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讨论的重点是五个家族如何适应明末清初时期的社会变迁，从个案数量上来说，也许不足以代表明清时代数万个家族的状况，但对中国沿海经济富庶及人文荟萃之地而言，这五个家族则可成为该地区家族发展的模式。因为沿海地区的家族最早受到明代经济繁荣的影响，拥有足够财富来教育支持子弟并参加科举考试，其佐证是明中叶以降，沿海地区士绅人数大为增加。而明朝政府对士绅阶层又给予优免徭役特权，使他们除享有实质的利益外，同时在地方上具有声望。士绅并且借重家族组织，加强子弟教育，提升中试机会。此外，又有联姻、通谱之举，扩大政治上的影响力。
从经济发展角度看来，这五个家族显示了当时南北经济之差异。南方的家族兴起时间大约在15世纪左右，他们除了拥有土地的租佃收入之外，还从事各种商业活动，如申氏进行区域间贸易；太仓王氏经营典当业；海宁的查、陈两个家族亦开设当铺，并生产和贩卖食盐。山东新城王氏却仍以传统耕织维生。然而，这些经济雄厚的仕宦家族，同时也潜伏着财力分散的危机。其一是子弟是否承袭家族原有的经济活动？若是全力培育子弟参加科考，放弃经商，则可能因沾染官场奢华风尚而导致家境窘困；其二是家族人口膨胀，子孙均分家产，像王时敏九个儿子分产，以致典当名园。
在社会方面，这些家族都很重视修谱、祭祀、教育、救恤等事业。在平时，教育子弟，等他们中试后，得以捐助田产和优免族人徭役；遇到动乱时代，或组家丁抗敌，或聚合四散族人，展现出家族组织的功能。另外，从社会流动角度来观察，上述的五个家族经历明清之际战乱，呈现较显著的变动。申氏受到李自成进京后拷掠的挫折，其家族自此一蹶不振；新城王氏在满洲入主中国前后，选择为明朝殉节一途，人才凋零；太仓王氏则困于赋役，明末被编粮长役，赔万两银，清初奏销案起，又被逼得弃产偿逋；查氏自查继佐抗清失败后，旋即教育子弟走上科举仕途；海宁陈家在清朝入关后，采取合作态度，故当官人数日益增多，其受朝代更迭影响最小。
何柄棣教授从新城王氏科举人数减少，和子孙耽溺于书画艺术，解释其家族社会地位下降原因。但是，如果王氏不执著于忠贞的政治理念，也不至于在明亡之际十余位有功名的士人加入殉难行列。若新城王氏能像其他山东世家一样投降于清朝，仍有创造冠盖云集的机会。所以当政权转换时，士人到底要为自己争得千载声名，或为子孙铺下平坦仕途，的确是一大抉择。不过整体而言，选择降清者多，当遗民者少。那是因为士绅在家族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且干系整个家族枯荣。所以尽管王象晋、王时敏、查继佐等成为明末遗民，但仍允许子弟出仕，唯有如此才能持续其家族势力。
在政治上，科举考试固能提升家族威望，而复杂的政治斗争却造成家族没落的可能。申时行、王锡爵两人任内阁首辅时，虽缺乏担当，亦未匡救时局，但跟着颓废的万历皇帝倒也相安无事。陈与郊则倚借座师之势，平步青云，得四品官职。清初，陈氏又在清廷笼络汉人政策下，迅速地崛起。其他家族除申氏没落于明末。另三家经过清初休养生息，到康熙二三十年代又居朝官，并投入满洲大臣的羽翼之下。在王位继承问题所引发的各种党争中，新城王士祯和太仓王脄都支持皇太子，引起康熙的不快，纷纷被革职治罪。等到雍正即位，整肃风潮接连而来。不但和他争位的诸王无法幸存；连满汉官员都受灾殃。雍正帝在查嗣庭案后，定隆科多四十一条大罪，把“保奏大逆查嗣庭”作为他结成奸党罪状之一；又将陈邦彦兄弟俩扯进钱名世案，使他们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提到过明代万历以后文官的政治作风。他们具备阴阳双重性格，一方面标榜仁义道德，为国家效力；一方面却利用体制的罅隙，追求个人私益。本文所选取的个案中，大多数人像申时行、王锡爵，还有海宁陈氏的若干官员如陈与郊、陈之遴、陈世倌等，可谓这类官僚的典型。他们在历史上评价不高，如陈之遴被列入贰臣传中，但仍拥有高官职衔。而且，经由他们刻意培植的子弟，也都能显赫于官场。此正说明这时期官僚的为政目标并非实现崇高的政治理念，而是趁着在位时候扩展家族势力。
§§第二章 海宁陈氏的婚姻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