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看书须劄记。朱子谓看书小有疑处，即便思索，思索不通，即置小册子，逐日钞记以时省阅，久久自悟。而李光地摘韩文公读书诀课子弟，则曰：“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言。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元，贪多务得，细大不捐。”此文公自言读书事也。其要诀却在纪事纂言两句，凡书，目过口过，总不如手过。盖手动，则心必随之，虽览诵二十遍，不如钞撮一次之功多也。况必提其要，则阅事不容不详，必钩其元，则思理不容不精。若此中更能考究同异，剖断是非，而自记所疑，附以辨论，则濬知愈深，着心愈牢矣。近年美国《科学月报》，载有盎特鲁博士之《读书法》，其言有曰：“读书时，既须辨别精粗，尤宜随时自加诠注，或摘录精华，加以短评以发抒己见。一所以专其心志，不致过目即忘；一所以稍留记录，备日后检查之用。至一书之中，某篇可以摘录，或某节须加诠注，则不特无标准之可言，即读者亦往往难于自解。此盖纯系心灵之作用，故吾人所摘之笔记，骤观之，若未必有补实用，然而新智识一入脑际，即能随其他旧有之思想而融合无形，亦犹食物入胃即化成血液，其滋益为非浅鲜也。惟摘记文字宜简尽，而标题不可不明析以便检阅。为时既久，记载渐多，则偶一翻阅，必自惊其记录之富，觉前此之评论，不尽妥切，而思有以增加或删改之矣。前此之仅事摘录未加评论者，亦以为未尽惬怀，非加论判，不足当吾意者矣。因旧感而触发新思，殆鲜有不濡笔吮墨而情不自禁者也。读书多而摘记富，则异日有人以论文见属，或应演说之请，即不难以平时摘录，加以脩饰，融会而贯通之，施诸实用，便尔蔚成钜著。”其言尤足与李安溪之言相参证。
斯四者看书之通则也。抑盎特鲁博士尤有一言曰：“某文学家尝谓生平从未卒阅一书，设其书无特著之佳处，则舍弃之，不再研究。苟读有心得，则虽未窥全豹，已能洞然于作者之意旨，而从事发抒己见，详为评论，更无须阅竟全书也。此其人虽天禀极高，非常人所能企及，然而心思缘练习而愈益活泼。吾每见多数之书籍，苟读者能取其序文或例言而细味之，再详阅其目次，即不难了然于其内容之大略，然后读其全书，直可于一分钟竟三四页之多，此尤看书之捷诀也。”虽然，一书有一书之看法，兹请申论《四书》、《通鉴辑览》、《诸子文粹》以及《古文辞类纂》之看法：
（子）《四书》之看法
（1）次第。朱子注《四书》，以《学》、《庸》、《论》、《孟》为序，当有用意。然如有志治文字，据（博）意，当先《大学》，次《孟子》，次《论语》，而以《中庸》殿焉。何也？《大学》是极有绳墨文字，看他头绪尽纷繁，却如网在纲，有条不紊。读一过，于古人谋篇成章，必有多少悟入处。然后读《孟子》，长篇大论，局陈迷离，如五花八门，忽觉得另换一付眼光，须看他如何神明变化于规矩绳墨，而不离规矩绳墨，所谓用法能得法外意也。次取《论语》读之，却三言两语，以少许胜《孟子》多许，绚烂极而归平淡，又是一番境界。而终之以《中庸》者，姑无论其说理之精，夐莫与京，即文字亦程子所谓：“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天下之至文也。”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于文章之道，思过半矣。此统合《四书》而论看之先后次序也。如以看一书言之，平湖陆陇其曰：“作文须以看书为急，每日应将《四书》一二章，潜心味玩，不可一字放过。先将白文自理会一番，次看本注，次看大全，次看蒙引，次看存疑，次看浅说。”如此做工夫，一部《四书》既明，读他书便势如破竹矣。
（２）通大义。《四书》每一书中皆有大义百数十条，宜研究详明，会通贯串，方为有益。（新会梁启超有《读孟子界说》载《清议报》，新城王树枏有《中庸大义》载《中国学报》，皆甚佳。）若仅随文训解，一无心得，仍不得为通也。
（3）明界说。读《四书》既通大义，然后分类体玩，以观其异同处。如《论语》问孝为一类，而答各不同，知其所以异，即知其所以同。此外问政、问仁、问知及一切言行，均当如是观。孔子教人，随时指示，本甚明了。如曰“是闻也，非达也”，及君子小人泰骄、和同、比周之类，又论楚子文之忠，陈文子之清，臧文仲之知，皆丝毫不少假借，有一界线存乎其间。故读经之必有界说，犹治井田者之经界不可不正也。《孟子》更处处有界说，指不胜屈，举一反三，要不能无望于善读者。
（丑）看《通鉴辑览》之法
（1）就事论事。（a）切己体察。宁都魏禧称伊川先生，每读史到一半，便掩卷思其成败，然后再看，有不合处又更思之。其间有幸而成不幸而败者，不得徇其已然之迹，与众人之论。南丰谢文洊曰：“学，明理于经，而习事于史。史于学居十之六，而阅历锻炼又居其四，事变无穷，莫可究诘。然能举古人之成案，精思而力辨之，置身当日，如亲受其任，而激挠冲突于其间。如是者久之，则阅历锻炼，已兼具于读史之中矣。”（b）参考地图。太仓陆世仪曰：“人欲知地利，须是熟看《通鉴》，将古今来许多战争攻守去处，一一按图细阅。天下虽大，其大形势所在，亦不过数项，如秦蜀为首，中原为脊，东南为尾；又如守秦蜀者必以潼关、剑阁、夔门为险，守东南者必长江上流荆襄为险。此等处俱有古人说过做过，只要用心理会，其或因事远游，经过山川险易，则又留心审视，以证吾平日书传中之所得，久之贯通，胸中自然有个成局。”
（2）得其会通。（a）贯穿读法。中国断代为史，不能得其会通，然非无一二公例可籀也。即如春秋之时，所号为中国者，王畿以外，不过齐、晋、鲁、宋、卫、郑、蔡、陈、许中原数千里之地，山戎长狄，类皆错处中土。又其时荆、蔡、吴、越诸邦，其受封之始，虽皆神明之胄，然以僻处边陲，后通中国，亦皆摈诸蛮服之列。然《春秋》之义，诸夏用夷礼，则夷狄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是当日脩史者具有世界观而不存排外之成见。嗣后吾国历经五胡、六代、五季及女真、蒙古、满洲相继狎主，然其始以武力屈服我，而卒亡不渐渍我礼教以期自进于中国，受我同化者，则《春秋》之教然也。即此一端，自黄帝战败蚩尤以迄今日，凡关于种族战争之历史，均应通五千年作贯穿读法方知我国民性爱和平，能以一视同仁之世界观，禀《春秋》“夷狄进中国则中国之”之教，一旦为异族武力所屈服，亦能以礼教之同化胜之，不自今日始，亦不自今日止也。举此为例，其馀治乱兴亡之成迹，无不当以贯穿之法读之矣。（b）比较读法。非比较不能贯穿，司马温公《资治通鉴》、朱子《通鉴纲目》，皆号称能观其会通，然以司马公、朱子生于两宋之时，其眼光亦只能作当日之现世观，而借鉴于历代为得失之比较，帝魏帝蜀之纷纷，亦以两人之身世不同也。王船山生在明季，其《读通鉴论》，与温公时有牴牾，亦其所处之时尤不同也。故（博）所谓比较读法者，亦应切于今日之情形而以前者为比较。犹之三代以前，河北势力极盛（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其后寖移河南（汤都亳，周公营洛邑）。春秋时，晋楚争伯，必有事于郑。秦汉之际，刘项逐秦鹿，日喋血荥阳、成皋，又后移于江北，则三国之争荆襄是也。自是以后，江南亦骎骎有事焉。（三国之吴，以及东晋、宋、齐、梁、陈皆都南京，而京口号称北府兵，尤为天下雄。）而自汉迄今，全史之大部分皆演于黄河长江间之原野，彼龙拿虎掷，甲兴乙仆，殆未有出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湖北数省外者也。自唐以前，湖南、浙江、两广、云南诸省，曾未尝一为轻重于大局。自宋以后，而大事日出于此间矣。宋之南渡在浙，其亡也在广东。明之亡也，始而江，继而浙，而闽，而粤，而滇，而桂，此亦地运由南而北，由黄河长江而渐趋于西江之明证也。湘中，古之南楚，号称大国，而二千年间，用之者惟一萧铣（隋末），一马殷（唐末）。乃清咸同以来，曾胡骤起，湘军之声誉，东至东海，南逾岭南，西辟回部，西南震苗疆，至今尚赫赫在人耳目。近日南北争峙，且以是为刘项之荥阳、成皋，三国之荆襄，日事喋血焉。湖南之有大影响于全国，不过五六十年以来也。两广亦然。畴昔唯有尉佗（秦汉之际）、刘隐（五代）等之羁縻，及洪杨发难，乃裹五岭之民，凌厉蹴踏半天下。而今陆荣廷用之以抗衡北政府，俨分天下半壁。故两广之有大影响于全国，亦不过五六十年以来也。云南亦然。自古为蛮瘴之乡，去中原绝远，无与于利害之数。乃袁世凯僭帝自娱，方以东南剧镇大藩，皆门生故旧，莫余毒也；不意蔡锷用偏隅之滇发难，袁氏遂震仆不起。今唐继尧袭其馀威，为东南连帅。夫滇固西江之上流，而两广其中下流也。故我国自周以前，以黄河流域为历史之代表；自汉以后，以黄河长江两流域为历史之代表；近五六十年以来，乃以黄河、长江、西江三流域为历史之代表。此皆以现世之情事比较而知其变迁者也。举此为例，其他治乱兴亡之成迹，更无不当以比较之法读之而求其贯穿矣。
（寅）看《诸子文粹》之法
诸子选本，古罕流传。唐初魏徵奉勅撰《群书治要》，经史并录。其先后则有庾仲容《子钞》、马总《意林》、高似孙《子略》，斯为最著。或其书已亡，或篇帙寥寥，割裂什九，致足惜也。近人武进李宝洤辑录是编，专主鸿篇钜著，而零珪碎璧，亦不轻弃，虽取之本书，仅十之三四，然精言奥旨，虽有遗焉者寡矣。
诸子道术不同，体制各别，然读之亦有法。首在先求训诂，务使确实可解，切不可空论其文，臆度其理。即如《庄子》寓言，谓其事多乌有耳。至其文字名物，仍是凿凿可解，文从字顺，岂有箸书传后，故令其语在可晓不可晓之间者乎？以经学家实事求是之法读子，其益无限。大抵天地间人情物理，下至猥琐纤末之事，经史所不能尽者，子部无不有之。其趣妙处，较之经史尤易引人入胜。故不读子，不知瓦砾糠粃，无非至道；不读子，不知文章之面目变化百出，莫可端倪也。此其益人，又有在于表里经史之外者矣。
（卯）看《古文辞类纂》之法
（１）分类看。学文之道，首在辨体。桐城姚氏是纂，分文体为十三类：曰论辨，曰序跋，曰奏议，曰书说，曰赠序，曰诏令，曰传状，曰碑志，曰杂记，曰箴铭，曰颂赞，曰辞赋，曰哀祭。长沙王氏因之，而其行文之得失，不可不依体为断，每体各有一定格律，凛然不可侵犯。宁都魏禧论苏明允《上田枢密书》：“开口便云：‘天之所以予我者，岂偶然哉’，竟是作论。古来书札中不见有此。书虽文，要与面谈相似。”此实不易之论，虽老泉复起，不能为之辞也。姚氏亦称韩愈《伯夷颂》似太史公《论赞》，非颂体。而曾国藩论文章之美分阳刚与阴柔，曰：“阳刚者气势浩瀚，阴柔者韵味深美。浩瀚者喷薄而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论著、词赋、奏议、哀祭、传志、叙记宜喷薄，叙跋、诏令、书牍、典志、杂记宜吞吐。其一类中微有区别者，如哀祭虽宜喷薄，而祭郊社祖宗则宜吞吐；诏令虽宜吞吐，而檄文则宜喷薄；书牍虽宜吞吐，而论事则宜喷薄，亦各有所宜也。此外如曾氏评韩愈《殿中少监马君墓志铭》云：“志墓之文，惧千百年后谷迁陵改，见者不知谁氏之墓，故刻石以文告之，语气须是对不知谁何之人说话。此文少乖，须于此等处细意着眼。”乃知一体有一体之格。
（2）分代分人看。文章，一代有一代之风尚，一人有一人之面目。孟子论诵诗读书，必推极于知人论世也。然不分代分人看，亦无以知人论世也。读姚王二氏书，既分类看以明文之因体而殊，尤不可不分代看，以知文之代殊。而一代之中，风尚攸同，然作者性情不能无异，尤必分人看以体认各家面目。曾国藩所谓“初学揣摩古人文，惟当先认其貌，后观其神，久之自能分别蹊径”，是也。
（3）注意圈点。宜兴吴德旋曰：“《古文辞类纂》，其启发后人处，全在圈点，有连圈多而题下只一圈两圈者，有全无连圈而题下乃三圈者，正须从此领其妙处。末学不解此旨，好贪连圈而不知文品之高，乃在通篇之古淡，而不必有可圈之句，知此则于文思过半矣。”此看古人圈点也。然安邱王筠教学子看古人文，皆使圈之抹之，以为总须自己拿出眼光去别择古人好丑，方是切实工夫。工夫有进，即不妨圈其所抹、抹其所圈，曰不是圈古人抹古人，乃是圈我抹我也。其用意尤精。
自作
苏轼云：“顷岁孙莘老识文忠公，乘间以文字问之，曰：无他术，惟读书多而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懒读书，每一篇出，即求过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读自能见之。此公以其尝试者告人，故尤有味。夫自己作文欲好，不可不先下工夫读古人文，固矣！然自己未尝作文，于作法有一番经历，虽日读古人文，于古人之章法棉密惨淡经营，必无所悟入。”桐城姚鼐劝人以自己作文与读过之古人文，两相衡较，自知何者为得，何者为失。此言最好。然自己且未作文，亦何所以而与古人衡较乎？故欧阳公所谓勤读多作，二者缺一不可。勤读之法，已详前章，则请论作。
（甲）作文必自论议入手。近人教小学儿童作文，必自叙记入手，自以儿童只能具体识认事物，而无抽象推理之力耳。若以吾侪成人言之，则尤有说。李光地谓：“学古文须先学作论，盖判断事理，如审官司，必四面八方都折倒地，方可定案。如此则周周折折都须想到，有一处不到，便成罅漏。久之不知不觉，意思层叠，不求深厚，自然深厚。今做古文者都从传志学起，却不是。”此言实好，而曾国藩则曰：“作文所以瀹此心之灵机也，心常用则活，不用则窒，如泉在地，不凿汲则不得甘醴；如玉在璞，不切磋则不成令器。”张子云：“心有所闻，不思则还塞之矣。”然（博）以为濬瀹此心灵机，无如借题发挥议论，不惟作论辨文而已，叙记亦不可不发议论。何也？论事调谐，记事调涩，左氏每成片引人言，司马迁夹叙夹议，自抒所见。是以议论入叙事，故觉谐多涩少也。
（乙）命意布局。余姚黄宗羲曰：“昌黎陈言务去。所谓陈言者，每一题必有庸人思路共集之处，缠绕笔端，剥去一层，方有至理可言；凿开顽璞，方始见玉，不可认璞为玉也。先辈每称作文发意：第一番来者，陈言也，扫去不用；第二番来者，正语也，停之不用；第三番来者，精意也，方可用之。总之须自己拿出眼光，看透题旨，立下主意，所谓撇去常解，独抒己见，意乃不患不精。然（博）意文将作未作，且须酝酿作意最妙。何谓酝酿作意？（博）日常作一文，往往不暇即作，却未尝不将题在胸中打算，事来则置之，暇则复思。每经思过一番，必有一番新理解。既得一番新理解，必将与旧理解来比较融贯，或矛盾须去其一，或俱可用。如俱可用，便须定何者为主意，此主意能否如贯珠之索贯穿其他馀意。如此思之思之，必有一日胸中思潮怒发，骤觉手痒不可耐，握管一挥。如桐城方植之所称思积而满，乃有异观，溢出为奇，此譬如暑雨将至，必先闷热蒸山川气出云酝酿雨势，酝酿之久，而油然沛然，雨来益狂。此秘颇自诩独得。及主意既定，然后牢牢靠定此主意布局，如何先擒后纵，如何反正相生，如何逐层推敲。《国语》云“物一无文”，吾人更当知物无一则无文，盖一乃文之真宰，必有一在其中，斯能用夫不一者也。《文心雕龙》谓：“贯一为拯乱之药。”兴化刘煕载曰：“揭全文之旨，或在篇首，或在篇中，或在篇末。在篇首，则后必顾之；在篇末，则前必注之；在篇中，则前注之，后顾之。顾注，抑所谓文眼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