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发给我们的信号！”福尔摩斯跳了起来，“是从中间那个房间里发出来的。”
我们走出旅馆的时候，福尔摩斯和旅店老板交待了几句。他跟老板说我们要去看一位老朋友，可能在那里过夜。不一会儿，我们就走进了漆黑的夜色中，寒风凛冽地吹在脸上，昏黄的灯光在前面闪烁着，引导我们去完成危险的使命。
因为庄园年久失修，院墙上到处是缺口，所以我们轻而易举地翻入了院里头。我们穿过树丛和草坪，刚准备从窗口爬进去时，忽然从一丛月桂树中蹿出一个畸形婴儿一样的动物，四肢一纵跳到草坪上，随后飞快地跑过草坪，在黑暗中消失了。
“天哪！”我低低地惊呼道，“你看到了吗？”
那时，福尔摩斯也吓了一大跳。他激动地抓住我的手腕，随后又轻声笑了笑，凑近我的耳朵说：“真是绝妙的一家子，这就是狒狒。”
我把医生宠爱奇特动物的事给忘了。福尔摩斯一说我才想起他还养了只印度猎豹！它随时都会跳到我们肩上来。我跟福尔摩斯一样，脱下鞋进了卧室。我承认，直到到了卧室我才稍微放心了些。福尔摩斯悄无声息地关上了百页窗，把灯挪到桌上，扫视了一下四周。室内的一切和白天一样。他蹑手蹑脚地走到我跟前，把手圈成喇叭状，对着我的耳朵低声说：“别弄出什么声响来，否则我的行动就完了。”
我点点头表示听清楚了。
“我们得吹熄灯，在黑暗里坐着，否则他会从通风孔发现我们的。”
我又点了点头。
“千万别睡着，不然命就没了。把枪掏出来，以防万一。我坐床边，你在那把椅子上坐着。
”
我把手枪掏出来放在桌子角上。
福尔摩斯把带来的一根又细又长的藤鞭放在身边的床上，旁边还放着盒火柴和一个蜡烛。他吹灭了灯后，我们便被黑暗淹没了。
那是怎样一个恐怖的夜晚哪！四周什么声音都没有，连呼吸的声音都细弱得听不到。但我知道，我的同伴就坐在那儿，我们只有几步远的距离，他也和我一样紧张地圆睁着双眼。百叶窗遮得严严实实，什么光线都透不进来。我们就在这漆黑中等待着。屋外偶尔响起一两声猫头鹰的叫声。有一次，就在我们窗外，传来一声长长的猫叫似的哀鸣，显然是那只印度猎豹在到处乱跑。远处教堂的钟声，每刻钟敲响一次。但每一个间隔却显得异常的漫长！零点，一点，两点，三点。我们默默地等待着随时可能出现的一切情况。
突然，一道亮光在通风孔那边闪现了一下又立刻消失了，接着传来的是煤油点着和金属加热散发的气味。隔壁房里点亮了一盏遮光灯。我听到有东西挪动的声音，很轻，然后一切又安静如初。那气味却越来越浓了。我竖起耳朵坐了大概半小时后，突然听到另一种声音——就像烧开水的水壶的嘶嘶喷气一样，非常轻柔。福尔摩斯一听到这声音立刻一跃而起，划燃一根火柴，用那根藤鞭狠狠地抽了那根拉铃绳一下。
“看见什么了吗，华生，”他大声说，“看见什么没有？”
我什么都没看见。福尔摩斯划燃火柴的刹那，我清楚地听到了一声口哨。猛然亮起的光芒弄花了我的眼睛，所以根本没看见他拼命抽打的是什么东西。不过，我倒看到了他充满恐怖和憎恶的死一般苍白的脸。
他停止了抽打，抬头望着那个通风孔。突然，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嚎叫在沉寂的黑暗中爆发出来，这嚎叫充满恐惧和愤怒。据说，这嚎叫把村里，甚至更远的教区里熟睡的人们全都惊醒了。这叫声也把我们吓得胆战心惊。我和福尔摩斯面面相觑，直到叫声彻底消失，四周又恢复原有的沉寂。
“这怎么回事？”我心神不定地问。
“这表明事情全结束了。”福尔摩斯说，“这也许是最好的结局。带上枪，我们去罗伊拉兹医生的房间。”
他神色严峻地点上灯，领着我穿过走廊到了医生的门口。他敲了两下门，没听到回答，就拧动把手，进了房间。我紧跟在他身后，把打开了保险的枪举了起来。
一幅奇特的场面出现在我们眼前：桌上遮光灯的挡光板半敞着，一束耀眼的光照到虚掩着的保险柜上；罗伊拉兹医生披着长长的灰色睡衣坐在桌边的木椅上，他赤裸的脚脖子露出了睡衣，脚上趿着双土耳其的无跟拖鞋，他的膝盖上放着我们白天看到的那根短柄长鞭，他的头向上仰着，两眼盯着天花板，目光恐怖而僵直。一条样子特别、带有褐色斑点的黄带子紧紧箍住了他的脑袋。我们进屋的时候，他既没作声，也没动一下。
“带子！带花纹的带子！”福尔摩斯低声惊呼。
我向前迈了一步。只见那根很特别的带子蠕动起来，医生的头发里竟然立起一条又粗又短的毒蛇。它的头尖成钻石状，脖子鼓胀着，模样令人恶心。
“这是条沼泽虫蝰蛇！”福尔摩斯大声说，“印度最毒的蛇。医生被咬后十秒钟内就死了，真是害人先害己，罪有应得！我们先把这东西弄回它的窝里去，然后把斯通纳小姐安置好，再告诉警察发生的一切。”
说着，他解下死者膝盖上那根鞭子，飞快地套住蛇头，将它提了起来，然后猛地把它甩进保险柜，锁住了。
罗伊拉兹医生的死亡真相就是这样。至于我们怎样把这可怕的经过告诉那吓坏了的小姐，如何第二天一早把她送到她在哈罗的善良的姨妈家，警方又如何调查并得出医生是在不明智地把玩危险宠物而丧生的结论等等，我不想细细叙述了。这个案子我还不甚明了的地方，福尔摩斯第二天回城时告诉了我。
“亲爱的华生，”他说，“好险啊，因为调查不全面，我做了完全错误的推断。那些吉普赛人的出现；那可怜的小姐临死前的‘band"这个词（说明她在火柴中匆匆看到了那条像花斑带的蛇），这些东西让我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线索。幸好我及时重新考虑了我的推论，当我发现那致命的危险既不能从窗户进来，也不能从门口进来，于是我马上想到那个通风孔和那根拉铃绳上。因为那绳子只是种摆设，而床固定在地上移动不了，所以，它的作用肯定是相当于桥梁，某种东西从通风孔那里顺着它来到床上。这样我立刻想到了蛇，因为医生养了些来自印度的动物。我把两件事联系起来，觉得自己的推理很可能是对的。用一种能发作而无法用化学试验检测出来的毒素杀人是一种很聪明很残忍的手段，只有他这种受过东方式训练的人才能想得到。他以为会瞒天过海。确实，如果哪个验尸官能发现那两个毒牙咬出的小洞，并由此得到致命原因，那他的眼力就非常了不起了。随后，我想到了那声口哨，他用那碟牛奶把蛇训练好了，只要他一吹口哨，蛇就会回来，他必须把它召回来，不然就会被发现。他在他认为最恰当的时候把蛇放出去，让它从通风孔顺着拉绳溜到床上。它也许会咬人，也许不会咬。受害人可能好几天都没事，但迟早会在劫难逃。
“还没进医生的卧室之前我就这么想了。等走进去一看，我发现那张靠墙的椅子有践踏的痕迹，这恰好证明他是为够得到通风孔才踩在上面的。再加上保险柜、那碟牛奶、鞭子，这些把我心中仅有的那点怀疑给一扫而空了。斯通纳小姐听到的金属撞击声显然是她继父匆忙把蛇关进保险柜时发出的。你知道，我一向是用实际行动去证实我的推论的。我听到嘶嘶的响声时，我就马上点亮灯，并使劲抽打它。
“结果让它从通风孔打道回府了。”
“不仅如此，它在另一头咬了它的主人。我那几下抽打激怒了它，所以不管第一个遇到的人是谁，它都会咬的。因此，我对格莱姆斯比·罗伊拉兹医生的死负有间接责任。不过，说实话，我是不会为此而内疚的。”
9工程师大拇指案
在我朋友歇洛克·福尔摩斯解决的案子中，有两件是通过我的介绍而引起他注意的：哈瑟利先生大拇指案和沃伯顿上校发疯案。对机智而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读者来说，后一件可能更有探讨价值。但前一件，开头就很奇特，而且整个事情又很有戏剧性，因此，它很有记述价值。我相信，尽管报纸上登过好几次这个故事，但是，就像其它类似的故事一样，只不过用了半栏篇幅笼统地说了个大概，人们不会怎么去注意。尽管事情过去两年了，但当时的情景给了我很深的印象，我仍然记忆犹新。因此，我想把事实慢慢展开给你看，并且让你一点一点地发现和破解案中的疑团直至了解事情的全部真相，这样你会有兴趣的。
故事发生在我刚结婚不久的一八八九年夏天。那时我重新开业行医，我们曾经共住的贝克街公寓里只剩福尔摩斯一个人了，我不时地去看看他，有时也劝说他去掉他那豪放不羁的习性到我家作客。我家离帕丁顿车站很近，铁路员工有病就找我看，其中一位病人久治不愈的顽疾被我给治好了后，他就到处宣传我的医术，尽量把他能够劝服的每个病人都送到我这里来医治。
一天早上，还没到七点，女佣就来敲门了，她说，诊室里有两个从帕丁顿来的人在等着。我急忙穿衣下楼。经验告诉我，铁路上来的人，一般都是病情相当严重的。我下楼后，我的老伙伴——那个铁路员工从诊室里走出来，并随手把门紧紧地关上了。
“我把他带来了，”他的大拇指朝肩头后指着，轻轻地说：“现在他没多大问题了。”
“这怎么回事？”他的举止让我怀疑他把一个怪物关到我诊所里了，所以，我忍不住问道。
“是一个新病人，”他悄悄地说，“我要不亲自把他送来的话，他会溜掉的。我得走了。大夫，我要去值班，他就交给你了。”说完，我这位忠实的介绍人没等我向他道谢，就急急地走了。
我走近诊室，看见桌旁正坐着一位先生。他衣着朴素，一顶软帽盖在我的书上。他的一只手上裹着块血迹斑斑的手帕。他很年轻，看上去还没到二十五岁，面相英俊而苍白。看上去，他正用全部的精力在抵抗着剧烈的疼痛。
“很抱歉大夫，这么早就来打扰你，”他说，“我在夜里遇上了一个很严重的事故。我是今早搭火车到这里来的，下火车后打听哪儿有好的医生时，那个好心人很热心地把我带到这里来了。我给了女佣一张名片，她把它放在旁边的那张桌子上。”
我把名片拿了起来，只见上面印着：维克托·哈瑟利先生，水利工程师，维多利亚街16号甲（4楼）。这就是这位病人的姓名、身份和住址。“对不起，让您久等了，”我说着，坐到了靠椅上，“看得出您刚刚坐了一整夜的车，整夜坐车是一件很单调乏味的事情。”
“哦，我这一晚可不是单调乏味，”他忍不住靠在椅背上大笑不已，笑声又高又尖，让我很反感。
“别笑了！”我喊道，“镇定镇定吧！”我给他倒了杯水。
然而，他根本不听，还是大笑不已。显然，这是性格坚强的人死里逃生之后的一种失常情绪。过了会儿，他清醒了，精疲力尽，面色更加苍白。
“我出尽洋相了。”他气喘着说。
“哪有呢，你把这喝下去吧。”我在他水杯里掺了些白兰地。他喝了后，苍白的脸红润了些。
“好多了！”他说，“那么，请大夫好好看看我的大拇指吧，或者说，看看我大拇指原来所在的部位。”
他把手帕解开。手掌露了出来。这模样就是铁石心肠的人也不忍心去看的！只见四根突出的手指和一片血红的海绵状断骨肉断面，这里本该是大拇指的部位。但大拇指已被齐根剁掉或硬拽掉了。
“老天！”我叫道，“太可怕了，这伤口一定流了很多血！”
“对，流了很多血。我一受伤就昏过去了，我想我一定昏了好长的时间。我醒来时，发现它还在流血，我把手帕的一端缠在手腕上，并用一根小树枝把它绷紧。”
“你包扎得很好！你真该当一名外科医生！”
“这其实也算是一项水利学问题，在我自己的专业范围内。”
“这是被很沉很利的刀砍的。”我边查看伤口边说。
“像是用屠夫的砍刀砍的。”我边查看伤口边说。
“我想，这是意外事故，是吗？”
“绝对不是。”
“不是？难道有人故意这么残忍吗？”
“是的。”
“太可怕了。”
我用海绵蘸水把他的伤口擦洗干净了，最后用脱脂棉和消毒绷带包扎好。他躺在床上，虽然他不时咬紧牙关，但并没有因为疼痛而动一动。
包扎好后，我问他，“现在感觉好些了吗？”
“您的白兰地和绷带让我感觉自己换了个人似的，原先我很虚弱，现在我好多了，有好多事等着我办呢。”
“我看你最好还是先别想这件事。很显然，这会折磨你的神经。”
“噢，不会的，现在不会了。我得把这事报告警察，但是，老实说，要没这个伤口作证，他们准不会相信我的，这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而我又没有足以证明我没撒谎的证据。况且，就算他们肯信我，我能提供的线索也是很模糊的，他们能否为我主持公道还是个问题。”
“嘿！”我喊道，“如果你真想解决问题，我倒要向您大力推荐我朋友福尔摩斯先生，你不妨先去找他。”
“噢，我听说过他，”我的病人说，“如果他能受理这个案子，我太高兴了，但同时也得报告警察。您能帮我介绍一下吗？”
“不止为您介绍，我还会亲自陪你去。”
“那就太感谢您了！”
“我们雇辆马车一起走，我想还赶得上和他一块吃早餐，现在去您能行吗？”
“行，不把我的遭遇讲出来，我就不舒服。”
“那么，我叫佣人去雇辆马车。我去去就来。”我匆匆跑上楼，简单地跟妻子解释了一下。
五分钟后，我和这位新相识坐上了直奔贝克街的小马车。
不出所料，福尔摩斯正穿着睡衣、叼着烟斗，一边踱步，一边在看《泰晤士报》上的寻人、离婚等启事的专栏。他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叫人拿来了咸肉片和鸡蛋，我们一起饱餐了一顿。吃完饭，他把我的新相识安顿在沙发上，并在他的脑袋下面塞了一个枕头，随后又在旁边放上一杯掺水白兰地。
“看来您的遭遇很不寻常，哈瑟利先生。”他说，“您随便躺着吧，别拘束。说说你的事情吧，累了就歇一下，喝口酒提提神。”
“谢谢，”我的病人说，“医生给我包扎好后，我就好多了，吃了您的这顿早餐后，我感觉全好了。我尽量少占用您的宝贵时间，现在我就开始说我那奇特的经历吧！”
福尔摩斯坐在他的大扶手椅里，一副疲倦的样子把他那敏锐热切的心情给掩饰住了。我坐在他对面，我们静静地听着哈瑟利那很不寻常的故事。
“您要知道，”他说，“我是个孤儿，还是单身汉，孤单一人住在伦敦，我的职业是水利工程师，在格林威治那家有名的文纳和马西森公司的七年学徒生涯中，我积累了干这一行的丰富经验。两年前，我学徒期满。我可怜的父亲去世后，我又继承了一笔很可观的钱。于是我决心自己开业，并在维多利亚大街租了几间办公室。
“我想，谁都知道，第一次独自开业是多么枯燥无味。这对我来说，尤其这样。两年来，我只受理过三次咨询和一件小活儿，这就是我两年来的全部业务。我总共只收了二十七英镑十先令。每天从上午九点到下午四点，我都在办公室里期待着，直到最后，我终于心灰意冷地意识到，永远都没有顾客上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