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三百年前，成都东山地区的土围子和碉楼可谓遍布山丘，林立村落。随着冷兵器时代的凋敝和现代化战争的形成，土围子和碉楼的军事能力越来越捉襟见肘，因此，东山客家人便越来越不重视它们，任其坍毁，另起屋基--他们开始习惯于建川西民居了。直到一九三五年，长征途中的红军意欲从北边绵阳方向杀过来拿下成都时，一些客家乡镇长、保甲长和乡绅们又才慌里慌张在自己的地盘上维修和新建了许多三四层高的大碉楼。一时间，乡乡村村又见碉楼工事，仅安府一家就筑有三座碉楼。
就像长城，土围子也罢碉楼也罢，毕竟不属于进攻的军事设施。但正因为不进攻，所以它们在进行军事防御以求自保这一点上，却是下了狠劲的。这就是为什么解放军在平定“龙洛惨案”和“三三暴乱”过程中，付出了很多伤亡的硬原因。
菜等国民党潜伏特务当然知道成都东山地区这个“客家方言岛”是因其封闭性、独立性和特殊性所形成的理想军事部落与军事堡垒，所以才下赌注和血本在这一地区组织大规模暴乱，以图为蒋介石反攻大陆建立稳固的“敌后根据地”。
龙洛镇及其所辖七乡拥有客家自卫队四千人枪，安任自卫大队总指挥，女婿任总教官。在甑子场、灵池、龙潭寺、西河、石板滩“东山五场”中，甑子场不仅居“五场”之首，其军事势力以及由此附加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力量更是覆盖了成都东郊半壁江山。比如住在甑子场上的富商，就占了“东山五场”总和的半数以上。
全镇四千余众的自卫队员分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的三百余众属紧密型，服装整齐，配备精良，由镇公所、乡公所养着。第二个层面的三千多人属松散型，有情况就操家伙集中听令，平时则在家务农，不在乡镇领薪水，但在纳税抽丁方面享有优惠权。自卫队的枪支均登记造册在案，属公家财物，离开自卫队的人，心须把枪留下。
指导员对龙洛的了解，一是县上本地同志的介绍，二是到龙洛后，安及安以外的人的汇报。但大量信息，还是来自于师爷的说法。经过走村串户，田野考察，指导员认为师爷的说法基本上是属实的。师爷本想说得不属实，但安让他往实处说，他起初没理解安的意思，后来理解了，就想，自己永远也当不了安。
师爷后来从指导员的话语和脸色中知道，就龙洛地区的人枪、粮产、田亩等而言，如高说了，就面临更多地付出，低说了，又导致了格儿和份儿的折损。再说，谁知道这个神神秘秘的指导员会不会神神秘秘去核查。所以，正确的做法，是实话实说。
三
指导员来收枪啦！
指导员来征粮了哦！
指导员到甑子场，除了宣布变天，就是宣布收缴私人用枪和征收一九四九年公粮，而老百姓真正关心的是后者，准确地讲，是后者中的后者。
变不变天，老百姓都是老百姓，都要吃喝拉撒睡。至于缴枪吧，有就缴，没有就拉倒，就算缴了，也不会有伤筋动骨的大碍。但交粮就不一样了。为啥交？凭啥交？交多交少？不交又咋样？这些，老百姓就很在乎了。毕竟，民以食为天，人是铁、饭是钢、一天不吃饿得慌。
说一千道一万，食，才是老百姓的天。谁要动老百姓的天，都是要冒大风险的，历朝历代概莫能外。
扣儿婆婆老了，她不能长久地在一个话题里深入。深入到某个程度，你不管怎么把握，导引，她都会拐弯。她有这个脾性，我和陌生人就不能对她扭到烦。我们会主动迎合她的拐弯，待拐了好一阵后，再想办法不露痕迹地把她弯回来，往我们感兴趣的主题上引。
我和陌生人都想知道职业农民、贫穷百姓、劳动人民咋个也会叛乱--叛共产党、乱新中国。这与我们从小到大所受教育大相径庭。
这天扣儿婆婆就拐到我怎么从北京来、怎么说四川话上来了。我就说我本来就是成都人，从龙泉中学毕业后考入复旦，读了本科、研究生后又考了北大博士，毕业后就留校成为教书匠了……
扣儿婆婆立即说，教书匠好，教书匠好，我那时就是教书匠！
我们就立即说，扣儿婆婆，您那时教书一定晓得那些学生家长吧，他们参加暴乱的人多吗，他们为啥要暴乱呢？
扣儿婆婆说，多得很哟，不光学生家长，“三三暴乱”那阵，“东山五场”的农户，不说七八成，五六成总有吧，他们都参加了暴乱。你们问他们为啥暴乱？还不是信了国民党特务菜的那些鬼话，加上共产党的征粮队又逼得凶催得急。真正说来，菜那些鬼话农民也没啥兴趣，农民只关心自己的肚子，所以逼粮催粮才是大事。其实，逼粮催粮也没啥要紧，后来农民还不是交得上好八好的了。这是为啥？这是因为搞了土改，共了我们地主的产哇！农民有了产，也就不怕逼粮催粮了。也就是说，如果共产党一解放就先土改，再征粮，就不会有那么多农民参加暴乱了。当然，那时共产党太缺粮，等不得的。哎一切都是没糊住嘴巴，肚子闹的。
如果扣儿婆婆讲得有道理，我们就得出了一个结论：一九五零年叛乱的大规模化，是“饥饿文化”的产物，是国民党特务利用人类史上最恒大的“饥饿主题”做出的一篇变天大文章。
另一天。我们一直在谈变天主题。我们掰着指头计算甑子场在六十多年前的天，是咋个变来变去的：一九四年十二日二十七日前是国民党的天，后来就是共产党的天，一九五零年二月五日被菜与乌变了回去，二月七日又被俊变了回来。这四次大家并无争议。争议是第五次算不算变天：“三三暴乱”时，鱼儿率叛匪冲进甑子场，拿下了镇公所的粮仓，但未能摘了镇公所的牌子，就被撵出了场镇。但关于第五次变天的争议还未尘埃落定，扣儿婆婆就把话题拐到了变地上。
扣儿婆婆说，你们晓得龙洛六十年来变过几次地吗？我和陌生人一脸茫然，不明白扣儿婆婆怎么眨眼间就把话题从天上扯到了地上。
扣儿婆婆掐着指头说，先是私人地，土改时多变少、少变多、无变有，但还是私人地，说这叫耕者有其田；后来成立农业社、人民公社，除了极少部分留给各家种点蔬菜的“自留地”外，大部分土地就被收了回去，一打钟，农民上山挖地，又一打钟，农民下山吃食堂，说这叫农业合作化，土地集体所有，集体经营；后来，打破“大锅饭”，又把土地分给了农户，让农民各家侍候各家的地，自扫门前雪，说这叫土地公有，承包经营。现在，看这个样子，又要把地收回去了啰，这叫啥子来着，城乡一体？
我们发觉，扣儿婆婆的一生是变天与反变天、变地与反变地。但扣儿婆婆自己的本意却无意改天换地，这些，她一点兴趣都没有。偏偏是，她的一生又处在变天换地的漩涡中，以一块关键礁石、一艘重要船只的角色，不能绕过，不能物外，只能成为不能躲逃的躲逃。忍受与挣扎，是她全部的努力。
先看扣儿婆婆的天。在国民党的天下时她没觉得有啥不好，可自己屁事不知就到了共产党的天下。到共产党的天下后她同样没觉得有啥不对，可她同样屁事不知就到了叛匪的天下。在叛匪的天下她也能适应--那个喜欢自己的鱼儿还是叛匪副司令呢，可她又被几声炮响打到了共产党的天下。在共产党的天下过就过吧--那场轰轰烈烈的婚礼也是在这一时期举行的--叛匪又攻进场镇来，然后，共产党的炮声再次响起……
再看扣儿婆婆的地。先是有很多的地，多得让她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啦，但不好意思归不好意思，多总比少好，总让人舒服。后来，地一下就少得离了谱，少得让人极不舒服，但看看大家都一样多，或者说，都一样少，也就不那么不舒服了。正当这块小小的田地，已让她从教书先生、地主婆改造成可以自耕自足的女农民，而她也已基本适应这种农人生活时，土地又被收了回去。收回去也没啥，自己这种女劳力正好适合吃“大锅饭”嘛。可就在她把“大锅饭”吃得很上口时，地又派发了回来。派发回来就派发回来吧，反正家里已添了人丁，增了劳力，分地吃不了亏，出活儿也吃不了亏。承包土地，自扫门前雪，安逸！日子本来就这样安逸着过着，偏偏是，“一村一大”又来请她交地了。交地就交地，可村上不干，村上还叫她搬家--她凭啥搬家呢？
扣儿婆婆就这样被天呀地的东西，拽着往前走，不管她想走，还是不想走，都被拽着，走了一辈子。扣儿婆婆想，从今往后，天不会再变了吧，地不会再变了吧？
指导员一来，乌的“反共救国军民众自卫队”训练班和“乡村情报所”，就由半地上半地下性质，转入到了完全的地下。转入到了地下并不意味乌们停止工作，或让工作松弛下来，恰恰相反，他们的工作自此开始了疯狂地忙碌。
他们首先是在宣传攻势上，与指导员的宣传动员，作了短兵相接见骨见血的惨烈搏杀。
指导员的宣传动员很多、很缓慢。他先说缴枪。他说枪有两大用处，一是打敌人和防卫，二是打猎。他说打敌人和防卫用不着，解放了，拿枪的敌人基本上消灭了，因此，打敌人和防卫就由共产党的解放军和公安来做，大家完全可以放下枪安心生产与生活。猎枪也要缴，因为猎枪危害公共安全，它可以打虎豹，也可以打人，所以要牺牲点个人利益，来换取大家的利益。
之后，指导员说到了交粮。他从历朝历代百姓向当政者纳粮缴税是天经地义之事说起，直说到解放军解放大西南几十上百万的军队（不含支前民兵）饿着肚子怎么打仗，国民党起义投诚的六十万军政人员不吃不穿怎么稳定，刚刚建立的新中国各级人民政府没有经费如何运转，而成都平原是天府之国，天府之国就是天下粮仓，天下粮仓都不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其他地区尤其贫困地区怎么看呢？还有，成都市场上的粮食问题也很严重，由于人民政府控制的粮食很少，奸商们趁机哄抬粮价，几天就翻一番，不征公粮，粮市就稳不住啊。市场混乱、物价飞涨、投机猖獗的既成局面，是新生的人民政权面对的天字第一号必须面对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他说我们共产党征粮，主要是向那些屯有存粮的大户人家征，向富足人家征，总之，富人多征，穷人少征，甚至不征，否则，怎么叫共产党呢，至于落实到各家各户，具体怎么征，镇长会拿出相应办法的。
指导员之所以敢在龙洛镇大声武气传达上级指示、宣布上级决定，关键在于他最后那句话的震慑力。他最后那句话是：我们共产党把蒋介石都能打跑，把天都能变过来，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
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很多，但最中心而又最重要的，就是粮食的供给，迅速征到粮食就是当前最严重的政治任务。这是指导员对安说的。
大伙儿明白，指导员的话已经再透彻不过了：枪必须交，粮必须征。用任何理由来狡辩都是无益的，更是无效的。
指导员说得不错，天府之国不仅是天下粮仓，更是全国表率，历朝历代尽皆如此。不说秦统一中国离不开“浮江而下”的四川粮食，单说八年抭战，出川的粮食就如岷江、长江一样汹涌。祥告诉安，八年抗战，四川出粮占全国总量的百分之三十八点七五，仅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就出粮八千四百零八万石。除出粮外，四川出兵三百四十万，担负了全国五分之一以上的前线作战任务，六十四万人慷慨殉难；出钱四千四百亿元，占民国政府总支出百分之三十以上；出民工三百万人。
祥的儿子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写的文章说，四川出粮的传统一直未变。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三年困难时期，四川为全国各地输送粮食一百四十七亿斤。《四川省志》是这样记载出粮景况的：“沈阳、武汉、南京、济南、成都五大军区出动车辆协助四川运粮。”当时京、津、沪三地粮库告急，国家粮食部给中央报告说：“北京、天津只有四天存粮，上海只有两天存粮。”京津沪一旦断粮，后果不堪设想，四川尤其成都平原虽然产粮，但大量调出，后果也很严重，权衡再三，中央决定要四川做出局部牺牲。一九五九年，四川八十多个县遭遇持续干旱，受灾严重地区连续几个月滴雨未下，粮食骤减六十亿斤。据说，三年间，四川非正常死亡人数逾千万。一些死了先人的后人说，自己的屁眼还在流血，就在给别人治痔疮。
现在，又到了四川出粮的时候了--又到了龙洛出粮的时候了。
出粮交枪，老百姓还是发出了自己的牢骚。
关于枪，一些说，我的枪是先人传下来的，交枪就是对先人的不大敬啊。一些说，我的枪是花了几十元硬洋，在胡宗南败兵那里买来的，交了枪，谁赔我硬洋啊。因此，这些拿着枪的人在观望，看乌、鱼儿等厉害角色的动态行事。但有枪的毕竟只是小部分人，影响不大。况且，野枪与真粮之于拥有众多解放军的新中国，枪是远水，粮才是近渴。
指导员越想征粮，老百姓越不想交粮。指导员越急于征粮，老百姓越是牢骚满腹，怨声载道。缴公粮涉及的面比较宽，可以说涉及到所有的土地所有者和广大农民。他们说：国民党刚收了，共产党又要收！这种说法其实是不完全正确的，因为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政权收公粮时，好些人眼看它即将垮台，就拖延未缴。说实在的，已经入仓进缸的粮食，谁愿意拿出去哪怕就一粒？所以，大伙儿的基本想法是，能拖就拖，能不缴就不缴。从后面发展与衍变的情况看，暴乱的产生，正是国民党特务以一粒粮食作导火绳点燃的。
针对指导员的宣传态势和老百姓的基本想法，在菜的点拨下，乌们的宣传攻势则来得凌厉而陡峭。他们明的暗的齐上，瞅准场合机会就煽风点火，蛊惑蒙骗群众。一时间，说法与口号甚嚣尘上，在东山地区满天飞：
不缴！看他把老子们怎么样！
负担过重，不抗粮无出路！
共产党要搞共产共妻，整垮富人，搞死活人！
蒋委员长快打回来了，保粮如保命！
以前老子交粮是为了打日本鬼子，现在交粮打自己呀？
看到就到除夕了，共产党是不让我们过一个清静年呵！
交粮交粮，共产党给我们的第一个年，就是交粮啊！
保家自卫，抗粮保枪！
共产党喜欢打白条借钱借粮，跟抢一样，几时还过？
共产党地下党以前不是教我们抗粮吗，现在咋个不来教了呢？
打倒解放军，三年不纳粮！
保粮保命保枪！
在不仅仅满足于嘴巴上较劲后，乌开始以武力强迫青壮从匪，隔三岔五袭击行走在龙洛地面的运粮队。与此同时，破坏交通，砍断电灯电话线，割裂龙洛与成都之间的通讯联系，并派出总码头管事向各堂口走字样：只要是袍哥，都请为反共出血！
在让自己进退左右都不是人的恶劣环境中，安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基本上还算做到了处之泰然。
龙洛一解放，安就对自己这个身兼镇长、总指挥等多种职务的角儿，订立了一个行动准则：不求达济，但求自保。这个准则，显然是“富则达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古人性情与客家土围子构筑主张，在安身上的集中体现。
由于解放后共产党对乡村基层政权实行全盘接收，许多工作基本上都由乡、保人员承办。也就是说，昨天还是国民党的乡镇长、保甲长，今天就成了共产党的乡镇长、保甲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