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以后，在上海的黄佐临先生和在北京的焦菊隐先生形成了“南黄北焦”两大师分领中国剧坛的局面，但由于上海柯庆施、张春桥等领导人极左，黄佐临先生的政治境遇远不如北京的焦菊隐先生。不良的政治境遇反而进一步保全了他的文化立场，他在“左倾”思潮最严重的时间和地点提出世界三大戏剧体系的学说，推介布莱希特的戏剧思想和实践，倡导写意戏剧观，成为当时中国文化界空谷足音般的纯文化建树，这就不是当时在政治上过于受到抬举的文化人所能做到的了。也正因为这样，他能在灾难刚刚过去不久的关键时刻去北京执导《伽利略传》，解剖知识分子的人格悖论，震撼了几乎所有京城智者的灵魂。
黄佐临先生说：“文化人在政治黑暗的时候固然不能同流合污，在政治清明的时代也没有必要成为政治工具，永远要明白自己是吃哪一碗饭的。”与他相比，绝大多数文化人实在太惦记自己饭碗之外的菜肴了。
然而正是他，在我担任院长之初说了“可喜、可惜”四个字。我从他自己的人生经历判断，这四个字的重点在后面两个字。我如果要像他那样回归生命的真实和创造的轻松，回归文化的本位和艺术的本位，毫无疑问，迟早会选择辞职。
是的，我完全能胜任行政领导工作，但另一端，一位老人极具魅力的笑容，在默默地召唤。这种笑容里，还沉淀着萧伯纳们的几许笑意。历史已经证明，温暖中国当代文化史的，不是口号，不是打斗，而是这种寂寞的笑容。
6
这天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
是我的一个学生打来的。这个学生现在我已经不交往，但在当时，却是一个热络的交谈者。他很聪明，能写剧本，而更重要的是，他深谙世情。他从外地的底层社会进入上海，必须摸爬滚打、事事警觉，才不至于被别人随手扼杀。他把自己的人生战场构筑在上海的低层文化圈内，认为在那里胜利了，便能一步步攀入高层。
这种设计，按照常规奋斗模式并没有错，但在文化领域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文化领域里的低层和高层，并不是像官场和商界那样可以一级级自然攀援的，那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格天地。
当你终于成了低层文化圈的小台柱，那么，离巴金、黄佐临、谢晋的领域，不是近了，反而远了。
这便是我在课堂上反复告诫学生的“人格等级的奠基成本”奠基于大山背后的低洼泥潭，哪怕筑造得再高也显得阴暗局促、不伦不类，永远成不了气象。
但是，在当时，我的这个学生能够经常在电话里告诉我那么多近在咫尺的山后风景，让我颇感新鲜。他所说的一切，都是上海文化界里边的事，也有一些名目，如某杂志、某协会、某作家、某科长之类，但我听起来为什么那么陌生？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原来他所描述的，是上海社会中一个生生不息的小市民群落，不管渗入文化领域多深，都无法改变这个实质。我当时还无法作出这种判断，甚至误以为碰撞到了自己所不熟悉的波希米亚（Bohemia)圈子呢。
那天我在电话中告诉这个学生，我准备辞职。
他沉默了几秒钟，立即回答：“万万不可！”
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老师你不知道，一种广泛的嫉妒早已集结在你周围。写了那么多本书又从政，让很多文化人嫉妒；从政雷厉风行，让很多同级官员嫉妒；言论的社会影响力又使很多评论家嫉妒……这种力量，已经构成了一种强大的潜在气候。”
“我辞职了，就不在乎这一些了。”我说。
“不能不在乎。”他说，“你的名声还是会引起传媒和读者的长久兴趣。只有两种方法能够改变这一切，一是你与他们广泛交往，成为朋友；二是你永远有职有权，使他们很难下手。但我知道你决不会走第一条路，那就只能守住第二条了。因此不能辞职。失去权力就失去安全！”
他谈论这些问题，深通人情世故又合乎逻辑，这也是我当时很乐于与他通话的原因。但是，他显然不了解作为老师的我，还有一种远远超越生存技巧之外的人文勇气。
“靠权位来维护个人安全，那就不是我了。”我说。
“我知道，我知道。”他说。他知道人文道义的所在，但不具体，却又怕被我视为不知道。
挂了电话，我一个人想了很久。是这个学生首先告诉我，辞职的麻烦不在于无处可去，而在于不安全。只不过，他后来仍然把文化界那股上海小市民的力量看得太大太重，自己混迹其间，做了一件对不起我的事。他以为我永远不会知道，而我却立即知道了，因此停止交往至今。但我还是经常为他可惜，凭他的聪明和才能，他的文化地位本可更高一点。我也有责任，没有用强烈的方式及时告诉他：上海文化的尊严不在于小市民，我们生命的尊严不在于技巧。
我不会不知道“众口铄金”的古训。经过“文革”，我更知道中国文人在大批判上的情结和才华。我还知道，不管“众口”还是“大批判”，确实都会对着有名而无权的人物倾泻，而且一旦倾泻就不再停息，直到被攻击的人物声消身灭。如果这一切都将落在我的头上，我是感到恐惧，还是豪迈？
豪迈。真的，我觉得生命对我只有一次，我若能有机会遍体鳞伤地笑傲万夫，将不虚此生。
在这一点上，我发觉自己与爸爸有很大的不同，大概，是祖母大人的隔代遗传吧？
想到这里，我对辞职更加着迷了。原先着迷于辞职时的潇洒，后来着迷于辞职后的孤独，现在，则着迷于不安全的预感了。就像小时候半夜闯坟地、月下攀高山，越是不安全，越急不可待。
本想过几天再开始行动，现在决定，明天上午，立即动手，写辞职书。
7
辞职书一式三份，一份给国家文化部，一份给上海市政府教育卫生办公室，一份给上海市委组织部。
送出几天，毫无回响。估计去研究了吧，耐着性子等了一个月，仍然没有音讯。打电话去问，几个地方的回答一模一样，都是乐呵呵的三个字：不可能。
让我惊讶的不是他们的不批准，而是他们的不在意。他们为什么对我这么严肃的辞职要求不予答复，去问时还用那么轻松的口气来对付呢？
后来才明白，在仕途上递辞职书，大多出于“以退为进”的技巧，领导部门见过不少，因此也误会我了。
惟一能够证明我是真辞职的办法，是继续不断地辞下去。除了书面，还有口头，只要见到上级部门的官员，不管有用无用，逮住就说。
终于有一天，市委组织部一位副部长找我在高安路十九号的办公室谈话。副部长在干部级别上与我相同，因此他说：“像我们这样一级的干部中，经常声称要辞职的人不少，但真正锲而不舍地当作一件事来做的，至今只有你一个。一共写了几封辞职信了？”
“十五封。其实只写了五次，每次都分送三个上级。”我答道。
副部长说：“我们昨天与文化部在电话里商量了，决定再正式问你一次：既然你如此坚定，我们可以报告上级暂时关闭对你进一步选拔的工作程序，你不会后悔吧？”
“当然不会。”我说，然后兴奋地问他，“批准我辞职了？”
“不是。”副部长说，“只是暂停进一步选拔的程序。至于院长的职务，已经是既成事实，你又拿不出辞职的正当理由，批准不了。”
走出高安路市委组织部办公室时，我忧喜参半。
我已经明白，从现在开始，要设计辞职的“正当理由”。
8
几天之后，我与副院长胡妙胜教授商量，请他出任常务副院长，主持日常工作。我声称的理由是，有一个“紧迫的学术任务”需要完成。胡妙胜教授同意了，这是我们领导班子内部的分工变动，不必向上级报告。
三个月后，国家文化部教育局局长高茵女士来上海，住在上海教育会堂宾馆，我去禀报工作。
我一坐下就问高茵局长：“这个学期以来，我们学院的工作还好吗？”
“很好。”高茵局长说，“在全国高等艺术院校中，还是领先。你有功。”
“不，”我说，“这学期的工作是常务副院长胡妙胜教授在主持。实践证明，他能做院长，而且做得很好。他比我大整整十二岁，再不扶正，就晚了。”
高茵局长一听就笑了：“这就是你的辞职设计吧？没用。现在提倡干部年轻化，哪有把年轻的正职除掉，让给不年轻的副职的？”
她一句话，就把我一个学期的设计归于无效。我着急了，开始与高局长套近乎，甚至假装随意地提到，我认识她的丈夫沈竹先生。高茵局长温和善良，立即感受到我辞职的要求实在是出于真心，就设身处地为我谋虑起来。
“我们国家的干部体制，还没有建立自动辞职的机制。”她说，“有时说辞职，其实是处分。你犯点错误就好了，讨论辞职就有了理由。但现在你能犯什么错误呢？生活问题？人家不会相信，上面也不太追究了；经济问题？学院清水衙门，即使有心也无处下手啊……”
说着她又笑了。
“更麻烦的是，你一直算是干部知识化、年轻化的典型，大家怎么可能放弃一个典型呢？除非你生重病，但你好像一直都精神焕发。”她说。
“这么说，我能够辞职的惟一理由是生病？”我问。
“对。”高局长说，但她又警觉地注视着我一笑，“可不能装病。”
我也笑了。心想，既然只有一条路了，我一定要走通它。离开高局长后，我想，假装生病很难，天天都需要表演，我做不到。我能做到的，是趁某次真的病痛，夸张一点，然后让上级各部门都知道。
那么，我需要等待真的病痛。
最先等来的，竟然是牙痛。
痛得很厉害，却很难利用。从来没有听到哪个人因牙痛而辞职的。
9
牙痛最严重的那几天，我匆匆去了一次成都，作了一次已经拖了很久的演讲。讲完，一个学生见我牙痛的样子，带我去了当地一家医院。
一位胖胖的中年女牙医看了看，说：“里边那颗大牙不能留了，要拔。今天你行吗？”
我在犹豫到底在这里拔好，还是回上海拔。医生说：“当然在这里拔，蒋介石、林彪、江青都在这里拔过！”
我笑了：“怎么全是——”还没等我说完“高官”二字，她立即敏感地补充：“当然还是好人居多。”其实她误会了我的意思，牙齿和政治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