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德拉·柯伦泰在欧洲战火中穿梭于各国之间，把布尔什维克对战争的看法，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呼声传遍了四方。1914年和1915年，她应美国社会党国际派的邀请，两次渡过大西洋到美国演讲。她还写了无数革命文章，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在工人的欧洲》、《社会和母性》、《谁需要战争》三本著作。1917年3月，她回到了离别十年的祖国，担任了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7月又当选为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委员。1919年担任全俄中央执委会委员。
当时的挪威政府在法律上还没有正式承认苏联政府，对世界第一个赤色政权进行外交封锁的乌云还没有完全驱散。然而，两国之间的经济贸易额却在悄悄地增长，柯伦泰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两国关系正常化悄悄地工作着。
1923年柯伦泰开始为苏、挪建交而奔忙，首先去拜会挪威的著名政治家弗里特约夫·南森和罗阿德·阿蒙森，这两位政治家无论对议会和外交界，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南森已经明确地发表了同情苏联，希望挪、苏建立外交关系的意见，而阿蒙森还有些犹豫，他不主张在西方大国与苏联建交之前，过于向苏联流露这种倾向。柯伦泰把争取的重点着眼在阿蒙森身上。
“我想，关于斯皮茨伯根群岛的归属，可能会在挪、苏建交中形成障碍。”阿蒙森对来访的柯伦泰坦率地谈了自己的担忧。
斯皮茨伯根群岛靠近北极，荒芜狭小，早在沙俄时期就在归属问题上形成一个历史悬案。柯伦泰花了很长时间，查阅了中、外地质、历史方面的记载。发现无论是英国、德国或挪威的文献资料上，都记载了最早的史实：俄国航海家首次登上该群岛，俄国地质学家最先到该岛从事资源调查。她引经据典地把这些情况介绍给阿蒙森，然后轻松地说：“阿蒙森先生，我希望您能从挪、苏两国根本的、长远而共同的利益出发，为两国关系正常化作出您的努力。这并不妨碍今后斯皮茨伯根问题的解决，相反，斯皮茨伯根问题会更加友好和公正地得到解决。”
柯伦泰的见解无懈可击，两国关系正常化对解决问题有好处，阿蒙森想了想，心悦诚服地点点头。突然，无线电广播里传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苏联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列宁逝世的消息。顿时，柯伦泰像遭到电击一样，脸色苍白地愣住了。
柯伦泰记不清她是怎样离开阿蒙森府邸的。一连几天，她神情忧郁，悲痛欲绝。意外的打击，几乎使她差点垮掉。由于列宁的逝世，挪威政府已经准备承认苏俄的决定，又被搁置起来。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告诉柯伦泰，苏英建交近在眼前。柯伦泰重新振作起来。她曾利用苏英将很快建交的信息，来证明资产阶级在挪威的宣传夸大其词，她要趁热打铁。柯伦泰将英国即将承认苏联的消息，先以非官方的形式透露给奥斯陆的新闻媒介。
柯伦泰的讲话，极大地鼓舞了挪威议会和政府中同情苏联的人士，他们纷纷发表措辞激昂的讲话，尤其是弗里特约夫·南森和罗阿德·阿蒙森，就政府在对苏联关系上反应迟钝提出了质问。于是，挪威外交部长很快召见了柯伦泰。
1924年1月，英国政府宣布承认苏联政府，2月15日，挪威政府宣布承认苏联政府，首相米谢莱特和柯伦泰签署了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文件。一年之后，柯伦泰又代表苏联政府，同挪威签订了确认苏联商务代表处的地位，承认代表处享有治外法权的条约。柯伦泰至此总算松了一口气，这才想起来应当给在莫斯科的儿子写封充满母爱的信，关心一下孙子的学业了。
1926年，54岁的柯伦泰再次横渡大西洋前往墨西哥，担任苏联驻墨西哥全权代表。1927年6月重返挪威，复任苏联驻挪威大使。
1928年5月23日，意大利的“意大利号”飞艇，载着包括飞艇设计人翁伯特、诺比勒等16名飞行员到北极探险。5月25日飞艇发回电报：到达北极，抛下意大利国旗和罗马教皇十字章，向斯皮茨伯根群岛飞航。这是飞艇最后的电讯，从此再也没有回音……全世界的报刊都在呼喊：“诺比勒探险队在何处？”“16名飞行员的下落在哪里？”
挪威政府派出了几艘船前往出事地域搜索，英国、法国、美国、瑞典和芬兰纷纷派出轮船和飞机，但毫无结果。更令世界舆论震惊的是：6月中旬，挪威民族英雄阿蒙得森在两个法国人陪同下，驾驶“拉塔姆号”飞机寻找遇难者时，也失踪了。消息传来，挪威举国上下沉浸在悲痛之中。苏联政府出于国际主义道义，派出两艘破冰船和船载飞机前往救援。尤其是苏联“克拉辛号”破冰船把一切船只抛在后面，冒着随时有灭顶之灾的危险，向北极纵深冰川艰难地前进。
柯伦泰关心着这次国际救援的消息，几乎天天看报收听广播。她终于被挪威几家仇视苏联的报纸激怒了，愤然地把报纸摔在地上。报纸上是这样喧哗的：“布尔什维克让自己人去送死，仅仅是为了装饰门面而缺乏诚意。”
“苏联人没有技术，没有经验，只有布尔什维克的自信。北极容忍不下布尔什维克……”
7月中旬，苏联“克拉辛号”破冰船在北极浮冰上，救出了还活着的“意大利号”飞艇探险队队员。消息传来，全世界舆论一片哗然，纷纷赞扬英勇的苏联人和见义勇为的苏联政府，敌视苏联的报纸立即变成哑巴了。
看到大使馆工作人员激动、欢呼的场面，柯伦泰也兴奋得流下眼泪。
欢迎会上，柯伦泰面对一百多名“克拉辛号”船员，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礼，并且深情地对同志们说：“你们的英勇行为帮了苏联驻外代表的大忙，尤其帮了我们驻挪威大使馆的大忙。”
挪威的省长斯梅德斯鲁德和市长米得尔顿，邀请全体苏联船员到市内参加盛大的欢迎宴会，并在阳台上请柯伦泰率领全体船员接受市民们的欢呼。柯伦泰被从欧洲各国来的记者包围了，记者们纷纷请柯伦泰发表讲话。
第二天，欧洲各国报纸在显著的地位上发表了世界第一位女大使的讲话，有的标题直接写着，“‘克拉辛号’带回来苏联外交”。
此时，挪威首都奥斯陆正在举行国际历史学家代表大会。一批流亡国外并对新政权充满仇恨的旧俄国历史学家，在会上向苏联政府派来的历史学家波克洛夫斯基展开了政治上的攻击。在整个大会过程中，波克洛夫斯基都很孤立。柯伦泰冷静而清晰地对自己的学者说：“在这次大会上，反动势力攻击我们‘科学垮掉了’，‘科学服从于政治’。您用‘克拉辛号’船的事例，好好想一想：苏联的科学敢与发达国家较量，在北冰洋上已经较量过了，苏联人救意大利号上的意大利人难道是为了政治？如今意大利政府还是苏联的政敌呀！”
这一席话，使波克洛夫斯基茅塞顿开。在国际历史学会的发言中，他按照柯伦泰的办法，充分运用“克拉辛号”在挪威的影响，反击了仇恨苏联的势力，获得了热烈的掌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