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全家搬到上海后，叔叔来得多了。从蚌埠到上海，毕竟比到乡下方便。
我们刚住下三个月，他又来了。三个月前他与爸爸商量，这么多人到上海过日子，开销大得多，能不能让他每个月补贴一部分。爸爸说：“算过了，大致平衡，不够时再问你要。”
叔叔说：“小哥你这就不对了。妈在，我也是儿子。再说，我还独身，经济宽裕。”
爸爸笑了：“正因为你独身，要多存一点钱准备结婚。”
这次他来，是要看看三个月来的家庭生计，寻找他可以补贴的理由。
我放学回家，看到他正在和爸爸聊天，祖母和妈妈在准备饭菜。我高兴地叫他一声，他立即异样地看着我，问我一些问题，我一一回答，却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看我。
吃饭了，他终于说出了原因。
“小孩就是小孩，才来三个月，秋雨的上海话已经讲得非常标准，我从他进门叫我一声就听出来了。”他说。
我当时，对祖母和妈妈还是讲余姚话，但一见不会讲余姚话的爸爸和叔叔，已经不由自主地讲上海话了。
“真可惜，一转眼，我以前熟悉的侄子不见了。”他说。
“但他的上海话还是有点生。”爸爸说。
“倒是生一点好。”叔叔说，“千万不能太熟。”
他这句话有点奇怪，全桌都停住了筷子，看着他，等他说下去。
叔叔也不看大家，说了下去：“北京话熟了就油，蚌埠话熟了就土，上海话熟了就俗。”说着他用手指在桌面上画了一个“俗”字，因为在上海话的发音里，这个字与熟字差不多。
“怎么叫熟？是说得快吗？”我好奇地问。
“不是快，是模糊。”叔权说，“生的时候，口齿清楚，一熟，呜里呜噜。就像煮面条，熟透了，变成了烂糊面。”
大家都笑了。上海里弄里听到的，很多确实是烂糊面。
爸爸问我：“听阿坚说，你不大和同学们一起玩？”
“阿坚是谁？”叔叔问爸爸。
“是我单位的同事，也是朋友，他儿子与秋雨在一个年级。”爸爸说。
“同一个班吗？”叔叔问。
“同级不同班。我二班，他四班。我们学校大，同一个年级有十二个班。”我说。
“为什么不和同学们一起玩？”叔叔又问。
我说：“圈子不一样。我参加了美术小组，一有空就到外面写生。”
爸爸和叔叔都不太在乎美术，所以我没有细说。实际上，我因为乡下“堂楼顶”小书房里有一本《芥子园画谱》，日日临摹，打下了一点基础，进了中学很快被美术老师发现，指定为美术课的“课代表”，还被邀请参加了学校的美术小组，完全沉迷在绘画里了。我从图书馆寻找绘画教本，先是费新我先生的，再是哈定先生的，认真地边读边画，还不断地到长风公园（当时叫碧萝湖公园）写生。
出去参加过一次美术比赛，被人看中，结果被邀去画大幅宣传壁画。一九五八年普陀区废品利用展览会入门大堂的主题画，就是我一个人画的，每天放学后去画，画了六天。于是小有名气，又被请去画了安远路锦绣里大墙上的全部卫生宣传画。我爬在木架上画这些大壁画的时候，下面总是有大量的路人驻足观看，不是因为画得好，而是因为画画的人太小。那时，我十一岁。
我在外面写生、画壁画的事，没有告诉同班同学，但美术课的陆老师知道。美术课在初中里早已是一门不被大家放在目的边缘小课，他却想闹出一点名堂来，决定开始人体写生，由我这个课代表做模特儿，只穿内衣站在讲台上，让大家画。画下来的结果让我大吃一惊，男同学画的我，多数是裸体，女同学画的我，几乎都涂了口红，而且都用很大的字体写着我的名字。满嘴大蒜味的陆老师笑着对我讲了一段很哲理的话：“美术不同于照相，画你，其实是画每个人自己。我会给这些画打分，那分数不属于你，只属于他们。”
这段话，几十年以后我还拿来送给那些把文化声誉说成是“文化口红”的评论者，笑他们怎么做起了我初中女同学们早就做过的事。
绘画上的着迷，使我没有时间来对付其他功课，初中二年级的数学考试，竟然没有及格。成绩单上出现了用红笔填写的一格，我不敢拿给爸爸、妈妈看，一直熬到小年夜。
小年夜，叔叔回上海过年来了，姨妈也带着益胜哥来“拜早年”，我上楼时，家里非常热闹。我还没有来得及向长辈们一一称呼，爸爸就严肃地叫了我一声，整个屋子都静了下来。
“为什么不把成绩单拿出来？”爸爸说，“不及格，还想不让家长知道！”
这是爸爸对我第一次发火，当着祖母、妈妈、叔叔、姨妈、益胜哥和自己家几个弟妹的面，我简直无地自容。
祖母一向疼我，冲着爸爸说：“刚进门还没有坐下呢，慢慢说不行吗？”
姨妈是客人，也立即满脸笑容地打圆场：“一次不及格不要紧，用用功，下次就及格了。这次益胜的成绩也不好，秋雨又刚从乡下出来……”
叔叔则一直看着爸爸，问：“你是怎么知道的？”
“阿坚告诉我的。”爸爸说，“他儿子全部及格。”
“不怀好意。拿着儿子的成绩单比高低，哪有这种朋友！”叔叔说得很干脆，然后转头问我：“不及格的同学多吗？”
“超过一半。”我说，“这两个学期老师和高中同学都在校园里炼钢，我们天天要到外面去捡废铜烂铁，还要参加消灭麻雀的运动，没多少时间做功课，而我还要画画。”
叔叔一听更有把握了，对爸爸说：“超过一半的学生不及格，那么谁的不及格也不会成为新闻，他儿子又不与秋雨同班，一定是他指使儿子专门去打听的。”
“但他儿子全部及格了，因此也有理由骄傲。”爸爸说。他被叔叔一搅，已经不对我生气了。
“这就是我不喜欢上海的地方，你来我往都是小眼睛。”叔叔说。
这个年过得很窝囊。
2
我初中进的是陕北中学，原来叫晋元中学，是纪念抗日名将谢晋元的。一九四九年以后可能考虑到谢晋元是国民党部队的将领，就改以共产党的圣地陕北命名，而且附近又正好有一条陕西北路。其实，它真正的坐落地是新会路，玉佛寺北面的一条小路，离我家很近，步行时间六分钟。
正在我数学不及格的关口上，陕北中学嫌校舍小，把高中部搬走了，留下一个初中部，叫新会中学。这事使爸爸有点沮丧，他原来千方百计是想让我上一所重点名校的，怎么转眼变成了一所毫无历史的初级中学？但很快他也就认命了，我的数学不及格，也许只配进一所差一点的小学校。姨妈一直说的上海与乡下的教育差距，确实不能小看，他想。
大人们忘记了的是，中小学生对一门课程的好恶亲疏，主要决定于任课老师。过完寒假开学第一课正是数学，年轻而腼腆的徐新荣老师走进教室才讲了十分钟，我就知道，自己要与数学这个冤家结亲了。从此，我们班好些男同学的主要游戏，就是在吵吵嚷嚷间蹲下身去，随手捡一块石子在泥地上画几笔直线、斜线和圆弧，比赛谁能把这道平面几何题证明得更快、更简捷。我两个星期就完全“开窍”了，只抱怨课本上的题目太少，每天放学钻到新会路、西康路口的普陀区图书馆去借数学书，逮住题目就做，就像一年前对绘画的着迷。
我的数学成绩很快已是全班第二名，第一名是张翊钰同学，他太厉害了。后来每次数学竞赛，徐老师不让他参加，只要他帮着出题目，阅卷，因此我也就永远是第一名了。不久上海举办全市分片数学竞赛，我获北片第七名。这事不太痛快，徐老师的不痛快是，那天张翊钰同学病了，不能去参加；我的不痛快是，我失分在第一题，不是因为运算，而是不知道试题中所说的“燕尾槽”是什么。否则，稳进前三名。
我没有把自己在数学上快速翻身的事，告诉爸爸。
一天吃中饭时，爸爸的态度又有点严肃，问我：“学校里发生了什么事情？阿坚好几天不太理我了。”
我想了想，说：“可能是学校重新分班的事吧，我昨天在校门口见到他儿子，他也爱理不理。”
“什么叫重新分班？”爸爸问。
“一个年级的十二个班级，全部按照成绩重新分班。”我说。
“你分在几班？”爸爸问。
“一班。”我说。
“他呢？”
“九班。”
“你怎么还有那么大的差距？困难到底在哪里？”爸爸有点急躁。
我告诉爸爸，这次分班，不是越大越好。
爸爸听完我的说明，对我在数学上的彻底翻身极为惊讶，但很快又严肃了。他说：“这样分班是错误的，伤害多数学生的自尊心，又容易造成对立。我这就去学校找老师说。”说着他就转身下楼，传来推脚踏车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