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野草》是鲁迅的一部独语体散文诗集写于1924年至1926年间。这段时间是鲁迅最为苦闷彷徨、反抗绝望的日子。一是因为社会斗争的无助与孤独。“五四”新文化阵营的分化，所谓“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这么变化”。反动封建文化势力又得以大张旗鼓地占据社会舞台。二是北洋军阀政府更加反动，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撑腰下，段祺瑞执政府使中国陷入了最黑暗最反动的时期。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和“女师大事件”等。三是由于兄弟失和与婚姻爱情的折磨。鲁迅与其大弟周作人情同手足，并给予周作人求学、工作以及生活很大的帮助与关爱，但因家庭琐事，亲情不再，兄弟失和，这对深受传统伦理观念影响的鲁迅来说，是很伤心的。并因搬家、找房的劳累而肺病复发。而婚姻是母亲为之包办，为了不让朱安遭社会的遗弃，鲁迅努力维护着一种形式上的婚姻。“女师大事件”后，与许广平由通讯而进入恋爱。对此鲁迅是既欢欣、温暖，又痛苦、忧伤。他难以推绝这“天外飘来”的爱，又觉得这是“非分非法”之情。因为他有一个名义上的太太，而且自己比许广平大18岁。在爱的鼓舞的同时，又哀痛、矛盾，莫可名状。
《野草》共收入散文诗23篇，1927年4月在广州编定，并写一篇《题辞》，实为24篇。各篇都有其独立的思想意义，总体内容是丰富的。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表现了作者孤军奋战和韧性的战斗精神，以及对光明未来的向往与追求。如《秋夜》、《过客》、《这样的战士》、《淡淡的血痕中》、《雪》、《好的故事》等篇。第二类，对反动统治阶级的抨击和对社会痼癖的批判。如《乞求者》、《我的失恋》、《复仇》、《复仇（其二）》、《狗的驳诘》、《失掉的好地狱》、《立论》、《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等篇。第三类，反映思想上新与旧的矛盾。表现灵魂深处的自我解剖精神。如《影的告别》、《希望》、《风筝》、《死火》、《墓碣文》、《颓败线的颤动》、《死后》、《腊叶》、《一觉》等篇。
解读《死火》
作品以拟人化的方法写一团“被人遗弃”的“火”，在寒冷的冰谷中凝结成为冰一样的“死火”，后被“我”的温热惊醒，但他却面临着或“将烧完”或“将冻灭”的两难选择，最后他果断地选择了“烧完”！
全文可分六部分。第一部分共三个自然段：“我梦见自己在冰山间奔驰”，到“但我忽然坠在冰谷中”，写“我”生活在像冰山一样的冰酷社会，如走进了一个上天无路、下地无门的绝境。
第二部分共两个自然段，写“我”在一片冰冷青白的冰谷中发现了死火，在黑暗里，把冰谷的四壁映照得红光四射。“成红珊瑚色”，非常美丽，“我”在这冰谷中看到了“火焰”的光芒。
第三部分共四个自然段，写在这冰的世界里，一切生命都冻僵了、窒息了，忽然看到好像“洪炉喷出的烈焰似的死火，抬了起头，指头焦灼，塞入衣袋”。“我”思索着走出冰谷的法子。
第四部分共四个自然段，写死火被装入衣袋中，得到了“我”的温热，恢复了生气，燃烧了起来，这时“冰谷四面，又登时满有红焰流动，如大火聚，将我包围”。这给生命带来了希望，给生存以奋斗争取走出困境的力量。
第五部分共八个自然段，写“死火”和“我”的对话，从而得知，“死火”早先被遗弃在冰谷中，几被冻死，现因得到“我”的温暖而惊醒。可是“死火”却又处在两难境地：如随“我”出冰谷，将烧完，如被留下，即将冻灭。当“我”断言“我要出这冰谷”的时候，死火亦立即断言：“那我就不如烧完”，表现了视死如归的精神。
第六部分是最后两个自然段，写“我”与死火一同冲出冰谷口外，那凶恶的“大石车突然驰来”，“我”被碾死，但也看到那车坠入冰谷，同归于尽，真令人兴奋解恨啊！而死火既跃出冰谷，人类就有希望了。
这篇散文诗，冰谷、死火、大石车、火的冰结和重燃，显然都有象征意义。冰谷当是象征冷酷的旧世界，大石车当是象征反动势力。死火的形象，与其把它理解为代表具有其特定思想状态的精神品质的热血青年或革命者，不如把它理解为“冷却了的对未来的希望”（或激情和理想）。死火曾以“炎炎的形”给黑暗的冰的世界带来希望和光热（“呈红珊瑚色”），但黑暗世界太冷酷了，“冰谷未化”，它反倒被冻结。现在被“我”的温热，将它惊醒，愿和它一块走出冰谷，使之“永不冻结，永将燃烧”。理想虽未必能实现（“我将烧完”），但与其“冻灭”，“不如烧完”。死火逃出冰谷，则是“我”的希望。而“我”愿意牺牲，但希望未来的世界有光明，声援一切生命，呼唤青春，和大石车同归于尽。显示了鲁迅一种不屈的精神，也可以理解为在困境中的一种生命形态。
《死火》中“死火”在冰谷中，既怕被带出冰谷，以致烧完，又怕留在冰谷，以致冻灭，所面临的是一个“冻灭”与“烧完”的两难选择。鲁迅以这样的两难选择象征着人的生存的困境的两难境地，也是作者自己放下武器、决非情愿，继续战斗、又纳闷于“新的战友在哪里”的两难境地。
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只能在“冻灭”（“坐以待毙”）与“烧完”（“垂死挣扎”）做出选择。也就是说，无论我们是努力奋斗（“烧”“挣扎”），还是什么事也不做（“冻”“坐”），最后的结局都是死亡（“灭”“完”），这是任何人都不可避免的命运。那么，是不是“冻灭”与“烧完”两种选择之间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呢？不是的。尽管最后的结果都是完，但在“烧”的过程中，毕竟发出灿烂的光辉，并给人类带来光明；而“冻”的过程中，却什么也没有。价值与意义，不在于“结果”，而体现在“过程”中。因此，死火最后做出的选择是“我就不如烧完”。这是一种重视过程而不重结果的人生哲学与人生选择。而只能在“冻灭”与“烧完”两者之间作出选择，这本身也揭示了人的生命存在的无奈与悲剧性。
解读《影的告别》
《影的告别》以荒诞的构思，写人的影子向人告别，离奇诡谲，如怨如诉，给人新奇而惊悚之感。人的影子，向人告别，就是它不愿意跟随人了；它不愿意做一个不明不暗的影，偷生苟活于不明不暗的境地。它也知道离开了人，势难存在：不是被光明消失，就是被黑暗灭亡；但是它不愿意彷徨于明暗之间，它宁愿被黑暗吞没；使人和其他影都不在黑暗里，黑暗世界全属于他自己。这可理解为对自我原有的一切彻底否定。这正是鲁迅自我的思想在交战。1924年前后北京在军阀腐败政治统治下，社会的险恶与混乱，“五四”狂飙突进的文化革命远去，鲁迅陷于彷徨、悲愤的境地，所以他“不愿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别人。何以不愿，则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之故”。所以“影的告别”痛苦地道出了处在历史中间状态中人的生存环境的悲凉与无奈。
全文作者以空间隔行来分段落。
第一部分，写影向人来告别，告别以后到哪里去呢？天堂、地狱和将来的黄金世界三个地方，它都不愿去；因为其中都有它的不乐意的东西。天堂是骗人的，地狱太苦了，同时也是骗人的；将来的黄金世界也是没有根据的幻想，正如鲁迅给许广平信中所说：“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而对于‘现在’这一题目，都缴了白卷，因为谁也开不出药方。所有最好的药方，即所谓‘希望将来’的就是。”这一部分说明影下定决心要告别，宁愿无地可以彷徨。连用十一个“我不”表明坚决的态度。第二部分，写影决定要告别而沉没在黑暗里了，因为不被黑暗吞并，也要被光明消失。这里连用三个转折连词“然而”，强调生存的困境：作为新文学运动的先锋，必然为复古者所不容（黑暗会吞并我），而在抗争旧文化斗争的胜利，也就意味着意义终结（光明又会使我消失）。这就痛苦地道出了生存环境的悲凉。
第三部分，以“然而我终于彷徨于明暗之间”承上启下，表明所彷徨的“明暗之间”是黄昏还是黎明仍不知道，姑且喝干一杯离别的酒而远行。倘若现实是黄昏，不久就是黑夜，影会沉没；是黎明，不久就是白天，影也消失。“我”终于选择了牺牲，选择了战斗。
第四部分，写我不再犹疑了，灭亡就灭亡吧！“我将向黑暗里彷徨于无地”，宁愿走向无地可以彷徨的黑暗，被黑暗沉没，也不愿苟活偷生于明暗之间了。按常规，告别总是应该留点纪念品的，没有，只有“黑暗与虚无”。鲁迅曾说过：“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常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作绝望的抗战”。这部分连同两个“我愿意”，强调选择的坚定意志。
第五部分，写我独自远行，被黑暗沉没，宁愿为光明献身的牺牲精神，这也是鲁迅先生为生命的独立与自由而奋斗的生命哲学。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看到了“影”和“人”的矛盾，亦看到了影本身的矛盾：“我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如在黑暗里沉没”，“然而我终于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知道是黄昏还是黎明”。这是和鲁迅当时的思想、心志分不开的，在《题彷徨》诗中说：“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正和《野草》心情相同。影的悲壮的为光明献身的精神，使我联想到鲁迅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的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解读《腊叶》
鲁迅在《〈野草〉英文译本序》中说：“《腊叶》是为爱我者的想要保存我而作的。”据孙伏园说，当鲁迅把这篇原稿交给他看时，他便问：“何以这篇题材取腊叶？”鲁迅答道：“许公很鼓励我，希望我努力工作，不要松懈……；但又很爱护我，希望我多加保养，不要过劳，不要耍狠。这是不能两全的，这里面有矛盾。《腊叶》的感兴就从这儿得来，《雁门集》等等都是无关宏旨的。”许公即许广平。可见这是一篇关于“爱”的文章。
全文分三段。第一段，叙述从《雁门集》中“忽然翻出一片压干的枫叶来”，交代腊叶的来历。
第二段，叙说去年深秋收藏一片枫叶的经过。深秋，夜晚，霜降，木叶凋零，是肃杀的季节。小小的枫树转红，部分枫叶通红，最多的是浅绛，有的在绯红的地上还带着几团浓绿，程度不同，色彩各异。但有一片引起了“我”分外的注意和关怀，他“独有一点蛀空，镶着乌黑的花边，在红、黄和绿的斑驳中，明眸似的向人凝视”。于是将这将坠的被蚀而斑斓的颜色暂得保存才夹在书中。
第三段，叙写初冬“今夜”发现去年这一片腊叶的情况和心情。它的“红、黄和绿的斑驳”的颜色，业已消失；“眸子也不复似去年一般的灼灼”了。这种经过严霜折磨或锻炼的病叶，斑斓的颜色尚且“只能在极短时中相对”，更何况那些经不起严霜折磨或锻炼的葱郁的叶子呢。不消说，都早已“飘散”。
这篇文章构思的特点，正如许广平所说：“那假设被摘下来夹在《雁门集》里的斑驳的枫叶，就是（作者的）自况。”显然是有着象征的色彩与隐喻的意味。人的生命与自然的生命是一样的，就如这片枫叶一样，有“青葱”的时候，也会“有一点蛀孔”，更会退去颜色，变成“黄蜡似的”，而且“旧时的颜色”必在后人的“记忆中消失”，所以不必珍惜这片病叶。这是一种对生命超然的态度。人的生命也会出现“蛀孔”，甚至“镶着乌黑的花边”——这是病痛与死亡的象征，但它却“在红、黄和绿的斑驳中”——美好生命的象征，“明眸似的向人凝视”——象征坚持不屈的生命虽死或有病痛，但它在美好的生命中显得更灿烂、更美丽，这咄咄逼人的“凝视”，体现了鲁迅顽强的生命姿态。
二
《朝花夕拾》收入鲁迅1926年所写的10篇回忆性散文，原题“旧事重提”。1927年改称今名并专写了《小引》和《后记》而出版。这些叙事散文虽不是鲁迅早年生活思想的全面回忆，但可以看到其思想形成的轨迹。首先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极为珍贵的有关作家本人的传记材料。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父亲的病》、《琐记》、《藤野先生》等；其次这是一部具有风俗资料价值的近代中国社会风貌的记录，如《二十四孝图》、《无常》、《五猖会》、《范爱农》等；第三，以鲁迅少年时代自然纯真的兴趣和朴素感情来表现他对美丑、是非、善恶的观感，如《狗·猫·鼠》、《阿长与〈山海经〉》等。作家以简朴明快如行云流水的笔调，写下了声情并茂的篇章，以旧事来反顾历史，反顾文化，融入了自己丰富的生命体验。
解读《阿长与〈山海经〉》
在《朝花夕拾》集里，《狗·猫·鼠》、《五猖会》、《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篇中都写到阿长，本文则是集中描写她的一篇。
长妈妈是怎样的一个形象呢？阿长“是一个一向带领着我的女工，说得阔气一点，就是我的保姆”。她踏死了我的隐鼠，却说谎话，推咎于猫；她又喜欢切切察察，说长道短；还有许多“规矩”、“道理”：人死了，必须说“老掉了”；死了人、生了孩子的屋里，不应该走进去；晒裤子用的竹竿底下，是万不能过去的；元旦醒来开口一定要说“阿妈，恭喜”等等，令幼年鲁迅讨厌和麻烦。但长妈妈乐此不疲，她还善讲故事，很吸引人。不过讲“长毛”故事时，就正邪不分，把反抗封建统治者的农民起义军和土匪盗贼混在一起了。更可笑的是她自信有能使大炮爆炸的“伟大神力”。这些都说明她有封建礼教、迷信思想和一些不良习惯。但这位阿长却又是一个勤劳、善良、爽朗、纯朴的劳动妇女，对幼年鲁迅关怀无微不至。鲁迅对《山海经》的渴慕是从远房叔祖那里引起的。在那里看到陆机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花镜》等，照理从“胖胖的”和蔼老人那里得到《山海经》是并不难的。但是他“很疏懒”，可望而不可即。叔祖太太更是一个不近情理的粗蛮女人。于是爱美的、爱看图画的幼年鲁迅就有了心事。找人问人，谁也不肯关心帮助。买呢，又没有上街的机会。然而独有长妈妈这个连《山海经》说成“三哼经”的不识字妇女，竟利用告假回家的机会，用自己辛苦劳动所得的微薄工钱，为鲁迅买来了这部“最为心爱的宝书”。这是多么使人感动。作者禁不住赞美她的“伟大的神力”。
近30年以后，作者还不能忘掉这位长妈妈，虽然也写出了她迷信落后的东西，进行了批判，但那是善意的，委婉的，同时那些旧思想正是封建统治阶级长期奴役人民的见证，对阿长这样的受害者则始终寄予深切的同情。而使作者不能忘怀的这份恩情，发出“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灵魂！”这样强烈的祝福。
这篇散文结构严谨，首尾呼应。以“我”对长妈妈的感情变化过程为主线，变化起伏，层层推进，丝丝入扣，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和深长的回味。对主要人物阿长的叙述，饶有风趣，对她的麻烦的礼节“并不令人讨厌”，却是“含着笑意”的批评。结尾朴实叙述，倾注了作者深厚悼念之情。作者善于运用富有特征的细节，寥寥几笔，就勾出鲜明个性。
三
解读《灯下漫笔》
《灯下漫笔》写于1925年，收在《坟》中，这是一篇杂文。是对封建复古派的有力回击，是对中国人的奴性心理及其造成这种心理的封建等级制度的深入彻底的批判。
全文分两节。第一节先通过十年前袁世凯称帝时，钞票贬值，人们在“乱世”中只求苟安苟活的一段往事追述，提出了一个寻找这病态的国民心理的历史与文化根源的问题。
鲁迅以自己当时的切实感受，以钞票大幅度贬值折换银元，本属损失，反作幸运而苟安，以这种奴性进行反思：苟安的奴性心理的历史根源在哪里？鲁迅彻底解剖几千年的“文明史”，作出了一个著名论断：“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屡见不鲜的。”用现代人的历史观，扫除了钦定史书的脂粉，指出“乱世”与“治世”本质是一样的。所不同者“乱世”时人民遭“官兵”与“强盗”的杀戮，“乱离人不如太平犬”；“治世”时人民受“奴隶规则”即专制制度的奴役。对这样历史只能这样认识与概括：“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鲁迅道出了这一历史的秘密：长期封建主义的奴役统治在人民身上积淀的苟安心理惰性，使封建社会成了一个超稳定的结构，难于改革。从辛亥革命到军阀混战年代，历史循环，复古主义反改革思潮抬头，鲁迅寄希望于青年：“无须反顾，因为前面还有道路在。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代青年的使命。”这应该是扬弃了苟活苟安的求稳守旧心理而焕发出创造精神的自觉的时代。
第二节由社会批评转入文明批评，进一步寻找造成苟安心理的文化历史根源。引用鹤见祐辅的《北京的魅力》，代表了殖民主义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感受，而国粹派要保存这所谓国有文明的“魅力”，不过是正视现实社会的危机，不承认传统文化已经没落腐朽需要改革的事实。鲁迅引用《左传昭公七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说明社会制度造成劳力者永远逃不出奴隶的下场，所以“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因此鲁迅热切希望青年“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这样“第三样”的时代才会到来。
所谓“漫笔”即是随笔式的纵意而谈，不拘一体，这种文体的特点主要表现为议论是杂感式的。这篇文章以抒情进入论证，又在论证中抒情，逻辑力量与情感力量糅合在一起，产生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其次是象征性的比喻。用“人肉筵宴”显现人们看不见的人吃人精神现象，不仅仅是修辞意义上的比喻，而是文学的形象思维。
解读《女吊》
《女吊》发表于1936年，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1926年鲁迅写了《无常》（收在《朝花夕拾》中），是绍兴民间迎神赛会目连戏中的“勾魂鬼”，负责惩戒在现实中没有受到惩戒的恶人，是阴间“真正主持公理的角色”。又在同一时期写了小说《铸剑》，借古代的传奇故事，表现刚烈的复仇精神。十年后又通过《女吊》，写了“一个带有复仇性、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鲁迅的文章不是写传说中的女吊，而是写戏台上的女吊。
文章开端先说明“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古有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今有鉴湖女侠秋瑾，这是鲁迅引以为自豪的。正是这些先贤的感召，绍兴人创造了有复仇精神的女吊，即吊死鬼。按西方宗教教规自缢者是不能得到尽合礼仪的安葬的，然而在这里人们却尊之为“吊神”，那原因就在她有冤必申，有仇必报，值得同情。
文章紧接着写戏的开幕前的起殇仪式，然后是男吊的表演，有着专业戏曲演员的惊险而杂技式的动作，令那些“缓缓的吃过夜饭，喝过茶，闲闲而去”的看客去咀嚼、鉴赏别人的痛苦，这是一种麻木、扭曲变态的审美心理。
文章第三部分是“跳女吊”。“门幕一掀，她出场了。大红衫子，黑色长背心，长发蓬松”，“石灰一样白的圆脸，漆黑的浓眉，乌黑的眼眶，猩红的嘴唇”。这异常美丽的形象，常常刺激着人的视觉，震撼着人的心灵，感到这是一个无所畏惧、定能战胜一切的勇士。这是鲁迅要赞美的复仇精神。
文章最后说到“中国的鬼还有一种坏脾气，就是‘讨替代’”。这样就忘记了复仇，显然，女吊原有的原仇精神已被扭曲，被消解，这是鲁迅所反对的。在行文上与开头女吊出场相呼应。
鲁迅叙写鬼蜮的笔触不时跳到人世。如真假鬼魂打仗，假鬼落下台来，赶紧洗去粉墨，又挤在人群中，便加以类比：“就如要人下野而念佛，或出洋游历一样，也正是一种缺少不得的过渡仪式。”当叙述女吊打扮和复仇行为时也顺便讽刺一下文坛的“鬼魅们”：“自然，自杀是卑怯的行为，鬼魂报仇更不合于科学，但那些都是愚妇人，连字也不认识，敢请‘前进’的文学家和‘战斗’的勇士们不要十分生气吧。我真怕你们要变呆鸟。”结尾处鲁迅介绍了绍兴防吊神的风俗，即村妇们刮锅煤不使其成为一个圈，是为了避免它像那诱人自杀的圈。其心理不是怕复仇，只是对付讨替代。鲁迅早就说过中国人受到了屈辱，不是向“强者反抗”，“反在弱者身上发泄”，以“转移”自己的不幸。这就是“讨替代”，这也是中国的“国民性”了吧。这也是“女吊”反抗的局限性，正是作者传达给我们的一件历史的悲凉感。在文末显示题旨“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鲁迅仍把他愤怒的火喷回现实中的帮闲者们。同时隐藏在背后的“他者”也突然浮现：鲁迅对女吊的回忆，从中吸取反抗的力量，必然要回到现实，这就是鲁迅的精神。
参考书（篇）目：
1.彭斌柏：《重读〈朝花夕拾〉》，刊《鲁迅研究月刊》1991年第四期。
2.黄乔生：《〈阿长与山海经〉解说》，收入《走进世界〈散文卷〉》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1995年。
3.王景山：《〈野草〉心读》，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4.李文儒：《〈灯下漫笔〉解说》，收入《走进世界〈杂文卷〉》，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
