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也有一些。以送票为主。”
我问：“有自己来买票的观众吗？”
他说：“这很少。”
我问：“多少？”
他迟疑了一下，说：“每场十五六个吧。”
我问：“每个戏演几场？”
他说：“两三场吧。”
我问：“每个戏该有多少投资？”
他说：“几十万。最花钱的是那么多人要浩浩荡荡进北京，去演一场，这要另行拨款。”
我问：“为什么非去不可？”
他说：“为了评奖啊。去北京前，还要把那么多评委一个个请来‘预审预看’，一个个伺候，那也很花钱。”
我问：“这么多的钱从哪里来？”
他说：“政府的文化经费，再加上政府指定的企业赞助。”我问：“这样的事，你为什么不阻止？”
他奇怪地看着我说：“老师，这没法阻止。得奖是部长、厅长他们的政绩啊，每个省都是这样。”
我看了他一会儿，心想这也是他的“政绩”在文化经费缺乏，戏剧濒于消亡的情况下，他们却一年年堂而皇之地联手抽取巨款，去骗取“政绩”这与巨贪剧盗何异？他刚才分明还说，这次他是去承接一个“艺术节”的几个演出项目，款项巨大……这便是我的优秀学生。这样的学生还有多少？他说了，每个省都是这样。
正因为是优秀学生，毕业分配之后立即获得重用，管辖着一个地区的创作；正因为是优秀学生，熟悉专业话语，给一大堆文化欺骗行为以专业支持……
我们当初开除的，是另外一些学生。
那天在飞机上与那个学生谈完话，我产生了一种幻灭感。其实我对近年来各省的文化行为已有强烈的负面感知，却一直不敢承认，有我的很多学生混迹其间。现在，在一万米的高空，终于把真相掲开。
仍然是一个包含着巨大自嘲的悖论。
5
更大的悖论发生在教学中。
在当时，中国大陆高等教育面临的各种两难境地，是现在的大学校长们无法想象的。
首先是必须把所有的高校教师从长久的灾难和屈辱中解救出来，提高他们的地位，恢复他们的尊严；但另一方面又必须同时告诉他们，由于几十年的耽误，他们绝大多数未曾建立起正常的专业知识结构，又不知道当代国际学术走向，因此基本上不符合高校教师的标准。
我知道，这种“拉一下又打一下”的手法有点残忍，却是历史转折处两种需要的必然碰撞，无可避免。我几乎不敢正视很多老师的眼神，其中包括许多我自己的老师。
于是，上午，我在全校大会上明确宣布，学校的主角是教师，而不是干部，更不是工人，强令今后学院的上下班校车内，所有的青年工人必须为教师让座，特别是为中、老年教师让座；下午，我却以同样严厉的口气在教师大会上宣布，全校在业务上基本不合格的教师，超过五分之四。
我说这些重话的时候，眼睛先看礼堂远处的墙壁，然后虚虚地扫一眼全场，便把目光扫到讲台的桌面上。桌面上其实没有讲稿，但我要假装有一份讲稿存在。我的口气很权威，但心里还是很脆弱，怕在会场里看到什么。
其实，五分之四这个比例是经过严密调査计算出来的，但总有不少教师、干部觉得不可思议。后来在报纸上看到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先生说，连堂堂的中国科学院内，合格的研究人员最多也只有五分之一，我的心就踏实了。
在报上看到这样的报道时，我就强烈地感到，世上最惊人的是真实，最感人的是说出真实。中国已经有人敢于这样说了，一切都有了希望。那么，我又何必躲避老师们的眼睛呢？
合格的教师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不合格的教师更不可能全部请出去。因此，当时惟一的办法是让全院所有的课程全都经受检验，让教师们知道自己所开设课程的差距，然后重新学习，重新开课。
谁来检验呢？我觉得首先是学生。我相信，任何不好的课程在根本上是不可忍受的，除了强力安排外，青春的生命不可能一年、两年地忍受贫乏与无聊。我更相信，在人文科学领域，一切出色的作品、观念和课程具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足以控制大量稍稍低于自己的接受者。因此，我决定学习国外，由以前永远处于被考试地位的学生，为每门课程打分。
但是我当然知道，课程光让学生来检验是远远不够的。在改革的声势已经形成之后，我又快速地组建了一个“老教授听课组”，聘请那些刚刚退休的教授、副教授，每天来听课，也给予打分。被聘老教授白发苍苍夹着打分图册列队进入教室最后一排坐定的情景，成了一种威严的仪仗，对讲台上的教师和讲台下的学生都形成压力。我想，这种压力可以与学生评课的压力构成制衡。
其实，“老教授听倮组”的设置，更出于我的一种心理机谋，当时不能公开，现在说出来也不大好听。简单说来，这是一种“利用”。
我当时就明白，退休的教授、副教授根本不可能听遍全院的课程，哪怕是重点课程；我更明白，这些老教师大多专业偏窄、知识陈旧，很难成为其他老师开设课程的裁判者。但是，我看上了他们在“教学伦理”上的辈份。当我们的教学改革措施快速推出，广大教师已经从吃惊、紧张发展到抱怨，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渐渐接近极限，一旦有人带头反抗，教学改革很可能崩盘。在这种情况下，让学院里辈份最高的老教师们夹着打分图册在校园里转悠，客观上成了我们的一支派遣队，稳住了学院的舆论。我相信他们能发挥这种功能，因为教改的本质是向昨天挑战，而这些老教师却比其他教师更有资格代表昨天，甚至前天。如果其他教师为了捍卫昨天而反抗，这些老教师就会站在他们的背后轻易地让他们缴械。这个设计有点“阴险”。
那么这些老教师愿意充当这样的角色吗？当然愿意。对于一个退休群体来说，最看重的已不是观念，而是自己是不是被尊重，特别是被现任领导的尊重。他们把参加“老教授听课组”当作一件大事，更何况，我们还向他们支付不低的“听课津贴”。
这件事当然不可能长期延续，因为老教师和新课程之间的隔阂只会越来越严重。我所需要的就是这一阶段，只要让全院度过教学改革的首度心理危机，以后就不可能再有崩盘的危险。
因此，这是一种名副其实的阶段性利用。我知道在行政工作中为了某种目标可以使用一些计谋，只要这种目标正当就成；我觉得抱歉的是，居然一直没有向听课和被听课的两方面教师说明我的真正意图。尤其是对那些白发苍苍的老教师，只让他们一天天在校园里走着，还让他们以为受到了特殊的尊重。
那么，诸位老师，请接受我十七年以后的道歉。
学生打分和老教授听课这两种力量制衡了八个月之后，真正的权威登场了，那就是学院教务处制订的“全院各专业应设课程总目”一共九页，印了很多，广为散发。
所谓“应设课程”是我会同各系主任和专业骨干经过反复研究精选出来的带有理想性、引导性的课程结构，研究时参照了国外和台湾地区同类院校的课程设置。这些课程，学院能够勉强开出的，大概只有一半，另一半要逐步建立。
所有课程，都按照重要程度标出学分。重要的学分高，不太重要的学分低。这就是学院对于学生自由选课作出的指导，使他们在自由中懂得主次，也使一个高等教育机构保持了应有的专业高度。有些课程艰深而又重要，很可能使不少学生怯于选择，那么就用很高的学分来吸引。
这么一来，不久前还在为获得选择自由而欢呼雀跃的学生们开始皱眉，他们终于发现自由的选择其实也就是艰难的选择。艰难什么？艰难于自由本身所包含的规则，艰难于他们对自由中的自我和规则中的自我，都不认识。
现在说这一些，也许很多学生和教师都会讪笑我对于学分制常识的噜嗦表述，他们真是让我羡慕。须知在当年，我们的试点在人文学科的教学领域似乎还是全国领先，因此风险重重。大多数教师不可能喜欢这一套，大多数学生也都从开始的喜欢转向放弃喜欢，上级领导机构对这样的问题不会具体表态，一切都靠我们这些人担待着。我当时心中想的是，即便千难万难，也不能走回头路了。
我在大小会议上不断向教师们论述，我们所采取的这些措施，看似针对他们，其实是针对着几百年来中国文化的低效化迷误，以及几十年来中国高教的传染性衰变。如果不痛切阻断，我们将会长时间陷于黑洞之中。
6
但是，我不会因为这些悖论和艰难，否定自己这么多年的任职。
我从来没有后悔，把两千多个大好时日投掷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之外。
也许学院终究无法摆脱循环往复的悲剧宿命，而我，却成了另一个人。
在担任院长之前，我的经历已经堪称丰富，但还未曾有过一段完整的时间，几乎不考虑自己的事情，而是承担起一个庞大群体的全部凶吉祸福。不是像在农场时那样仅仅带着一队人劳动，而是在冰河初裂、处处拮据的困境里，实实在在把一个重要文化院落的大小事务都管起来了，把那么多教师、干部、职工和他们家属的名誉、工作和收入都管起来了，把那么多学生的培养、教育和前程都管起来了，这对一个自由知识分子而言，实在是一种难言的体验。
那时我已搬到位于龙华的教师宿舍居住。分配时大家都不要二楼的房，说是全楼的卫生管道都在二楼转弯，经常堵塞泛滥。我想，有问题总要解决，我是学院领导，最叫得动总务部门的修理工，应该由我要下大家都不要的那一套。没想到问题的严重性远远超过我的预计，在我任职的六年间，每星期至少有两次卫生管道的堵塞泛滥，不知修理过多少回都毫无办法。这种情景现在想来简直不可思议，但龙华宿舍的老住户们一定都还记得。
为什么就修不好了呢？真是奇怪。
我想过很多土办法，例如一次次地用各种沙袋堵马桶，但一遇泛滥次次失败。那时我会敲几家的门，请他们一起来搬运我底层书架的书，免使它们被淹。我也想过能不能底层书架干脆不放书，就像把洪涝地区的居民永久搬迁？但我的书实在太多，清理不出其他地方安顿，而且我那时已经忙得完全没有时间清理，只能在水漫金山时突击抢救，抢救这些被主人冷落已久的可怜书本。
7
家里已经装了电话，时时铃声不断，全是公事。
这天傍晚刚进门，就接到静安区区长韩士章的电话，与我商讨我们学院南京西路宿舍动迁的问题。韩区长也刚由医生从政不久，脑子够用，我们两人都怕被对方看成是书呆子，互相开出的条件越来越苛刻，一个电话打下来十分劳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