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来沪献演的世界著名乐团络绎不绝。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前国内音乐生态的活跃程度和质量提升。管弦乐团的到访尤其引起关注，毕竟是多至上百人的“大部队”，千里迢迢赶来确乎不易。我个人的一个强烈感受是，乐团虽是众人集体组合，且编制大同小异，但受民族气质、文化环境、指挥要求、诠释曲目等多方面的复杂影响，这些乐团居然好似具备明确性格的个体人物，有其独特的秉性，也有临场发挥的好坏——事后回顾一番，或许从中也能得到某些教益。
悉尼交响乐团（2012年10月24日，东艺）算不得“著名”，而指挥阿什肯纳齐系大钢琴家出身，挥棒的姿态和手势确乎有些“业余”，僵硬而吃力。但有趣的是，这样的指挥“风格”在音乐会下半场的肖斯塔科维奇《第十交响曲》中却相当奏效——因为这首现代交响杰作的旨趣正在于长时间的音效积聚和“刀切般”的干硬线条：第一乐章由轻至响又由响至轻的大尺度“橄榄式”造型设计，以及第二乐章粗暴无情到有些疯狂的狰狞声响，都着实不免让人惊诧。如果再加上半场王健的出色表现（德沃夏克《大提琴协奏曲》及加演），这场音乐会的实际效果可谓超乎预期。
接下来的德累斯顿管弦乐团（2012年10月30日、31日，上海大剧院）是鼎鼎大名的“老牌”，指挥则是如日中天的“大熊”蒂勒曼，大家当然抱着极高的期望。不料，第一场可能因旅途劳顿而不在状态，曲目安排也不太合理——开场即是瓦格纳《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序曲及“爱之死”，这是很难“预热”的曲目，随后又是中场休息，等于水还没烧开就熄了火。后半场的布鲁克纳《第七交响曲》不仅“毛刺”不断，而且总让人觉得“力道”不够。好在第二场中指挥和乐团奋力投入，不仅全然挽回面子，而且贡献了一场称得上“伟大”的、令人激动的高质量音乐会。德式的曲目安排（瓦格纳与勃拉姆斯）、德式的演奏追求（醇厚而丰润的声音特色）、德式的指挥路数（拍点提前，极端注意声部的平衡和传切，并且为乐队注入松紧有度的弹性节律），德式乐团的传统风范果然是名不虚传。
迈克尔·蒂尔森·托马斯（简称MTT）棒下的旧金山交响乐团（2012年11月14日、15日，东艺）表现同样堪称“喜忧参半”。头一场的俄罗斯曲目（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和《第二交响曲》）轻盈、干净有余，但厚重和悲怆不足。独奏家王羽佳似也受了这种倾向的影响，演奏速度偏快，高难度技巧的完成当然非常轻松而利落，但少了几许这音乐应有的凶猛、阴森和怪诞，以及抒情时的浓郁。后一场中，两个美国西部作曲家哈里森和考威尔的作品过于单薄和单调，不免影响了乐队水平的发挥。直到马勒《第五交响曲》，MTT的乐队才显山露水：令人眼花缭乱的大幅度音色对比，从“丝绒般”柔美的弦乐旋律舒展到震耳欲聋的全奏高潮喧嚣——观众在过足瘾后终于满意而归。
在德式和美式的不同风味之后，来了正宗“俄式大餐”——“姐夫”捷杰耶夫率马林斯基剧院乐团上演“全普罗（科菲耶夫）”专场（2012年11月24日，东艺）。这是期待和结果最相匹配的一场音乐会。不出所料，“姐夫”依然善于“抓大放小”，这完全符合俄式音乐的内在理路和俄式乐队的本然天性——细节可以粗放一些，但大范围的结构雕刻和大尺度的关系勾勒却清楚明朗（关于“姐夫”的这个特点，笔者在评论“姐夫”2012年3月率伦敦交响乐团来沪演出的文章中已有触及，见拙文“英国乐团锻造俄式音乐造型”）。如普罗《第一交响曲》的节奏脉动明确导向末乐章活蹦乱跳、兴高采烈的打闹嬉戏，整个演奏完全是浑然一体。郎朗担当独奏的《第三钢琴协奏曲》，因乐曲的“捣蛋鬼”刺头性格非常适合独奏家夸张、外向而炫技的演奏风格，因而获得了几近“爆棚”的现场效果。《第五交响曲》是作曲家俄式“大抒情”史诗风范和宽广歌唱的最佳体现，“姐夫”手下略带毛糙的粗犷音响表达如此意境，正可谓恰如其分。
总括起来说，德累斯顿和马林斯基这两个代表德、俄两种全然不同的民族风骨的乐团给我们留下了最深刻难忘的印象。显然，这种音乐演奏“风骨”的基底是积聚了深厚民族精神，同时又具备独特个人视角的伟大音乐作品。声音本是一种无机的物体振动现象，而我们看（听）到，在这样的作品和演奏中，声音蕴含着多么丰富的精神意象，承载着多么厚重的文化积淀。此时，无机的声音就转变成了作为文化和艺术的音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