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瑾从市井小儿逐渐成为权倾朝野的大宦官，这里除了他个人灵魂深处的野心膨胀之外，更多的原因是明王朝存在着产生阉患毒瘤的温床。
朱明王朝开国初年，太祖朱元璋就对宦官做了种种不得干预朝政的规定：宦官不得兼外臣文武衔，不得穿戴外臣衣帽，官阶不得超过四品，不得与政府各部门有公文往来，等等。但是，就中国历史长河而言，宦官就是封建专制主义集权这块温床上的产物，任何一位英明君主，只要他坚持高度集权，就离不开宦官。这似乎是一条封建社会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
就拿明太祖朱元璋本人而言，限制宦官干政的是他，放手宦官参政的还是他。这一点并不是以朱元璋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而是历史规律决定的。就在他皇帝宝座坐稳以后，特别是废除了中书省和丞相制度以后，就开始对和他一起打江山的功臣宿将、甚至子侄、外甥产生猜忌，必欲一网打尽，斩尽杀绝而后快。此时，与他朝夕相处的宦官就自然成为心腹，原来对宦官的种种防范措施也就自然松懈了。尤其是洪武后期，宦官又重新走上历史舞台，成为各种干预国政的角色。太祖派宦官参预税务，参预边关马茶贸易，甚至派宦官为特使参预国内、国外的重大政治活动。就连明朝一代的宦官机构二十四衙门，也是在这一时期奠定了基础。
燕王朱棣起兵，就是利用建文皇帝身边的宦官为耳目，窃取机密情报，发动“靖难之役”的，个别宦官还在战场上为他出生入死，立过大功。因此，明成祖在对待宦官的态度上，比其老子洪武皇帝更加暧昧。首先表现为宦官名称的更换。秦时称宦官职务为中车府令，汉唐称为中谒者、中常侍、中尉等，以中字称宦官沿袭不变。洪武年间称监正、监副、监承，永乐年间统统改称太监，使宦官从“中”字辈一跃而为“太”字辈，从此宦官就抖了起来。太监称谓，终明一代，又为清代所沿袭。后来，又设东厂，专派宦官刺探臣民隐情，为宦官的特务活动开了方便之门。其次，明成祖还派宦官插手经济领域，监督地方织造局，掌握市舶大权，把持各地采办事宜。到了明中期正统年间，宦官王振开始把持国政，专权误国，达到了横行无忌的程度。
明英宗朱祈镇登上皇位时，年仅九岁。开始，内阁大学士杨荣、杨溥、杨士奇被太皇太后张氏委托为顾命大臣，主持朝纲，宦官还不敢张牙舞爪。后来，太皇太后、杨荣相继去世，杨溥年老，杨士奇孤掌难鸣，司礼监太监王振就逐渐把持了朝政。从此，揭开了明代历史上宦官专权的黑暗一页。王振专权，飞扬跋扈，他兴麓川之师，致使西南骚乱，诱持皇帝盲目北伐，终致土木溃败，英宗被俘，王振本人也死在乱军，落了个可耻的下场。
然而，王振毕竟是一代权阉，他亲手毁掉了太祖朱元璋竖在宫中的“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的铁牌，独揽大权，迫害群臣，专横无忌，将小皇帝玩于肱股之下，为明代宦官专权首开恶例，特别为后来者刘瑾所推崇。
刘瑾入宫时，王振死去才不几年，但王振阴魂未散，王振影响的余波还在宫中回荡。太监们朝夕谈论都是王振之事，王振如何讨好太后，如何巴结辅臣，王振权势如何显赫，百官如何顺从等等，这一切都在刘瑾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刘瑾自入宫后识字开始，就把王振作为自己崇拜的偶像，梦想有朝一日成为王振那样有显赫权势和地位的大宦官。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刘瑾使出了浑身解数，去实现自己心中的目标。
刘瑾入宫数十年，初为景泰（1450—1456）皇帝乾清宫“答应”，是一个极普通的厮役太监。弘治朝（1488—1505）因犯朝规，差一点被砍了脑袋，侥得以活命。后来，由权宦李广引荐入东宫侍奉太子朱厚照。
刘瑾本来是个聪明之人，二次入宫以后，吸取过去的教训，处处小心从事，察颜观色，百般讨好主子。他初掌钟鼓司，负责皇帝上朝时鸣钟击鼓，演出内乐、传奇、过锦、打稻等内宫杂戏。还时常向皇帝进献飞鹰、猎犬、歌舞、摔跤等游戏，让少年天子纵情玩乐，不理朝政。并偷偷地带着皇帝微服外出游玩，进酒肆，逛妓院，寻求刺激，把个平时就不安分的皇帝侍奉得心花怒放，神不守舍。刘瑾很快也被提升为内官监太监，负责营造宫室、陵墓、冰窖、制造铜锡器妆奁等事宜，成为宫中地位仅次于司礼监太监王岳的二号人物。同时，他还总督团营——就是守卫京师的警卫部队总监，手握兵权。从此时开始，刘瑾已掌握明王朝的实际大权。
刘瑾在宫中职权一再升迁，就是利用正德皇帝年轻无知，忠奸不辨以及贪玩的毛病，挖空心思地取悦天子。他还经常精心安排一些游戏，待皇帝玩兴正浓时就拿来重要奏章请示裁决，皇帝正玩得上瘾，自然不耐烦骂道：“这些事还用得上烦朕吗？养着你们这些奴才干什么？”于是，刘瑾就乘机自做主张，不再奏报，事无大小，任意剖断，完全把持了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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