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初，光绪帝终于走入了改良派的核心。接着，光绪帝得到了一本关于日本崛起的影印版书籍，该书的作者是康有为。1898年1月，康有为提出与总理衙门会晤的请求。在得到许可之后，他与总理衙门大臣足足交谈了三小时。他提出，中国要进步必须要借鉴日本经验，效仿其走向富强的做法；在司法制度方面进行一场彻底的革新；同时，朝中应注入新鲜血液，朝中老臣应被接受过西方教育的年轻人取代。康有为的提议是非常大胆和冒昧的，因为在总理衙门中，没有一个大臣接受过西方教育。但是总理衙门对康有为的不恭却极其包容，还建议他将其想法写一份奏折呈交给皇上。康有为听取了总理衙门的建议，上书光绪帝。光绪帝审阅过这份奏折后，龙心大悦，决定对康有为进行一次特别的接见。康有为第一次被介绍给光绪帝时，还有其他人在场，其中包括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几位总理衙门大臣、珍妃等。
光绪帝要求总理衙门就康有为的奏折发表看法。恭亲王和其他满族官员对改革强烈反对。但光绪帝却接受了康有为的提议。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在皇室宗亲以及朝廷高官的强烈反对声中，康有为成为了光绪帝推行改革的最高顾问，也成了光绪帝最亲密的朋友。
关于康有为，西方评论家看法不一。但是在变法失败后，关于他的评论基本上以负面为主了。与此同时他也得到了一些人的同情，得到英国、日本等国的保护（在慈禧太后重新夺回政权后，这对他意义重大）。变法失败后，他成为众矢之的，被人们称为危险的煽动家、个人主义者以及教育程度不高的人？。
在国内，人们对康有为也有很多评论。在康有为的老家，他被誉为“年轻的孔夫子”以及“现代圣人”。考上进士后，官授工部主事，在年轻的中国官员中，他已经获得了不错的地位。但是保守派的学者，甚至部分接受过现代化教育的中国人并不认可他。
在光绪帝的支持下，康有为成为一个热血沸腾的改革者，尽心尽力地在治国方面为光绪帝出谋划策。据说，康有为曾经劝说过光绪帝：慈禧太后令人畏惧，不受人们欢迎，尤其是在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之后，？1904年时，康有为逃亡到伦敦，虽然我认为他的热情远高于其自身内涵，但我对他的谈吐仍有着良好的印象。在此之后，他也甘受美国“预言家”道伊利用。我从中并没有感受到他是一个个人主义者。
因此，光绪帝应尽快敦促慈禧太后将权力全部交出。这一建议让光绪帝心神不宁，因为这一竭力把自己扶上皇位的女人仍与自己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也直接导致光绪帝在1898年上半年开始推行的改革呈现如下特点，即：改革过程极端矛盾，与实际的改革方案大相径庭，改革很难继续。
当年5月，恭亲王逝世，享年66岁。恭亲王的逝世使得朝廷高层发生变动。光绪帝老师翁同龢被革职，他在总理衙门的职务由直隶总督王文韶取而代之，而直隶总督则由荣禄担任。对于此次变动产生的影响，北京城里早已谣言四起。有人认为，恭亲王的逝世将使慈禧太后有新的动作，她很可能要重掌大权。翁同龢被革职是因为跟不上光绪帝改革的步伐。
恭亲王之死，给荣禄上位的机会，荣华富贵扑面而来。此时，荣禄兼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位高权重。当然，这与慈禧太后对他的宠幸也不无关系。
早年荣禄只是一个驻守边防军队的官员，在慈禧太后的提拔下，一步步走到北京宪兵司令的位置。尽管如此，慈禧太后仍然通过手中的大权，使荣禄步步高升。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光绪帝一直在与慈禧让步妥协，因为他正密谋着一场没有得到慈禧太后允许的变革，他认为这种妥协可以减轻他的良心不安。
袁世凯被任命为北洋军司令动摇了荣禄至高无上的地位。慈禧太后称，这是为了平衡朝中各派势力。
在朝中势力重新洗牌时，光绪帝在全国开始了自上而下的改革，即：戊戌变法。1898年6月11日到9月初，朝中颁布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法令，现在我们所要关注的正是此次改革中所颁布的二十七道法令。
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其中列出了他所希望进行变革的各个领域，尤其是军事和教育。他还指出反对他施行变革的保守派是软弱无能的。在教育方面，他创办了京师大学堂，他希望京师大学堂的学生们能够充分认识西学积极的一面。京师大学堂是戊戌变法失败、慈禧太后重新夺回政权后唯一保留至今的一项改革成果。
在一系列关于教育改革的法令颁布之后，京师大学堂随即建立。接着，中国官员引以为豪的一种文学创作形式“八股文”被废除。各省会设高等学堂，郡城设中等学堂，州县设小学，鼓励私人开办学堂。所有书院、祠庙、义学、社学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通过后来慈禧太后的处理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改变极大地冒犯了那些支持此种方式办学的保守派。在教育改革进行到高潮时，光绪帝于8月9日指派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博士担任西学总教习。
在教育改革进行的同时，军事改革也如火如荼地展开。军事训练方式改为西洋军事训练，这也是中国军队至今还保持着的训练方式，这种训练方式在满族军队中广为推行，军事考试、海军学院、训练舰也已经准备投入到新的训练当中。
戊戌变法中颁布的其他法令还包括设立铁路、矿务总局，设立农工商总局，开垦荒地、发展农业，提倡私人创办实业，准许民间创立报馆、学会等。在协助光绪帝开展变法的工作完成之后，康有为回到上海，组织发行了《强学报》，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改良派企图通过这一大胆举措，动员全国人民加入到改革中。
变法初期，光绪帝称他希望听到各派反对的声音，因为反对声能够不断激发他变法的动力。他也责难那些阻挡进行他教育改革的人。一方面，他还号召各界权威人士与他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改革，并用惩罚威胁那些执着于旧观念的人；另一方面，他真诚地邀请各界积极为他提供关于变法的可行建议。
随着新法令的不断发布，光绪帝变法的热情也越来越高。1898年8月底的时候，光绪帝下定决心给予旧体制沉重一击。裁撤旧衙门是其中的一项重要举措。光绪帝宣布立即裁撤清廷中的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太仆寺、大理寺等衙门，一些事务并入礼、兵、刑各部。与此同时，裁减冗员也是必要的。
但光绪帝推行变法的过程太过急躁。9月1日，由于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等六位堂官阻挠部员王照上书，光绪帝下令将六位堂官一并革职。王照上书建议穿西方洋装、把基督教作为国教进行推广。他还建议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出洋考察，开阔眼界。礼部官员对此持反对态度，不同意向上转达，他们还呈交了一份奏折给光绪帝，严厉斥责王照居心叵测、狂妄自大。然而，光绪帝对礼部官员擅自做主、阻碍上书甚为气愤，他认为这是阻挠新政推行的表现，最后将他们全部革职，这就是著名的“礼部六堂官”事件。后来，由王照上书被阻一事光绪帝联想到老百姓上书也可能同样被阻，于是特意下诏：以后督察院所接事件，原封尽递，随到随递，不准积压阻隔。
“礼部六堂官”事件是变法走向尾声的开始。被革职的六位礼部堂官动身前往颐和园，把光绪帝变法之事呈报给慈禧太后。首先，他们对慈禧太后掌权多年来体现出的无与伦比的才能赞美了一番，然后告诉慈禧太后，如今光绪帝为推翻旧制，厉行改革，使得朝中局面非常窘迫。他们恳求慈禧太后回到朝中，恢复旧制度。慈禧太后静静听着他们的请愿，直到他们离开，她也没有做出任何表态，但实际上，她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光绪帝如此匆忙的变法其实正中慈禧太后的下怀。光绪帝下一步行动是发布诏告，宣布裁撤广东、湖北、云南三省巡抚？，9月7日，李鸿章被驱逐出总理衙门。李鸿章被从总理衙门驱逐出来让在中国的英国人兴奋不已。因为李鸿章与俄国的亲密关系以及窦纳乐在北京与其会面时他的粗暴态度都让英国人极为不满。但李鸿章不可能就此罢休，这些被光绪帝罢黜的官员的力量也不可小觑。
接下来，光绪帝又颁布了一些法令，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光绪帝同意引进西方预算制度。
根据一些友善的西方评论家所言，变法中，光绪帝最大的失误在于他过于急切地期盼在很短的时间内对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等各个方面进行一次彻底的改革。在西方人眼中，积极参与变法的官员大多才华横溢，但是光绪帝变法的步伐太急、太快，再有才华的人都难以赶上他的步伐。毫无疑问，西方评论家的评论是合理的，此时的中国也还没有具备迅速进行全面改革的条件。
在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改良派的误导下，光绪帝积极抵制顽固的保守派，对开展改革创新充满期望。但是保守派遍布中国，想要短时间内清除或改变他们并非易事。面对危机，保守派们团结起来，越遭受打击，他们越是顽强抵抗。在光绪帝积极鼓动大家学习西方的文化和体制推行变法的同时，西方国家却在瓜分中国领土，抢占中国最好的港口。就在光绪帝颁布各种变法法令时，英国从总理衙门手中拿到了威海卫的“租约”并促成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将“新界”纳入占领区。
很多开明人士也开始讨论是否要学习西方，他们认为为了抵制西方侵略，保持领土完整，学习西方是很有必要的。
？这是中国的三个行省，属两广、两湖、云贵总督管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