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和李鸿章打过很多交道的英国海关专员把他称作一位无可挑剔的、强硬的、敢于直奔主题的官员。李鸿章会坐下来亲自写一封措辞强硬的派遣信，确保自己的指令被执行。依这位先生看来，如果李鸿章继续在直隶省任职，就不会爆发义和团运动了。有一次，当英国一位驻中国海关专员途经天津时，李鸿章就向南方运送一大笔钱财的事情向他咨询。调查了运送和保护的开销之后，他建议一同派去一只炮艇，李鸿章同意了。然后另一位说：“而且要是你许可的话，我也会乘坐那艘炮艇。”李鸿章瞪大了眼睛：“噢！你要坐那艘炮艇！”让这位英国人惊诧不已的是，炮艇船长报告说已经预备好在二十四小时内出发，他就去向李鸿章称赞预备工作完成的迅猛。李鸿章淡淡地说：“噢，我下令要做什么事，这事就得立刻办好。”“还有，你要派谁看管这笔钱财呢？”“啊，当然是由你来看管了。”“什么！我？派你自己手下的人不是更好吗？”“不见得，”李鸿章表情滑稽地咕哝一声。“你说你要去，而我手下的人只会趁机揩油。”
如果这就是他对汉族人的看法，他对满族人的看法似乎更糟。当派往美国、西班牙和秘鲁的新任公使来向李鸿章告辞，并告诉他说自己有八个满族随员时，李鸿章做了个鬼脸，立刻说到：“嗯，请收下我一条真诚的建议，永远不要对满族人委以重任，他们永远不可靠。”这使人想起特洛舒的话，当他沿着巴黎一家医院的病房散步时，问一个受伤的士兵来自法国哪里，那士兵说巴黎，“低下的种族，低下的血统，”这位将军这么说着转身走了。
大概在1893年，李鸿章忙着新建医学院的事情。马根济、欧文医生和金夫人自1889年就开始筹备，他们的努力等来了完满的结局，医学院已经落成等待投入运营了。“在这个许多事情都依赖于一个政治家性格的国家，这样一个机构也许几乎被认为是赞同其成立的那个人的功劳，我们希望这所医学院成为与李鸿章才智相配的永远的纪念碑，”天津一位记者这样写道。
花费了大概5000英镑，一所设备齐全的大型医学院成立了。一共招了二十三名讲英语的学生，主要来自上海和宁波，他们将在课程整个期间待在学校，也就是在学校吃住并交纳学费。已故安德鲁·克拉克爵士最后做的事情之一就是指令都柏林三一学院的一位毕业生就任研究主任和常驻内外科医师。那些学生将完成一项化学基础课程，用法国的蜡像模型开始学习解剖。
在这之前，李鸿章把一位医生任命至天津的佩阳医院，他还亲赴上海召集二十个尚未满二十岁的年轻人，以便日后把他们培养成医务人员，为进入中国陆军或海军成为医生或外科医师做准备。中英学校的芬尼先生也得到了他的资助，这是中国一个高级官员首次表现出对完全由外国监管与中国政府和官员无任何联系的学校的兴趣。总督提供两只手表作为英文论文和数学能力的奖项，指命他的秘书罗丰禄先生挑选论文题，组织考试，并且对以后数年中对学校提供奖品提出建议。
然而，在1894年3月16日给皇上的一封奏折中，李鸿章的中国人特性又完全显露出来，提议书中称洪庙（距天津约四十公里）地段大运河前几天的第二个缺口，是由于一个藏身附近的河神作怪。附近村民最早报告了他的存在，最终在那里执行填补缺口任务的官员和部队也亲口证实确有河神，他们断言说工作的时候河神化身成不同的外貌在他们面前现身。报告递到了当日负责第二次成功填补缺口的总管和道台那里，搭了一个供奉河神的供台，摆上了祭品，以祈求河神代表堤岸与人进行友善交涉，并且祷告他保持平息，不要毁掉这耗时耗力完成的工程。
作为对所谓总管和道台祈祷的应答，据信河神已经保证不再作怪，因为就在众说纷纭的那天，劳工们就迎来了美丽祥和的天气和平静的水面，必须承认的是，在这之前，劳工们在工作中一直被冻雨和瓢泼大雨所困扰，运河也是波涛汹涌。因此，李鸿章认为圣上应当对河神维护运河上交通畅行无阻，以及这一带人民生活的安康予以肯定。因此，圣上被请求给大运河北端的河神赐一个封号，并且允许在那里为他修建寺庙，并将其列入当地官员春秋两季祭拜的官方名单。
据说在1894年出了一件和慈禧太后和她十八盏灯的事，这十八盏灯在宫中日夜长明，代表着中国的十八个省份。其中一盏灯虽然与其他灯一样的被料理，却总是燃得不旺，慈禧太后就召来宫中观象师探究缘由。观象师仔细考虑了此事，查阅了档案，告诉太后说，那盏燃不旺的灯代表的是广东省，那里将遭受一系列瘟疫，瘟神决定在这些瘟疫中取走十分之八百姓的性命。
太后听闻此言非常忧虑，问观象师如何辟除这个可怕的诅咒，观象师说瘟神也许会为祈祷和献祭打动。在慈禧太后的命令下，为了平息他的怒气，所有能做的都做了；然后观象师又被问到收效如何，思忖良久并查阅大量资料后，观象师回答说瘟神已经答应做出让步——但这绝对是他尽力而为的结果——十分之四的人将丧命，剩余的十分之四性命由耗子补上。
就这样，那年春天广东人、鼠可怕地大批死去有了合理解释。虽然已有许多其他投资，李鸿章在上海又开办了机器纺织局，他费尽全力想要垄断这行生意。因此，那些棉纺厂被烧毁时，李鸿章收到了不少于九封来自厂里领导和各色当地官员的电报。李鸿章首先是劝导鼓励厂里的领导，因为他被告知棉纺厂经理在火灾中企图自杀；第二个问题是经理为什么没有为资产投保；第三个是为什么外国志愿消防队没有提供任何帮助，而且还令经理尽全力查出火的来源，看是不是有人应当负责任；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件事，聂道台被命令调查此事并立即报告。他任命自己的长子协助重整事宜。
一个天津当地的记者写道，李鸿章被巴西移民署设法把中国劳工运到巴西弄得不胜其烦，在中国和巴西之间的协约正式批准之前，那里进行的革命引发的不确定性是他不愿让自己同胞奔赴巴西的原因。他建议希望离开故土出去闯荡的南方人移居到满洲的东北省份，到黑龙江和新疆而不是移居到国外，在那个富饶的地区有足够的空间。
我在前文曾引述过的同样一位海关专员讲了一个与此有关的关于刘坤一的故事：就像所有和他打过交道的英国人认为的那样，这个人虽然有许多有损形象的缺点，但他还是个非常可靠的人，不愧是来自充满男子汉气概的湖南。
西班牙人一度花了大力气重新建立将中国劳工运往古巴的输出通道。“您知道您实际上同意了什么吗？”那个对这位中国总督惊诧不已的英国人问道。“噢，”刘坤一答道，“西班牙公使来谈了五个小时，我当时疲倦得想不出更好的法子，只好让他来和你谈并解决问题。当然了，你说的他的意图是不可能的。啊，那足以引发一场革命了。”就是这位英国人讲道，中文写作功底深厚的罗伯特·哈特爵士爱好写一些篇幅较长的文章，一次他写出一篇关于中国变革的洋洋洒洒之作。李鸿章被问到是否曾读过，李鸿章回答说：“读它！不！我觉得这会为难死我。”
在春季，刘坤一荐举李瀚章的一个儿子李经楚为道台，皇上照办了，任命他为湖北盐业专员，李经楚按惯例去面见皇上，然而他“在外交事务中广博的知识”似乎令皇上不甚满意。一位监察官又在此时向皇上上书，告知皇上李经楚同李瀚章和李鸿章的关系，使得皇上怀疑此举荐是家族势力的影响而非被提名者的才能突出；因此，皇上评述说虽然刘坤一一向有尽职尽责的美誉，这次的举动却令人失望，然后取消了对李经楚盐业专员的任命。在同一道赦令中，李瀚章荐举的另一位道台遭遇了相似的命运；由于被举荐者曾任李鸿章的秘书，因此“溢美之词背后必有偏爱之情”。总督和巡抚由此得到警戒，对人作出褒贬应当更加谨慎。就这样，刘坤一和李瀚章这回都“失了颜面”，当然还有侄儿李经楚被拒的李鸿章。
另一方面，张之洞在此时为他在汉口附近汉阳的炼铁厂成功举办了落成典礼。预期这些炼铁厂很快就能产出大量钢铁；与此同时，据我们从一个当地知情人了解到的信息，总督对湖北炼铁厂和煤矿金属矿总管蔡道台，以及与炼铁厂相关的有更大功劳的各界外国人士予以了极大褒奖。就这样，几位总督沿着不同的路发展下去，刘坤一显然在李派中亦步亦趋，李瀚章一如既往地全力追名逐利，张之洞继续施行其有些不切实际，却取得了一些实际成果的计划，李鸿章忙于外交政治，这些人都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不错的成就。
之后不久，李鸿章启程去对海军防御进行三年一度的视察，与之同去的是满洲巡抚。这次与以往不同的是李鸿章来回都是乘坐火车。于是李鸿章终于亲眼看到了跨过兰河的大桥，在修建这座桥的过程中他对它产生并保持了极大的兴趣。遗憾的是，他不能再看到工程最壮观的部分了，因为沉箱基础在河床以下六十英尺的地方。
李鸿章对海军进行视察过程中还在英国舰队森图尔瑞恩甲板上待了三个小时，仔细查看了它的武器装备，他对这些显露了极大兴趣，我们如今听说他曾被告知英国有能力建造船只或大炮，看来更是如此了。
李鸿章仍旧在不断获得荣誉，但是在1893年他向皇上呈上了一份私密奏折，指出自己已经年迈，不堪职位的重负，请求皇上准许自己退休，甚至推荐了一位接替者；但是皇上拒绝考虑这些想法，不愿受理他的退休。
（当然了，此处的皇上实指太后。）
在1894年3月，李总督再次成为皇上恩宠的接受者，他被赐三只眼的孔雀翎毛。这是在当时的中国能获得的最高荣誉，这项荣誉最近一次赐给了一个满族人，但那是在大约三百年前了。事实上，李鸿章是唯一获此殊荣的汉族人。在中华帝国所有受封的权贵中，他获得的地位似乎仅在皇上本人之下了。然而，这一年尚未结束，朝廷命李鸿章“改善其思想状态”，一道令下，剥夺了他所有的荣耀和封号。
在那之前，太后为庆祝自己的六十寿辰，又添了一个名号，下令在次年中国历法的第八个月（1894年9月）赠与太后另外两个字“崇熙”。慈禧原本已经有十四个字的名字了，宫中公使每次提到她都要费力读完；但是从次年九月开始，他们就要痛苦地读完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皇后长长一串，读完之后大家才搞清楚说的是哪位。
中日战争（1894——1895）
在1894年，克虏伯和阿姆斯特朗的军火代理商都在中国，两者都嗅到了战争将来的气息。中国和我们的战事署管理潜在客户的方式有所不同，因此最好在实际案例中解释一下那里的方式。如果不出比实际价值高得多的价钱，谁都别指望把货卖给一位中国总督，因为他总是希望签署比报价高出几千两的收据。买入的价钱和收据上的价钱之间的差额就进了总督的腰包（除非这笔钱落入中间人的口袋），这也是初轮谈判中真正关键的因素，相较之下，货的质量无足轻重。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需要一定的脾性才能和中国官员成功地打交道，交易耗时许久，充满不确定性。
有两个人跟我讲过一笔枪支交易，最终结果让进行这笔交易的外国人非常满意。他来到天津会馆为这笔交易享用了一场香槟午宴。那笔交易是与李鸿章做的，而且这两位知情者坚持说它决定了中日战争。许多至今仍在世的人都确切知道李鸿章靠这笔交易赚了多少钱。然而，多少人为之丧命，多少家庭毁于一旦，多少妇女遇害，多少孩子沦为孤儿或被刺刀刺穿，或被扔到井里、河里，就谁也不知道了。在那之后他们说中日战争的输赢已成定局。也是在那之后，大笔的枪支订单都没有发货，更不要说准备战事了，然而资金确是流动了，所有天津人都心知肚明。那些可怜的士兵两手空空地上了战场，到了七月，当地官员从北方收到立即送去十万磅炸药的紧急讯息，大概是供舰队之需，命令自接到电报起三日内立即发送。台湾也接到相似的命令，巡抚邵友濂为一大笔武器立即送至南方提供货到付款。军火库的官员们为如何满足这些命令绞尽了脑汁。一万至一万两千名中国士兵被下令奔赴高丽。为了运送他们，清政府派出了一大批中国商用蒸汽船，高升号被颁发了许可证，为保障其他英国蒸汽船安全李鸿章也费了一番力气。
原因是朝鲜的一场叛乱。根据米奇先生所说：“一个藩属国必定会被其宗主国软弱的保护政策所毁灭。李鸿章和日本总理大臣伊藤在1885年签署的条约是十年后事件的致命序曲。这些条约批准给俄国在阿穆尔河上航行的权利以及对阿苏瑞省的共有权，这些造成了事实上对中国权利的放弃，和日本签订的关于朝鲜问题的协议也是如此，至于朝鲜，实际上是对中国宗主权的放弃。日本取得了向朝鲜共同的派兵权就是迫使中华帝国移交出在谈判中最不愿放弃的对朝鲜独有协防权。”朝鲜政权解体时，国王迫于压力求助于其宗主国——中国派兵援助。李鸿章不愿意这么做，但是总理衙门嘲弄他从不愿伸出援手并且坚持予以援助。中国出兵之后朝鲜东学党起义立即被镇压下去，紧接着中国军队奉命撤退，高升号据说首次被许可把那些清军将士运送回国。
如今日本已经向朝鲜派遣了比中国多得多的部队；不仅如此，一位因其职位而理应知情的先生告诉我，他曾亲眼见到日本为即将进行的战争预先策划的所有战略计划，细至最微小的细节以及日本企图要求的和谈条款；还有希望与另一强国发动下一场战争的具体计划。也许在那之后发生的事件令狡猾的日本人也始料不及，导致对所有这些计划作了修改；但如果别人信誓旦旦告诉我情况属实，这样的文件在1894年的中日战争之前就已经拟出，那么显然日本人不仅清楚地知道如何计划，也知道如何挑起战争；当局全体一致地称将不会发生战争；涌至朝鲜的战地记者散去了，高升号——贾丁的蒸汽船载着一千五百人的中国军队，同行的还有担任指挥的范·.汉乃肯将军。
高升号广为流传的故事总是使我想起布朗宁的《戒指与书》，每一个相关角色都透出对相同环境如此不同的色彩，以至于他们显得迥然不同。但是我不可能在这个章节中放上整整一册与诗人媲美的语句，我能引用《华北公报》上署名“水手”的一段话就满足了，其中隐含着作者透露实情的意图。日期为7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