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1921—1995）出生在一个没落的豪门贵族家庭，其家族辉映着一个王朝的背影，祖父张佩纶，曾任清王朝都察院佐副都史；祖母系主掌清朝内政外交40余年的李鸿章的女儿。祖父母的婚姻轶事，在小说《孽海花》中被敷演成一段才子佳人式传奇。母亲黄逸梵也是显赫家世——父系首任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和后母系的孙家——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孙宝琦。当1920年张爱玲降生时，她的家族已经完全被摒弃于主流社会之外，“遗老”、“遗少”的称谓显现了他们是旧时代的残余物。依靠祖上留下的巨大资产，租界又为其提供了一个“国中之国”，于是在这阴沉的小世界里，一天天地挥霍着祖先的光荣，一天天地虚耗着自己的生命。
张爱玲的父亲继承了不少遗产，1935年左右，他在上海拥有八幢洋房，还有一些古董文物字画，即使不去工作赚钱，也足够维持一辈子的生活。但是这位“遗少”，吃唱嫖赌，吸食鸦片，养妓纳妾，与一班纨绔子弟沉溺于醉生梦死的泥沼，很短的十年内，全部财产化为乌有。至于张爱玲的母亲则是新旧交替中另一种悲哀的传奇。这位出身传统世家的小姐，由于受“五四”新思潮的影响，对男女不平等及旧社会的腐败习气深恶痛绝。生下两个孩子后，因为憎恶丈夫的堕落，愤而远游欧洲留学，学习美术。正式离婚后，又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一带谋生，还有过一个美国男友，但在战争中，死于非命。使一段中国小姐与异族商人的佳话灰飞烟灭。
张爱玲童年、少年、青年时期的家庭仍是富足的。由于父母的思想冲突、生活方式的矛盾激化，经常的争吵、打闹，以及分居、离婚，尤其是父亲的冷漠，使张爱玲过早地体验了人性中残忍的一面：人人都忙于自己的生存，而无法为儿女做一点点的牺牲。她父亲宁愿自己抽鸦片、娶姨太太、买洋车，却不愿为儿女的教育多花一分钱。张爱玲和弟弟，三四岁时，家里请过私塾先生，教其认字、背诗，读四书五经，说些《西游记》、《三国演义》、《七侠五义》之类的故事，后来也学英语和数学。但等张爱玲教会女中毕业之后，希望去英国留学，却遭到父亲的拒绝。由于后母——做过北洋政府总理的孙宝琦的36岁老姑娘，因吸鸦片，虚度青春，变态的生活与思想，对前妻子女是虐待的、歧视的。张爱玲只能穿后母的旧衣，陈旧的不合身材的装束，使正在发育成长的少女，在教会贵族中学一群风华正茂的同伴中，是一种非常难堪、尴尬的心境，大约也就是在这时养成了张爱玲自卑的心理。更为严重的是后母寻衅、挑拨，使其父毒打张爱玲，并被囚禁在灰暗的空房中。她想到了死，而病魔侵扰，父亲也不愿让医生治病。父女间残存的亲情也都淡漠成烟，随风而去，留下的不过是冷漠、残酷。于是1938年初的一个深夜，张爱玲离家出走。离开封建的家庭、专制的家长，希望走向新的天地。投奔到神秘而美丽的母亲身边，她发现如同父亲一样，母亲的心也被另一个男人占据。但是总为女儿生活、求学做了关怀和努力。而当弟弟也从父亲家逃出来，希望母亲收留时，则从经济能力只能负担一个人的教养费为由，无法收留他。经济压力将母爱的天性压抑，留给儿子的也只是茫然的无助。母亲的艰难与无奈，张爱玲是感伤的也是理解的。
张爱玲几经努力，在伦敦大学远东地区的招生考试中，考了第一名。因为战争爆发，去英国梦想破灭，于是1939年去了香港大学，苦读三年，连得了两个奖学金。然而战争降临了，日军的暴行，使她曾触目惊心地看到硝烟下的伤亡。然而她没有谴责，没有控诉，更无战斗的激情，似乎只有冷漠，或平淡的感叹。张爱玲1942年回到已成日本占领区的上海，在那里放射出她一生最为灿烂的光芒。她的成名作、代表作《传奇》中的作品皆在这一时期发表。张爱玲梦寐以求的成名终于如愿。在上海这座孤岛中，她享受着“太平”繁华中的“名人”生活，大街小巷的书店、书摊上炫目地闪耀着她的名字，她也出入各种社交场合及一些权贵的家门，张爱玲也受到普通上海市民的关爱，也更受到日本将领及汉奸文化特务们的欣赏。因为张爱玲的作品也在汪伪汉奸的刊物上发表，因而被推选为出席日本“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代表”。虽然她没有去，但在抗日战争这一时代背景上，显然是很不和谐的。关键问题是在这一民族生死战争中，张爱玲的立场、态度是什么？尽管张爱玲在抗战胜利后曾为自己辩护，表明“我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这可以不算作“汉奸”，但作为一个作家，难道连一点民族的正义感和良知都没有吗？
张爱玲最为难堪的浪漫传奇，是与胡兰成的婚恋。胡兰成浙江嵊县人，是日本占领南京后，成立的汉奸汪伪政府的要员，任过中央委员、宣传部长、行政院法治局局长等，还当过汪精卫的机要秘书，常向汪精卫献计献策。而张爱玲与胡兰成恋爱时，是知道胡兰成比她大十五岁且有妻室的。但张爱玲痴迷人醉，不能自已，毫无顾忌地去爱一个不该爱的人。好景不长。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中国人民沉浸在胜利的欢呼中，对于张爱玲，却是劫难的开始。胡兰成逃到武汉时勾搭上了一个年仅17岁的女护士小周；后来躲到温州去，又有新欢，与年轻寡妇范秀美一见倾心，便做成了夫妻。而这时胡兰成的生活大都靠张爱玲寄钱维持。1946年2月张爱玲从上海到温州看望胡兰成，胡不仅不感激，反而不高兴。胡兰成这样的伪君子，完全忘掉与张爱玲结婚的誓言：“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好。”而是把张爱玲、小周、范秀美等完全看做自愿成为妻妾的。张爱玲实质上不过扮演了一次情妇的角色。胡兰成给予她的仅仅是短暂的男欢女爱的喜悦，并没给她所期待的家庭、责任、安稳等等。张爱玲对胡兰成灰心失望而不得不离婚，临走时，张爱玲对他说了寥寥几句伤心的话：“倘使我不得不离开你，不会去寻短见，也不会另外爱别人，我将只是自我萎谢了！”这几句誓言，除了“不会另外爱别人”一句她没有实现外（后在美国与赖雅结婚），至于“自我萎谢”，张爱玲的生命最后岁月，确是这个状态，不折不扣地对闯进她生活中来的胡兰成这个魔鬼报命了！最后张爱玲写信表明“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并寄了30万元（电影剧本《不了情》和《太太万岁》的稿费），尽了一个妻子最后的责任。然而胡兰成后来撰文说：“竟亦不惊悔”，完全是张爱玲自愿为“妻妾”。张爱玲所喜爱的丈夫，竟然是一个政治上甘当汉奸的败类，人格上道德败坏的小丑。后来胡逃往日本，与大汉奸吴四宝的遗孀余爱珍结了婚，50年代写了《山河岁月》、《今生今世》等书。1974年胡兰成到了台湾，曾引起过轰动，还当过台湾文化大学的“华文终身教授”。但不久，著名诗人余光中著文抨击胡兰成颠倒黑白的汉奸言论，引起文化界的共鸣，群起讨伐他。胡兰成的书在台湾遭到查禁，于1976年悄然返回日本，1981年去世。
张爱玲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社会结构与价值观念的彻底改变，是茫然、惘然，甚而是恐惧。虽然在1950年写的《十八春》，表现出要求进步的倾向，还参加了解放后上海市第一届文学艺术联合会。“当时大家都穿着蓝色或灰色的人民装，而张爱玲却穿旗袍，外面还罩了有网眼的白绒线衣，虽然坐在后排，还是很显眼。”一切仍是格格不入。尽管新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曾对她有过这样或那样的挽留与关照，然而张爱玲的思想、情趣似乎和这个时代、社会难以融洽，终于1952年离开上海到了香港。张爱玲的弟弟的一段回忆颇引发人们回味：“1951年，我记得很清楚，大概是《十八春》连载结束后，有一次我去看她，问她对未来有什么打算？我们虽然不谈政治，但对政治大环境的改变不可能无知。尤其像她那么聪明的人，经历过香港沦陷、上海沦陷、抗战胜利，对于各阶段的变化，一定有她独特的观察和发现。她以前写出‘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这样的句子，解放之后，种种的变化都更激剧，也许她已经预见‘更大的破坏要来’了。我问她对未来有什么打算……但是姊姊默然良久，不作回答。”张爱玲与新社会之间无论如何是不可弥合的，迟早是要走的。
张爱玲在香港为了生存依赖熟练的英语和新从大陆到来的身份，在美国新闻处在香港机构里找到一份工作，搞翻译和写作，她翻译的陈纪莹的《荻村传》和写的带有浓郁政治色彩的《秧歌》、《赤地之恋》，被美国人当作宣传品，到处发行。而张爱玲仍然孤单地面对这茫然的香港社会。失去了人世间的依傍和关心，她是困惑的寂寞的。于是1955年离开香港赴美国。张爱玲非凡的才华和名声，以及显赫的身世，在美国是一无所用的。迎接她的只是陌生的繁华与更深的孤寂，还有谋生的艰辛。幸而大学同学与好友炎樱也在美国，帮她住进了收容贫民的慈善机构——救世军宿舍，与流浪汉、酒鬼等人混杂在一处。1956年2月获爱德华麦克道威尔会为期两年的写作基金，在纽约专事创作，写有中篇《小团圆》等，并未出版。在这个文艺营里，邂逅美国著名左翼戏剧家赖雅——与戏剧大师布莱希特交谊深厚，笃信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并在8月与他结婚。对此人们也有许多猜测与看法：可能是为了经济上的“安全感”。比张爱玲大29岁的赖雅这时早已钱、才双尽，这是她不知道的。所以婚后经济始终不宽裕，想到欧洲等地旅行都成了梦想，而赖雅反倒成了她的生活负担。1961年张爱玲在台湾收集写作资料，赖雅中风瘫疾，因无钱买飞机票，只得先为香港电影公司写剧本，赚够费用才能回美国。1967年赖雅病逝，张爱玲的婚姻从此结束，她只能孤单地寂寞地走完自己的人生。后期虽然有些创作，似乎都没有什么影响，大部分时间投入在《红楼梦》的研究和翻译《海上花列传》之中，作为晚年的精神寄托。
张爱玲的豪华没落的家族背景，传统遗少纨绔子弟型的父亲与比较开明留学英国的母亲长期不和而离婚，自己两次婚姻的不幸与挫折，给她带来的情感的苦涩，以致这些造成张爱玲的孤独、内敛、多疑、惘然的感情状态。这正如她自己所述：“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地威胁。”这种思想性格的状态，人们称之为“文明的末世感”，突出的是她对于“现实的悲观态度”。当然，这是张爱玲关于人生、爱情、文明、世界……追求、挣扎、冒险而获得的一种生存体验。
发表于1944年的小说集《传奇》是其成名作，也是代表作。她的后期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由于所写的并非她所熟悉的生活，而且一改过去竭力避免主观介入的客观描写方法，主观色彩很浓，影响了作品的真实性和艺术性，就审美价值而言，远不如前期所写的小说。尽管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张爱玲篇中，认为《秧歌》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不朽之作”。但《秧歌》问世只能说明张爱玲小说题材有了新的拓展，在艺术上很难说比她过去有什么新的超越。夏志清一方面是偏爱张爱玲，另一方面是对中国进步的革命的现代小说的政治偏见，这在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已多处可见。而张爱玲的小说主要属于20世纪40年代，《传奇》才是张爱玲真正艺术成就之所在。
《传奇》这个作品题名，一方面是张爱玲有感于世俗生活的“传奇”，现实人生、社会生活总有许多让人难以预料不可把握的现象，另一方面，自己的人生就是“传奇”的。因此张爱玲解释《传奇》封面的含义说：“借用了晚清的一张时装仕女图，画着个女人幽幽地在那里弄骨牌，旁边坐着奶妈，抱着孩子，仿佛是晚饭后家常的一幕。可是栏杆外，很突兀地，有个比例不对的人形，像鬼魂出现似的，那是现代人，非常好奇地孜孜往里窥视。如果这画里有使人感到不安的地方，那也正是我希望造成的气氛。”传统生活的女性“很突兀”的现代人极不和谐的画面，是一种迷茫、尴尬和不可理喻，也是一种精神的不安，这畸形的人生与人性，告知我们积淀着社会历史与传统文化等种种复杂因素，这是由作家自身感性体验所积累而生成的创作心理。
《传奇》的主旨肯定不是进行深刻的社会批判，更遑论对这个世界的“改造”。小说呈现一种极为突出而固执的倾向，是对畸形人生和畸形人性的表现和批判，这几乎成了张爱玲小说的一个最为重要的主题。如有被黄金枷锁紧紧套住，牺牲了人生所有幸福和人性所有光明，渐渐走向疯狂和怨毒的女人（《金锁记》、《创世纪》）；有资本主义文化与中国封建主义文化交媾生出的怪胎——沪港上流社会新的“洋场人物”（《红玫瑰与白玫瑰》、《倾城之恋》、《沉香屑·第一炉香》）；有被生活环境和生存方式挤压的心志变态的不幸者（《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也有正常爱情不能实现，被迫供作牺牲的可怜虫（《花凋》、《多少恨》）；还有大批或放荡淫糜或自戕自虐的奇怪角色等等。尽管这只局限于大都市（上海和香港）上流社会这一特定范围，却也从一个侧面、深刻地揭示了冷酷的封建和腐朽的资本主义交撞互渗所造成的人性泯灭，以及人们生存状态的荒诞混乱，从而达到了对中国现代社会殖民化过程中某种时代本质和民族命运的艺术概括与反映。
《传奇》中最初几篇小说是“香港传奇”，以《沉香屑：第一炉香》、《茉莉香片》、《沉香屑：第二炉香》、《倾城之恋》等为代表。
从《倾城之恋》中，我们将会在深层文化意识这一角度发现张爱玲小说独具特色的认识价值和焕发异彩的审美价值。小说的中心人物是两个：范柳原和白流苏。范柳原这个“洋场阔少”，却取了个古色古香的名字；而白流苏这个“深闺少妇”，却取了个洋味十足的名字。故事的中心情节是：白流苏因为婚姻失败，寄居在娘家。哥嫂们既贪婪、狭隘、腐败，又摆出大户人家虚伪的架子。他们榨干了流苏带回娘家的私房钱，便又处心积虑地羞辱她，想赶她出门。而母亲不仅不能呵护她，反而劝她回到离了婚的刚死去丈夫的家里去当“节妇”。摆在白苏流面前的出路，只有再婚。而28岁是尴尬年龄，所幸她的身体仍有诱人的美：“她的那一类的娇小的身躯是最不显老的一种，永远是纤瘦的腰，孩子似的萌芽的乳。她的脸，从前是白得像瓷，现在由瓷变为玉——半透明的轻青的玉。下颌起初是圆的，近年来渐渐地尖了，越显得那小小的脸，小得可爱。脸庞原是相当的窄。可是眉心很宽。一双娇滴滴，滴滴娇的清水眼。”只是一个偶然的阴差阳错的机会，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
范柳原是媒人打算介绍给白流苏的同父异母妹妹的，但在相聚会上，范柳原对流苏却表现为异常的兴趣。华侨富商范柳原，洋味十足，偏偏看上了旧派女人白流苏，这其中的奥妙当然可以探寻。他本来“把女人看成他脚底下的泥”，十分放浪，“嫖赌吃喝，样样都来”，可与白流苏跳了一次舞，却眷恋情深。由于他的幕后安排，让徐太太把白流苏带到了香港的浅水湾饭店，并住在他的隔壁，可谓“居心不良”。但相伴游玩一个多月，他却十分规规矩矩，连白流苏的手都不曾摸过，白流苏感到十分奇怪。但是他故意对印度女人萨黑荑妮公主整日放浪形骸地厮混，来激起白流苏的“醋”意；他故意在一个晚上打了三次电话，不断地调情引逗，激起了白流苏性感的骚动与愤怒。而他始终对白流苏保持着严格的距离。这场追逐、调情的“游戏”，似乎不像逢场作戏，玩弄着白流苏这个“残花败柳”。但白流苏不满，又回了上海。后来范柳原致电白流苏来港同居，似乎还是比较严肃的。白流苏要结婚的念头，无非是想得到某种保障，尤其是“经济上的安全”。正是由于战争的原因，范柳原无法去伦敦而留在香港与白流苏结婚。这像是一本“爱情传奇”，虽然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团圆结局，却蕴含着深重的悲哀。金钱的腐蚀，吞没了的公馆里的手足情、母女情，白流苏以残存的青春和美貌作赌注，渴望获得未来的生活保障，费尽心思要把自己“卖”个好价钱。范柳原的欲擒故纵、反复考察，他考察的是自己付出与所得是否“物有所值”。在文明的废墟上结合的两个人的“传奇”故事，是苍凉的，有着荒诞色彩。
傅雷先生20世纪40年代曾在一篇评论中对《倾城之恋》有过批评，认为是一部失败的作品：“因为是传奇，没有悲剧的严肃、崇高和宿命性；光暗的对照也不强烈。因为是传奇，情欲没有惊心动魄的表现。几乎占到二分之一篇幅的调情，尽是些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者的精神游戏；尽管那么机巧、文雅、风趣，终究是精炼到近乎病态的社会的产物。好似六朝的骈体，虽然珠光宝气，内里却空空洞洞，即没有真正的欢畅，也没有刻骨的悲哀。……总之《倾城之恋》的华彩胜过了骨干：两个主角的缺陷，也就是作品本身的缺陷。”傅雷敏锐的观察，经典性的审美意识，以悲剧性的艺术标准来评析是中肯的。
但是张爱玲并不这样看，她撰文辩白道：“我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倾城之恋》里，从腐旧的家庭走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实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这辩解是有一定的道理的，这里存在着审美标准的差异。这现象被另一位文学家谭正璧发现，在《当代女作家小说选》（1945年上海太平书局）的卷头，选登了《倾城之恋》，在《序文》中评价说：“意识是作品不可缺少的生命，技巧是作品外表面必须有的修饰……有人批评张爱玲的小说的缺点，是好用美妙的技巧来掩盖了她平凡的意识，所以同样是她的成名作品，《倾城之恋》不如《金锁记》，这是一种极苛刻的批判……然而在意识方面，两者实在无从分别它的轩轾，因为故事的发生既有年代的相差，社会又不是冻结不变的化石，所以同样是苦闷，自然有着深浅高低的分别。这相差的程度并不是作者的意识高下的程度。”认为应当允许作品的差异。张爱玲使历史与现实不断的叠映“对照”中寓意，应该是传统的道德世界究竟是如何在商业经济洋场文化的步步进逼之下，不得不半推半就地放弃和卸下自己赖以支撑体面的“虚荣心”的。白流苏和范柳原这对精明人之间无休止的心志较量，那种总是用假话来刺探对方难测的深浅，同时抚平自己内心隐秘的伤痛的心机和生存技巧，这都表明了难以沟通的人际危机，使人们要寻求真正的爱，是不可能的。所以小说中写道：“也许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明明是普通人被历史作弄，却颠倒为美人引起战乱的历史套话，并说“传奇里的倾城倾国的人大抵如此”，赋予“倾国倾城”这个古典成语以现代意义，传奇与现实便有了荒诞色彩。
《倾城之恋》中多次出现“墙”的意象，浅水湾桥边的“一堵灰砖砌成的墙壁”，“那堵墙极高极高，望不见边。墙是冷而粗糙，死的颜色”。这堵“墙”是用来毫不留情地隔开沪港两地那中西文化或不中不西半土半洋人们的难以逾越的鸿沟——“大墙”。然而因为战争隔开范柳原和白流苏的“桥”坍塌了，香港的陷落使一个自私的男子最终和一个自私的女子走到了一块儿。他们的爱情、婚姻到底能持多久呢？有形的“墙”是倒了，然而他们感情之间的无形的“墙”是不是真正的完全不存在呢？“墙”似乎象征着流苏不可改变的命运。
《倾城之恋》的描写大多运用典型的传统手法，通过人物的动作、神态、语言显现人物在特定的环境下微妙心理。但局部也运用现代派意识流手法，如四奶奶与七妹的一段对话：“四奶奶一个人在外间屋里翻箱倒柜寻找老太太的私房茶叶，忽然笑道：‘咦！七妹，你打哪儿钻出来了，吓我一跳！……’宝络细声道：“我在阳台上乘凉。”四奶奶格格笑道：‘害臊呢！我说，七妹，赶明儿你有了婆家，凡事可得小心一点，别那么由着性儿闹。离婚岂是容易的事？……果真那么容易，你四哥不成材，我干吗不离婚娜！我也有娘家呀，……不能靠定了人家，把人家拖穷了，我还有三分廉耻呢！’白流苏在她母亲床前凄凄凉凉跪着，听见了这话，把手里的绣花鞋帮子紧紧按在心口上，戳在鞋上一枚针，扎了手也不觉得疼，小声道：‘这屋子里可住不得了！……住不得了！’她的声音灰暗而轻飘，像断断续续的灰尘吊子。她仿佛做梦似的，满头满脸都挂着尘灰吊子，迷迷糊糊向前一扑，自己以为是枕住了母亲的膝盖，呜呜咽咽哭了起来道：‘妈，妈，你老人家给我做主！’她母亲呆着脸，笑嘻嘻的不做声。她搂住她母亲的腿，使劲地摇撼着，哭着：‘妈！妈！’恍惚又是多年前，她还只十来岁的时候，看了戏出来，在倾盆大雨中和家人失散了。她独自站在人行道上，瞪着眼看人，人也瞪眼着她，隔着雨淋淋的车窗，隔着一层无形玻璃罩——无数的陌生人。人人都关在他们自己的小世界里，她撞破了头也撞不进去。她似是魔住了。忽然听见背后有脚步声，猜着是她母亲来了……一开口，却是徐太太的声音。”其中旁敲侧击地挖苦、刻薄流苏，而又被其听到后的一大段心理描写，以梦幻与儿时回忆交叉来展示人物的心灵，儿时回忆又突出了人物的“感官印象”，“一层无形的玻璃罩”好像又不是儿时的直接感受，分明蕴含着对现实处境的一种特殊心理。“脚步声”又是徐太太进屋的前奏，而白流苏却仍沉浸于自己儿时的感受中。传统旧小说情调与现代艺术趣味的和谐，是张爱玲小说的基本艺术特色。
《传奇》中的另一类小说是“上海传奇”，以《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花调》、《鸿鸾禧》、《桂花蒸·阿小悲秋》等为代表。
《金锁记》是张爱玲的代表作。它在一个世家望族30年间日趋溃败衰落的历史背景中，描写了一个有着不幸婚姻遭遇的女子心理变态的故事。大约从民国初年起至40年代初，小说详尽地刻画了主人公曹七巧心理变态的发展过程，它使我们看到封建制度和黄金枷锁如何把曹七巧从一个人变成了“疯子”，而她又“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由这个“疯子”的心理，去窥探这个“疯狂的世界”。
曹七巧是一个开麻油店的掌柜的女儿，十八九岁做姑娘的时候，七巧喜欢的“有肉店的朝碌，她哥哥的结拜弟兄丁五根、张少泉，还有沈裁缝的儿子”。由于哥哥的贪财趋势，也由姜家需要一个“死心塌地服侍二爷”的年轻姑娘，这桩极不和谐的婚姻，就造成了小家碧玉而高攀了簪缨望族。曹七巧嫁的丈夫是一个患骨痨病的残废人，陪着这堆“没有生命的肉体”，是得到了姜家“正头奶奶”的名分，却失去了精神上的幸福与自由。作为官宦世家的姜家的“正头奶奶”，出身低微是被“屋子里的人都瞧不起”，就连女佣也背后流短飞长地排议她。七巧为了稳固自己在姜家应有的地位，她唯有以麻油店经营而具有的市侩习气，本能地操起“剃刀片”似的嘴，与来自各方面的围攻相抗争；另一方面，封建大家庭的巨额财产培植了她的贪婪心理。这样经由市侩气和封建性的双重熏染，身处多种压抑之下，曹七巧终于演变为封建大家族中的一个畸形的变种。她生活无聊乏味，抽大烟解闷；有不可言喻的性苦闷，“当着姑娘们，一点忌讳也没有”大讳姜家的“内言不出，外言不入”的家规；她把情感寄托在轻薄浮浪的三爷季泽身上，与之打情骂俏，而这位寻花问柳的纨绔子弟，却不敢染指，更使她心旌摇荡；对人当面奉献过分的热情，背后搬弄着无端的是非，以及擅长无所顾忌的冷嘲热讽等等，构成了七巧似疯未疯的变态性格。
曹七巧以十年的青春，熬死了残废瘫痪的丈夫，熬死了掌管家政大权的婆婆，终于在这个姜公馆望族中赢得了新的生存地位。她获取了梦寐以求的东西后，积淀已久的鄙俗愈加无节制地流淌。未分家前，七巧的市侩化的庸俗性受封建伦理道德与家族法规的双重制约，那只不过是似疯未疯的初步变态性格。而分家后，心态扭曲的久被压抑的七巧，挣脱了以往的束缚，失去了监控，一天天变成了一个极为冷酷、贪婪、乖戾的人。半生苟活换得的可观遗产，对这些财产的掌管与保护，便成为她后半生的生活目的。原先，她是被黄金“异化”的人的利用物，现在，她给自己套上黄金的枷锁，走上人性“异化”的歧途。面对黄金，她敏感，她疯狂。当她曾爱过的三爷姜季泽登门请求叙旧情，并建议她卖掉乡下田地、典下别处寓所时，七巧认为这是对她的黄金家产不怀好意，愤然逐出；她疑惑侄儿春熹与女儿长安的玩耍，是企图以攀亲的方式霸占她的家产。她狡诈残忍地拆散女儿长安与男友的恋情。这是一种阴鸷的畸形的人性，变态自虐而又恣意虐人。她成为扑杀人间幸福与和谐的虐待狂。儿子长白学着叔父季泽的样子寻花问柳。七巧为他娶亲，教他抽鸦片烟，以便在身边羁留住这个唯一可供亲近的“男人”。她在烟榻上逼迫儿子长白供出床单秘闻，又向亲朋好友传播，使儿媳妇羞愧难当、抑郁成疾，一病不起。在七巧的小天地里，她以暴发者的权势和守财奴的变态心理，建筑起幽冷、疯狂的世界，不给自己快乐，也不给她的子女快乐，埋葬了他人，也埋葬了自己。曹七巧从“人”变成“魔鬼”的过程，她的变态的心灵历程，实际上是呈现了人性的被践踏、被戕害到人性的扭曲和最后人性的灭绝的过程。这是令人心灵震颤的人性悲剧。
《金锁记》在艺术上的成就，首先是运用弗洛伊德性心理学说，对人物的心理，特别是变态心理的刻画与表现。曹七巧的不幸婚姻作为一个解不开的“情结”，始终是她心理活动的重要内容。但在表现人物的内心活动时，作者不是静态的描写，而是将人物心理转化为人物的具体行动。比如，有一次兰仙（三太太）在场妨碍了七巧向季泽撒娇调情，七巧便“嘴里说笑着，心里发烦，一双手也不肯闲着，把兰仙揣着捏着，捶着打着，恨不得把她挤得走了样才好”。几个小小的动作，曲折地传递出七巧下意识里对兰仙的妒忌，渴望季泽的感情赋予。当谈到与瘫痪者的生活时，情绪的波动使她无力完整诉说，她只是“顺着椅子溜下去，蹲在地上，脸枕着袖子，听不见她哭，只看见发髻上插的风凉针，针头上的一粒钻石的光，闪闪掣动着……她的背影一挫一挫，俯伏了下去，她不像在哭，简直像是在翻肠搅胃地呕吐”。生理的厌恶，心理的悲痛，情感受压抑而无法畅快发泄，尽包孕在无言的动作中。被耽误到30岁的女儿长安，幸而与留学德国归国的童世舫谈起恋爱了。她却大骂女儿“多半是生米煮成了熟饭”，“火烧眉毛，等不及要过门！”尽管女儿因恋爱而戒绝了鸦片，但她为斩断女儿长安的情丝，宴请长安恋人童世舫时，却故意“轻描淡写”地重复长安抽大烟的话题，什么“她（长安）再抽两筒就下来”，什么“也不是没有戒过，身子又娇，又是由着性儿惯了的，说丢，哪儿就丢得掉呀？戒戒，抽抽，这也有十年了”。这便使一个留学生心目中幽娴贞静的中国闺秀小姐，变成一个不堪思议的鸦片鬼。乖戾行为的心理，使七巧作为母亲竟用尽心思乃至不惜说谎来断送女儿的终身幸福，真让人“毛骨悚然”，产生难以想象的悲剧感。
其次，意象新鲜丰盈，颇有象征意蕴。意象是“立象以尽意”的一种方式，是主体与客体的审美契合。和形象的区别，就在于他体现出更为鲜明的作家的主观性，通过具体传神的形象描绘，实现作家难以言说的思想感情的传达。《金锁记》中，人物总是有意无意地“抬头望月亮，低头看镜子”。月亮在本篇中成了一个意象系列组合。小说一开端就写道：“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是的，作品中的月亮总是带着点幽冷、凄凉的意味，因为小说叙述的是一个苍凉的悲剧，月亮的幽冷、凄凉是与悲剧故事的色调相合的。例如长安屈从母亲的淫威决定退学的那天夜里，“窗格子里，月亮从云里出来了。墨灰的天，几点疏星，模糊的缺月，像石印的图画，下面白云蒸腾，树顶上透出街灯淡淡的圆光”。这是从长安泪眼中所见的模糊的月。而在七巧强要儿子长白烧一夜的烟，离间他与妻子关系的那个晚上，“隔着玻璃望出去，影影绰绰乌云里有个月亮，一搭黑一搭白，像个戏剧化狰狞的脸谱。一点，一点，月亮缓缓的从云里出来了，黑云底下透去一线炯炯的光，是面具底下的眼睛”。这是带有一种阴冷逼人的恐怖的色调。长白的妻子芝寿受着精神折磨，她看见“今天晚上的月亮比哪一个都好，高高的一轮满月，万里无云，像是黑漆的天上一个白太阳”。黑白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显出了这个世界的怪诞。小说的结尾又照应开端：“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月亮依然照人间，悲哀故事完不了。这是张爱玲以悲观主义看待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月亮在不同场景出现，造成了不同意象意蕴，无论是比喻性意象，象征性意象，还是通感性意象，目的都是显示人物情感、文本苍凉的特点。
第三，在艺术结构形式上，张爱玲的小说既有我国传统小说的纵式结构，也有西方小说截取生活横切面的横式结构。《金锁记》兼具了“情节小说”和“性格小说”两者的长处，显示了张爱玲结合中外融化古今，锻造出一种新颖的小说艺术结构形式的才能。小说写曹七巧的一生，时间跨度相当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相当复杂。采用了单线纵式结构，以曹七巧的生活经历为线索，紧凑而明晰。作品开头以苍凉的月光描写，点明了故事发生的时代，提示了人生的艰辛，制造了一种荒凉的气氛。故事的结尾，七巧去世了，长白、长安分了家，又以苍凉的月光结束，头尾照应，新颖别致，不落俗套。而作品的主体内容是揭示七巧变态心理及其人性异化的发展过程，传奇味浓。或奇异，或惊悸，或恐惧，或讽刺，几乎处处皆是令人战栗的性格悲剧的画面。
张爱玲作为杰出的小说家，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傅雷先生有过精辟的鉴赏与评价，五十年代美籍华人夏志清先生更是无限推崇地肯定了她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重要地位。八十年代以来大陆的“张爱玲热”也充分突现张爱玲艺术世界的独特和成功。但是，也应该看到张爱玲创作是有缺陷的，有局限的。早就有傅雷先生指出过，后又有台湾著名评论家唐文标先生于七十年代发表的《张爱玲早期作品长论》批判过，今天在读张爱玲作品时，在感悟张爱玲独特的艺术感觉和审美表达才能的同时，要看到她小说中的世界太狭小，太特殊，是遗老遗少生活的上海租界区；这个“张爱玲世界”充斥着庸俗、冷酷、虚伪，作家也鞭挞了这一切，但与这一世界的血缘亲情使她并不真心希望它走向灭亡，顶多不过是无可奈何的悲哀和伤感。中外文学大师，描写畸形人生和变态人性不乏其人，卡夫卡以现代人荒谬错乱的生存环境为背景，以警醒世人尽早逃离盲目的乐观和浅薄的自信，去痛苦地追寻超越困扰的内心世界。陀斯妥耶夫斯基更重于逼拷畸形人生的卑污灵魂，以揭示人的自我堕落对人的生存困境所承担的同谋责任，从而被誉为最伟大最严厉的人类灵魂的审判者。鲁迅更是在对阿Q畸形人格的剖析中，投射进深邃的历史意识和哲理意蕴，成功地雕绘出一个沉默而麻木的灵魂，具有一种深刻的永恒的认识价值。张爱玲无法与他们相比，究其根本原因，她仅仅局限于从一种纯粹的自我经验中汲取创作题材，或者说，她的艺术情趣中心只牵系在自己生活过的那个空间，她过分迷恋于此，为了这个封闭的“世界”，不再与外界交往，并在此获得倾泻的满足。张爱玲是经历了社会现实的大动荡、大变革，但她陶醉在日伪沦陷区的上海租界区的生活描写，使作品缺乏一种深刻的历史主动精神，因此无法获得一种真正深刻而永恒的意义。我们阅读时，还要特别警惕其小说宣传的失败主义、颓废哲学、混世人生的描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