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感觉确实比前两天夜间赶路更强烈了。
这种感觉不是来自荒芜人烟，恰恰相反，倒是来自人的踪迹。
路边时时有断墙、破屋出现，破屋中偶尔还有火光一闪。
过一阵，这个路口又突然站起来两个背枪的人，他们是谁？是警察吗？但他们故意不看我们，不看这茫茫荒原上惟一的移动物，因此故意得让人毛骨悚然。
正这么紧张地东张西望，我们一号车的马大立通过对讲机在呼叫：“右边山谷转弯处有人用手电在照我们，请注意！请注意！”我们朝右一看果然有手电，但又突然熄灭。
对讲机又传来五号车袁白的呼叫：“有一辆车紧跟着我们的车队，让它走又不走，怎么办？”
前面路边有两个黑色物体，车灯一照，是烧焦的两个车壳。再走一段，一道石坎下蹲着三个人。这儿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他们蹲在这里做什么？
正奇怪，前面出现了一辆崭新的横在路边的小轿车，车上还亮着灯，有几个人影。我们的心一紧，看来必定会遇到麻烦了，只能咬着牙齿冲过去。
但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冲，只听惊天动地一声巨响，五号车的车轮爆了。车轮爆破的声音会响到这种程度，我想是与大家的听觉神经已经过于敏感有关。其他四辆车的伙伴们回过神来，当然也就把车停了下来。这架势让那辆横在路上的小轿车紧张了，立即发动离去。……
在我们换轮胎的时候，走来两个背枪的人，伸出手来与我们握。我抬头一看，是两个老人，军装已经很旧，而腰上缠着的子弹带更是破损不堪。
竟然是这样的老人警卫着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段？我默默地看着这两个从脸色到服装都很像沙漠老树根的老人，向沙漠走去。他们没有岗亭，更没有手机，有了事管什么用呢？
我相信今天夜里我们的车队一定遇到了好几批不良之徒，因为我想不出这么多可疑人迹在这千里荒漠间晃动的理由。但我们蹿过去了，惟一的原因是他们无法快速判断这样一个吉普车队的职能、来源和实力，而车身上那个巨大的风凰旋转标志，又是那么怪异。
半夜一时到达奎达，整个小城满街军岗，找不到一个普通人。
除了早晨在曼苏尔医生手里拿到过一个煮蛋外，中餐和晚餐都没有吃过。可能饿过了劲，谁也不想动了。
几个伙伴一路在劝我，让我一个人拐到某个城市坐飞机走。我说如果我这样做，就实在太丢人。
伙伴们说：“你是名人啊，万一遭难影响太大。”我说：“如果被名声所累，我就不会跨出历险的第一步。放心吧，并不是所有的中国文化人都是夸夸其谈，又临阵脱逃的。”
我在这里写到的北姆，就是不久前发生惨烈地震的巴姆，成了全人类近年来死人最多的地方。当时我在那里已感到极大的慌乱：一个除了灰蒙蒙一片泥土色便没有其他颜色的所在，居所、道路、生态都像是刚刚从原始社会出来不久，十分简陋，却又已全然朽腐。无法想象是什么样的机构在进行着管理，遇到灾难，几乎是束手无策。
至于一路黑影、一路老枪、一路宵禁，现在知道，都与塔利班极端分子有关，与恐怖主义的基地组织有关。
我们能够全身通过，十分侥幸，因为两天之后，又有了激战，又有了外国人质被绑架。
回来后曾有人问：“你们穿越这么危险的地区，为什么不带武器？”
我回答说：“如果带了一件武器，也算是武装闯入，任何匪帮和地方集团就有了消灭我们的把柄。”
又有人问：“为什么不向当地政府求助？”
我回答说：“他们那里，警匪枪战，很少有警察胜利的机会。连贩毒集团都能轻而易举地把几十名警察全部杀害，更不必说像基地组织的强势武装与雇佣警察之间的力量悬殊了。如果向当地政府求助，反而增加危险。何况我们根本不是什么政府代表团，而是纯粹的民间传媒考察，没有理由寻求特别帮助。”
“那可是毫无安全感啊！”提问者叹息道。
我说：“平常的安全感靠什么建立？靠我们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也能找到医院、警局、旅馆，或者通过电话找到相关的机构。但在那里，完全没有这种可能。即使见到一张笑脸，也怀疑是什么恐怖组织的探子。”
在这种情况下，我每天都要在刚刚能喘一口气的时候就见缝插针，既主持电视节目，又写“秋雨录”，还要写一篇长长的日记发给世界各地的华文报纸，实在太难了，几乎很少有睡眠的时间。往往是，我惊慌地看了一下四周环境之后刚刚拿笔，车队里的技师也在惊慌寻找安置卫星通讯设备的角落，然后满头大汗地调节。终于听到他在叫我：“秋雨老师，通了，赶快！”我立即把才写了一半的篇页交给他，自己再屏住呼吸疯了似的写后面一半。
完全没有时间看第二遍，更不可能锻字炼句。我想，这是由悬崖边上的文化考察带出来的悬崖边上的写作状态。使命、知识、学问，连同文笔、修辞、节奏，全都逼迫成一种即时迸发。即便可能有差错或陋笔，也是来自于生命直觉的真实和写作环境的真实，比躲在书房里引经据典、反复修改而得到的所谓“准确”，珍贵多了。几个世纪前欧洲的探险家和考古学家游历非洲和中东，在记述上产生过很多差错，但这些差错的造成，本身包含着深厚的文化原因，所以也成了后代进行正面研究的重要课题。这么一想，我也就放心了，只顾在生死一线间纵笔万里。
说到这里，我不能不再一次要对凤凰卫视表示钦佩了。他们的许多精彩报道，都是以巨大的生命勇气换来的。连沿途与我一段段合作的女主持们，也毫无畏怯。新时代最有力量的文化话语权，来自于生命边缘的考察现场。
8
在印度，我集中考察的是佛教遗迹，这又与中华文明有关了。
佛教，不仅是古代印度的最高智慧，也是全人类宗教文化的极致形态。但是，早在十三世纪，佛教在印度已基本消亡。现在虽然还有余绪可寻，但与土著的印度教一比，在体量上已到了微乎其微的地步，甚至还远远比不过外来的伊斯兰教。
在一个地域之内，几种文明的消长起伏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伟大佛教的故乡却没有能够好生维护住佛教，却是人间一大恨事，更是那片土地对文明的重大遗失。
细想起来，佛教所达到的智慧高度确实是一般民众难以抵达的，茫茫人群由于时间的流逝渐渐对它敬而远之，也属正常现象。与它相比，作为中华文明主干的儒家文化就出现了不同的后续状态。
两者几乎产生于同时，两千五百年前。后来，也都经历过经院化锤炼和权力化弘扬，成为气势如虹的东方文明标帜。但是，儒家文化遇到了一种聪明的社会设计，成为了全体书生问鼎仕途的惟一教材，于是演化成广泛的生命化遗传。
科举制度有节律地选拔管理人才，这是中国社会没有长时期失序的重要原因，也是绝大多数书生追求的人生出路。因此，作为惟一教材的儒家文化也就在无数人一代代的记诵、复述、阐释中渗入大地，融入人格。这真是人类文明延续史上最不可思议的长篇传奇。佛教以僧侣集团作为传播网络的格局，本也厉害，但与之一比，就显得弱了。
由此产生了第八项感受：
八、中华文明延续至今，在固守精神主轴方面的原因是借助于科举制度使儒家文化成了一种广泛的生命化遗传。
然而，固守精神主轴，并不排斥多方联动，包括与外来文化的联动。在这方面，中华文明欢迎佛教文化的热忱发人深思。事实上，现在佛教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风光，主要还是集中在中华文明圈里。
中华文明在正常情况下一般不会抵拒其他文明，更多的是努力寻找其他文明与自身精神主轴之间的同化可能。中华文明在吸纳其他文明的时候，采取的是一种轻松的态度，不愿意看到像“原教旨主义”那般的分毫必究、斤斤计较。以佛教而论，到了中国的信众间就洗淡了走出家庭的色彩，或以艺术为魂，如敦煌、云冈、龙门，或与山水为邻，如五台、普陀、九华、峨眉，又有了禅宗那样的中国智慧介入，成为一个很难脆折和断裂的弹性结构。这种弹性结构，既是佛教文化的延伸，也是中华文明的延伸。
这就随之形成了第九项感受：
九、中华文明延续至今，在没取外部资源方面的原因是采取了一种粗糙而又松软的弹性态势使各种文明成分大致相安无事。
任何“原教旨主义”都会抱怨，各种文化进入中国时间一长，都渐渐变得不纯粹、不本真了。可能是这样吧，但正因为如此，在中国也很难出现耶路撒冷式的“认真”。
9
就这样，我在万里历险间获得了有关中华文明的一系列感受。如果要把这些感受再重新集中表述一遍，那就是，中华文明具有其他古老文明所不具备的一些综合性生命力，主要表现为——在传导技术上建立了一个既统一又普及的文字系统；
在传导状态上建立了一个对社会、对历史的开放式对话系统；
在生息空间上没有失去过一个辽阔而稳固的承载地域；
在精神空间上以中庸之道避免了宗教极端主义的严重灼伤；在外部关系上因农耕生态而没有过度热衷于军事远征；
在内部关系上没有让社会长期陷于整体性无序状态；
在固守精神主轴方面借助于科举制度使儒家文化成了一种广泛的生命化遗传；
在汲取外部资源方面采取了一种粗糙而又松软的弹性态势使各种文明成分大致相安无事。
很难说这些感受全部都是在考察途中形成的，但实地考察使我淘汰了很多从小接受的赞美中华文明的惯用词汇，在对比中找到了真正属于中华文明的特质。对我本人而言，这是走向文明自觉的一项大工程。
不错，我沿途见到的每一个古文明的废墟都埋藏着各自极为深刻的玄机，我也试图一一参悟，但参悟的终点，总是中华文明。这似乎有点狭隘，却又无可奈何。
我无法为了假装胸襟无限，来掩藏自己的真情实感。
为此，我从尼泊尔的丛山间进入国境时产生了一个有关母亲的联想。本来，把祖国比作母亲是一种做腻了的小学生作文题目，但我在如许年龄产生这种联想，却有另一番苍凉之情。那就是，我们过去太不懂事，总是在左顾右盼之间责怪母亲的诸多不是，一会儿是她缺少风度，一会儿是她不够富裕，直到访遍她同龄人的种种悲剧，才让我从心底里默认：母亲这一路走来真不容易！
中华文明的同龄者几乎都找不到了，这次我只看到了他们溃败的荒路、失踪的山谷、陨灭的大漠，以及早已读不懂前辈遗嘱的成批遗孤，神色紧张而慌乱。这一切，延绵不绝，全在眼前，使我产生了对中华文明的遥远认知，比写《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时强烈得多。
这种认知带有情感，而情感总是不公正的。因此，我至少还必须投入另一次大规模的实地考察，来矫正这次的不公正。
新的实地考察，计划尚未形成，地点却已确定，那就是欧洲。这是一个能让中华文明照见自身诸多短处的地方。我的考察重点仍在古代，因为只有古代，才能将各大文明的自在形态作互相比较。
中华文明只有在两种不同坐标的辉映下，才能显出立体而完整的形貌。
突然，从母亲的比喻，我联想到了自己真实的妈妈。妈妈，真是好久没见了。
她怎么恰恰会在我万里历险之前，把我出生后穿的第一双鞋子送给我的妻子呢？
莫非，这里真有某种宿命？
多么漫长的路啊，烟尘弥漫、枪林密布，却始终晃动着一双软软的中国红缎虎头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