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勒自称是“未来的同代人”，此话一直被当作马勒具有先见之明的有力凭证。不过，可能马勒自己也没有想到，作为作曲家得到世人真正理解，居然要等到身后五十余年才见端倪。生前，马勒为使自己的交响大作得以上演，总得力排众议，历经千辛万苦，而演出之后的舆论也大都“毁”多过“誉”，难得有复演的机会。“行家”们私下议论，这位脾性火爆、眼睛近视、神经紧张的小个子忙里偷闲，每到夏季休假时就“自我放逐”，躲到乡间小屋闭门谢客，在谱纸上涂抹音符，而实际演出音响却往往令人“不知所云”——他之所以从事作曲大概只是某种私人癖好，不必特别当真。幸好马勒是当时欧洲首屈一指的王牌指挥家，众人即便对他的“作曲怪癖”颇有微词，面对他一部部庞大、复杂、冗长和费解的交响曲，也只能暂且耐住性子。整个二十世纪上半叶，马勒的声誉主要来自他生前在维也纳歌剧院任院长期间的指挥成就。这很像巴赫去世（1750年）之后七十余年的情景――人们之所以记得老巴赫，不是因为他的不朽作品，而是由于他的管风琴演奏传奇。
如今，时过境迁。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马勒的交响曲（以及歌曲）已成为各个指挥家、各大交响乐团争相上演的保留曲目，他的交响曲全集唱片已有不同版本十几套之多，学术评论界的传记、背景和分析等研究著述也与日俱增。明眼人看得出，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马勒复兴热潮，类似十九世纪著名的巴赫复兴运动。国内甚至也能感受到这股“马勒热”的势头，仅在去年年底至今年年初的上海舞台上，已经相继推出了马勒的《大地之歌》、《第一交响曲》和《第二交响曲》“复活”。在即将于10月下旬举行的“基洛夫－马林斯基艺术节”中，俄罗斯的音乐家又将在上海大剧院演奏马勒第三交响曲。这是该作的国内首演，而此曲又是马勒所有交响曲中乐章最多、篇幅最长的巨作。现场聆听自然非唱片音响所能比拟，上海的音乐家和众多乐迷不禁“跃跃欲试”。
马勒的音乐为何偏偏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后才始露峥嵘，音乐界以及学界议论纷纷，但目前似乎尚无定论。无论是否马勒揭示了现代人特有的焦虑和不安，是否听众想在他的音乐中找寻逝去的浪漫情结，是否马勒的音响构思特别适合现代录音技术的加工处理，是否他的音乐语言预示了自六十年代以来的风格多元化倾向，凡此种种理论和解释，无不说明，人们切身感到马勒的音乐虽然写在上个世纪之交，但似乎特别与我们当下的心理体验与情感生活息息相关。
与同代的另一位大师德彪西相反，马勒在音乐语言上貌似保守，难得冒犯古典－浪漫的典型规则，但其音乐中所体现的复杂思绪却遥遥与半个多世纪之后的后工业化社会境况产生共振。而德彪西虽由于其在和声、形式、音响等方面的大胆试验而被称为“二十世纪音乐的鼻祖”，但他的印象主义趣味与象征主义理念其实仍属于旧世纪的尾声，而不是新世纪的先导。马勒身上的这种“时间反差”与“内外矛盾”，似乎确实可与所谓的“后现代性”相对应：异质混杂，多元并存，变幻无常。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正值西方世界处于传统价值与正统观念全面陷入危机之时，而以大众消费和知识爆炸为特征的“后现代”社会正悄然降临。马勒的音乐从这时开始逐步在人们心目中复苏，其中显然存在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深层原因。
依照正统的德奥音乐体系的“有机统一”论观点，马勒的交响巨作往往显得材料繁多，缺乏统一。让人尴尬的是，马勒还有意在音乐进行中硬性塞入许多在传统中不能“入乐”的“低俗”音调，不仅效果怪诞，甚至有“以丑为美”的嫌疑。粗俗的街头进行曲、阴阳怪气的谐谑曲、以及音调扭曲的圆舞曲，与令人心醉的浪漫怀旧、崇高的宗教向往、和健康的乡村连德勒舞赫然并置共存。须知，交响曲自十八世纪末以来，特别是乐圣贝多芬之后，一方面是表达崇高精神追求的理想工具，另一方面又具有形式建构方面的严格艺术要求。一言以蔽之，交响曲在传统原则中属于“圣殿”，而马勒竟然敢于将交响曲写成“大杂烩”，岂不是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
然而，马勒心中自有定夺。1907年10月，他和当时欧洲另一位交响曲主将——芬兰的西贝柳斯在赫尔辛基会面。两人对交响曲的认识各持己见，有过一场著名的争论。西贝柳斯执著于交响曲的深刻逻辑与统一力量，而马勒的回答则既玄妙又干脆：“不！交响曲必须像个世界，它应该无所不包。”
这种涵盖一切人世感受的包容性于是成为马勒音乐的最高宗旨。复杂、混乱、冗长；深刻的哲思与突发的歇斯底里兼而有之（如第九交响曲第一乐章）；对天国的向往毫无准备地转向低俗的嬉闹（如第三交响曲第一乐章副部主题）；高声部的小提琴是天真的欣喜，而低音部的大提琴却在悲痛地抽泣（如第二交响曲第一乐章副部）……马勒的笔触伸向了此前音乐中从未被发现过的表现疆域：反讽与渴望的并置，崇高与低俗的拼贴，挣扎与忍让的交织，悲剧与喜剧的叠合。难怪马勒遭到误解长达半个多世纪，因为他音乐中所表达的那种哭笑不得、悲喜交加的深刻窘境，确乎要等到人们真正感受到“后现代”的实际境况后，方才能够领会。
马勒因此成为二十世纪音乐与文化的精神向导之一。他的遗传因子不仅强烈影响了贝尔格、肖斯塔科维奇和布里顿等几位重头现代作曲家的风格构造，而且预示了当今世界乐坛上的“多维风格并存”的所谓“新浪漫主义”倾向——有评论说，此乃音乐上的“后现代”表现。马勒始终以浪漫主义者特有的激情执着于人生的重大命题，绝少旁骛。他的创作再一次证明，在（后）现代社会中，严肃音乐依然是文化先锋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