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诚
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多年战乱和被外国列强侵略凌辱的我国人民满腔热情地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三年恢复时期之后，于1952年对全国大学教育进行了“院系调整”。新北大物理系由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物理系组建，集中了多位全国乃至世界上知名的教，我是1952年考入新北大物理系的第一届学生，由于“院系调整”，北京大学迁址，变动很大，记得第一学期推迟到12月1日才开始上课，而且简易的学生宿舍也还没有盖好，我们只能打地铺住在体育，党和国家对大学生的待遇十分优厚，不收任何费用，吃饭还不要钱（一年后改为助学金制），同学们都对新开始的大学生活充满热情，对未来充满幻想，学习气氛非常之浓。
大学一年级分甲、乙两个大班，“普通物理”课由虞福春和黄昆两位教授分别讲，教材采用苏联莫斯科大学，黄昆教授备课非常认真，全身心投入，还常常深夜登门到虞福春教授家共同研究教学方法，这在当时传为佳，黄昆教授是我大学生活中的第一位物理老师，而且是我入学后接触最多的老师，除大班上课、小班辅导（我们大班又分成四个小班上辅导课，黄先生辅导一个小班）都是黄先生外，还因为我是物理课代表，黄先生经常找我了解情况，每次都问很多问题，有在课堂上讲过的，也有没讲过，有时是黄先生和虞先生一起提问，就像口试一，开始我有点紧张，思想上有些压力；渐渐地，这种压力成了我刻苦学习的动力，口试逐渐成了个别辅导，使我获益匪，黄先生讲课语言生动、概念清晰，特别是对于难点，深入浅出，突出关键物理因素，使难点迎刃而，黄先生的讲课不仅在于提高我们的知识水平，而且非常注重教导分析问题的方法，培养我们分析和解决物理问题的能，“普通物理”课为我们整个大学阶段的学习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大概是黄先生出于对我的了解，在分专门化时把我分到了固体物理专门化半导体方，“固体物理”课是黄先生讲授的；“半导体物理”课是黄先生和洪朝生先生共同讲授，毕业后我又留校在半导体物理教研室工作，直到1965年8月底我从北大调到电子工业部第十三研究，长达十余年我在黄昆教授的身边接受着先生的教诲，对我一生工作产生了极大影，下面是我个人经历中的点滴回忆。
在我的一生中有两次黄先生改变了我的命运：第一次是分专门化；第二次是留，我报考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初衷是学理论物理或者无线电电子物理（从在初中时参加了暑期无线电班开始，我成了一名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在三年级分专门化时我并未改变这一想，直到填报志愿时虞福春教授告诉我，黄先生已经把我分到固体物理专门化半导体方向了，从此我就和半导体结下了一生的缘，大概在大一时我给黄先生留下了较深的印象，他又对我后来的学习情况做过了，实话实说，在大学时期我学习还是十分刻苦的，各门课程均为优秀；体育方面不但通过了“劳卫制”，还参加了校田径队；社会工作是校学生会副秘书长，算得上全面发，在1957年“反右”之前虽然有“肃反”、“镇反”等政治运功，但是从未影响过我的学，1954年国家学苏联评模范生，据说打算发奖学金，其中一条硬标准是前一年各门功课均为“优”，由于是事后突然决定，所以同学们没有准备，只能由平时成绩决，印象中在全物理系只评出了二十多人，我是其中之一，发了一张奖状，奖品是一个皮面的活页夹，正面镏金烫着“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里面写着“赠给一九五三—一九五四模范生”，这个活页夹质量很好，至今我还用，据说某高层领导反对这个活动，奖学金没有发，以后也没有再评，分到固体物理专门化半导体方向，虽然和我原来的愿望不同，但是跟着黄先生学习，我还是很高兴的，也许虞先生已经估计到了这一点，所以才事先告诉我的。
大学四年级，黄先生派我到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在洪朝生先生指导下进行毕业论文工，他称赞洪先生在低温半导体特性的研究工作中对实验结果提出了很好的理论解释，要我以此为楷模；并和我说，半导体物理科研工作需要大量实验工作者，和做理论工作人员之比应为10：1.洪先生1952年自美回国，在美国曾做过锗在低温下的电学测量，提出过“杂质导电带”的概念；回国后在应用物理所筹建低温实验室，是北大的兼职教，我的论文题目是《测量PbS电阻率的温度特性》，温度范围为从液氮温度到室温以，我需要建立一套真空系统和测量装置，要解决样品架的散热问题，以获得低温并能调控温度，对测量结果进行分析，洪先生对我在工作中的表现很满意，想把我留在他的研究，在论文工作测量数据阶段，我常常需要连续工作到深夜，洪先生对我一个人在实验室工作很放，为了能让我在实验结束后休息一会儿，还特地将他家里的行军床和大衣拿到他办公室，实验室和办公室的钥匙也都交给我，俨然我已经成了研究室的一，我很想继续深造，大学毕业后报考研究，可是黄先生却坚持要把我留校，和我多次谈话，还让系领导沈克琦找我谈，当然，我虽然有些情绪，最后还是要服从组织决定（只是晚报到了将近一个月），否则我的人生经历肯定会要改写。
也许这里应该说明一下，黄先生不但在教学和各项工作中兢兢业业，在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处处以身作则，对我们的要求也是全面的：学习上严格要求；思想上也是利用一切机会鼓励我们进，让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半导体物理”课考试的情，那是我们大学阶段的最后一门考试，由于黄先生要参加制定《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有时我们也去旁听制定半导体科学技术规划的报告会，所以考试推到期末很，因为当时考试采用口试方式，考题有许多组，每个人的考题由抽签决定，所以可以根据黄先生的时间分批进，我们半导体组一共10名学生，考试断续进行了三个礼，每人口试时间一般约半小时，可是那次我的考试却用了一个多小，一进考场，只见黄昆教授、洪朝生研究员、黄永宝先生三位考官端坐，黄先生就把我准备答题的草稿要了过去，看了看说：“你不用回答这几道题了，我们随便问，”显然他从我答题的草稿中已经可以得到满意的答案，一个多小时下来，三位先生不但把整本“半导体物理”讲义问了个遍，甚至还问到“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报告中涉及的一些问，最后黄先生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们年轻人不但要努力学习专业知识，还要全面发展，政治上要积极进，”看来那时他已经决定要把我留校，向洪先生了解过我做论文的情况和毕业后的打算，很可能预见到了我可能会有些思想问题。
1956年教育部聘请了一位苏联专家桑杜洛娃来系工作两年，开展用示踪原子方法进行杂质在半导体中扩散规律的科学研究并建立相应的实验，黄先生派我跟随专家做科研工作，教学工作量减，“五校”共有六名教师参加，其他五位老师是刘士毅（厦门大学）、黄永宝（北京大学）、张月清（东北人民大学）、唐璞山（复旦大学）和何宇亮（南京大学）。黄昆教授经常找我了解工作进展情，1957年“反右”运动中，我们北大物理系1952级同学大约有一半成了“右派”，为了教育教师，物理系还办了个“触目惊心”展，“反右”后期，在人民内部进行了“红专辩论”的教育运，之后，可能由于我在“反右”运动中态度不太积极，领导决定让我下乡，通知我是“长期的”。临行前“五校”半导体联合教研室教师拍了一张照片，照片顶端上写着“五校半导体联合教研室全体教员欢送李克诚同志下乡留影，1957除夕于北大”。这是两年来“五校”半导体联合教研室全体教师唯一的一张合影，我坐在前排中间，还带了朵红，黄先生在照片背面写了“李克诚同志留念”并签名，其他同志也都跟着签了，我不知道当时黄先生是什么心情，这张照片我一直珍藏着。
我们下乡的地点是门头沟区山区高铺村，是老解放区，老乡对我们很好，当时的农活是垒堰（梯田的边）。房东大爷说冬天农闲吃“一稀一干”，春天农忙了吃“两干”，稀的是茬子粥，干的是小米干饭，茬子粥是整个玉米粒用碾子碾成半碎煮的粥，非常好，我从政治运动气氛浓重的学校来到充满友善和亲情的农村，心情特别轻松愉，没想到还不到一个月，我突然接到学校通知，让我带上行李立即返校，我不情愿地只身回学校询问原因，原来是桑杜洛娃专家从苏联休假回来了，得知学校让我下乡后，要求校领导立即把我调回，当我回老乡家取行李时，两位房东老人依依不舍地把我叫到他们屋，用他们过年才舍得吃的白面给我做了一大碗面条为我送，桑杜洛娃对我的工作很满意，临回国前送给我一本相册留做纪念，在她回国一年后在那个年代，许多实验条件需要我们自己建，说心里话，我在黄先生身边十几年从来没有“轻松”，黄先生是我的严师，在他面前我总是个学生，他随时都会向我提各种学术问题，就像我是课代表或者考试时那，黄先生也时常说一些表扬我们的话，可让我们感到更多的是严格要求和激，记得有一次他跟我说：“为什么许多专家都夸奖你？”让我马上想到的是要更加严格要求自，还有一天晚上我们在物理大楼开教研室会，很晚才散，当走出大楼门口时，他看见四楼的一个房间亮着灯，便对我们说：“甘子钊（当时黄先生的研究生）还在看书！”好像是在很随意的场合，说了句不经意的话，却让我铭记在心，在日后的学习、工作等方面时刻激励自己，当时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这种“压力”和“激励”促使我在工作中严格要求自己，对科研工作中遇到的任何学术问题都要弄个明白，多年来养成的这个习惯使我受益终生。
黄昆教授十分关心年轻教师在科研中成长，重视科研与产业发展相结，经历了1958年“科研大跃进”后，学校的科研工作回到基础研究，北大物理系半导体教研室承担了“1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中“扩散的基础研究”项目，我任课题负责，我的主要工作是利用放射性同位素示踪原子方法研究扩散问题，一起工作的还有一名实验员和两名做毕业论文的学生；用电学方法研究扩散问题的工作由林绪伦带领学生进，1958年“大跃进”期间，放射性实验室借给金属教研室使用，造成严重污染，所以为恢复放射性同位素实验室的工作环境和实验条件需要进行大量的工，1960年留苏回国的薛士鎣同志分配到扩散组工作，大大加强了我们的科研力量，有我们两人任指导教师，承担了指导更多同学毕业论文的教学任务，有些同学毕业后留校，继续参加扩散组的科研工作，先后有祝忠德、黄詠、张利春，当时国际上硅平面器件虽然还处于发展的初期，但已显示其强大的生命，利用热生长SiO2掩蔽扩散是其独特的关键工艺，由于SiO2是绝缘体，用电学方法无法得知这些掺杂原子是如何穿过SiO2层的，这时正能发挥示踪原子方法可以直接测量的优越性。
黄先生非常重视我们的研究工作要与我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相结合，要努力形成对我国自主研发半导体器件有用的基础研，在他的亲自主持下，我们和当时隶属一机部第十研究院的第十三研究所签订了合作协议，研究课题定为“磷在SiO2-Si系统中的扩散”。十三所武尔祯总工程师曾于1956年应邀参加在应用物理所组织的、由一些高校和产业界研究所科研人员共同参加的半导体电子器件的研制工作，并随团赴苏联考察和短期进，他对黄昆教授十分钦佩，北大从“五校联合半导体专门化”开始，每年都向该研究所输送大批毕业生，其中许多人成了该所技术骨，北大和十三所在黄先生和武总工程师的主持下建立了很好的合作关，为了更好地与器件研制相结合，我们的有些实验样品还取自该所，实验结果不定期向该所做学术报，课题组的研究工作不断深入，阶段性结果在1963年中国物理学会年会和1965年中国半导体物理年会上做过论文报告，部分结果还在《物理学报》上发表，每项科研成果和每篇论文报告都要和黄先生认真讨，回忆当时黄先生对年轻教师在科研中成长、教研室的科研工作不断取得新结果，感到非常高兴。
令人想不到的是，经受了“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的冲击、元气刚刚有所恢复的国家，仅仅度过了不到四五年时间，“四清”、“社教”、“文化大革命”又扑面而来，北大瘫痪了，我们的科研工作被迫停，就在我们准备于1965年9月1日下乡参加“四清”的前半个多月，黄先生代表系领导通知我调到十三，当时的十三所隶属国防科工委，集体参军后由北京搬迁到石家庄，我是根据中央备战命令作为内迁部队的家属调动，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尽管部队单位不许“串联”、不搞“四大”，仍然有人到北大抄了不少大字报，称我是黄昆的“四大金刚”之一，也许这正是黄昆老师对我的一生事业有着重大影响的一个佐证。
黄昆老师对我的教导，我永远铭记在心。
作者简介
李克诚，教授级高级工程，1956年北京大学物理系毕，先后在北京大学物理系、电子工业部第十三研究所、首都钢铁公司电子公司工，曾任十三所副总工程师、光电器件研究室主任，“863计划”信息技术领域光电子器件与微电子、光电子系统集成技术主题责任专家，首钢电子公司微电子研究院总工程师等，主持和指导的研究项目曾获电子工业部优秀科技成果一等奖7项、二等奖14项，国家经济委员会“金龙奖”一等奖3项，国家发明三等奖1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