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场的极度艰辛，也铸就了极度的记忆。由于这种极度艰辛时时危及生命，因此有关的记忆也总在生命的重要关头浮起。
九年前，上海著名电影导演杨延晋和台湾女作家玄小佛结婚，一时颇为轰动，杨延晋选择我做证婚人，很多记者问他作出这个选择的依据，他的回答出人意料：“余秋雨是我农场的班长。”我在电视上看到他的这个回答，心想，所有的记者都不会知道这句话的分量。
更有趣的是，有一次我接到他的电话，说今晚有地震，不能睡觉，他约了几个他认为不应该死的朋友到衡山饭店底楼的一个通宵咖啡厅候着，那个咖啡厅有直通马路的门，可以随时逃生，他已勘探好逃生的路线。我问他地震的依据，他说原先也只是传言，他没怎么信，便打电话到几个星相大师家求证，没想到一连几个星相大师家里都没有人接电话，可见都已经逃离上海，如此一想，他断定大事不好。
我觉得选出几个自己认为不应该死的朋友躲在一起，这事至少是有趣的；而我居然被他选入只有几个人的小名单，又深受感动，也就欣然前往，有没有地震反而不重要了。
你看，即使调皮捣蛋如杨延晋，在关及生命的大事如结婚、地震等，还会立即想到农场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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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的岁月说到底，是一种逃亡的岁月。
想用劳动来甩脱“文革”，想用田头的艰辛来驱逐心头的悲苦，因此才会这样咬牙拼命，不顾死活。但是，这种用汗水浸泡的甩脱之梦和驱逐之梦，很快就出现了裂缝。
第一条裂缝出现在六连，离场部最远的连队。
有人在一份上海的报纸上读到一篇杀气腾腾的大批判文章，说巴金这样的“反共老手”现在虽然也在狠命劳动，但心中依然包藏着复辟之心，因此不能被他的劳动表现所迷惑。这篇大批判文章的标题是《肩挑两百斤，思想反革命》。
巴金老人当时也被押到农村劳动去了，那么柔弱的老人家，能挑得起两百斤的重担吗？我想这又造反派为了危言耸听而在故意夸张了，好像“反共老手”还身强力壮，革命人民必须提高警惕。但无论如何，他的劳动劲头一定很大，为的是“想用田头的艰辛来驱逐心头的悲苦”，和我们一样，也和他的女儿李小林一样。对此，互相虽然隔得很远也能心照不宣。
批判者们也从这篇大批判文章中产生联想：既然父亲能够“肩挑两百斤，思想反革命”，那么，女儿的行动为什么不能作同样的解释？
李小林本来就处于审查之中，这下更是被勒令停止劳动，掲发交代父亲的“罪行”。与李小林同样被“揪”出来的还有桂未明，剧作家杜宣先生和表演艺术家叶露茜女士的女儿，也是我的同班同学，一个仗义而单纯的女孩子。
农场岁月的真正逆转，是几个人在堤坝上的出现。
衣着整齐，头面光鲜，提着不大的塑料包，摇摇晃晃。一些正在堤边劳动的同学热情地打招呼，但他们只是问了问去场部的路，爱理不理地走了。
很快就知道，他们是复旦大学的工宣队员，前来通知场部的军人，上海又在搞“清队”，农场里好些学生是对象，他们准备驻扎在农场展开这项运动。
三天后，上海财经学院的工宣队开来一辆吉普，把两个学生押走了。
再过两天，上海戏剧学院的工宣队也开来一辆吉普，把已经成为我们朋友的张秉鉴同学押走了。
一星期后，各所大学都派来了工宣队员。很多同学不能出工，只能在宿舍的一角写坦白交代材料了。晚上，劳动回来的同学也要参加一些批判会。
批判会有的要以原来毕业的学校为单位召开，有的则以现在农场的班、排召开，生活体制和劳动体制大乱。批判会要求大家挖思想、排疑点、理线索，然后找出重点，挖出反革命小集团。据说，这样的小集团很多。几天下来，大家已无心吃饭，无心劳动。
“清队”，全名叫“清理阶级队伍”，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不知搞过多少次，我爸爸就是在第一次“清队”中被打倒的。这次“清队”，听下来，主要是上海的工人造反派整学生造反派。但口头上不会这么说，只说是挖掘“五一六分子”和“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小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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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需要作一点说明。所谓“五一六分子”，好像来源于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北京一些高干子弟的一个造反组织的名称。那个组织根据当时“除了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外一切都可怀疑”的思潮，把矛头对准了周恩来总理。这个组织被取缔后，凡是有造反派把矛头指向过中央一时不想打倒的领导人，都会被称为“五一六分子”。请想想当年造反派哪里知道中央的内情？他们贴大字报，都只是道听途说，毫无材料根据。他们又喜欢闻风而动，北京一有什么大字报，全国就会争相抄贴，结果抄贴也称犯事，大批造反派纷纷落马。
仅就我们农场所在的江苏省而言，已到了所谓“五一六家家有，不是亲就是友”的地步。这么多人，只因一时轻信，当时受尽批斗，后来也很难平反。事实上，无论当时还是后来，他们曾经反对过的人对他们来说只是一座遥远的大山，一个抽象的概念，反对不反对，也只是政治运动中一种起哄式的猜测，要由他们来担负那么长久的责任，很不公平。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少有人为他们讲话、却非常值得同情的庞大群体，现在都已经老了。
上海各所高校的工宣队到我们农场来展开这样一场运动，我的同情心迅速投向了自己昔日的对头——学生造反派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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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有人通知我，魏同文主任叫我立即到场部会议室去一次。魏同文主任是南京军区装甲兵部队某团的政治部主任，专职管理我们在农场劳动的大学生。当时中苏关系紧张，这个农场原来所属的二十七军已经调到内蒙古，农场改属南京军区装甲兵部队。二十七军也留下少部分留守人员，例如从一开始就管带我们的王延龄股长还留在农场，做魏同文主任的副手。
我一进会议室，发现除了魏主任、王股长外，还坐着阎教导员、王助理员、洪助理员，他们都是管农场生产的。另外还有两位军官，现在已经想不起他们的姓氏了。七八个军人端坐着，军容整齐，让我不知所措。
魏主任笑着站起来，拍着我的肩要我坐在他身边。这些军官，原来都把我当作“劳动模范”看，后来由于经常总结我的“管理经验”，渐渐把我看成值得他们信任的大学生，因此彼此都很熟悉。魏主任、王股长已经几次找我谈话，希望我能正式入伍，成为军人，一直留在农场管理生产，职位是助理员。我当然是求之不得，只担心爸爸的问题影响我入伍。魏主任、王股长说，这儿又不是前线，只要不是“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家庭，问题不大。这么一来二去，他们确实把我当作自己人了。
魏主任等我坐下后，指了指屋子里的其他军官，诚恳地对我说：“我们正在开一个会，讨论上海工宣队来农场搞清队的问题。我们不太了解地方上的事，对上海、对高校更不了解，但他们来到这里才几天，农场的劳动秩序已经大受影响。今天他们又提出三点：一、要成立全农场的清队指挥部，让我们这些军人也参加；二、各连队都要成立战斗组和专案组，在揭发、批斗中物色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参加；三、每个连设一个隔离室，关押清查对象，限制他们自由。这三点让我们为难了，这么一来，清查和隔离成了我们军队的事了。而且，每个连队都这么搞，农场的生产任务怎么完成？因此，想听听你的意见，你可以放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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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这是上海工人造反派清查学生造反派，作为外地军队当然没有必要介入。从这些天的趋势看，主要是清查‘炮打张春桥’事件。当时张春桥本人曾公开表态不再追究，现在追究，是否是他的本意？如果是他的本意，我们应该看到他的正式指示再动作。否则，我们现在的清查，一定损害他的形象，使他成了一个出尔反尔的人，他今后怪罪下来怎么办？”
我说到这儿，王股长的眼睛先笑了，竖起大拇指夸一声：“聪明！”阎教导员则点了一下头说：“逻辑严密。”
魏主任也笑了，继续问我：“我们知道你在学校里是与造反派长期对立的，依你的眼光看，学生造反派里有没有可能隐蔽着很多反革命集团？”
我说：“不太会。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一个学生造反组织有自己独立的政治主张，其实都是跟风组织，只会太革命而不会反革命。”
魏主任问：“那你是在什么问题上与他们长期对立的？”
我说：“不是在政治主张上，而是在行为作风上。我看不惯他们胡乱整人。其中有少数造反派成员整人成性，成了真正的坏人。”
这次是王股长问了：“这样的坏人在农场多不多？”
我说：“我只能说，上海戏剧学院来我们农场的造反派学生，一个也不是坏人。”
魏主任问：“这么说，你已经与他们改善了关系？”
我说：“多数已经成了朋友。我调到排里工作后，推荐担任班长的那位，就参加过造反派，还在里边做过委员。但据我所知，他在那个职位上救过两位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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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主任用手指敲了一下桌子，把脸转向大家，说：“看来今天的会议已经有了倾向性的结论。对于上海各高校的工宣队到农场来搞‘清队’运动，我们不参与，不支持，当然——也不反对，因为他们有上海市教卫办的介绍信。场部不成立‘清队’指挥部，连队不成立战斗组，不设隔离室。我们不说其他理由，只说农场生产任务紧，抽不出人力和时间。行吗？”
我说：“有一件事情要注意，上海有关方面到农场逮人，必须出示上海市公检法（即公安、检察、法院）的批准公文。我们的户口早已迁到农场，是农场的人，上海各高校的工宣队已经失去管理这些人的义务和权力，哪能随便让他们带走？”
阎教导员立即接话：“这倒是件大事。地方上的文化大革命像走马灯，一会儿这拨上，一会儿那拨上，眼花缭乱。如果一年以后，今天来抓人的人打倒了，今天被抓的人倒成了英雄，那他们就有权利来责问我们，为什么在关键时刻不保护他们？因此，无论如何不准随便抓人。”
这次会议的结论没有传达，但学生们多么灵敏，很快领悟了场部的精神，思想立即放松，情景变得非常滑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