非常有益的启示作用。
各国的历史都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共性是指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它寓于个性之中，通过五光十色的个性表现出来。世界上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和地区很多，印度只是其中之一。印度虽具有典型性，但本身的特色也很突出。英国统治者各个阶段制定的政策实施于印度时，都因受到印度本身特点的反弹而发生一定的形变，实行中不能不打上印度的烙印。本书的目的是把印度的特色尽可能鲜明地写出来。著者不敢奢望能反映得很周全很深刻，如果读者读后能对殖民统治下印度发展特色有一个清晰明了的印象，那就于愿足矣。
本书是在原《印度近现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1995年）的基础上修改增订而成。《印度近现代史》自出版后一直被北京大学和一些兄弟院校用作研究生和本科生南亚历史教材。此次作为北京市精品教材出版，书名改成了《殖民统治时期的印度史》。原来叫《印度近现代史》，是着眼于世界史分期。按我国学者解放后很长时期通用的世界史分期法，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起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近代史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后属现代史时期。90年代以来学术界虽有不同意见，但只要是不否定有分期必要的，对现代史的起始都认为应是20世纪上半期的某个时候。《印度近现代史》论述殖民统治时期的历史，在时间上是从17世纪末莫卧儿帝国衰落、殖民主义入侵开始，到1947年印度民族独立斗争取得胜利为止。放在世界史分期框架内看，则跨越近代、现代两个时期，所以当时叫《印度近现代史》。如果说，从世界史分期角度这样命名有一定道理，但若从印度史本身分期看，则并不妥当。印度史近现代的分水岭既不是俄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也不是20世纪初或1945年，而是1947年印度独立。此前印度是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此后是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殖民地时期的历史只是印度近代史，1947年独立才揭开现代史的帷幕。为了防止误解，特借此次出版的机会，把书名改为《殖民统治时期印度史》。
利用这次出版的机会，著者也对全书的内容进行了修改增订。对近年来国际学术界特别是印度和英国学者研究的新成果尽量吸收。著者本人近年来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新认识也包含在此次修订之中。因受水平限制，疏漏和错误之处仍然会有不少，敬请专家和广大读者指正。
§§第一章 17—18世纪上半期印度社会经济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